何清涟

最近，吴思先生以访谈形式谈了自己对中国时局的看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曾写出《潜规则》那样通透的历史观察的吴思先生，竟然援引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大赦制度，希望以赦免权贵与官员腐败之罪来赎买政改，以此卸下中国官员群体的腐败包袱，“荡涤污秽”，“与民更始”。苦心若此，只能说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治，关心国家前途的知识精英殚精竭虑，吴思才想出这招“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特赦腐败赎买政改之议是帖时不时拿出来吆喝的老膏药。就我所知，90年代初期北京就有人提出，并且认真付之讨论过。大意是：以某个时间线为断，此前的不追究，此后的则一律严惩。大名鼎鼎的张五常在2000年更是写过一篇“三种社会体制”，为中国开出“药方”：建立一种按权力等级序列贪污的制度，让权贵与官员的腐败合法化，以此减少改革阻力，赎买政改。 付之实践或广为报道的“赦免腐败”就有如下几项： 深圳市检察机关曾在1997年曾经试行过“廉政帐号”，即官员只要将赃款汇进政府指定的帐户并留有凭证，将来事发后可作为免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在开通此帐号两个月后，据说只汇进两笔钱，一笔300多元，一笔1000余元，“廉政帐号”无疾而终。 2010年，上海与重庆成为全国征收住宅房地产税的试点城市。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前期工作，曾要求两千余市管干部“主动申报”房产。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经过主动申报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据称，上海市委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申报让官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所以可算是一次赦免腐败的地区试点。 2004年由王明高主持的国家课题《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核心内容如下： ——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帐号。退赃者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县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也可由亲友代退）。退赃时，只需分栏目按“特种资金缴款单”（一式三联）上的时间、金额、来源三项填写，无需公开本人任何情况。 ——实行两项特别决定。一是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一切待遇不变。二是对在规定期限内，拒不退赃或不如实退赃者，一旦案发，凡触犯刑律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律按最高量刑标准处罚。 ——采取三条配套措施。一是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二是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以俸养廉；三是建立健全举报制度，最高奖励举报者50%的追缴赃款。因为上述三项措施下的分项数目，该研究简称为“一二三工程”，其中那“两项特别决定”，就和特赦差不多。时论将此誉为“中国反腐奇招”，认为此举一行，反腐将收奇功。两个月后，此论销声匿迹。 接下来，我将撇开这种腐败赦免缺乏政治正确性与道义基础这点不论，只分析这策略为何缺乏可操作性。理由如下： 一、中国现在是一个道德崩溃、人与人之间丧失互信的社会。这种丧失互信，既体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也体现在上下级政府与官员同僚之间，还体现于官员对组织缺乏基本信任。这种信任缺失是中共统治下长期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文化积累养成，从当初毛泽东反右时“引蛇出洞”，到鼓励政治告密（包括亲朋家人在内），再到现在从政治到商品造假成风，政府缺乏政治信用，企业、个体生产者与商家缺乏厂商信用，人与人之间缺乏个人信用，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秩序完全崩解，诸如官员腐败、频繁发生的各种天灾人祸，以及各种堕落现象，只是道德秩序崩解后的表现。 中国官员不信任组织，是因为中国政府信用极差，比如历次政治运动与反腐，都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结果却是：定罪依据往往就是根据当事人自己坦白的证据。因此，官场早就流行“坦白从严”之说。这就是官员公开财产虽经多年倡导，至今未能成行。赦免之说，几乎都被官员看作是引蛇出洞。以上海2010年要求市管干部申报房产为例，虽然说了不追究，官员们却普遍采取“掂量着申报”，据说没有几人如实申报。 至于换来政改，站在官员立场想想，可视为笑谈。是什么保护着官员们心安理得地腐败并享受各种特权？是现在这个中共花费巨资苦心维护的专制政治体制。一旦失去体制保护，腐败官员尤其是高层的下场如何，阿拉伯之春中的独裁者被视为前车之鉴。