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作者： 骆驼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题记：一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很有可能创造不了任何能给后人留点念想的东西，我心里就充满了憋屈。 《午夜巴黎》是伍迪艾伦的YY片，这个老头用赤裸裸的手法讽刺了好莱坞和美国式的一切，然后转过头来给了巴黎一个大大的吻。 影片的主人公吉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文艺青年。他是好莱坞的编剧，被未来的岳父母看做失败者；他努力创作的小说，被看做是徒劳无功的挣扎；他对巴黎的憧憬，抵不过未婚妻的美式生活。在个人奋斗被屡次奚落，未婚妻对身边朋友频频放电的关头，一次意外的穿越，让吉尔回到了1920年代的巴黎。那是一个汇聚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夫妇、毕加索、达利、布努埃尔、TS艾略特的巴黎，是一切文艺男女青老年的梦中之地。在这里，他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及生活，在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等人的帮助下，他的小说逐渐步入正轨，而且还认识了一位很合拍的美女阿德瑞娜。 在吉尔和阿德瑞娜的感情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一同穿越至1890年代。这是阿德瑞娜的黄金时代，她决定停留下来，不再回到那个无聊的1920年代。而对于身处2010年吉尔来说，1920年代已经是他的黄金年代。最终，他和阿德瑞娜分别，独自回到现代，开始了在巴黎的生活。 在分别时，吉尔说了一段话：“看看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文艺复兴时代才是黄金时代。他们情愿拿现在换取和提香、米开朗基罗并肩作画的机会。而那个年代的人，也许会觉得生活在忽必烈的时代更美好吧。我现在终于领悟了，虽然不算大彻大悟，但是让我理解了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里的焦虑。在那个梦里，我的希舒美用完了，后来我去看牙医，可他没有奴佛卡因，这些人没有抗生素。如果你留在这里，这里就成了你的现在，然后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想象另一个年代，那才是你的黄金年代。现在的生活有诸多不如意，但生活就是由不如意组成的。” 这段话让我想起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段子——有个姑娘阴错阳差地穿越回到了清朝。在那里，她的美貌得到了当朝阿哥们的垂青；在那里，她的学识得到了当朝大员们的崇敬；在那里，她的生命质量得到了预料之外的升华；很多时候，她认为清朝才是适合她生存的热土，直到有一天她得了肺结核。 我十分庆幸伍迪艾伦最终没有把主人公留在他所向往的1920年代，有了这一番幡然悔悟般的阐述，这部电影好歹没有流于清宫穿越剧的俗套。 这部影片其实很一般，剧情设置过于做作，人物塑造极尽脸谱，不能代表伍迪艾伦真正的艺术水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午夜巴黎》又足够的个人化，这是身为美国人的伍迪艾伦用近乎戏谑的方式向巴黎奉献的一份礼物，整部电影从始至终讲述了美国文艺青年对巴黎这座世界上最浪漫最富文化积淀城市的爱。这种爱不仅仅因为巴黎独特的美丽，还因为塞纳河左岸独一无二的气质，更因为那些历史、那些人物，曾经行走、生活在这里，呼吸了这里的空气，在这里欢乐过，也哭泣过。巴黎的那些石板路，那些错落的建筑，还有夜晚昏暗的灯光，都不知道见证过何等灿烂的风采。 对吉尔来说，他最终明白了所谓黄金时代不过是心中的幻觉罢了，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与其生活在由别人的时代中，不如回到属于自己的年代，创造让后人仰望的黄金时代。吉尔选择了巴黎，放弃了美国；选择了无数可能的未来，放弃了本来那条已经铺设好的道路。这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做出的决定，从影片的角度来看，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当从这部电影中抽身出来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无力。因为我既找不到心里的那片黄金时代，也没有勇气和信心创造出让后人骄傲的现在。在一个流水线般的社会流程里，我们这些八零后一代人站在这样或那样的位置上，这些位置唯一的共同点，那就是不能用心灵去衡量。我们为了分数在青年时学习，为了饭碗在壮年时工作，为了责任选择创业、考研、国考或者出国，为了下一代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殚精竭虑。 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这个甘于平庸的国度里甘于平庸的一代人。我们没有吉尔那样面对自己内心的勇气，当然更不可能产生让文字拥有子弹一般力量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不可能出现让画面突破空间与时间限制的萨尔瓦多达利。一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很有可能创造不了任何能给后人留点念想的东西，我心里就充满了憋屈。 在官方语境里，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盛世，但是清醒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这虚幻背后的真实，其实只有浅薄与浮躁。单以文学工作者而言，民国时期有胡适、鲁迅、沈从文、林语堂、曹禺、郁达夫、张爱玲；四零年代有高行健、北岛；五零年代，有王小波、王朔、刘震云、叶兆言、林白；六零年代有苏童、余华、迟子建；七零年代则是冯唐、余杰、石康、卫慧和安妮宝贝；到了八零年代，拿的出手的只有一个韩寒（其实也不能完全算数）。 今天，八零后陆续步入而立之年，真正意义上告别荷尔蒙与肾上腺齐飞的青年时期，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开始。三十岁时，海明威写出了《永别了，武器》；二十六岁时，爱因斯坦发表了量子论和《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二十七岁时，胡适之完成博士学业，回国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三十一岁时，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边城》……而现在，我们只有弹钢琴的药加鑫，我爸是李刚的李启明，开着宝马的李天一，唯一一个看上去靠谱的韩寒，最近在忙着和疯子打架。 我几乎可以看到，在不远的未来，当我们的后代回望这个年代，他们眼中充满的同情以及鄙视。我们不是吉尔，我们不拥有午夜的巴黎。

