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欣欣向荣、乱象丛生、无法无天：这三个词正可精确形容目前的文物字画收藏市场。而支撑这个繁荣并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造势、拍假、假鉴、护假完整链条。在热钱汹涌、全民痴狂的背景下，“流通”是第一位，“真假”永远排在最后。 假货把中国艺术品交易抬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度，也逼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研究者估计，市场上真品和赝品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张文魁/CFP/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陈一鸣 2011年9月中旬，包括杨松林（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承齐（河北省美协副主席）、秦明（加拿大籍油画家）在内的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1982－1984）的十名当年同学，从世界各地致函南方周末声明：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七千多万元人民币拍出的徐悲鸿名为《人体  蒋碧微女士》的油画，系他们班当时一名同学的课堂习作。 十位画家在公开信中回忆了当年他们上课时的细节。这幅拍出七千多万的课堂作业，诞生于美院U型楼西北角楼上的大天光教室。“当时的指导老师是韦启美、戴泽等先生。我们当时都想学一学靳尚谊先生指导的第一画室的古典写实画风，所以这一张习作大家都是画得很接近于写生对象，彼此之间也十分相似。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第一眼从网上见到这幅图像，马上可以断定为是自己同学的作品。” 随后，包括陈丹青、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在内的艺术家，均明确否定了这幅“徐悲鸿的作品”。 把一幅被业内普遍认为“水平不高的”、27年前的普通美院学生的课堂习作，拍至七千万高价的2010年，被牟建平、吴树等国内知名艺术市场研究者称作中国艺术市场的“资本元年”。 “狼来了，中国传统收藏的时代，在这一年宣告结束。”研究、调查中国收藏品市场多年，著有《中国文物黑皮书》等书的收藏研究者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社会热钱以及通胀预期的巨大压力下，2011年的艺术品春季拍卖会成交额创历史新高。国内几大艺术品拍卖行中，保利迫近62亿元，嘉德超过53亿元，瀚海将近25亿元，匡时超过20亿元。 在成交额的步步增高背后，是充斥赝品争议丑闻不断的步步惊心。在“徐悲鸿习作”被指为赝品之前，刚刚爆出“金缕玉衣”造假风波，一个商人找来一堆玉片请人串成衣服，接着就被一群中国最权威的文物专家们鉴定为价值24亿的文物；而2011年6月，一幅被广泛质疑的《松柏高立图》，以齐白石画作的名义拍出4.25亿天价，如此高价的重要理由是：这是齐白石为蒋介石的贺寿之作。 圈内的多名从业者、研究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的文物字画拍卖市场，可以用“乱象丛生”（吴树语）、“无法无天”（牟建平语）两个词精确形容。而支撑这个繁荣并且在未来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制造赝品）、造势（宣传炒作）、拍假（拍卖赝品）、假鉴（出具虚假鉴定书）、护假（为赝品辩护）完整链条。   造假者都会被逼到破产 真正的“造假者”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但劣币驱逐良币，有责任感的“造假者”纷纷破产。 2011 嘉德春拍是中国收藏市场热度空前的证明。总成 交53.23亿，两件过亿，85件过千万。其中四个世界纪录：《松柏高立图》4.255亿创近现代书画纪录；陈逸飞《山地风》8165万创中国油画纪录； 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4830万创中国古籍纪录；“明逾满月”跑兽镜897万创铜镜纪录。 （CFP/图） 链条的第一环节，无疑当是文物的造假者。 目前最有名的造假者，是商人谢根荣和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2002年，前者找来一堆玉片，请后者串成了“金缕玉衣”。这堆东西，后来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中国最有名的专家，估价24亿元人民币，并以此做抵押，成功从银行骗贷7亿元人民币。 据牟建平介绍，近年来被侦破的最大规模的造假者，是河南商丘的几个农民。2001年前后，郭伦信和自己的儿子郭圣生几个人伪造了一千多幅“长安画派”的画家石鲁的作品，并随后成功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和画展。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收藏市场的业内人士，对外界所谓的“造假者”，往往持有正面评价。“他们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整个艺术品　市场。”北京博玩文物鉴定中心总经理张金发说，“历史文物非常稀少，并且都有自己的寿命，高质量的仿品（文物界所谓的高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和还原文物自身携带的各种信息。” 张金发认为，关键是，怎么样防止这些“新货”（即高仿）被作为“老货”在市场上流通。而吴树提供的一个信息是，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所认识的多个有责任、有水平的高仿制作者，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作为真品走进拍卖行，而被市场遗弃，纷纷破产。 目前市场上，引起纠纷最多的，是最特殊的一类“造假者”——艺术家本人。 北京荣宝拍卖行的总经理刘尚勇说：“一些在世的艺术家，因为爱惜羽毛，有‘毁弃少作’的习惯，他们往往否认自己年轻时创作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是他们的真迹。另外，一些馈赠给朋友的作品，因为利益因素，也往往多年以后，否认是他们的真迹。” 曹萍是一位在欧洲留学多年的油画家，她从体制层面，分析了东方“赝品”远多于西方的另一个原因。从14世纪起，西方便开始有了成熟的画廊（工作室）制度，西方艺术家往往签约于画廊和工作室，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在自己所属的画廊或工作室有完整的记录；但中国的艺术家往往没有这样的记录，他们的许多“人情画”“赠画”包括当时的一些习作，都会在后世陷入真伪之争。 但业内人士均认为，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流传的大部分赝品，都来自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造假。 假货已经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逼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艺术品拍卖行业浸淫多年的谷文鑫（化名），曾明确告诉他，“除开几个大点的拍卖公司以外，一般小拍卖公司的拍品，能有50％的真货那就是天地良心了。”而牟建平则更为悲观，根据他的观点，真品和赝品，在交易市场的比例，大概是二比八。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拍卖制度，从某种层面上保护了制假者：拍卖法明确指出，拍卖公司有权保护委托人信息。这意味着，拍卖公司可以拒绝提供赝品的来源。 “这其实是这个行业独特的传统。”刘尚勇说，“旧社会收藏艺术品的，都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卖家里的宝贝，不是特体面的事情，所以委托人都会要求隐匿他们的个人信息。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售假者，未必知道他们当初收藏多年的，就是赝品。这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行业。”   “一个好故事”很关键 号称为蒋介石贺寿的《松柏高立图》，如果说是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拍 嘉德2011春拍。被鉴定为齐白石画作的《松柏高立图》据说是为蒋介石贺寿所作，因此拍出4.25亿高价。（CFP/图） 现在，赝品被包装以后，即将步入流通环节。必不可少的一步，便是造势。造势的目的是提高赝品的身价即可信度。 在这个环节，“故事”、名家鉴定、图册宣传必不可少。 “故事”被圈内称作噱头。即杜撰一个离奇的故事给赝品，增加它作为“文物”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容量，从而提高身价。 据牟建平介绍，前文所提及的商丘农民伪造石鲁遗作案，便制造了一个东方式的故事： “文革”期间，郭伦信在西安卖白蜡杆时，意外碰到了嗜酒如命但落魄不堪的石鲁。郭伦信便拿家乡的酒馈赠石鲁。石鲁每次大醉之余便借酒挥毫，画一张自觉不满便揉揉扔掉，再画再揉，再揉再画。而有心的郭伦信便把石鲁的醉中弃画全收集了起来。石鲁是个最讲义气的人，他感激郭伦信馈酒之恩，便把这一千多幅作品都馈赠给郭伦信。 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制造“噱头”，是这个行业的传统。即使真品，某些时候也会为了提高身价，“讲故事”。 2011年6月，拍价至4.25亿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引起巨大争议，业内的研究者纷纷指出疑点。尤其关于对联中所书“主席寿”，卖方声称是齐白石为蒋介石贺寿而作。 “这就是制造噱头，蒋介石当时最流行的称呼是‘校长’、‘委员长’、‘总统’，极少被称作主席。”张金发说。 “如果他说是为了给毛主席贺寿，20亿都敢卖。”牟建平说。 有了故事，还得有名家的题跋以及鉴定。 上文所举石鲁遗画的案例，造假者甚至请到了杨仁恺等名人题跋签字。杨仁恺号称“国眼”，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有了大师的题跋即鉴定证书，“石鲁遗作展”、“石鲁遗作研讨会”同时在北京举行。于是购买者顿时多如过江之鲫。郑州市原邙山区委书记冯刘成斥资四百多万元购买了多幅，作为贵重礼品行贿有关政要。 