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告诉我们：“旧中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制造，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以至于很多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带一个“洋”字，称为“洋火”、“洋蜡”、“洋钉”、“洋灰”。还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建国前，中国真的就这么落后吗？ 其实，“旧中国”不但能生产“洋火”、“洋灰”，还能制造飞机、大炮、轮船。北洋军阀后期，全国各地有火柴厂 100 多家，上海“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不仅在国内是抢手货，还打入南洋市场。 1906 年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该厂生产的水泥由于产品质量好，销路顺畅，为全国重大工程所采用。 1926 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在美国建国 150 周年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甲午战争时期，江南制造局就已成功量产了 120mm 、 150mm 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 1919 年 8 月，福州船政局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 17 架飞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拥有直辖兵工厂 24 个，能够完全满足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的消耗，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还能生产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早在 1920-1921 年，中国就有能力建造“万吨级轮船”，而且一口气建造了四艘，分别是“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这些船根据美国政府的订单建造，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 K. 张的研究：在 1912 — 1949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5.6 ％；在 1923 — 1936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8.7 ％；在 1912 — 1942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8.4 ％。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 8 — 9 ％的高速增长。 那么，“新中国”又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呢？ 1 ，摒弃西方主流国家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 1945 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只好转而寻求第三世界的穷国的支持。直到 1964 年，中国才与西方主流国家——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们常以为中国与西方交恶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然而，历史资料却显示， 1949 年前后美国曾一度向“新中国”示好。 1949 年 1 月，美国将其“当前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4 月 22 日 ，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 6 月，司徒雷登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接触，要求罗隆基向中共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 50 亿美元援助。这接近印度 15 年所获得的贷款。遗憾的是，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的报告时，不敢把“ 50 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久，美国把它在亚洲的战略工作中心放到了日本。 “向西方学习”是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叙事。中国加入苏联帝国主义阵营，意外地打破了这一历史进程，也让中国自绝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 2 ，清除外资企业 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 1933 年，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后来，巫宝三进一步修订了普查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全国有华资工厂 3167  家，外资工厂 674  家，雇用工人总数 73.8 万名，总产值 2.2 亿元，其中外资工厂产值约占 1/3 。据 C.F. 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 1936 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达 34.83  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占 35% ，日本投资占 40% ，美国投资占 8.6% ，法国投资占 6.7% ，德国投资占 4.3% 。 建国伊始，中国仍然存留大量外资企业。据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估算：外资企业 1192 家，职工 12.6 万人，资产 12.1 亿美元，其中美资企业有 288 家。徐京利则认为：中国当时有外资企业 1700 多家，投资总额 8.6 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最多有 299 家，美资企业次之有 212 家。 1949 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第二阶段，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比如，本朝军事管制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友邦银行、美孚火油、美国 X 光医疗用器公司等 115 家企业。 1951 年 4 月 30 日 ，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被人民政府征用。