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之路

由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长期抨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有些国人误以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未以这一称号称呼卡扎菲。 周总理曾致电祝贺 在20世纪中期之前，利比亚曾受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外国统治，1951年才获得独立。因此，古代和近代史上利比亚与中国没有官方关系。 1959年，台湾当局与利比亚亲西方的伊德里斯王朝政府“建交”。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绿色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1970年6月，利比亚收回了美国占领的惠勒斯军事基地（当时是美国在国外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周恩来总理致电卡扎菲，表示热烈祝贺。卡扎菲复电表示感谢。同年，利比亚二号人物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访华。 利比亚领导人1971年6月表示：“我们宣布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利比亚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71年，周恩来总理致电卡扎菲，祝贺利比亚革命胜利2周年。 然而，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引发的新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之中，利比亚与中国并未很快建交，这与利比亚当时推行“两个中国”政策有关。 卡扎菲的“两个中国”把戏 台湾《联合报》等媒体曾披露，卡扎菲在上台前，曾到台湾“外交部”设立的“远朋国建班”中接受“政战”训练。在全球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当局“远朋班”的任务，主要是专门代训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军官，使他们回国后成为反共中坚，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等政治强人，都出自远朋班门下。台湾当局迄今未证实或否认卡扎菲曾赴台受训。 1969年，台军派驻利国的两位通讯专家俞湘镀少校和叶秉中上尉，据传在担任通信兵营指挥官的卡扎菲威胁下，被迫配合关闭了全军通讯系统，有助于卡扎菲革命成功。据台湾当局最后一任“驻利比亚大使”蔡葩回忆，卡扎菲对台湾当局一直友善，对“三民主义”，也相当欣赏。 1971年卡扎菲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告诉台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政策。到了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利比亚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贾卢德来华签署建交公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到机场欢迎并送行。台媒称，即使在断交后，卡扎菲仍念旧情，不顾中国抗议，仍允许台湾驻利机构使用“中华民国商务办事处”头衔，这在台湾的“非邦交国”中独一无二。直到1997年，台“外交部长”蒋孝严才下令关闭代表处。 曾来华瞻仰毛主席遗容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还瞻仰了毛主席遗容。 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后，利比亚被指责为元凶，受到国际制裁。在多国制裁下，利比亚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友好。1996年1月12日，利比亚对外关系和国际合作秘书（外长）蒙塔赛尔在的黎波里会见来访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时表示，利比亚一贯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利比亚决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2000年5月，利比亚对外关系和国际合作秘书阿卜杜勒·沙勒加姆在访华时 ，重申利比亚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不与台湾当局发生官方关系的原则和立场。 然而，卡扎菲随后又开始和台湾当局“眉来眼去”，并再未访华。 扁与卡扎菲的“绿色情缘” 2003年以后，利比亚与西方关系逐渐缓和，国际环境改善，卡扎菲感到对中国的战略依赖降低。 