有了故事提升身价，有了名家的鉴定、题跋确保其可信度后，宣传的工作便开始展开。 牟建平回忆，有一家拍卖行的画册上声称，他们所拍的艺术品曾在某年某月，在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贺年卡上刊登过。牟建平后来查资料发现，拍卖行所宣称的这一年，这家出版社还没成立。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徐唯辛给南方周末记者举了另一个例子：5年前，徐唯辛一个收藏家朋友拿了一本十几年前的旧美术杂志，有点发黄。杂志封面登了两幅画，说是拍卖行提供的，他打算拍下，让徐唯辛看这两张画怎么样。徐拿不准，因为画得十分拙劣，但因为有这么一本杂志在，徐就不置可否。“后来我询问这本杂志的编辑部，编辑部说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这本杂志。”徐唯辛说，“这本假杂志逼真到所有的细节都做得很像，杂志做到这个程度是很花功夫的，可是跟利润相比的话还是作假划得来。”   知假拍假，不用负责 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到这一步的时候，赝品已经占据了主流媒体的大幅版面。版面上通常有一个隽永感人的故事，以及中国鉴定界、学术界泰山北斗们的题跋和权威的鉴定证书。 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拍卖过程，通常非常顺利。 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肇始于1995年前后。在过去的16年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以及争议。其中受诟病最多的，便是其享有的拍卖法61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简言之，在拍卖公司声称不对拍品的真实性负责以后，如果买家事后发现所购者为赝品，则拍卖行不负责买家的经济损失。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拍卖行作为中介，其利润，在于买家和卖家分别支付的约12％的手续费。这意味着拍价一亿元的一件作品，拍卖行可获利2400万。 “但文物、艺术品终归是稀缺资源，那有那么多的真品拿到拍卖行去出售？”牟建平说。在他看来，一面是高额利润，一面却受限于真品稀缺，加之有免责条款，这是拍卖行知假拍假的真正动因。 据刘尚勇介绍，当初艺术品界一批拥有法律知识的人士，参与了拍卖法的立法过程。这一说法，得到了刘尚勇的佐证。 吴树认为，就整个行业而言，恰因为只有拍卖行的从业者参与了立法，所以拍卖法在这一环节，只是单方面体现和维护了拍卖行的利益。 “因为免责条款，一些拍卖行甚至拿自己购买的假货再去拍卖。”吴树说，甚至有拍卖行直接去景德镇大批量购买现代瓷器，作为古瓷拍卖。 一些拍卖行即使公开承诺是真品的拍卖，也有造假。郝惊雷，一个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收藏家，他花了20万元，从中国排名最靠前的几家拍卖公司中的一家那里，拍得了三幅民国时期的画作。回来后发现，居然就是印刷品。 郝惊雷是国内近年来仅有的最终讨回钱款的案例。因为这一次拍卖行声称对画作的真实性负责。 但在刘尚勇这些从事拍卖行业的人看来，“这个行业最主要的特征是信息不对称，所以这个行业里面考得就是眼力。有‘捡漏’的，自然有‘看走眼’的。” “国内几乎所有的拍卖行都涉及赝品。”吴树说。他认为，这的确和这个行业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称之为‘古玩’，强调个‘玩’字，是‘玩意儿’，一直不当它是个行业。但现在既然已经是这么大的产业，再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经营、运转，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他认为，“打眼”“捡漏”是这个行业的陋习。 2011年6月的春拍期间，媒体针对拍卖行业黑幕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6月10日，中拍协召集在京多家知名拍卖公司，正式发布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这个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自律公约”，首次承诺“不知假拍假”“不虚假宣传”。   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鉴定家群体掌握了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就算艺术家家属甚至艺术家本人公开宣称赝品也没用。 “原本应该作为行业基础的鉴定体系，几乎成了整个行业最混乱的环节。”张金发说。 按理，在销售环节，鉴定专家是判定真伪的“法官”；在维权环节，鉴定专家的意见是买家挽回损失必不可少的证据。但近年数个丑闻下来，这个队伍，包括最顶级的泰山北斗，几近全军覆没。 上文提到的，牛福忠作为国内玉器行业的权威，直接参与造假。而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仅在装着“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便鉴定为真，并给“文物”估价24亿元人民币。 中国惟一的政府鉴定机构是1983年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由于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委员越来越多。文物鉴定委员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荣誉，而不再是纯粹的专家身份。”著名业内人士马未都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身份是终身制的。据张金发、吴树等人介绍，尽管出现过这么多丑闻，但鉴定委员身份，并没有合理的进出制度。 “许多鉴定师拿着国家工资，周末出来走穴。给钱就敢签字。”张金发说。 某大拍卖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专家里有以贪婪著称的“二虎二狼”，他们都是头衔众多、名声显赫的大专家，但敢于收钱替人开假鉴定证书，业内人士背地称他们为虎狼。 鉴定家这个集体，掌握一件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即使艺术家家属乃至艺术家本人公开宣称其是赝品，也往往无能为力。 上文提到的石鲁遗画案，在造假者大肆宣传造势时，石鲁妻子闵力生、儿子石强、女儿石丹、孙子石迦等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但，他们的声音，在这些“鉴定权威”面前，几可忽略。 “一方面是责任心，”鉴定师张金发说，“另一方面是没有系统的文物理论，国家也没有鉴定标准。” 吴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个单位同时请了3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专家鉴定一件文物。第一位专家看过物件形状后，认为是明代作品；半小时后，第二位专家看了看颜料、雕工、人物服饰等特征，认为系清代一般文物；又过了半小时，第三位专家来到现场，看完后哈哈一乐：这是什么文物？赝品！潘家园遍地都是。   真假不要紧，只要能转手 流通性是第一位，真伪是最后一位。 “传统收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记者接触到的每一个业内人士，几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在那个时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最主要的买家，大部分是收藏家。他们有能力鉴别真伪，他们最在乎的也是真伪。 “现在，赚钱是第一位的。真假不要紧，只要能流通。”吴树说。 在其他商品领域，打假者和购买者，是天生的同盟军。但文物艺术品领域，有“不打假”的传统。打假，意味着这件藏品，要烂在买家的手里。 2005年12月11日，上海的苏敏罗在瀚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以230万买了吴冠中的作品《池塘》。后来，苏找吴冠中鉴定。吴在油画布上拿着大粗笔写着：此画非我所作，赝品。然后签名。此后，苏敏罗将拍卖委托人萧富元和北京翰海拍卖公司诉到法院。结果败诉了。因为拍卖公司声明了，根据拍卖法61条，不对作品的瑕疵真伪提供担保。 苏敏罗的做法，在圈内人士看来，属于“不知道游戏规则”。“什么规则呢？首先她不知道拍卖市场不保真，其次她不知道打官司没用。如果她不声张，等吴冠中死了之后你再卖500万也是它。”牟建平说。“我花了钱了，我是假的也不吭声了，然后大家都卷入这个骗局，维护这个骗局，你骗我，我再骗他。” 牟建平说，这便是为什么，业内普遍认为市场上真品和赝品的比例出奇地低，但这些年却鲜见买家维权的原因。“大家都玩击鼓传花呢！买家转身就变成了护假者。” 2010年开始，拥有一副强劲、粗陋胃口的资本、热钱，大规模地涌入文物艺术品市场，尤其盯上了历史悠久、规则不完善的中国书画。再次强化了市场“轻真伪、重流通”的趋势。在2011年春拍期间引起争议的拍品，几乎全部顺利成交。“这实在令人惊奇，”牟建平举了几个例子，“如八大山人的《书画合璧册》（6132万元），齐白石的《新春图》（1782万）。” 《松柏高立图》拍出天价之后，有人已经翘首期盼“10亿元时代”的到来了。至于牟建平等人的质疑，似乎没人在乎。“文物艺术品这行，现在变得比贩卖军火、贩卖毒品更加暴利，而且近乎零风险。”牟建平说。 而对这个混乱的市场，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经营者，都表示了乐观。“就整个艺术史来看，中国和西方有太多的不一样，我们没有人家那么翔实的数据和记录。”曹萍说，“可以从现在开始建立这个制度，而以前的混乱，行业会自己慢慢地消化掉。” 但至少现在，这个野蛮生长的新兴市场，正是在“混乱”和“无法无天”的支撑下欣欣向荣：2011年艺术品春拍成交额毫无意外地又创历史新高，与2010年秋拍相比，增幅高达20％；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收藏潮还在无止境地铺开，每个周末，在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全国各个文物市场内，都有数十万人次的“藏家”试图“捡漏”。尽管这样的概率，在张金发、吴树他们看来，几近徒劳。