到 1952 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 1192 个减至 563 个，所属职工减至 2.3 万人，所有资产减至 4.5 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 409 个，职工由 10.4 万人减至 1.5 万人，资产由 6.9 亿元；美国企业由 288 个减至 69 个，职工由 1.4 万人减至 1500 人，资产由 3.9 亿元减至 1600 万元。 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本朝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就这样，到了 1954 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还有一个可喜的功绩：不欠外国一分钱！ 3 ，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解放前，民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 2/3 左右，占全部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 ％，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 44 ％的轮船吨位。 1949 年上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到 1949 年底，共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 2858 个，职工 129 万人。 1951 年 1 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至此，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完成。 1953 年 9 月，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此后三年，本朝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是“赎买”呢？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老毛明确地说，“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全国私营企业的资产被评为 24.1864 亿元，此数额不及实际数额的十分之一。改造完成后， 71 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 10 万资方代理人最终全部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普通职工。 做了普通职工就没事了吗？夺其财，还要杀其人。 1949 年《共同纲领》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 184270 人被捕， 119355 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133760 人死亡或伤残。在以后历次运动中，资本家都成为重点迫害、折磨的对象。 4 ，消灭乡村士绅阶层 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 1949 年以后，本朝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 1950 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 1953 年结束，将近 3 亿无地农民获得了 7 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以及 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量食。表面看来，土改运动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实际上，土改的真实目的是让农民跟党走。 1956 年 9 约，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说，“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 《人民日报》前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 2742 个乡中，有 200 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 218 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广东省则流行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 200 万“地主分子”被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 450 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乡绅阶层一方面垄断了农村的部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以其宗族凝聚力和儒家人格成为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地主阶级被腥风血雨地消灭，彻底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5 ，消灭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这些精神气质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难容的。毛泽东说：“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1949 年以后，本朝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 1951 年“思想改造运动”、 1954 年批判胡适运动、 1955 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 1957 年“反右”运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批判和“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的“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接受亿万“工农兵”的批判。运动过后，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彻底被打倒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出现惊天谎言没有人敢去捅破。 1957-1958 年“反右”运动中，有 400 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 1978 年，全国只有 55 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 345 万右派神秘消失。纪念一下这些消失的民族文化精英吧：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小白玉霜……   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朋友和老师；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盼望有一天能春暖花开。