据星岛环球网报道，2006年1月18日，台湾“总统”陈水扁会见了来访的利比亚卡扎菲基金会主席、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陈水扁说，利比亚崇尚绿色，认为绿色是革命的象征，也代表吉祥、幸福与胜利，而他所属的政党民进党也是绿色的党，与利比亚同样喜爱绿色，绿色让双方紧密结合在一起，陈水扁表示，赛义夫带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问候、转达卡扎菲邀请他访问利比亚之意，对此非常感谢。陈水扁也表示，将正式接受利比亚的诚挚邀访。他说，为加强、增进经贸、科技、航空、观光、教育、文化、军事、安全各领域的实质交流合作，双方同意互设代表处。该报道还称，台湾“国安”高层官员、“政府”高官经过一年来努力，终于促成台湾与利比亚互设代表处、赛义夫赴台访问。可见，赛义夫访台并非卡扎菲一时兴起。 2006年5月10日，陈水扁的专机由中南美洲“邦交国”返回台湾途中，经停“非邦交国”利比亚。台湾媒体认为，陈水扁选择过境利比亚，最主要的原因，是陈水扁不满意美国的过境安排，刻意前往“反美”国家利比亚。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在利比亚停留了4个小时。 一些台湾媒体还称，卡扎菲亲自会见了陈水扁。 在与台湾接近的同时，自诩为非洲领袖的卡扎菲，对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表示不满。据新华社资料，2006年11月3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非洲共有53个国家，除了与台湾建交的5国（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马拉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其余48国都派代表团来华。其中，有43国来的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利比亚代表团团长则只是副部长级别。 而据台湾“外交部”网站，2008年2月13日，“台湾驻的黎波里商务代表处”挂牌运作。该网站称，台湾在“非邦交国”的机构名称中一般只能称为“台北”，而不称“台湾”，只有驻利比亚等4国的机构例外。 呼吁非洲建百万大军 不过，中利经贸关系近年并未变冷，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介绍，中利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加强。2009年双边贸易额51.7亿美元，增长22.4%。中国主要出口机电、通讯产品、纺织品等，进口商品主要是原油。中国还在利比亚承包了大量工程项目。 然而，卡扎非对中国持戒备心理，重要石油合同大多交给西方公司。 据英国路透社2010年12月14日报道，卡扎菲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世界黑人艺术节时说，“非洲应该拥有一支100万人的联合部队”，以“保卫边境和领海，保护非洲的独立，并对抗北约、中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 2011年2月利比亚在开始面临西方多国武力威胁时，又向中国示好，配合中国政府派出的海空军撤离我在利人员，还表示将把西方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给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纵观卡扎菲摇摆不定的对华态度，有中国学者认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说刚执政的卡扎菲在此问题上玩暧昧属于没政治经验，那近年的表现则无法理解。考虑到卡扎菲的对华政策不够稳定，对他“将石油利益转给中俄等国”的说法，应慎重对待。 参考资料 利比亚国旗 卡扎菲政权现行的国旗于1977年11月11日启用。国旗长宽之比是2:1，旗地为深绿色，是目前全球惟一只有一种颜色为国旗。该旗的设计者就是卡扎菲。 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传统颜色，也是泛阿拉伯颜色，更是卡扎菲1969年“绿色革命”的象征。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青年参考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社论 这个春天，我们第1624次与您见面，以全新的面貌。 这个春天，我们不仅奉上全新的面貌，也将与您共同探索全新的精神。 就在我们酝酿改版的这个春天，遥远的北非及中东局势发生巨变，期间投射出国人看待世界的某些固有眼光，令我们在如今改版之际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间已进入21世纪的第11个年头，当中国改革开放已逾30年之久，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世界观？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姿态和务实精神：先是对制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1970号决议，投下富有历史意义的赞成票，再是在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设立禁飞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时，并未动用否决权。 