因此，在体制保护带来的那种切实的安全感与赦免腐败许诺的不追究这两者之间，哪种安全感来得更切实可靠，从政治高层到地方小吏，心中自有一杆秤。 二、官员家庭也有人的正常需求，更何况他们的经济实力可以让其家庭成员得到更高层次的满足。中国人目前的生存环境很恶劣，社会治安恶化、教育质量低劣、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上升通道狭窄导致过度竞争，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等，让所有人都不轻松。更何况，官员们自知政府倒行逆施，导致社会仇恨在积聚。因此，具备1000万以上资产的富人及官员，心中很清楚，只要移民，这些问题可以一揽子解决。在国内通过政改“与民更始”困难重重，但移民后子孙后代却从此可以开始新生活。 以上就是“赦免贪官促动政改”这帖老膏药从未被中国政府使用的原因。莫说吴思说的是“有条件赦免”，就算是“无条件赦免”，恐怕也会象“一二三工程”一样，成为纸上谈兵。 最后需要说清楚的是：如果中共真愚蠢到公开赦免腐败，结果不是“荡涤污秽”“与民更始”，而是从此以后，于党来说，丧失政治合法性不说，还少了一个权斗利器与制约官员的工具；于民来说，将彻底丧失批评腐败的权利，谁批评，谁就会被贪官及其同类讥之为“你没本事贪污，闭嘴吧！”目前，批评腐败者受到这类讽刺已经不少。 这样一个赢者通吃、奉行弱肉强食之丛林规则的社会，恐怕比今天的中国更可怕。

最近一个月内，中国发生两起震动国际社会的维权事件，一在四川什邡，二在江苏启东，起因都是为了当地民众为了保护环境，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战。 启东在抗议过程中，因为出了一件出彩的事情，即市委书记被抗议者围住，被强行要求穿上印有“反污染”字样的T恤，书记拒穿，因而被扒光上衣。就是这一个情节，在一些公知眼中，启东参加环境维权的抗议者变成了“暴民”，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扒光上衣之举已经被延伸至毛泽东当年在夺权过程中动员农民的“痞子运动”，“踏上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暴力革命。 万事皆有因有果。单方面指责“暴民”，并不能浇灭今天中国各地兴起的环境维权运动。更何况，“暴政乃暴民之母”，所谓“暴民”从来就是暴政催生出来的产物，两者有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启东环境维权抗议活动从诉求到结果，均体现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抗争具有无可争议的政治正当性。 按照国家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污染企业应该经过环境评估，生产后还应该定期公布环境监测情况。从现有资料来看，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所属行业是石油化工（高污染行业），其合资者是官方的南通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占10%股份）。该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高档纸与化学木浆，两条生产线已于2010年陆续投产。生产线还在继续扩大。为了解决王子制纸集团（南通）有限公司日产18万吨废水排放问题，南通市已制订了开工建设“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程”的方案，第二期工程考虑将南通、海门、启东等地产生的达标工业废水集中起来，通过长距离管道输送，将处理达标后的工业废水排入黄海大湾泓水域。该排海工程方案总设计规模日排放废水量高达60万吨，排放口拟选址在启东市塘芦港东北6公里海域。 以上资料虽然简单，但已经可以将脉络理出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是官办公司，因此，日本王子在当地通过环境评估等审批，肯定由前者出马，自家人审批自家人，在南通市完成的环保评估。 南通为什么发展高污染产业？除了地方官员的GDP冲动之外，主要是地区经济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从21世纪零年代初开始，中国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迁徙。南通在江苏省内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与苏北地区其他县市一样，为污染企业开辟了“黑色通道”，承接了不少污染企业，象日本王子这类由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企业，已经算是污染企业中的“上品”，成为南通地方官的“引资成就”。 启东市政府的尴尬在于，王子制纸等排污企业并不在该市，甚至未享受到污染带来的“短期效益”，比如税收、就业等等，却要承担污染的恶劣后果，完全是污染的被动受害者。启东市政府为何要做这项赔本买卖？只因它属于南通市下辖县级市，领导定下的规划，作为下级只有接受，否则市长、市委书记头上乌纱不保。 也因此，我理解了网上一些传闻，比如当地警察同情抗议者。我原来也一直纳闷：在启东人民自发抗议之前，在国内网站上流传的“日本王子制纸排污，启东114万人生存遇危机”一文，里面关于“南通市达标尾水排海工程”的介绍甚是详细，这些资料除了内部人或者与内部人有关系者，一般百姓无法看到。 