香港 明報 溫家寶總理在任中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舉世矚目，中外記者雲集，會議長達3小時。 本來，溫總理的全面對國情的磘述和決策，應見於他在人大會議開幕那一天的《政府工作報告》。但大家知道，政府工作報告是「集體創作」，缺乏溫總的個人風格。而且幾經刪改，只能四平八穩，難見真章。而記者招待會，卻是即興發言，並回答記者刁鑽而尖銳的提問，其感情流露及肺腑之言，都在在值得細味。難怪有報章的標題說﹕「感言情動全場」。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說的這一段話﹕「我真誠希望，我，連同我這一生，給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它忘記，並隨覑我日後長眠地下而湮沒無聞。」 人民怎會忘記呢。新中國建立以來，有3位好總理。第一位是擔任總理27年的周恩來，忍辱負重，力挽狂瀾。在晚年病重之際，仍遭受「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誣陷和折磨，要插贓嫁禍。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同時，把早已澄清的「叛徒」問題，重新炒熱。以至鞠躬盡瘁一生的周總理，在臨終之前，仍口中念念有詞，說「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 第二位是鐵腕總理朱鎔基。他以不留情面、鐵腕施政著稱，也說了許多有性格魅力的話。他在開始當總理時，便說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更在打擊某些高官和高幹子弟等權勢人物的貪腐事件時，說了如下的狠話，「先打老虎後打狼，更準備一百口棺材，其中也有我的一口，可以同歸於盡，換來長治久安」。 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周恩來總理，在他逝世的時候，雖然「四人幫」下了禁令，但十里長安街，萬人空巷站在路前悼念的情景，至今想起都仍然令人十分激動。 朱鎔基退休10年，絕舻官場，不問時政。在任時便不是拉幫結派，更不到處題詞。退休後便讀書拉二胡以自娛。但是他的書一出版，洛陽紙貴，這是他稍感安慰的。 溫家寶為什麼希望人民要把他忘記呢，因為他壯志未酬啊！他的種種施政，都給人譏為「政不出中南海」，社會上的阻力是多麼大啊！他所力主的政治改革，在中央來說，的確是曲高和寡。甚且有些話在內地報章卻給宣傳部門刪掉。有的人為了抹黑他，還編造他家人的許多謠言。所以在這次記者招待會後，外國的傳媒的評論是﹕自信直率而略帶傷感。 他在記者會上說﹕「擔任總理期間，謠諑不斷，我雖不為所動，但心裏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獨立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是的，流氓作家余杰還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國影帝溫家寶》，諷刺他只會「作騷」呢。 曲高和寡的政治改革 溫家寶力主要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是繼承鄧小平生前倡導的遺願。但是當前既得利益集團在政治經濟領域中的控制根深柢固，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對權力制衡的制度化，寸步難行。不是權力核心中人的袖手旁觀，就是有人以五個不搞來對覑幹。雖然誰也不敢公開反對政治改革，因為這是鄧老頭子生前白紙黑字寫下的遺言。但是，只說不幹，有心人只能徒呼荷荷。 溫家寶肯定烏坎村的民主選舉，並說要「按照這條道路鼓勵群眾大膽實踐，逐步向上」，這就是要求民主制度循序漸進。但是，烏坎村的經驗能否在全國推廣，是否能從村到鄉鎮直上縣市呢，我們還是不能抱覑太樂觀的態度。 溫家寶說，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但他說，「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10年總理的道路並不平坦，「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史書將會肯定這位人民的好總理。「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相信在這最後一年的任期，他一定能做好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防止貧富過於懸殊）等五件事情。 我們也相信，時代在前進，溫家寶總理雖然不能說是「做得最好」，但下一任的一定能「做得更好」。 吳康民

 2012年 3月 15日 薄熙来丢官后左派网站宕机 记者: 王南 | 华盛顿 乌有之乡网站处于“维护”状态 中国“唱红打黑”运动的领导人薄熙来被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乌有之乡等一向挺薄的中文毛派网站突然也无法访问了。左派网站出了技术问题？在暂时禁口以观望风声？还是受到中共当局压力？曾被左派人士痛骂的旅美中国作家余杰说，估计毛左们不会死忠薄熙来的。 目前，薄熙来被免职后，著名毛派网站乌有之乡无法访问了，网站编辑部在网页上说：“目前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网址以CN缀尾的四月网似乎还能进去，上面还能见到有关薄熙来、王立军以及中国改革方向的文章，还有支持薄熙来的言论，但这些文章和评论往往点击不进去。毛泽东旗帜网等也关掉了。 一度有望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因为打出反对贫富不均的旗号并对富商权贵下狠手，据说得到很多重庆市民支持，毛派更是把他奉为领袖。但是批评者说，薄熙来践踏法治，鼓吹文革。在他的打黑干将王立军上个月滞留美国领事馆一天后，薄熙来的政治前程就被打上了问号。就在中共中央宣布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之前，总理温家宝公开警告不能倒退回文革。 美国之音 东方 中国异议作家余杰1月11日晚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躲避当局迫害而逃到美国的中国作家余杰经常是乌有之乡等网站以及左派人士的痛骂对象。余杰说，虽然左派骂他，他还是支持左派的言论自由。 他说：“目前中国的状况下并没有有关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的法律，在这样背景下，我愿意为所有言论自由受打压、被剥夺的网站、媒体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利来呼吁，来帮助他们捍卫权利，包括乌有之乡这样的左派网站，包括用极端语言辱骂过我的。所以我同意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发表你观点的权利。” 不过他又说，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今后民主化了，就应设立一些新闻出版法律，而且中国由于自身历史背景，宁可借鉴德国，而不是模仿美国。他说，德国禁止纳粹言论，中国今后也要立法限制吹捧毛主义的言论。 余杰认为，左派并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捍卫者，他们只是自己受压制时才提言论自由。他说，中共左派元老邓立群在位时批判香港是反共言论基地，后来退休了，自己的书在大陆无法出版，就要到香港出书。余杰还说，目前的左派名人貌似大胆敢言，其实也在察言观色。比如孔庆东教授知道骂美国骂香港很安全，但他不会公开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 余杰推测说：“薄熙来出事后，他们很快保持沉默。我也相信，他们很快地就会选择新的主子。而不会继续为薄熙来辩护甚至成为薄熙来的殉葬品。” 温家宝批评重庆当局时特别提到了改革方向问题。中国的左派人士将如何反应？中共高层是否会出重拳封杀左派言论？一切还有待观察。