摘要：昨天下午，胡耀邦长子、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委胡德平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在南国书香节上亮相。在读者见面会上，胡德平特别提到，不能让农民没有生产对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对农村土地性质仍然认识不清，当前发生的很多土地纠纷、群体性事件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胡德平在南国书香节现场签售，与读者交流。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 昨天下午，胡耀邦长子、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委胡德平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在南国书香节上亮相。在读者见面会上，胡德平特别提到，不能让农民没有生产对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对农村土地性质仍然认识不清，当前发生的很多土地纠纷、群体性事件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媒体见面会上，胡德平回应了自己开微博一事说，本没有开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媒体帮助开，他也不会用。 今天上午十点，胡德平将在学而优书店(新港西店)举行讲座。 谈微博：没有媒体帮助开，说实话不会用 7月9日，胡德平开通新浪微博并获实名认证。截至昨天，已有94556个粉丝，但他发送的微博至今仅有4条，关注的对象仅有3人。 昨天，胡德平回应开微博一事时说，他本没有开的积极性。但有媒体对他说，微博对于了解国家大事有好处、也便于交朋友和互相交流，“如果没有媒体帮助开，我也不会用，这是老实话。” 对于微博的作用，胡德平认为，执政者应该重视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微博现在做得很活，也很尖锐、及时。他进一步表示，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不善于宣传自己、表达诉求的弱势群体，也不可忽视。     谈父亲：他不希望孩子唯唯诺诺 胡耀邦对胡德平的言传身教，影响深远。胡德平说，胡耀邦对他的最大影响是“教导我们要诚实，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胡德平回忆道，1975年，传出要批判《水浒》。而父亲在《一百二十回水浒》的第一页上，写上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并将这本书送给胡德平。 当有小记者问及胡德平年轻时的经历时，胡德平说，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游行，是1967年“二月逆流”，当时自己正在读北大。因为同学们很激昂，他也不敢违背这个潮流。他坦言，“文革”开始时，也是真心实意拥护的，也走过了从狂热、盲目、彷徨、犹豫到思考、分析的过程。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那时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他参加了“四·五游行”，悼念周总理。     谈土地纠纷：农村集体土地不等于国有 胡德平在讲座及访谈中都谈到，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国家的土地，一类是全民所有；另一类是集体所有。在改革开放初期，明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土地的农民有使用权。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后，对土地性质仍然认识不清。当前发生很多土地纠纷，群体性事件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最近国务院要求各地对土地进行确权，这个很对。 胡德平说，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忘掉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一些干部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是国家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和他就此问题辩论说，农村个人使用的土地就是集体的土地，集体的土地就是国家的土地。“国家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这么想，那么农民的利益就会被损害。” “全民所有制的利润应该拿一部分用在社保、教育；而集体所有制，我们一直都很空，结果空得大家都不相信这是集体所有的了、谁想占就占。”胡德平认为，土地不是按照国家、集体利益来处理，那剥夺的是农民生产对象的问题，这不是用多少钱来算的。胡耀邦生前就很重视土地问题，说不能让农民没有生产对象啊。     谈深圳：希望多出华为这样的企业 胡耀邦在1983年视察深圳时题词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表示对深圳特区的支持。胡德平说，当前，深圳在高新技术、绿色产品、新能源、IT产业方面发展很好，这一势头应该保持。希望深圳能够多出华为这样的企业。 原文链接

2011-08-13 8月8日上午，一条题为《步入地雷阵，无惧无悔！》的举报帖，出现在湖南省张家界公众论坛等网页上，反映张家界市长夫妇涉及重大工程招标等问题。举报人则为现任张家界城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龚厚钦。     张家界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曾获奖章14枚，连续三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他表示，举报绝对不存在任何交换，这不是他的为人。 南都首席记者 姜英爽 发自张家界 8月8日上午，一条题为《步入地雷阵，无惧无悔！》的举报帖，出现在湖南省张家界公众论坛等网页上，反映张家界市长夫妇涉及重大工程招标等问题。举报人则为现任张家界城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龚厚钦。 43岁的龚厚钦，出生于桑植县陈家河农民家庭，1988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派出所民警、特警队队长等。龚厚钦提供的证书显示，其曾获奖章14枚，连续三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曾被评为“全省勤政廉政先进个人”，“湖南省先进工作者”，“湖南十大杰出青年”，“湖南十大杰出民警”。一位功绩显赫的劳模，为何实名举报顶头上司？他与市长有何私人恩怨？龚厚钦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一一详述。 旁白：今年5月1日，张家界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寄出了厚厚一沓信，信的内容是向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张家界市市长赵小明担任市长以来，该市重建11.2公里的“四路”：永定路、崇文路、迎宾路、子午路“工程采取假招标，实际指定由长沙顺天建设集团和长沙市政公司承建。”共耗资6亿多元(含拆迁费用3亿元)。 “花这么多钱修路，肯定不正常” 龚厚钦：张家界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两亿元，这四条路就修掉了3年的财政收入，透支这个钱怎么还？今后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杭州的丰潭路延伸段，1.2公里造价1600万元，已经被称为高造价，我们这11.2公里要3亿元，是不是也是天价路？这些公交亭，一个造价是5万多元，经过重重转包，最后决算价20多万元。 南都：你怎么知道它的造价？ 龚厚钦：生产商就是我们本地人，我自己去问的。还有观音桥的栏杆，高达3900元一平方米。 南都：以你的观点看，这几条路修得怎么样？合格吗？ 龚厚钦：比以前的路肯定要好，但是花了这么多钱修路，肯定不正常。 南都：难道张家界不该修这些路吗？ 龚厚钦：该修，但要切合实际地修，就像动车一样，速度太快就要出问题。或者说不花那么多钱，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经常去娄底考察，他们城市和我们差不多大，他们花的钱比我们少，可是修的路，比我们标准要高。张家界的冤枉钱花得太多。 南都：或者说，只是花了冤枉钱而不一定有什么你认为的腐败？ 龚厚钦：这种可能性很小。 “只要去查，很多时候听说的就是真的” 旁白：一则流传甚广的消息则说，龚厚钦是对市长个人有意见。赵小明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批评龚厚钦的公交管理工作“谁说管不好，谁主动辞职”，两个人不和才导致龚厚钦举报一事。 龚厚钦：以前在警队感觉很单纯，现在很复杂。 南都：这么多年适应了这种复杂了吗？ 龚厚钦：不适应。看不惯。以前人家管的时候，可以不说，但是我不能不说，因为影响老百姓的利益。 南都：真的吗？这中间没有任何别的恩怨吗？只是为了正义？ 龚厚钦：之前(赵小明)有在会上批评我，有那么一次。也不只是他，其他领导也有批评过我，我为什么没有举报别人？而且我觉得我没有错。 南都：据说在公交管理问题上，你曾经在会上说过自己管不了？ 龚厚钦：我从分管全市公交线路那一天起，通过认真调研，就提出很多问题，市长也表示要听专家汇报，结果一直到开会批评我那天也没有开会听取调研，再说当时已经发文：公交已经移交给交通局管了，我们局里也研究决定不再管了。他说一天归你管，就要管好，所以我说我管不了。 南都：你为什么就不能说，可以？即使第二天就不归你管了？ 龚厚钦：我不说假话，要么我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都要是真话。 南都：其实你也是带有负气的成分？ 龚厚钦：是的。 南都：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是让别人下不来台的？反正也不归你管了，你何不说得漂亮点？ 龚厚钦：我觉得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确实管不好。我觉得能做好我就会说做好，做不好，我就不想吹那个牛。 南都：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表态，一种态度。 