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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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 by 中国茉莉花行动（Chinese Jasmine Revolution） on Monday, April 11, 2011 at 12:08pm —— 兼谈中国官方修补裂缝的新举措 作者：何清涟 中东北非革命不但掀翻了独裁者们的一张张宝座，还让其本人及家族多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化为泡影。一向被各类贪渎者视为财富保险箱的瑞士银行接连宣布冻结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的财产，英美政府也相继宣布同样的冻结令，并宣布准备将这些独裁者的财产交还给其所在国的人民。 这些独裁者都自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其人民所拥戴，还有的干脆声称他们是人民最大的恩主。比如蒙博托曾在集会时对群众说：“是我造就了你们”；穆巴拉克临到下台还宣称“我爱我的国家”。卡扎菲的脸皮更厚，面临人民殊死的起义反抗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的人民热爱我”。但正是这些自称是人民恩主的独裁者最喜欢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藏匿于外国，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其中的卡扎菲据说是藏钱高手，深谙“狡兔三窟”之道，西方国家到处都有他的藏金窟。 为什么自称赐予人民幸福的独裁者认为自己的国家缺乏安全？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将钱藏匿于“好朋友”比如中国的国家银行里，却将他们痛恨的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自己的财富保险箱？这些保险箱又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裂缝，变得不再安全？ 一、西方银行的“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 应该说，直到2009年，全球的独裁者及腐败者选择的藏金之地基本上是安全的，只是与1987年以前的安全有所不同，这一安全必须以独裁者本人的政治安全为前提，原因是1987年瑞士在各种压力之下取消了匿名帐户。 二战以后，由于纳粹的关系，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组织的强烈谴责，被称为“纳粹的银行”。瑞士银行被迫对传统保密制度做了修改，取消了匿名帐户，要求职员“了解你的客户”，即必须确认每个开户客人的身份及经济上的“合法性”。在这个“了解你的客户”制度下，如果申请开户者是在外国担任公职的“政治公众人物”，银行会对其可能带来的法律或声誉风险做出评估。这些领导人的亲属也在名单之上。如果申请人要通过中间人处理相关开户事宜，他们还得签署一份特殊的清单，声明谁是受益人。从此以后，瑞士有了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各银行可向其订阅。有些大银行也有自己的这类名单。据瑞士总统米什琳•卡尔弥-瑞透露，在本•阿里的案例中，亲属名单上列有40个名字，其财产均被冻结。 由于1987年“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的建立，菲律宾的马科斯、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独裁者的政权被推翻后，他们在瑞士银行保管的巨额财产也随之曝光。这类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愤怒与指责，导致瑞士银行不得不继续改革其保密制度。2007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一项新倡议，即《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挑战、机会和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所窃取的国家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发展项目投资。倡议面世第二天，瑞士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作。这项合作的“产品”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 《独裁者资产法》赋予瑞士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一旦资产被冻结，联邦委员会将有最多10年时间来采取没收这些资产的行动。这些资产一旦被归还给资产拥有者所在国家，则必须被用于改善广大人口的生活质量、巩固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二、中国权贵为资本外逃另辟蹊径 北非独裁者财产均被冻结的结果，让中国权贵阶层深感原来的藏金方式不再安全。独裁者及官员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及子孙后代安享富贵。他们不愿意将财富存放在本国及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之处，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些财富源于掠夺，在本国见不得阳光，这些独裁者深知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政权安全并无保证。二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他们当然最清楚这些好朋友与自己为一丘之貉，除了利益交换，并不真能信任。因此变着法子将钱存放至瑞士及英美银行。目前这些“保险箱”既然只能在他们的政权稳定时起保险作用，就得未雨绸缪，考虑如何在政权易帜之后也能保障财产安全。 中国权贵这方面的脑子动得够快。就在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公布新的《海外投资条例》，从本月起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这一新规定使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权限从金额上放宽了十倍。 颁布这一新条例的理由是希望藉此实现外汇储备均衡化，减少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但其实际作用却远比政府部门愿意公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真正的目的既不是央企有那么强的投资需要，因为中国的海外庞大投资至今大多数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也不是为了给私企以更多方便，因为私企资金自有其灵活的流出管道。有官员今年2月份曾去非洲某国考察，发现该国官方统计，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9亿美元，而中国自己的统计却是3亿多美元，两个数字相差了整整6亿。中方掌握的数字与真实投资之间的差距源自很多“绕道走出去”的企业投资。所谓“绕道”就是“绕”过行政审批制度，通过贸易项下或者资金对冲等其他渠道转移资金至海外。中国的大私企大都深谙此道。 