然而当政府已在参与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方面迈出令人欣喜的前进脚步之时，不少国人对时局的理解却还滞留在“西方挥舞大棒”的陈旧框架之中。 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滞后。这种滞后，我们能从近来有关利比亚局势的大量言论中看到，能从长期以来徘徊着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中看到，也能从这些年发生过的成规模的盲目仇外事件中看到。这种滞后，体现在各种带着旧有意识形态烙印的话语标签之中，在许多人的意识深处，当某些国际重大冲突出现时会瞬间迸发。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交织着屈辱的记忆和百年悲情。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又开始滋生起某种自大、骄躁和虚妄。然而世界在变化，中国的角色在变化，国人需要多一些发展的眼光，而不再只是用陈旧的解释框架和认识体系去理解世界。 这个世界，并非“西方挥舞大棒”式的黑白二元世界，而是一个国与国之间价值与利益相互交织、共同依存的多元世界；这个世界有着繁复而成体系的规则，有待我们去透彻了解。纵然，这个世界的现存秩序并不完美，但中国正在积极参与、融入其间，从中受益，并进而承担责任、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国际政治中依然存在着冲突的逻辑，有着与国家间政治相随相伴的安全困境，但也越来越唇齿相依，互相依存。没人能事前预测到，一名突尼斯小贩的自焚，竟然点燃了这个春天阿拉伯世界的一场风暴；而发生在日本东部的地震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核泄漏灾难，不仅让全球经济震荡，扩散的放射性核素更让全世界尤其邻国感到不安。因而今天这个世界，虽然处处充满对抗，却处处需要合作；分歧随处可见，但趋势却是融合。权力的角逐、利益的博弈，当然仍是国际政治的主题之一，然而冲突之中有规则在，权术之上有价值在，武力之外有人文在，利益之上有道义在。 虽然这个世界常常令我们失望，许多规则和价值在国际政治中得不到执行或遵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毫无意义。过分理想地看待复杂的国际政治，当然失之于天真，但满眼只看到石油、阴谋和权术，也难免失之于阴暗和偏颇。 世界已不再是过去的世界，中国亦不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到了这样的阶段：大国崛起，需要匹配以成熟的国民。国家需要它的国民能够理性认识一个复杂多元的世界，理解国际规则和国际事务，多一些世界眼光。 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怀有一个“强国梦”。然而民强则国强。从容、平和、多元、理性、务实、成熟，这样的国民精神，才真正符合国家利益。这样的国民，而非航母，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真正标志。 所以，在新一次改版之际，我们愿重申这份报纸27年前创办时的初衷：“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我们坚决杜绝将这一公共平台变成滋生狂热民族主义的土壤，煽动种种非理性的铁血之论，因为我们坚信这些是于国于民有害的精神鸦片。我们愿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客观、平衡、完整地呈现世界的图景。 在新一次改版之际，我们愿再次出发，与发展的世界同行，与发展的中国同行。 原文： 链接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青年参考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一个志愿者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在电视上被公开：“我父亲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少……情况真的很艰难。他说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很像一个死刑宣判……” 记者/邵乐韵 “我们不惧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一名福岛勇士传给家人的手机短信。 当福岛核电站周围的避难半径一再扩大，当其他人都紧急撤往安全地带的时候，有一批人，留守在了最危险的地方，用生命铸起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黑暗中，他们头戴呼吸器、身背沉重的氧气瓶，拿着手电筒在迷宫一样的设备中攀爬，时不时听到从异常核电机组传来的氢气爆炸声；他们穿着白色连体衣，以阻挡核辐射对身体的侵害，但比起氢气爆炸后核电机组骤增的辐射量，这些防辐衣能提供的保护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们向暴露的核燃料喷注大量海水，这些核燃料一部分已经熔化并释放出辐射物，如果全部熔化，它们将释放出数千吨的辐射烟尘，危害到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 他们个人的名字，至今没有被公布；他们只有一个集体的称号：“福岛50勇士”。 