那位被民众扒去上衣的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据国内微博说因维稳不力被免职，开除党籍。我想说，如果这些真的已经发生，这不是他的耻辱，是这个体制的耻辱，是免去他职务的上级政府官员的耻辱。那些官员本想坐享GDP红利，又以邻为壑想将污染转移属下辖地，谋划不成拿他当了替罪羊。他本人不仅不会因那次事件而蒙受耻辱，因为面对十余万启东人民的抗议以及自己的受辱，他并未采取极端行为维稳。如果启东人民因此而真能让那个贻害启东的排海工程停建，孙建华书记即使因此而受处分，启东人民（包括我）会记住他的理性与被扒光上衣时那“苦恼人的笑”，因为这是他的尊严所在。 启东人民捍卫家园，其实是捍卫本乡本土114万人民的生存权的绝地反抗，不仅值得尊重，还值得中国各地人民仿效。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将全国不少原本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生存绝地，世界上现有的几大类污染，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全在中国泛滥成灾。政府本来应负保护环境之责，如环境评估、企业环保监测等早就成了政府官员寻租的利益链条。说白了，中国各级政府早就是污染企业的放行者与保驾护航者。政府官员们不仅践踏了自家制订的法律，更践踏了哺育他们的土地。从剥夺人民生存权利这点来说，中国政府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 被逼至生存绝地的各地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从各地相继被政府投入监狱的环境卫士（如太湖卫士吴立红等）孤独的战斗，到什邡、启东人民为保卫生存权的群体性抗争，这是中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公民运动的勃兴，与部分知识人放纵想象而引伸的“暴民”、“暴力革命”之间根本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运动比部分知识人的“不合作”更具有积极意义。 我本人其实20多年前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暴力革命的危害，也经常在文章中提醒中国政府，尽快完成政治转型，扼制腐败，不要为中国再创造暴力革命的温床。因为历史上任何一次暴力革命都不同程度地摧残了中华文明。但如今中国政府不仅倒行逆施，还视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为叛逆，人民如果还放弃反抗，只能是等死。民不存，国亦不存。 什邡、启东等地人民为保护环境而发起的公民运动，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7.21雨灾”事件发生后，北京市长郭金龙宣布要在全市范围内发起民众捐款，结果极为尴尬，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和网友拒绝响应，评论曰：这是大雨浇醒了民众。 回思2008年汶川地震，那时全国人民踊跃捐款，许多志愿者不顾危险进入地震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彼时情景曾让温相脱口而出“多难兴邦”，将灾难当作一种民族凝聚力。 俱往矣，这五年当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些甚至可以用上“倒行逆施”），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消耗殆尽，这就是今天众多国民理直气壮拒绝捐款的道义基础。 如果要将拒绝捐款的理由大致梳理一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北京集全国之力而奉养，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型城市，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却表现出一种皇城的傲慢。且不说曾有北京市政协委员提议要限制外地人进京这类荒唐提案，就以北京近邻32个县而言，为了支撑北京的繁荣，环京津地区成了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这些县域被限制开发，缺乏产业自主权。北京、上海、广州周围都受这些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之利，独有北京周围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这些不能不导致全国人民及周边地区产生一种被剥夺感。 二、政府及其官员利用权力占用了大部分社会资源。正如我在“中国人日子再苦也不会苦政府”一文中所征引的资料所言，政府从GDP这块大蛋糕中切去了三分之一多，其中一大半被用来养政府官员，官员的严重腐败与“三公消费”早已经令国民切齿。以2010年数据推算，5,000万公务员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的6倍，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20倍。 三、人们发现，大多数灾害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推根溯源，这“人祸”又多是政府缺乏政治责任心，不为人民的长远生存打算，官员们出于自利寻租的目的而造成的。