中国小额的资金外流之门也早已打开，个人用汇5万美元以下不需要任何审批，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门帮助国人换汇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个人套取100万美元出国也不是问题。因此，这种放宽资金限制不仅是为了让大额资金合法流出去，更是为了让大笔资金在海外穿上“投资”这件合法外衣，免在将来遭到北非独裁者财富被冻结的命运。 中国与北非这些国家相比，有些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是腐败共谋等级制，从上到下，各阶层官员都利用权力攫取金钱并向外转移资产。除了中央领导人之外，瑞士等外国银行几乎绝无可能掌握全部省部级及以下官员家属的名单。第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有大量财富隐匿在其能够控制的他人名下；第三，不少官员子弟已成为他国公民。因此，中国官僚阶层在海外存放财产的方式远比本•阿里、穆巴拉克多样化。从已案发的腐败案例来看，高级官员们的海外关系多，经验亦较低阶官员丰富，不是通过妻子儿女移民海外的管道成功转移资产，就是通过情人二奶之类的在海外投资经营将钱洗白。但许多人的财产可能还留在国内，有的干脆就是以公司资产形式存在。在北非独裁者海外“财富保险箱”裂开了一条大缝、多年聚敛的财富不保之时，中国及时出台这么一部《海外投资法》，算是为这部分大贪家族及时转移资产及时打开了方便之门。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pril 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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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何清涟女士，中国经济学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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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姚凯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尽管月薪只有4000元，不到他在外企打工时的一半，但30岁的姚凯却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下来了。 “没有保障，没有房子，没有户口”这是姚凯对他研究生毕业五年来的总结，从民营企业到日资企业，从月薪2000到月薪近万，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他的“成绩”还算优秀，但姚凯却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单身、买不起房，7*24小时工作，压力大，上升空间小，父母年纪渐大……但如今的生活让他很满意：工作轻松，生活稳定，福利高，还有申请限价商品房的资格。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招录比例3000：1。近几年，“姚凯”式工作几年后考公务员的人数增长迅速。这不仅仅是年轻人热衷挤进“体制内”，从收入数字来看，更是中等收入阶层甘愿滑入低收入群体的怪象。 然而，中等收入阶层却面对着四项“硬支出”：交税、存钱养老、买房子和抵抗通胀。现实中，结构性上扬的通货膨胀、节节攀升的房价、沉重税负和并不乐观的保障体系，都在残酷地瓜分你的收入，拖着中等收入阶层远离富裕。 “基尼系数”决定了中等收入与富人阶层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刘易斯拐点”注定了今天人口结构的变局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尴尬地位，不向上，就下流化。 根据波士顿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管理资产超过百万美元是国际通行的定义“高净值人群”的一项标准。 波士顿咨询副总裁邓俊豪表示，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年增长率连续超过15%，0.2%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代表分配着70%财富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收窄。而收入结构呈现“梨形”，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变化却不大，而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过低，仅为5.04%（200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向上，是“资产状况良好、幸福感较强的中产阶级”，向下，则是“日益为硬支出焦躁的社会底层”。 中等收入阶层的种种困惑，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十分相似。 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能否从慢车道切至快车道的决定时期。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适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制约，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学家汤敏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总结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 从人均GDP两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国家走了20多年还没到。如果能像韩国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阵营；但如果像东南亚、拉美国家那样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可能最终陷入“5000美金怪圈”。 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也能实现目标。 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中等收入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低收入阶层的优势却在不断消失。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的大趋势，而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保证这一趋势下劳动力优势的必要条件，但如今，这种优势似乎已接近尾声。 据联合国测算，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将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8.19亿人，就业市场静短缺达到1760万人。