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福岛50勇士”，并不是只有50个人在战斗。 最初，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撤出了750名员工，只剩下一支由50人组成的抢救队，其中20人是志愿留下、30人是指派的。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每隔10——15分钟，就分批进入受损厂房，向过热的反应炉灌注海水、监控状况、清理爆炸和起火后留下的残骸等。 然而随着核电站险情的升级，核电站救灾团队的人数不得不从50人增加到了100人，继而是180人。与此同时，日本厚生劳动省放宽了福岛核电站救灾人员年受辐射量的上限，将原来规定的紧急业务时年受辐射量控制在100毫西弗以下提高到250毫西弗以下(国际放射线保护委员会1990年规定，紧急情况下每年受辐射量要控制在500豪西弗以下)，这意味着，若在每小时100豪西弗辐射的环境里，按照原来的标准只能工作1个小时，按照新标准就可以工作2.5个小时。 媒体称这是“自杀式任务”，留守的工作人员则是“敢死队员”，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日本的职业精神包括高度的同一性和忠诚度，以及奉献主义精神。虽然目前，由于经济压力，很多日本人不再在工作上“从一而终”，但是工作场所对他们而言仍然有着强大的集体主义氛围。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坚守岗位这一信念更是深入人心。 “我丈夫知道自己工作的地方会被辐射。”一名妇女说，在福岛核电站奋战的丈夫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她，“请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我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 另一抢救队志愿者的女儿称，“听说他(父亲)自愿去，我不禁流泪。在家里，他似乎不是那种能做大决定的人。今天，我真为他感到自豪。我祈望他安全回来。” 岛根县一名在地方电力公司工作的59岁男子，本来再过半年就可以退休，享受高额养老金，但是关键时刻“使命感让自己作出了这个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他29岁的女儿说，父亲40年来从事核电相关工作，13日他告诉家人：“这次事件的应对措施会改变核电站的未来，我抱着使命感，想要去(福岛)。”他的妻子表示：“他18岁起就在核电厂工作，我认为他一直有自信，自己做的是最安全的工作。”妻子目送着丈夫出发，女儿则在推特上写道：“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哭得如此伤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放射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布伦纳说：“显然他们将遭到高浓度核辐射污染，也许为此丧命。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东京消防厅的中坚力量超级救援队和超级消防车喷水车也参与到了冷却乏燃料棒的行动中。东京消防厅的中坚力量超级救援队分队长高山由纪夫(Yukio　Takayama)说，无论你佩戴什么样的防护设备，如果摸到或吸入辐射物质，那就意味着死亡，这一点每个人都牢记在心，大家都怀有强烈的恐惧。 但恐惧没有阻挡尽职的脚步。超级救援队队长Yasuo　Sato说，当消防队员奔赴现场时，他的妻子给他发了一封电邮，其中只有一句话：请做日本的拯救者。 3月15日——16日 日本政府救灾总部从15日开始，就要求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对核电站实施洒水行动，以降低不断爆发的3号反应堆的温度，增加其冷却水量，防止核反应堆爆炸。但自卫队拒绝飞进污染区执行浇注任务，只有靠地面救援队员一次又一次地冒死投入到危险区域。 继前一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和3号机组爆炸后，3月15日，2号机组又发生氢气爆炸，4号机组出现火情，反应堆附近的核辐射量一度升至400毫西弗每小时，而核电厂大门处的核辐射量为0.6毫西弗。东京电力公司并没有透露工作人员所在的电站内部有多少辐射量，但核专家表示，内部辐射量显然要比外部的还要高，因为建筑起到了将辐射阻隔在内的作用。 根据一份联合国提供的科学报告，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有600名工作和救灾人员得了辐射病，28人在3个月后死亡，其中至少19人是因为核辐射造成的大面积皮肤灼伤引发感染而死。另外有106人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血细胞计数下降等辐射病相关症状。日后，还有人患上了白内障、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癌症等。 前神户大学城市安全研究中心教授石桥克彦(Katsuhiko　Ishibashi)认为，当要在电厂的高度辐射区进行作业时，应该让工人们依次排队，每人执行数分钟任务后，将工作交接给下一位工人。 