比如甘肃舟曲之覆让人们发现，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以透支生态资源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方式，最后毁坏了中国人的栖息之地，舟曲之覆就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近年的环境灾害让中国人认识到，政府其实就是祸害环境的罪魁祸首，连保护环境的第一道门环境评估都堕落成了贪官与无良企业的食物链，许多严重破坏环境、污染空气的项目上，就是在利益集团的共谋下上马。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连北京都不敢正视，竟然要将环境数据纳入国家机密范围，禁止民间及私人监测。去年发生的7•23动车之难，则完全是人祸。由于铁道部官员疯狂的集体腐败，中国投入巨资造成的高铁竟然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 四、国人早就发现，由政府出面募集的善款，成了“沙滩流水不到头”。被政府层层截流之后，受援对象只分享到几滴甘露而已。平民百姓省吃俭用捐出的善款，可能化为官员们存在海外的金钱、郭美美这类“干女儿”的豪车、名牌时装、首饰、手袋等。《财经》杂志2009年8月17日发表“760亿元善款官用尴尬”，其中提到，“距离汶川大地震一年有余，一份调研报告揭开了中国慈善捐助机制令人尴尬的现实问题——公众以井喷式的救灾热情募集了760亿元款物，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了政府部门，无论是使用方式还是效果，目前都难有明确的交待。” 2010年7月底，中国国务院五部委联合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将募集的善款，统一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机构帐上，由青海省统筹安排。将民间善款“收归国有”，冷却了国人捐助之心。 五、北京市、区政府近20年来腐败丑闻频发。且不说已成往事的陈希同、王宝森案——网友们对比后来中国政治高层的贪腐，已认为陈希同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才聚敛那么些财产，应该算“清官”。2006年又有被称为“明星市长”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腐败案发；2007年至2011年，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贪官2917人，仅2011年就有共有101名县处级以上官员落马。案件高发区域就是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集中在改制和招投标环节——这个工程建设当然包括北京的市政建设在内，北京地下排水系统落后，与这些贪官污吏有关。 上述事件，一桩桩、一件件都沉淀在国人的记忆中。所以，当京兆尹郭金龙大人号召全北京市捐款之后，从7•21雨劫中惊魂未定的北京公知与网友，哪里会响应郭大人的号召，于是拒捐的声音承载着国人对政府腐败、罔顾民生的积怨如潮水般喷涌而出。有人写了对联形容当朝政要的腐败，十分神似，颇有文彩： 上联：一张大嘴，两眼放光，保三代富贵，征四海民饷，吃五谷不拉人屎，通六合飞黄腾达，七星聚会散八方施舍，独不怜屁民九死，十分不要脸； 下联：十场天灾九次表彰，看八耻全忘，任七窍生烟，惊六月含冤飞雪，伸五指强逼募捐，四处做戏引三界震怒，唯不变向来二逼，一等下流胚。 为避免郭金龙大人尴尬，政府发动自己的子弟兵、党政事业机关公务员及企事业单位捐款， 据“北京暴雨灾害募款超6000万元”这则消息，募集到的6000万元当中，除了市领导带头捐款22万元，五位文艺界名人各捐10万元之外，主要来自单位捐赠。 可以说，7•21雨灾正式宣告了中国民间慈善之殇。

中国北京、广州等城市用靓丽的现代建筑让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形失色，但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却时常掀开中国现代化的光鲜裙裾，暴露出内在的种种不堪。7月21日“水淹帝都”这场灾难，据报道已经有3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0万人受灾。 最近20多年是中国城市飞速扩张时期。由于公共工程沦为政府官员寻租重地，地面的道路、桥梁、建筑物成为豆腐渣工程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最脆弱之处，却是下水道系统的落后。每次暴风雨来袭，许多城市都会沦为“泽国水域”。中国当局每遇这种情况，总是喜欢用“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这种说法表示这是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以此推卸责任。 中国城市下水道系统的落后，凸显了城市生态的脆弱。一个现代化的多功能的城市，其城市建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近30个专业领域，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建设管理、环保、园林、消防、道路、地上、地下管线等等，其中下水管道的设计，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是否具有长远眼光及政治责任心极有关系。