龚厚钦：这跟警队完全不一样，以前破案别人都说破不了，我去破了，那你就是牛，但是在官场，你做得再好，领导说你不好，也是白搭。不过这一点，我适应了。 南都：你没适应？ 龚厚钦：同流合污，欺骗百姓，说假话，这些我还没学会。 南都：这样的事情，你看到过？ 龚厚钦：听说过的多。 南都：听说，可能只是道听途说。 龚厚钦：对。不过我认为，只要是去查，很多时候，听说的就是真的。         “举报后，知会其他市领导系自我保护” 旁白：在举报之前，龚厚钦就是张家界官场上的另类。他是张家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名制在网络上和群众交流的处级干部。几年来他一直活跃在当地论坛，就主管的公交等工作和群众沟通，还组织过网友见面会，征询对自己主管工作的看法。 南都：我相信你做这个实名举报之前，一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犹豫，或者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龚厚钦：是的。 南都：具体的导火索是什么？ 龚厚钦：3月份我分管市政维护后，陆续发现一些问题，我就有这个冲动了。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防洪堤查处的一个案件，也是关于防洪堤栏杆的，1900元/m 2的栏杆被证实有问题(与赵小明无关)，那这个(观音桥)3900元/m 2的绝对也有问题。 南都：你就没有顾虑过，他是你的顶头上司？ 龚厚钦：有。 南都：任何一个举报者的下场都不会太好，何况是你同样身处官场，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 龚厚钦：我有这个准备。别人都是匿名告状，结果很快公安局就查到那个告状者了。 南都：你的意思是，匿名和不匿名的后果差别不大？ 龚厚钦：对。第一，不实名，上面的领导不会重视，第二，不实名，也会查得到(举报者)。而且我不是做了不承认的人，我是堂堂正正的人，就像我都是实名上网一样。我不想浪费国家的资源。国家动用公权力，需要调查才知道是我的话，会浪费很多钱。是我，就是我。所以我选择了实名制，寄出举报信后，还给市里其他3位主要领导发了一条短信：“我于前天发出举报信，举报市长问题，一切后果自负。” 南都：为什么发这个短信？ 龚厚钦：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至少让别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南都：有回信吗？ 龚厚钦：没有…… 南都：你让他们说什么呢？ 龚厚钦：是很难回复。(笑了)我也不需要他们回答。 南都：你跟你家人沟通过吗？ 龚厚钦：我不敢告诉她。信是我5月1日寄出的。她是7月才知道。 南都：她的态度是？ 龚厚钦：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老公，我支持你。我收到短信，流了很多眼泪。 南都：你自己曾是一名警察，你应该知道，要调查一个人，必须要有确凿证据，而你很多时候是不掌握这核心内容的，只是靠听说来的。你觉得你有这样足够的证据扳倒他吗？ 龚厚钦：就举报而言，完全够了。举报只要线索，立案才需要证据。 南都：或者说，你有多大的把握？ 龚厚钦：我觉得只要认真查，就能查出来。 南都：你觉得是百分百？ 龚厚钦：我觉得是百分百。 南都：这是基于你多年的特警队长的经验？ 龚厚钦：对，以我们这个防洪堤1900元就有问题和这个3900元相比，以杭州的造价和我们的造价相比，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南都：那你成功的把握呢？ 龚厚钦：至少有六七成。   “我就痛恨官场的潜规则” 南都：如果赵小明和你关系比较好，比较赏识你，你还会去举报吗？ 龚厚钦：他的批评我不在意。我20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基本上和所有的领导都是工作关系，没有私人感情。我承认，最初的(举报)动机跟这个 (关系不好)有直接关系。 南都：我相信，这是出自你内心的一个答案。 龚厚钦：是有关系，但不是绝对关系。 南都：你觉得你在他眼中是个什么干部？ 龚厚钦：他以前会认为我是个敢想敢干的干部。自从去年，他开始对我有看法了。 南都：现在？ 龚厚钦：(笑了)我不知道。想这个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我就不想了。 南都：以常识来讲，一般来说，举报者的下场都是不好的，不管对方倒不倒下。 龚厚钦：不是一般。而是所有的下场没有一个好的。 南都：如果被举报者不倒，你的处境肯定不妙，即便是倒了，他的继任者或者其他官员，谁还敢再用你呢？起码，你是个破坏了潜规则的人。 龚厚钦：对。我知道，我在官场的道路，已经到头了。 南都：你做好了这个准备？ 龚厚钦：这个准备，我有。即使就像举报程维高(河北原省委书记———编者注)的人，我还要继续出来举报。 南都：这事，你后面没有人指使？ 龚厚钦：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朋友，错收到一条本来是发给市委书记的短信，上面说，尊敬的某某领导，我已经当副局长这么多年了，已经快换届了，上次你答应我换届的时候让我当一把手，希望你给予考虑。我看到这个短信，就把它发到了论坛上，只是隐去了发件人和收件人的名字。一天就是回帖1000多条。我后面还写了一条：难道不提拔你就会死吗？拿了老百姓的钱，就要为老百姓干事。 南都：实际上，别人、起码内部人都知道你说的是谁？ 龚厚钦：都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件事肯定惹书记不高兴了。我就痛恨官场的潜规则。 南都：你和别人关系处得好吗？ 龚厚钦：老百姓，同事都处得好。领导可能对我有想法，但是我不在乎，相关的事情，我不在乎。 南都：你当时升到处级干部时，是非常年轻的，你已经10年没有再上升，这跟性格有关吗？ 龚厚钦：在我亲戚朋友家人里，我是最大的官。我很满足。 南都：人家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你还这么年轻，市长年纪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不再忍耐几年，熬到换一个领导？ 龚厚钦：要是为了我个人，我肯定选择忍耐，但我既然知道了，我就做不到忍耐。也有人来说和，是不是我可以先和市长沟通一下，我说我绝不，如果你要我这样，我就会在网上发帖，因为我举报绝对不存在任何交换，这不是我的为人。 南都：很多举报别人的人，最后反而被人查，因为别人会拿放大镜来看你，你经得起别人查你吗？ 龚厚钦：当我第一次获得全国优秀警察的时候，我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把自己放在外面，让别人用放大镜照。 南都：你才40来岁，你把自己的人生都赌进去，值得吗？ 龚厚钦：多种结果我已经考虑了。至少，第一可能会引起高层重视，查个彻底，我个人什么结果，都是胜利的。第二，万一没有查处，对我个人进行打击报复，我仍然是胜利者，因为我敢站出来说。尽管面子上我输了，但是实际上我站出来，就赢了。 南都：你的性格有什么缺点？ 龚厚钦：不知道拐弯。坚持的一直坚持。这应该是缺点，但是我不认为这是缺点，我也不想去改变。 南都：主要是指什么？ 龚厚钦：跟书上写的不一样的事情，行为，我就不去参与。 南都：结局是自觉不自觉被孤立了？ 龚厚钦：(沉默)是的。   原文链接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站间，发生颠覆事故 1997年4月29日，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列车经过京广线岳阳县荣家湾火车站时，与停在4车道的818次客车追尾相撞，造成58人死亡，290多人受伤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实习记者 何赟 发自北京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温州。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近40人遇难身亡，约200人受伤，以“和谐”号命名的动车组及其背后的铁道部，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拷问、责骂甚至咆哮。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次铁路事故，人的因素是绝对的罪魁祸首，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事故原因。早在2002年，曾任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重要职务的吕正清就总结过：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到64.6％。 我们记录这段铁路殇史，是希冀铁路主政者铭记冤魂、敬重生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建国初到“文革”：从稳定到混乱 中国铁路系统的框架在1949年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在战火硝烟中，铁路系统功用受损严重，因此建国后，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便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抢修既有线路。至1950年代初期，中国铁路逐渐复苏，也日渐面临严峻挑战：设备陈旧、职工素质不高、规章制度丧失，这直接导致运输秩序的混乱、行车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1950年1月23日，津浦线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冲突，死伤62人，这是新中国第一起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与现今庞大而冗杂的铁路系统相比，那是一切都等待规整的时代，灾难性的事故成为制度革新的催化剂。此次事故后，铁道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设备运用、质量检修专门制定了相关执行规则，对行车安全亦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一系列的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出台，旨在提高人员素质。安全形势就此得以好转，重大、大事故由1952的332件，减少到1957年的200件。彼时，正值实施首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运量和行车密度大幅增长。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走向高潮，也将刚刚起步的铁路安全标准机制推向荒芜。