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中共元老李锐日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继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先导，其“文化改革” 站不住脚。有评论认为，李锐指出了中国改革的瓶颈所在。 香港《明报》3月9日以“专讯”形式发表对中共元老李锐的访谈内容。曾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表示，去年中央曾就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展文化的文件咨询过他的意见。他认为，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作为先导的文件有两万余字，却空话连篇，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站不住脚”。 报道说，年过96岁高龄的李锐还谈到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接触，以及当前对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争议，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拘押，和流亡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遭警察殴打等“热点时事”的关注。李锐认为，在前苏联共产党倒台后，中国的中央文件中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就所谓“三个代表”的提法，李锐表示，共产党不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而只是个人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北京学者吴稼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文件抛开政治体制不谈，单独渲染文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李锐的观点更多是指出了当前中国改革的瓶颈： “政治改革如果不是先导的话，没有什么文化改革。改革就是放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和邓小平理论一锅煮。中国目前的感觉是要回到文革去了。关键的事情，中国改革的推动点、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迫切性早都具备了，因为邓小平在20多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来。现在缺乏的是改革的意愿，领导层如果没有改革意愿的话，改革再迫切也不会管的。” 吴稼祥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面临权贵利益集团的纠缠，但如何看待民主价值以及遵从本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则是决定一个政党执政甚至生存命运的关键因素： “不改革的理由有一千种、一万种，只要是不想改革总是有理由的。中国近代以来从清王朝主动退位到国民党主动退位，已经有两次退位了，而这两次每一次都面临着巨大的权贵集团，假如不这样做，后果更加严重。如果是个独裁政党，在当代世界只有葬送前途。如果仇视民主、打击民主，这样的政党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下场很惨的，像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就算典型的代表。第二种对改革半推半就，对民主也是推散帖敷，然后又加以拒绝。这样的政党可能还能生存下来，继续执政的可能就非常小了，苏联的共产党就属于这种。第三种体会到了世界的潮流、大趋势以及自己本国人民的要求，主动地应运这种变化，推动改革，这样的政党即使有可能暂时地离开政权，也有可能卷土重来。这样的在当代世界做得比较杰出的就是台湾的国民党，还有外蒙古人民党。所以我想就要看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直接介入经济运作三十年后，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任何连带性的改革措施都势必触及当政者的利益： “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当局在十八大前已经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改革方案。因为整个中共执政集团已经成为一个自利型的特殊利益集团，任何的改革势必触动权贵集团的利益。政改已经停止多年，经改是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官富民穷。经济领域任何的改革势必触动权贵集团和垄断企业的利益，又会动摇现在所谓党国的制度这么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深层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提出来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的渗透，既是对党文化和主旋律被边缘化的孤立，同时也是对文化体制改革本身有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一种防范来收紧对社会的控制。” 2012年被称为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换届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秋季中共“十八大”后，将结束十年任期，预计会由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在胡温执政期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状况，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批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