当地时间3月16日上午10时许，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再次爆炸，并且产生了很高浓度的核辐射量，地面工人无法在现场作业，因此50名参加控制核反应堆的人员不得不离开现场，实行暂时避难。 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救灾总部一度考虑出动驻扎在仙台市霞目基地的陆上自卫队直升机部队，对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实施空中洒水作业。但是实施之前，派出的侦察机测出的核辐射浓度依然很高，于是防卫省以可能会危及参加洒水行动的自卫队员的健康为由，决定再次取消洒水计划。 16日下午，随着辐射强度的下降和空中注水的失败，地面注水成为日本当局的唯一选择。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人穿着防辐射服、戴着氧气面罩，重新投入抢险工作，并且工作人员总数增加到180人。 22岁的大月美智子(Michiko　Otsuki)是在福岛核电站工作的员工，她是在16日才乘公司的车撤离2号机组的。她在社交网络Mixi的博客中回忆抢险时的情形：“尽管海啸警报不断地响起，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也没有人要离开。虽然海啸侵袭核电站让员工们惊慌失措，但一听到电站冷却系统失灵的警示铃声，所有人都回过神来，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力恢复冷却系统。”“每个人都不顾自己的疲劳和饥饿在全力抢救机器。这当中有许多人甚至都还没有跟自己的亲人联系上，但面对核电站的故障，大家不得不奋力工作。” 当她撤离核电站时，依然留守的男友含泪对她说：“你走吧，去安全的地方。”大月美智子说，自己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民众了解，辐射外泄绝对不是他们所愿，他们感到相当抱歉，但核电站内所有人正尽全力，“这些人不眠不吃，以自己的性命换取居民得以安全。我能做的就是为所有人祈祷。核电站里面的人肯定是最害怕的。但是他们、东京电力公司和相关部门正在共同面对。” 一名网友在推特上写道，“福岛50勇士”值得拿诺贝尔和平奖。 3月17日——18日 自大地震以来，“福岛50勇士”想尽办法重新启动反应堆的冷却系统，试过用汽车电池，也试过用小型柴油发电机。核电站之外，自卫队终于出动洒水，给反应堆降温。 当地时间17日上午9点48分，日本自卫队队员驾驶两架CH－47运输直升机开始首次对3号反应堆洒水。由于现场辐射水平较大，空中洒水对驾驶员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直升机要在不停移动中准确定位洒水，难度相当高。两架直升机轮流作业，每次投掷的海水约7.5吨。而多辆高压水车则向4号反应堆的核废料池注水。 然而人们的神经依旧受着高温的炙烤，特别是核电站里面的人。日本媒体报道，由于余震不断，留守福岛的队员不能安睡。尽管厂内有饼干、米饭等食品储备，但他们精神承受巨大压力，几乎食不下咽。曾在美国的3座核电站工作过13年的前高级操作员迈克尔·弗里德兰德(Michael　Friedlander)说：“他们可能喝的是冷水，吃的是压缩食品。里面很冷，很黑，在吃东西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自己……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为了确保核电站的情况稳定，他们会付出任何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 “福岛50勇士”中一人的妻子向媒体透露，3月11日地震后当晚，她收到丈夫的短信：“我安好。”等了4天后，她再收到丈夫另一短信说：“饮用水快没有了，我好像生病了。”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一名员工的邻居说：“他的妻子告诉我，第一天核电厂爆炸后，她再没与丈夫取得联络，因为核电厂截断了电话接收。她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希望他没受伤，性命也无碍。” 一个志愿者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在电视上被公开：“我父亲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少……情况真的很艰难。他说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很像一个死刑宣判……” 也不是所有核专家都认为福岛抢险队员的命运就是“必死无疑”。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城普渡大学放射实验室主任吉尔·金斯(Jere　Jenkins)说，这些工作人员轮流工作，每人每次只工作很短的时间，以免接触到太大的辐射，他们在完成修复之后，也许能够全身而退，平安归来。即便因暴露在高辐射区而引发癌症，“也可能要到30年后才出现，白内障的引发则可能在30——40年之后。”