“大炼钢铁”与“超英赶美”的狂热蔓延到铁路系统，超载运输、超负荷运输、超既定密度运输成为常态。资料显示，1960年的特大、大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近3倍。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管理的混乱。事故频发的年代里，完整细致的案例卷宗甚至成为奢想。铁路部门随后又发动了极富时代特点的群众性运动——“安全正点、四爱（爱车、爱路、爱设备、爱货物）立功”，以运动代替整改，口号冲天。 半个世纪后，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跃进”，刘志军的高铁计划终于让中国在5年内真正实现了“超英赶美”，可“运动便会流血”的预言似乎并未改变。 “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铁路成为红卫兵们狂欢的舞台。全国人民大串联，激昂的群众扒上火车就去远方寻找“同志”。在运动化的喧嚣中，铁路建设基本没有推进，铁路职工反倒也成为了运动的一分子。混乱的行车管理、惊人的超载量、和全国失控的社会状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1969年铁路特大大事故达964件之巨的惨痛局面。动荡的10年，悲剧接连不止。 动荡过后，惨烈并不随之戛然而止。 1978年12月1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杨庄事故”，让上百位旅客魂断中原。那是一列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在陇海线杨庄车站内与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拦腰相撞，死亡人数达到106人，重伤47人，客车报废3辆。这是建国以来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列车事故，也是中国铁路在“文革”结束后为这10年混乱支付的最昂贵的一笔账单。最终，该事故的责任人被认定是两位打瞌睡的司机和调度员。真相几何，不得而知。铁路系统独有的森严司法系统只能让普通百姓远观这个铁轨上的密闭王国。 如今，在距离杨庄车站不足200米处的铁路北沿，一块青石砌成的纪念碑掩映在松林间，上面镌刻着“沉悼念1978年12月16日杨庄事故遇难旅客”。每年前往祭奠的，除了死者家属外，再无其他。不断提速的中国列车从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铁轨上飞驰而过。 80年代：安检缺失、热情高涨 1980年代，改革开放闸门开启，列车成为重新燃起的“中国梦”的缩影与见证。在燥热缓慢的车厢中，动辄几天的旅途隐藏着种种趣味，或者危险；几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在此上演，其中不乏惨剧。 80年代早期，中国铁路接连发生多起车厢着火或爆炸的安全事故。彼时，登车安检无从谈起，危险物品的携带成为最大安全隐患。1984年5月14日，济宁开往三棵树的117次旅客列车在深山线房家和大红旗间，因旅客吸烟引起列车火灾，造成6人死亡。这是数十起类似事件中的一起，其他甚至还包括了故意携带炸药上车。拥挤的车厢，埋藏着不安。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由于列车颠覆，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该事故也是外籍旅客伤亡最多的事故，造成日本旅客死亡27人、重伤9人、轻伤28人，其中除一名教师外，都是16岁以下的中学生。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不久，丁关根升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再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革”后尚未稳定的80年代，中国铁路缓慢发展。人均拥有铁路长度持续增长，铁路覆盖面更加广泛。尽管事故时有发生，但出行的方便和较为稳定的秩序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需求。 当时火车跑得的确不快，与现今动辄打破世界纪录的和谐号高铁不可同日而语。可绿皮车低廉的票价和远方的想象，却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背井离乡，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90年代：“铁老大”初现 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狂飙突进，城市化进程快马加鞭，东部及沿海开放城市与内陆地区的鸿沟愈发明显，一场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迁徙浪潮席卷全国。价格低廉、运能优势明显的火车成为实现迁徙的最重要载体。蜿蜒的铁轨，隆隆的列车，寄托着彼时无数国人对机会的渴求和对财富的向往。 中国铁路运输供求矛盾开始激化。“春运”成为举国关注的话题，“一票难求”成为媒体长期使用并长期有效的描述语言；“铁老大”成为人们对规模巨大、政企不分、半军事化管理的威权机关充满怨愤与无奈的嘲讽。与此同时，铁路运输的安全状况亦呈现出不稳定趋势，那段时间，铁路部门官方工作报告的原话为“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 1990年7月27日8点，2523次货物列车与848次货物列车，在沈阳铁路局通化分局梅集线通沟至干沟间发生正面冲突，造成2523次机车l、2、15、19位车辆脱轨，16、17、18位车辆颠覆；848次重联机车颠覆，机次1位车辆脱轨，报废机车4台，货车报废1辆；机车乘务员9人死亡，重伤3人，中断正线行车达25小时15分。 一年后的6月13日，由北京开往苏州的109次客列车，运行至津浦线新马桥至曹老集间，与前行的1329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109次列车副司机当场死亡，列车乘务员和旅客28人受伤，中断行车超过18个小时。灾难仅仅过去两个月，8月18日，由武昌开往广州的247次列车运行至京广线大瑶山隧洞时，因列车人员误判前方发生火灾而拉阀停车，旅客纷纷下车和跳车，正遇邻线通过列车，造成数十名旅客伤亡。 那段时期，中国铁路几乎年年有大灾。1992年3月21日，211次旅客列车在浙赣线五里墩车站冒进、冒出信号，与进站的1310次货车相撞，造成旅客死亡15人、重伤25人、中断行车35小时。而1993年，铁路又发生两起特大运输事故：4月13日凌晨，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分局富拉尔基车站在调度车辆作业中，机车车辆冲出牵出线土档，将原信号楼突出部分刮倒，造成在室内休息的8名职工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事故。3个月后的7月10日，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旅客列车，运行至京广线新乡南场至七里营间，又与前行的2011次货车发生追尾冲突，造成乘务员32人死亡、7人重伤、4人轻伤；旅客8人死亡、2人重伤、35人轻伤，中断京广线正线行车超过11个小时。 事故频发，民怨迭起。为此，时任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韩杼滨在1994年提出，用长达一年的时间“严肃整顿干部作风、严肃整顿职工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严肃整顿规章制度，严肃整顿班组管理，努力提高设备质量”。次年，铁道部又向全路印发了《关于围歼旅客列车事故和实施意见》（简称24条），制定了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十大干线建设安全标准线的实施方案。到1996年，中国铁路全路行车重大、大事故降至10件，事故率为0.006件，创下了20世纪中国铁路安全行车的历史最好水平。 90年代末：故意破坏造成重大事故 好景并不长。1997年4月29日，荣家湾事故的发生，成为继杨庄事故以来，中国铁路最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一场灾难，126条生命魂断铁轨。目击者在事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彼时的湖南岳阳荣家湾车站，血流成河”。 这是一列由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荣家湾时，与停在该站由长沙开往茶岭的818次旅客列车追尾相撞，324次列车机后1至9位全部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 324次列车全列编组共17辆，由司机李建文、副司机陈勇和长沙列车段运转车长谭列军担任值乘，郑州客运段执行客运乘务。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工区信号工郝任重当日在12号道岔电缆盒整理配线作业时，瞒过车站值班员，将12号道岔XB变压器箱内1号端子电缆线甩开，致使12号道岔在反位时不向定位转动；又擅自使用二极管封连线，将l、3号端子封连，造成12号道岔定位假表示，破坏了12号道岔与Ⅱ道通过信号的联锁关系。 列车10点42分通过黄秀桥车站后，荣家湾车站值班员曾海泉旋即要求信号员李满娟办理324次列车Ⅱ道出站信号。这时，李建文见进站信号绿灯亮起，便径直将列车驶入站内。行至12号道岔处时，李猛然发现进路不对，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已回天无力。这是中国铁路运输历史上罕见的，在生产过程中故意破坏、违章作业造成的责任事故。 4个月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判处郝任重无期徒刑，长沙电务段荣家湾信号维修工区区长吴荣忠有期徒刑15年。 一年后，毕业于莫斯科铁道学院铁道电气化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傅志寰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他是继丁关根之后，第二位技术背景出身的铁道部最高领导，并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运输科学院院士。此前，中国的铁路首长多为军队出身，带有浓烈的作战指挥色彩。 傅志寰主政铁道部后，当年12月下发《关于全路运输安全“强基达标”的意见》。《意见》对行车主要设备质量、行车主要工种人员责任提出了量化的具体标准。