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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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个老人，暮年之时和老太太相依为伴，老人有个习惯，每周去教堂做完礼拜，回家一定让老伴帮他修指甲，许多年都这样。儿孙们有时会问，老人眼神不好，不如让儿孙们来帮你剪吧，爷爷就说，不用，老伴剪的我最舒服。后来一天，老伴去世了，爷爷告诉儿孙们，其实老伴多次剪到过他的手，但是每次老伴颤巍巍帮他剪指甲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也不是太老，还能看清楚指甲”。读罢，突然觉得世上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此，垂暮之年还放心的让对方来修剪自己的指甲。 我时常想起这个浪漫的故事，也能勾画起两个虔诚的老人内心的珍爱之情，当然能维系这段浪漫的最大因素，莫过于他们之间的爱。这份爱，虽无波涛汹涌、惊涛骇浪，却平静如水，温柔惬意。 中国共产党在前些日子刚刚过了 90 岁的生日，如果比作一个人，年过 90 必将是淡泊宁静的烟波钓叟之类的世外高人，一根鱼钓，独坐江畔，轻舟绿水，从容自得，悠闲淡雅。但是党毕竟不是人，他是一个政治团体，与国外数百年历史的政党相比还颇显稚嫩，所以作为一个党中的年轻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七月份的中华大地酷热难耐，连续 35 °的高温加上时而降至的暴雨，完全劫持了心中梧桐更兼细雨的诗意——我本想赋诗送于你——奈何燥热的环境，所以我还是决定推心置腹的与你讲这件浪漫的事，因为比起歌功颂德，我认为有良知的知识人要区别与 5 毛，因为即使批评，我们也是真心想让这个国家更好。 7 月 1 日，胡总书记在全国讲话中毫不掩饰的警告全党，我们正面临着“四个考验”和“四个风险”。所谓“四个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所谓“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针对这些问题，胡总书记要求“党要管好党”、“从严治党”等等来约束、监察、管理党的相关行为。 这些即是党的指甲，年过 90 的党的指甲，可惜的是，党没有浪漫的将自己的手伸给自己最爱的人——当然我认为党最爱的人是人民——也即党还是不放心人民帮他修建指甲，固执的还是要求自己来修剪，可是问题是，消极腐败本就产生于内部，再让腐败的根源来惩治腐败的枝叶，未免荒唐，因为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不把腐败当腐败，而我认为当同一棵树的根来看自己的枝叶时，它必然把太多的腐败不当腐败。 当然首先我们要承认党的盛情，因为首先党是认清了自己的问题的，也知道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性，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从中即可以看出，党，也是看到了自己需要修剪的指甲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来修剪。胡锦涛总书记在 “ 论民 ” 中有四句话令人耳目一新：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我想仅仅做到这四点，就足够了，当然我指的是从行动上而非语言上，真真正正的做到、贯彻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也许答案就在其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的政党是如何修剪自己的指甲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之中演绎了三权分立，是对执政党权力制衡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西方政党之间的竞争、竞选、互相监督等等是各个党派之间制衡的手段。这样一来的好处有许多，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总统被弹劾，也就是西方的机制可以监管到自己的头头儿。如果党真要彻底的“从严治党”，不妨借鉴西方方法中的可用成分，全部照搬是不可能的了，光是五毛这关就过不去，他们见不得半点西方的东西，就如同清末把坚船大炮看做奇技淫巧的顽固派大臣一般。 权力分置，相互制衡，多党派竞争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人用自己的一只手，来剪自己另一只手的指甲，是普天之下最正常不过的方法，当然在我们这里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以各种原因失败了。 所以党如果不想用左手修剪左手指甲，右手修剪右手自己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爱人来帮自己修剪，此处我的意思是党应该增进和人民的关系，我并不是鼓吹人民的党的关系疏远——因为此点即是胡总书记所说的“脱离群众的危险”——我只是在贯彻精神，进而把人民当作自己的爱人。 当然我并非让党做到一步到位，因为党很腼腆，其实党可以尝试先把一部分交给人民来监察，尝试伸出一个手指，例如不争气的中石化，这是个处处败家处处丢人现眼的主，把这个手指伸出来，看看人民能不能修剪好。又例如这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红十字，党也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首领是红十字的名誉首领之类的，尽管把红十字也伸出来，人民不仅不会顺藤摸瓜把名誉首领剪掉，反而会送你们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另外的一点，我们也不强求你必须在什么时间段伸出来，所以爱人民的党大可选择在环境适宜之时与自己的爱人“人约黄昏后”，因为作为同样爱党的人民，也不一定非把党的隐私放在阳光下去烤，我们只要把太过长的指甲剪掉就行了。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善良。 其实如果党一直不修剪指甲，那么总有一天，这个指甲将无限地生长，直到有一天，它会长成装甲，牢牢地包裹住自己——看似坚强的防卫，实则完全把自己孤立了。不过，如果真的有人幻想指甲能有天成为保护自己的装甲，那倒也是一件浪漫的事。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自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清算后，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此次，斯大林主义在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可谓臭名昭著。然而，进入新世纪后，斯大林主义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根据俄罗斯《新闻时报》的报道，日前，俄罗斯教育部向历史老师介绍了一本《俄罗斯历史（1900-1945）》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发生一些根本上的改变。认为他的行为要从具体历史处境去判断，而他的行为“完全是合理的”，“他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的体系的维护者，他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关于像“大清洗”这样敏感的历史事件上，这本教科书也试图用其他说法为其翻案。比如会认为这场运动是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提高经济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的出现，并非是平地而起。