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核研究员艾瑞克·霍尔(Eric　Hall)也说道：“原子弹爆炸地区的幸存者们几年后患上了白血病，但罹患实性癌的病例是在1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 当初紧急救援方案建议年龄稍大的退休人员志愿前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不珍贵，或技术水平更高，而是因为即使他们暴露在大量的辐射性物质当中，根据历史的经验，他们在有生之年也不太会患发癌症。霍尔还补充，鼓励年纪大的员工去抢险是考虑到他们已经过了生育期。 入籍新加坡的日本女子、41岁的艺术制片人千春接受新加坡《新报》访问时说，她的40岁工程技术人员弟弟，本来在新泻县同样由东电经营的核电厂工作，负责检查辐射量。强震后，公司载了一车人从新泻抵达福岛，家人都忧心忡忡。福岛核电厂12日爆炸，弟弟只距离爆炸地点300米。“他当时在办公室，爆炸威力导致办公室门都炸飞。”弟弟在核电厂待了5天，15日才回到新泻，由另一批人顶上，并休息两天后才回去工作。返家后，弟弟“甲状腺、鼻子和嘴巴都吸进辐射物，体内辐射量超出安全水平，需要吃药维持免疫系统”，与妻子分房睡，也不敢亲2岁爱女。 令人宽慰的是，17日，东京电力公司称，一条新的供电线路几近完成，可能打通，从而有望重启核电站冷却系统。核电站管理部门负责人小林久晃(Teruaki　Kobayashi)说，这是修复的第一步，喷水措施达到了目的，“一定程度上稳住了核电站”，“我们正在尽全力改善情况。”当局准备周五(18日)再喷一次水，小林久晃说：“我们的选择有限，只能挑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联合国核能机构警告，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情况依然严峻。 3月19日——21日 19日，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在现场工作的人员已达到279人，工作人员开始铺设电缆，以恢复机组冷却系统供电。 这边厢，在抢险人员的努力下，3号反应堆得到了控制；那边厢，日本政府在核电站东北部地区发现牛奶和菠菜中检测出超标放射性物质。19日下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放射性物质超标牛奶在福岛县内取样，取样地点在福岛第一核电站30公里以外；超标菠菜从邻近的茨城县取样。 枝野没有公布这些食品的具体超标值，但他指出，即使饮用一年这样的牛奶所受的辐射量也仅相当于接受一次CT检查，吃一年这样的菠菜也就相当于一次CT扫描辐射量的五分之一(根据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数据，一次全身CT扫描的辐射量约为10毫西弗)。但日本政府会继续监督食品样品，必要时采取食品限制令。 20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终于成功恢复2号机组的外部电力供应，这有助重启冷却系统，为高烧不断的反应堆进行有效降温。日本自卫队及消防队员则继续对3号和4号机组开展注水降温作业。 南加州大学核能安全专家梅许卡迪(Najmedin　Meshkati)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是，你越是往废料堆上浇水，水气蒸发越严重，然后外面有电镀锆合金层的燃料棒会和炽热的水蒸气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大量氢气，造成大火或爆炸。由于4号机组所在的建筑房顶已经因为前一次爆炸被掀掉了一部分，“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烟云……会释放到环境中。影响很大。” 关于“敢死队”的伤亡情况，也传出了各种版本。《朝日新闻》19日称，已经有1人接触了强烈辐射，另有超过20人受伤。英国传媒则报道，有22人受伤、2人失踪，1人因突然呼吸困难、无法站立要送医院，11人在3号反应堆氢爆时受伤。 直到21日下午，东京电力公司终于通报了福岛核电站工作人员受伤情况，报告中称1人因辐射超标已送往医院，2人在工作中出现不适，19人因为氢气爆炸或其他原因受伤，2人下落不明，但是没有报告人员死亡的情况。 如果一切顺利，“回家”就近在眼前了。不过，22日早上，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嘉一在微博上写道：“早上收到我在日本的智囊的E－mail，她跟我分享当前的现场氛围：日本有可能沉没。国民假装保持心理稳定，已有许多人都撤离东京附近，避难到大阪等关西地区了。核辐射可能扩散的恐慌无法消除，此刻领导人的公信力很重要。但百姓都觉得政府在隐瞒信息，无法信任，这点跟平时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互不信任有关。” 但愿，回家的路真的不远了。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民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本报记者 林 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06日  12 版）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蒋庆泉和老伴儿在集上卖鞋垫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剧照和蒋庆泉的复员证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