但是，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并不足以庇佑苍生。意见出台半年后，武昌开往湛江的461次旅客列车，运行至衡阳北和衡阳车站间即发生脱轨，造成9名旅客死亡。舆论一片哗然。 资料显示，傅志寰任上共发生过两起重大运输事故，是历届铁道部长中经历事故最少的一位。他直接处理的另一起事故发生在2001年4月20日清晨，由北京发往齐齐哈尔市的K47次特快列车在黑龙江省安达市车站内发生颠覆，导致两人死亡。 人祸的顽症 中国铁道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吕长清曾在铁道部安全监察司任职，他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的李文耀共同合作研究过2002年以前中国铁路运输事故问题。吕长清分析认为，在重大、大事故中，由于铁路职工自身责任的占64.6％，其中又以工务、机务部门最多，两者合占59.6％，设备原因占9.2％，自然灾害占13.8％，社会治安等因素占12.3％。“五十多年来，对铁路形象损害大、社会影响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时有发生，并且其损失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加大。在历史上，对铁路、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旅客列车重大、大事故，其原因几乎全是违章违纪所致，这是几十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尚未有高铁投入运营的时代，吕正清和他的同事便已公开发出了这样的感慨：“1964年10月，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投入运营，标志着铁路高速列车技术的突破，翻开了世界铁路史的新篇章。令人称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干线’的里程在不断延伸，速度也有所提高，但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高速列车运行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为零，正点率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当然，这与日本铁路员工的遵章守纪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日本新干线褒扬的声音发出不到一年，引领中国高铁时代的人物便粉墨登台。而中国铁路亦驶入一段多事之秋，影响至今。 21世纪：刘志军时代的“大跃进” 2003年，普通养路工人出身的刘志军爬上了他权力人生的顶峰，成为可以在200万人之众的铁道王国里呼风唤雨的一部之长。刘志军任上，中国实施了第五次和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以“和谐”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和主要城市间夕发朝至的直达列车开始运营，青藏铁路的建成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他提出了著名的“铁路跨越式发展”思路，高铁进入实质性建设和运营阶段，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世界纪录列车开跑中国，他因此成为建国以来最具建设政绩的铁道部长，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同时，他也让中国重回铁路事故频发的时代，铁道部成为众矢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至历史最低谷。死伤严重的胶济铁路事故，让有关“部长引咎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 刘志军在部长任上遇到的首起事故发生在2005年7月31日晚上8点。西安开往长春的K127次旅客列车，在长春至大连的长大线新城子至新台子间与一列货物列车发生追尾，6名乘客死亡，30人受伤。次年4月11日，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广铁集团管内京九下行线林寨站至东水站间，在信号故障情况下，司机个人认为防护区间没有列车，盲目开行，最终与正在停靠的武昌开往汕头的1017次列车相撞，两位铁路职工当场死亡，18位旅客受重伤，1017次列车最后4节车厢随即脱轨。彼时，T159次副司机正在睡觉，而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故障发生情况下必须双司机值乘。 刘志军时代，铁路大事故发生周期由一年缩短至半年。1017次列车事故余音未绝，2007年2月28日凌晨，由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再爆惨剧。这趟列车行至南疆铁路珍珠泉至红山渠站间，因瞬间大风造成该次列车车辆脱轨、3名旅客死亡、34人受伤。 而众怒到达极致的两起事故，均发生在胶济铁路。2008年1月23日晚上8点48分，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动车组D59次列车运行至胶济线安丘至昌邑间时，发生重大路外交通事故，造成18人死亡，9人受伤。这是中国首起动车组列车重大事故。 胶济铁路已有百年历史，由德国殖民者在山东省境内强行建造，并由此爆发“巨野教案”。事实上，在2007至2009年间，该路段共发生重大事故多达5起，频率之高、状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为中国铁路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2008年的“4·28”特别重大列车相撞事件最为惨烈。 是日凌晨4时41分，T195次北京至青岛四方的列车与5034次烟台至徐州的列车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附近路段相撞。事故造成72人死亡、近500人受伤，其中重伤51人。7分钟后，济南铁路局颁布紧急救援命令。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为建国以来铁路交通事故中最多，死亡人数也是近10年来所未有。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次日宣布，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表示：“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发列车T195次严重超速，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实际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31公里。”而事故调查组副组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直接表态：“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责任事故。” 铁道部随后以电报形式向全路通报了事故经过和具体原因。据电报表述：“济南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用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济南局《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即154号文件，23日印发，距实施的时间28日0时仅有4天。如此重要的文件，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由列车传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接到的情况下，4月26日又发布了4158号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王村至周村东间便线限速的4240号调度命令（154号文件对该地段限速80km/h的条件并未取消），导致各相关单位在没有收到154号文件的情况下，根据4158号命令，盲目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这份致命的154号文件当时是以车递平信的方式发送，惨剧发生后，该文件仍不知所踪。 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就地免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耿志修、铁道部总工会副主席徐长安分别提任济南铁路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因这起事故变动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是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他于汶川地震后调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一年后改任上海铁路局局长，2010年5月又重新出任铁道部总调度长。这次甬温特大动车脱轨事故后，他再次被调至上海铁路局任局长。 事故发生后，第一调查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民众认为：铁道部长刘志军应就胶济铁路事故引咎辞职。“部长下台”的中国民意还被外国网友转发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私人博客上，王就此回复“这位外国朋友，您有点偏激”。针对网民“铁道部应为处理胶济铁路事故打几分”的问题，王勇平说“功过自有评说”。 一年后，国务院给予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处分，给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处分。处分决定下达仅一个月，2009年6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长沙开往深圳的K9017次列车在郴州站与刚启动出站的K9063次铜仁到深圳西方向客车机车发生侧面冲突，造成3人死亡、六十余人受伤。 今年春节刚过，正凭借世界第一的高铁政绩疾驶在仕途上的刘志军突然“脱轨”，他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免去党政职务。