就在2007年，一本名为《俄罗斯历史1945年-2007年》的教科书也同样给了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以积极的评价，并且为镇压寻找到了正当性的理由。 为什么斯大林的形象会有如此转变？如果要追溯斯大林形象被颠覆的起源，我们首先要回到 1956年2月2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从此拉开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序幕。不过就在这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中，赫鲁晓夫虽然将“大清洗”的主要责任归结到斯大林身上，但是同时也承认了斯大林对于重工业发展以及卫国战争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斯大林的形象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并未绝迹，而且随着普京政府的上台，斯大林的形象几乎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如果再回到赫鲁晓夫的那份带有摧毁性力量的秘密报告，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斯大林的清算其实一直相当的表层化和暧昧化。在前苏联的批判的思想脉络里，斯大林只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权里“独裁者”形象来被清算，但是另一方面，“大清洗运动”的残酷性仍然会被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所掩盖，前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卫国战争的胜利，都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功绩而被保留下来，由此也为今天斯大林形象的“平反复兴”埋下了伏笔。 因此当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一个被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冲刷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后，他首先致力于的是恢复国家政治与经济秩序。在他打击寡头的强力政策下，俄罗斯迅速地摆脱经济困局，而且还迎合了普通民众反感贫富分化的想法。于是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他有铁腕作风，不拘泥于西方人道主义的条条框框，行事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这些都让普京的政治魅力展现的毕露无遗。 也就是在普京的强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个国家主义的谱系中凸显出来。因此，大清洗事件要么成为死亡数目的争辩，要么就给以附上了国家富强的美丽外壳。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承袭下来的国家现代化的传统，经由斯大林与普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对接。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斯大林为何如此受到普京推崇，甚至要为其在“大清洗”中所犯下的罪过进行漂白。因为在普京的政治观念中，与西方的对峙是要在一个富强俄罗斯的前提下才能推进，而民主化的转型又使得普京的个人魅力得凭借民粹以维持其权威性。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人道罪过就如同彼得大帝的残暴一样，最终成为历史解释中微不足道的附属物，而他们则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中维持其强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不过或许也无法将斯大林与普京完全等同。饶有趣味的是，刚刚去世的“俄罗斯良心”索尔仁尼琴，虽然对斯大林政权有强烈的批判，但是却会赞同普京的执政理念，并且坦然接受了普京授予的“俄罗斯国家奖”。在普京那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化的现代国家，它同样需要接续东正教与俄罗斯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传统与道德资源，以此来为今日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作一个铺垫，以此和西方所推行的自由民主观念相抗争。因为就以索尔仁尼琴而言，西方世界的道德堕落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而普京不仅接续了斯大林传统中的现代化的层面，而且又融合了俄罗斯强烈的泛道德化的文化内容，因此不仅可以满足普通民众对俄罗斯”帝国”的想象，而且也可让知识分子感受到俄罗斯的文化认同感。 由此来看，斯大林就有如普京的一个“镜像”。出于对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认同，普京需要将斯大林放入伟大领袖之列，而他把俄罗斯的独特文化作为营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使得知识分子对于斯大林那种粗暴割裂俄罗斯文化的仇恨，无法在普京身上得以延续。但这种带有强烈俄罗斯特色的民主道路，最终要走向何处，却是未定之数。 从更大的背景看，1989年底东欧变天，接着苏联解体，俄国人走上民主化之路。世界上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人感到惶惑，似乎那是俄国人的末日。但俄罗斯没有死亡，又在普京的强人执政下复活了。但远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俄罗斯人开始怀旧，（这在中国有很多报道）。怀念斯大林的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为什么俄国没有对斯大林清算，反而对斯大林这个人物选择性地塑造成民族英雄和好人呢？这原因有这么几条。 首先，如上所述，是普京建立个人独裁目的的需要。帝俄的传统沉重，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基因深长，而普京的独裁建基于对斯大林的评价，普京本人就是得惠于斯大林时代的官僚。克格勃出身更相信独裁和个人崇拜。俄罗斯的新贵们，富人们，更是由旧体制转换而来的腐败份子。为了他们的统治和财富，他们极力树立一个斯大林式的英雄和好人。否认了斯大林就是否认了他们自己。 其次，没有也不愿彻底清算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时代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叶利钦时期虽然在政策上否认了苏联，但对苏共的批判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余孽没有绳之以法交付审判，彻底理清他们的罪恶，丧失了时机。对于受害人没有建立人民心中的纪念碑。对重要人物虽有平反，但对于大清洗劳改营大饥慌消灭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公开。立陶宛电影《四海之外皆兄弟》说至少二千万。 