另外，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东就表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退色，从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也就是说，未来几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差距将越来越小，现实的情况不仅表现在普通农民工收入已经接近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甚至还表现在部分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越普通白领的收入。 中等收入离中产阶级有多远…… 中等收入国家下的中等收入阶层并不等同于中产阶级，因为中产越来越倾向于对一类人群综合生活状态的评价，比如你住的房子的房价，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你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而这些软硬实力的评价标准无法统一也不好界定，所以用收入水平这一单一标准来考量，既简单又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关于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标准的界定，来自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测算的起点依据是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但对于购买力评价标准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研究中产阶级特征的过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当年的人均收入，并确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标准，把平均收入线至平均收入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这一阶层的特点： 收入的来源的主体是工资薪金收入 拥有较高学历，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 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同样危机四伏。无法改变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又躲不开成本不断的加大的住房、生活、教育、养老开支，更因为收入水平的原因得不到“保障性福利”的支持，富难穷亦难。 摆脱你的中等收入身份…… 2007年的《世界财富报告》告诉我们，全球百万富翁中有36%通过拥有企业或企业出售获得财富，22%源自工作的高收入，20%通过继承，11%通过投资，9%来自股票期权，2%通过其他渠道。 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离开“中等收入”这条窄车道进入到“富有”快车道的途径明确而直接：像李彦宏那样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向巴菲特一样会选公司、找到一个像马云那样的好老板……或者自己想办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创业的失败率是99%，但确实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 这里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得现象：即使在市场低迷，回报甚微的情况下，富有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也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富人的圈子利于他们了解相关信息，获得专业的技术和服务，此外，多渠道的财富来源和投资方式也是他们保持财富滚动的重要特点。尤其是那11%，它表明不只有巴菲特，还有很难多人有概率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熟悉而致富。 2004到2005年全球出现了快速的经济衰退，石油价格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和货币紧缩政策拖累经济上行，但即使在这样低迷的时期，富翁人数依旧增加了6.1%，总资产增加8.5%。 最后，是属于0.2%的建议：既然人均GDP3000美元困扰着经济和制度，那么选择一个人均GDP10，000美元的经济体工作和生活就意味着跳出了循环，就如另一车道。当然，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但我们看中的是你能给自己提供多少种解决方案。 相关日志 2011/04/01 — 南方周末:一直在分房，从来没违规 中央部委低价分房的“政策口子” (0) 2011/03/12 — 何清涟:为何推不开官员财产公开这扇大门 (0) 2011/03/11 — 政协常委：若公务员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 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 (0) 2011/03/05 — 养老金并轨启动 公务员担心退休金将削减一半 (0) 2011/02/10 — 金融时报:陶笸箩：到“体制内”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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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眼里的艾未未之“罪”(博文) 2011年 4月 08日 作者: 何清涟 艾未未的国际声誉终于为他带来了一个“好处”，即中国政府高规格地对他的失踪作了解释。4月6日与7日，新华社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先后出面声明：艾 未未因“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依法调查”。大家试想一下，远的不说，只说近两个月来的失踪人员，哪有如此“高规格”待遇？能够劳烦《环球时 报》发表社论、新华社发表消息，还成了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题材？许多人“被带走”之后，政府连他们到底处于什么状态都懒得多说一个字，现在居然由新华社与 外交部Double Check，双重承认艾未未这人确实落在政府手里，这已经算给了西方社会天大的面子。只是到底关在何处，那是“国家机密”，岂能向外人随便泄漏？ 对于给艾未未栽上什么罪名，北京倒也没怎么犹豫，很快就找到了“经济犯罪”这个大方向，再将艾未未自己早前发布的一些纯属玩闹之作以及他在去年对《纽约客》记者坦承过的非婚生子拿来爆炒一遍，仿佛这样一来就能从人格上谋杀老艾。 其实，中国当局要真是在乎它的官员与臣民的“经济犯罪”之类，按他们对艾未未的标准来检查官员，中国的官员可能99%都应当被抓起来审查定罪，那罪 一定比老艾重得多。与生产有毒食品这类真正的经济犯罪相比较，老艾制作的含铅瓜子大概算不上犯罪，因为老艾从未将这“瓜子”当作食品销售。至于销售价格虽 由老艾自定，但买者只要自愿接受，那实在也与违法沾不上半点边。因此，关于艾未未的所谓“经济犯罪”之说辞，纯粹是为了堵住西方国家的嘴巴，让西方不要将 艾未未被拘押之事与人权、政治等挂钩。《环球时报》早就说了，在艾未未被拘事件上，西方社会是“故意把一个简单的案例放到国家政治甚至国际政治的不相称的 位置。”……> > 阅读全文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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