两个月后，新任部长盛光祖宣布：中国高铁降速。 而就在铁道部以京沪高铁全面建成通车，各项水准“领先世界”的奇迹向执政党建党90周年献礼后不久，“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盛光祖和铁道部要做的，恐怕不是一句道歉那么简单。 （实习记者刘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479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并未触及最核心问题——— 究竟有多少财产 摘要：被湖北省视为“破冰之旅”的荆门市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迄今已运行一年半。与之前新疆阿勒泰的“阳光法案”、浙江慈溪的“廉情公示”不同的是，掇刀区的试点“申报更全面，公开更广泛”。 湖北荆门市掇刀区还公开了“廉政专户”账号———按试行办法，报告人如有违纪违法所得，在报告前可以无记名方式上缴到廉政专户。 南都记者 占才强 摄 掇刀区委书记王保举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王保举说，改革如果不把“一把手”包括进去，那么这种改革往往没有说服力。 南都记者 占才强 纷扰20余年的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今难产。鲜为人知的是，一些地方已在悄然试路。 被湖北省视为“破冰之旅”的荆门市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迄今已运行一年半。与之前新疆阿勒泰的“阳光法案”、浙江慈溪的“廉情公示”不同的是，掇刀区的试点“申报更全面，公开更广泛”。 479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不仅其本人工资、奖金、住房、配车等，其配偶及子女的工作就学、名下房产、投资经商等信息也一应在网上公开。 然而已历时两个年头的掇刀试点，网上“晾晒”官员家底后却遭遇了几乎无人举报的“冷场”。“仍然没能触及改革的最核心部位”，当地有官员这么认为。 是一次勇吃螃蟹的改革试验，还是一场流于形式的官员秀？通往“阳光政府”的掇刀试路“未来的路还很长”。   低调 领导干部“晒家底”一年多鲜有报道 王保举，女，大学学历，年工资48328元，奖金福利8160元；有私家车一辆，二手富康，购车款7万，来源为个人收入。 配偶李新德，省电力公司京山疗养中心副主任，年工资315600元；子女李舟，现居美国洛杉矶，2010年8月由纽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转入加州大学，学费为自费。 现居143平方米商品房，购建金额375000元，资金来源自筹。另有住房(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两套，面积390平方米，购建房产总价值948000元。 本人配公车一辆，旧奥迪1.8T，购车金额41万。2007年因公出国到韩国、日本8天，由财政拨款；2009年本人父亲因病去世，没有大操大办；2011年上交礼金22000元、上交礼品及购物卡折价19000元。 …… 这是一则在地方政府网站上公开的个人信息，“报告人”王保举，是当地的“一把手”———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委书记。 登录掇刀政府网站，点击首页“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专栏，进去后便会发现，和区委书记一起“晒家底”的，不仅包括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大家领导班子，还涵盖了全区所有机关、街道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每个干部的公开内容，前后分两张表格。第一张表为“个人情况”、“配偶情况”、“子女情况”、“共同生活父母情况”，第二张表则为“工资收入”、“其它收入”、“经商办企业情况”、“私家车情况”、“房产情况”等。 网页醒目位置，公布了两部专用举报电话，同时还公开了掇刀区“廉政专户”账号——— 按试行办法，报告人如有违纪违法所得，在报告前可以无记名方式上缴到廉政专户，缴款人可将上缴凭证留存备查。 而报告过程中，凡是能主动说明情况，并积极上缴违纪违规所得的，将视情节从轻或免予党纪政纪处分。 问责则是严厉的。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隐瞒不报或不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将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处理；经查证有违纪违规行为的，除依照相关规定从严从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从网上发文日期看，掇刀区的这一廉政举措并非“新鲜出炉”。从2009年12月区委、区政府首推“试行办法”，到2010年4月形成一整套“试点工作制度”，迄今已历时一年半有余。 然而一年多来，掇刀的这场试验却鲜有报道，并不为更多的外界所知。这与同在2009年岁首，由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破冰”，高调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相比，掇刀似乎选择了一条刻意低调的路径。   机缘 “先行试点是重大政治责任与发展机遇” 官员财产公示在国际上一直被视为“阳光法案”，甚至被称为“终极反腐制度”。但在中国，自1988年提出这项立法动议后，20多年来一直进展不大。 直到2009年1月1日，喊了大半年的新疆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制终于面世。 但事后为人诟病的是，阿勒泰的申报公示仅限于官员工资、奖金、福利费等，更为外界关注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包括汽车、住房等动产、不动产，股票以及个人银行存款等7项内容，仍属秘密，仅供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部门掌握。 而在该地区首批由5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填报的个人财产申报表中，除工资、奖金、福利费外，“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情况”一栏，则全部填报为“无”。 这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申报内容少得不能再少，信息含量几乎为零的个人财产申报表，被当时评论认为是“史上最山寨的财产申报制”。 阿勒泰纪委工作人员解释，之所以没有做到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主要是考虑保护领导干部的合法财产和人身安全，还有隐私权，所以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 不过，给以掌声的评论认为，阿勒泰毕竟开了历史先河。随后浙江慈溪、四川高县、湖南浏阳和湘乡、宁夏银川等地也相继效仿进行类似尝试，但步履同样寒酸。 “先行试点是掇刀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重大发展机遇。”在掇刀区被确定为湖北省惟一试点后，区委书记王保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当时面对的改革机缘。 “改革如果不把‘一把手’包括进去，那么这种改革往往没有说服力。作为区委书记，理应带头接受监督。”王保举说。 掇刀区，是湖北省荆门市所辖一个县级行政区，位于荆门市南郊。因三国名将关羽在此屯兵时，将刀掇于巨石而得名。 掇刀区还是湖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试验示范区，自2001年建区以来，在省市多次廉政建设考核中名列前茅。2009年，掇刀被确定为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的工作联系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掇刀肩负起了改革试点的历史重任。”掇刀区委组织部一名人士介绍当年的缘起。   阻力 “能不能完成试点，考验区委执政能力” 2009年9月，掇刀区成立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但设想并非一帆风顺，在掇刀区常委的“吹风会”上就遇到阻力。 据披露，在11名常委班子成员的“闭门会议”上，很多人针对这项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担心：报告内容公开后会不会招致弱势群体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有的担心：个人隐私在网上公布后会给家庭带来安全隐患和负面影响。还有的担心：群众会不会认为我们在“作秀”，这一制度最终会不会半途而废？第一次酝酿在担心和困惑中结束。 行还是不行？这成了一个问题。“能不能完成试点工作任务，是对区委执政能力的考验。”王保举坦言，其实，当时她的压力也非常大。 在省、市纪委建议下，掇刀区委决定到外省考察后再做商议。2009年10月，区考察专班一行前往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 考察组发现，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公布的信息主要限于官员本人的工资等收入现状，至于财产以及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被列入秘密申报、内部掌握的范畴；而慈溪的“廉情公示”是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公开。考察让掇刀区委找到了信心，“要做就做到全员参与、全面申报、全程公开，彻底点。” 随后，围绕申报什么、公开什么、怎么公开，掇刀区委先后4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经过12次修改，最终《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行办法》出台。 官员“财不外露”的传统被“颠覆”，2009年12月8日这天，登录掇刀区政府门户网，全区479名副科级以上担任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以及后备和拟提拔干部(包括市管县处级干部和双管单位干部)个人报告内容一览无余。 