再次，俄罗斯人的怯懦和健忘，不敢正视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灰暗。几乎每一个家庭有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去，都有迫害，告密 整人的不光荣成员。甚至参与了斯大林的时代的罪恶。苏联刚灭亡时有拨乱反正的好时机，可惜领导和人民一起错过了。今天斯大林阴魂的复活不是偶然。还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控制言论使知识份子集体失声。二十多年前俄国知识份子寻找历史真相，对过去的沉思和忏悔，对社会人文重建和关怀，劳改营劫后余生的人，普通百姓的口述历史，这一切都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俄国官方牢牢控制的着现代史的诠释，刻意夸大和强调俄国史上光荣胜利的一面，理由是可以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今天的俄罗斯敢于批判斯大林的学者，则容易遭受官方的压制和愤青的围攻，随时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这样的宣传控制有了效果，年轻人开始向往那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时代了。 再其次，消费主义和贫富差异培养了遗老和愤青。他们怀念向往斯大林时代。二十多年过去了，俄国的变化很大，特别是物质上，城市更新，现代化物质更丰富，资本主义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己。他们对过去的苦难不想也不愿在提起。消费时代造成攀比和隔阂，贫富仇恨增加，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对新时代仇恨，或怀旧或向往过去的时代。年轻一代的无知和被欺骗更是崇拜所谓伟人和独裁者。 最后有大批量的顺民和懒汉，他们崇拜独裁和权威是基于奴隶性的思维和习惯。他们甘当顺民和奴隶，是一群懒汉，像狗一样被管被役使，平等的得到一口残渣剩饭，一但解开他们的锁链，没有主人牵引，就不知路在何方。他们当然希望有斯大林一样的伟大导师牵引领导。 当然，俄罗斯也不是没有健康的力量，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在俄《消息报》全文刊登的专访中回忆了自己家庭在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他在评价斯大林时表示,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他同时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看法。梅德韦杰夫说,“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不是斯大林,甚至也不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军事指挥官。当然,他们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是人民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赢得了战争胜利,众多民众为此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梅德韦杰夫说,对于斯大林的作用,对他的评价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他是在紧急状态下担当了最高总司令的角色,有人则不这样认为。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如何全面评价斯大林本人。“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做出过许多贡献,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梅德韦杰夫表示,热爱和憎恨斯大林的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许多老战士,战争胜利者的一代人喜爱斯大林并不为怪,这是他们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评价。但另一问题是,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 中国也有人还念毛泽东，原因跟俄罗斯不乏重叠之处，因而我们不妨借鉴它山之石。

2011 年 1 月 27 日 ，刘志军冒着严寒来到了京沪高铁济南西站工地现场办公，并亲切慰问了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 ; 1 月 28 日 ，刘志军一行全程添乘检查沪杭高铁上下行、沪宁高铁上行，查看了上海虹桥站、杭州站、南京站春运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春运一线的干部职工和公安民警 ; 1 月 30 日 ，刘志军一行深入沈阳铁路局检查指导春运工作，往返添乘检查长吉城际高速铁路，查看了龙嘉站、吉林站、长春站春运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春运一线的干部职工和公安民警 ; 2 月 1 日 ，刘志军一行在西安出席全路春运电视电话会议，对节前春运工作进行总结、对节日期间及节后春运工作进行部署后，率队立即赴郑州铁路局检查指导工作，先后添乘检查了郑西高速铁路，现场检查了郑州黄河公铁两用桥、郑州东站等重点工程建设情况和郑州站春运工作 ; 2 月 2 日 是农历腊月三十，刘志军一行来到海南，对刚刚开通运营的海南东环高速铁路进行添乘检查 ; 2 月 3 日 是农历正月初一，刘志军一行来到成都地区，添乘考察成都地铁 1 号线和成都至都江堰铁路，实地检查在建成都东站和铁路局职工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亲切慰问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铁路职工和公安民警 ; 2 月 4 日 是农历正月初二，刘志军一行清晨从成都出发，连续 8 个小时添乘动车组列车，行程 900 余公里，对达成、达万铁路和刚刚开通运营的宜万铁路进行检查 ; 2 月 5 日 正月初三 ，刘志军一行来到广州地区检查铁路春运工作，添乘广珠城际铁路动车组列车，先后检查广州南站、珠海北站、广州东站和广州站。并听取了关于广州铁路枢纽建设的情况汇报 ; 2 月 6 日 正月初四 ，刘志军一行添乘高速列车检查武广高速铁路，赴武汉动车基地进行调研，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 ; 2 月 7 日 ，刘志军一行在武汉、南昌地区检查指导春运工作 ; 2011 年 2 月 8 日 上午 11 时 40 分，刘志军一行走下列车，径直走进阜阳火车站候车室，然后来到购票窗口等处，看望和慰问了车站工作人员、值勤武警官兵、青年志愿者和候车旅客 ; 2011 年 2 月 10 日 、 11 日，刘志军对西延线、西康线、襄渝线的主要行车设备、线路质量、治安环境进行全面检查。并检查了陕西新延安站 ; 2011 年 2 月 12 日 16 时 20 分：中国广播网刊发了作者为刘媛的长篇报道《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访谈：从不回家过年 》 ; （此处有误；本文是 2009 年 9 月 11 日在中广网发布的 — 编者。） 新华网北京 2 月 12 日 17 时 31 分 25 秒电，经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证实，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