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下水道系统的设计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极有前瞻性，设计时考虑的承载能力至少按当时规模的十倍以上。纽约、伦敦等城市至今使用的下水管道都建于一两百年以前。由于设计时具有长远眼光，考虑到城市及人口扩张，以及维修的方便，其基础非常牢固，人可以在里面直立行走还有裕余，直到今天仍在有效运转。西方各国的城市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这样的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国极为重视城市建设档案的收藏，许多百多年前的城市档案至今仍完好无缺，遇有改建维修，这些档案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下水道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中，几乎被放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即只注重“面子工程”有关。城市下水道不在地面，与“面子”无关，因此最容易被地方官所忽视。因了这一“中国特色”，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规划永远把表面光鲜放在第一位，强调街道的宽直、地标建筑的光鲜靓丽，但在城市排水系统设计上却降格以求，据说现在仍然基本沿用前苏联模式，下水管口径比西方国家小很多，遇到流量大就无法及时排水。例如广州排水管道当中有83%就是按照一年一遇的防洪排涝标准建设的。 对下水管道系统持如此敷衍态度的中国，在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上当然也非常落后。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上海原来是各国租界所在地，租界工部局按西方惯例，保存有城市建设档案。因为有此遗泽，上海率先在1987年建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中国建设部办公厅则迟至1992年才成立了“城建档案工作办公室”，此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相继设立了城市建设档案馆，但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水平较高且能够提供功能性服务的有上海、广州与深圳等城建档案馆，北京市虽然成立了城建档案馆，但连一个象话的专业网站都没有。许多地方的城建档案馆的负责人写文章谈城建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时，还停留在空泛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审美价值层面上，未能意识到这种城建档案馆的核心价值在于功能性服务。 说起来，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与管理也曾有过道地的西方元素，比如英国在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对香港岛进行殖民统治，在它的经营管理下，有了近现代香港城市。青岛由德国占领，旅大由日本占领，两地城市建设讲究长远规划，建市之初即在道路、交通设施等方面考虑到城市规模扩大的问题；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受到重视，上、下水道齐全有效，道路系统布局合理，有煤气、电力供应，讲究绿化。上海、汉口等城市的租界，各国殖民者也刻意经营，城市规划、居住区、道路系统、市政工程与公用设施等方面均很有章法。与其母国一样，各租界的殖民者注意保存城市建设档案，因为这是城市管理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城市的扩建、维修，几乎都离不开城市建设档案。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共建政后，中国的城市管理极为落后。当意识到需要建立城建档案时，许多资料已经缺失。有些城市如深圳市在城市档案的征集与补救工作上做得比较好。我曾采访过深圳档案馆馆长（城建档案馆是其中一个馆），据他讲述，在90年代中期以前，深圳市也没有城建资料报备制度。尤其是旧城区的地下管道系统陈旧，径流量小，每逢暴雨，以东门为中心的旧城区必成泽国，必须改建维修。但因没有地下管道的档案，为改建带来极大困难。为此，深圳城建档案馆启动城建档案征集工作，对于80-90年代前期的建筑，想办法找到原来的设计施工图，图纸如果散佚，则找到当时的设计人员追忆绘制。对于旧城区地下管道图纸的补救方法是：每逢旧城区挖开地面维修，档案馆专业人员到场画图，补充备存。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据说已经将缺失的城市档案补充到60%左右。这项工作对于消防、城市排污防涝、旧城区下水管道改建起了很大作用。 城市的生态系统虽然离政治较远，但中国城市生态系统如此脆弱，却很能体现中国政府那好大喜功、罔顾民生、官员均以公共工程渔利自肥的腐败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