在“晒家底”的副科级以上干部中，其中45人是单位“一把手”，县处级干部30人。 与新疆阿勒泰等地的公开相比，掇刀区除领导干部本人工资、奖金、住房、配车等情况外，其配偶及子女的工作单位、就学情况、名下房产、投资经商等一应在网上公开。另外还包括领导干部因公(私)出国(境)，登记上交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以及家庭婚丧嫁娶操办等信息，共计7大项16小项多达上百个内容。 “在这次申报公示中，479名干部中有十几名干部开办实业，交易股票；107人拥有保障性住房外的第二套住房；77人拥有私家车。很多信息甚至连单位内部同事都不知道。”掇刀区纪委书记李克英这样介绍。 李的这种说法，区教育系统一名老师深感认同。和区教育局某位领导常打交道的他，“我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一直以为他只有那一套房子。公示后上网一查，原来他子女的名下还有一套房。所以我认为公开还是管用，便于群众监督。” 但对官员来讲，在网上露出“家底”，还是颇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适应”。   如实 史无前例的“诚信考验”和“压力测试” 张宇峰是区房管局拆迁办主任，他向记者坦言，刚通过网络公开时，还是“很有压力”，也经历了“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什么事情都低调，不愿公开。打个比方，(有的领导干部)好不容易借钱贷款买了辆车，一般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但如实报告后，你的东西就曝光了。另外还怕外人产生猜想，会不会是通过非法手段啊？肯定就有压力。” 张宇峰说：“但后来就觉得很好，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应该公开嘛。你怕曝自己隐私，你就不当这个干部，不做这个公务员。而且跟国外比，我觉得我们还做得不够。” 而在掇刀区政府，一名宣传部官员就“(领导干部)孩子的情况适不适合公开”，与记者展开了辩论。这名官员表示，网上公开后，一些涉及领导干部的“家庭隐私”也被外人所知，至今仍有不少异议。 “有的领导干部的孩子在国外留学，这个公开说得过去；但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也要公开？他们的姓名、学校这些信息透露后，万一造成负面的事情发生(指被人报复、伤害等)，责任又由谁来担？所以涉及孩子的情况，哪些可以公开，哪些不适合公开，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敏感。”这名宣传部官员说。 从有顾虑、有争议到制度性申报，从战战兢兢到必须去面对，掇刀区官员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诚信考验”和“压力测试”。 而如何确保领导干部的报告内容“如实”、没有“漏报”？按照试行办法，报告人在填完资料后，由所在单位党务公开栏公示一周，并经单位党组织审核，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然后再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又经审查组再次复核，才在掇刀区政府网上公示。 对此，掇刀区教育局党委书记田继芳说：“作为单位一把手，我需要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在确认其他人报告的真实性后在上面签字盖章。当时，有一名校领导因为担心家庭财产等隐私曝光不利，在报告中隐瞒了其配偶开美容院的情况。我提醒他，作为领导干部的配偶同样有义务申报个人财产。最终他及时补报了上去。这种情况往往在公示的第一关即单位公示栏公示时就会被同事发现。” 而对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隐瞒不报的，试行办法规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责令辞职、撤换或罢免等处理。这一硬规定，使得掇刀区领导干部申报率达100%，公示率100%。 那么掇刀区领导干部在网上公开的个人信息到底有无“水分”？有没有虚报、瞒报的情况存在呢？记者到部分报告人的单位作了走访。   公开 领导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 走访发现，这项在当地业已推行一年多的“阳光”举措，许多人仍未知晓。 在掇刀公安分局，记者随机分别向两名干警询问：知道你们局长的工资收入以及住房等情况吗？一个摇头，一个答：这是他自己私人的事，我们无权过问。 那知道局领导的个人信息在掇刀区政府网站上有公示吗？记者再问，回答则要么说不知道，要么反问记者：有这样的事吗？ 同样的回答出现在掇刀区检察院，当记者向几名工作人员询问，是否知道检察长卢良恳有几套房？孩子在哪里上学？(网上公示卢有两套房，孩子在英国留学)有工作人员对记者的问题感到奇怪：领导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而对网上公示也均表示不知。 在掇刀国土资源分局，连续咨询的几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不知网上有公示，“也不关心那事”。对局党组书记、局长施以武在网上公示的“有一套住房”、“女儿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留学”等信息，记者找到了为局长开车的陈姓司机。他证实施以武确实只有一套房，而且是老房子，登记信息属实。 但对其女儿 ，司 机的说法却是“华(中)师(大)毕业的，还没工作”，并不知其留学一事。当得知实情后，司机猜测，“可能后来留的学，费用应是她男朋友出的，她男朋友是开公司的。我跟他(施局长)几年了，感觉还是蛮清廉的。” 掇刀石街道办事处一名干部，是受访者中为数不多的知道有网上公示的。记者就街道办几名主要领导网上公示内容向其一一求证，“这些申报信息，我感觉都是准确的。” 对报告人有可能虚报、隐瞒的猜测，他则认为“可能性不大”，“街办领导我不看就知道他的信息，他要弄虚作假，很容易被投诉。纪委每年也都要查的。至于说把房产什么的，找个亲戚、熟人安在他的名下，到时候他不给你了，他卖了怎么办？很容易引起经济纠纷。所以要想违纪，风险和成本会很高。” 在掇刀区财政局，两名受访的离退休老干部亦对网上公示表示不知，“没听说这事”，而在得知后两人看法却是“恐怕又是走过场的吧？” 据两名老干部向记者一一核对，该局副局长刘青松、张锐，区国资局副局长杨小华在网上公示的内容也大多属实。但二人另透露，刘青松、张锐今年分别购买了一辆私家车，但网上相应的“私家车情况”一项，两人都是空缺。“张锐买的是一辆雪铁龙轿车，花费约13万。两人都是最近半年才买的，也可能都还没来得及更新。” 在逐条看过网上公开事项后，两名老干部也提出疑问，“公开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是不是还有没公开的呢？谁来监督？” 而且在二人看来，“目前所公开的还不够彻底。”    缺憾 干部到底有多少资产，仍是模糊概念 这两名老干部认为，他们其实最关心的还是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有多少财产。“除了住房、车辆等看得见的，还有多少存款？这些财产是否超出合理收入？如果明显超出其来源是否合法？而这些并没有在公示中看到。” 而这，正是被国外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最核心部分。 国际上认为的，真正的财产申报，不仅要申报官员本人的财产，还有配偶和抚养子女的所有财产，以及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收益。与之相随的，还有一套对虚报、谎报、漏报和拒不申报严厉的预防和惩罚措施。 “我觉得我们还做得不够。”掇刀区拆迁办主任张宇峰以自我申报中的体会认为，“还要把领导干部更多的所谓的隐私，更进一步地公开。比如平常开支啊，都有哪些开支？特别是私人的重大开支，还有公务活动中的重大开支，都要公开。你的公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花了多少钱，也应该公开透明。另外还有存款这一块，你看国外有的领导人有多少存款都是公开的，很清楚，我们也应该更加透明。” 显然，掇刀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试点，虽然较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又迈进了一大步，但仍未触及官员财产公开最敏感、最核心的部位。“公开后，对区领导干部到底有多少资产，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透明度不够，叫群众监督什么？这样的公开有多少意义？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一场官员秀。”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不同声音。 一年多来，掇刀试点的“反腐”效果究竟如何？对此，掇刀区委有关部门先后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韩玉兰对记者的解释是，这是湖北省纪委的一个内部试点，还没达到完全成熟的条件，目前还不适合采访。 湖北省纪委党风室是具体负责掇刀试点的指导部门，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掇刀的“这个面不大，并不是所有(事项)都公开了，只公开了一部分”，而对记者提出的进一步采访，被省纪委办公厅一王姓人员以“要向上面汇报”为由婉言谢绝，记者留下电话一直没有回音。 掇刀政府网上公布的两部举报电话，一部设在区委组织部，另一部设在区纪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他所知，针对网上公示的举报电话“基本上没有”，“也没有听说哪个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被通报，批评，受到处分。” 而2010年发表于湖北省《党员生活》的一篇公开文章显示，掇刀区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工作以来，“尽管领导干部财产等重大事项‘晒’在网上已经4个月有余，截至目前，没有收到群众举报电话。” 文章说，对此，区纪委书记李克英认为：“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区委书记王保举的态度很坚决：“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我们绝不会让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