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

腐败是共和的杀手 徐 贲   2011 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100 年前，中国废除帝制，建立了共和，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然而，回想一个世纪以来共和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令人不禁扼腕叹息。重温共和的理念，总结共和失败的教训，想来会成为新的一年中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热点。 现在人们回顾共和在民国初期的失败，往往归咎于强权人物对共和制度的破坏。自民国元年四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 , 至十七年国民政府完成 “ 军政 ” 这段北京政府时期 , 宪政统一的理想终于被武力统一的现实所代替。从民国二年天坛宪草开始拟定 , 到北京政府瓦解覆没的十余年间 , 政局动荡不安。国会两次被毁 , 袁世凯称帝 , 张勋复辟 , 法统被废 , 南北对峙 , 省宪自治 , 曹锟贿选 , 此起彼伏 , 与和平宪治的理想南辕北辙。 虽然国会于 1922 年第二次恢复后 , 于 1923 年通过了一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 , 但由于它是在曹锟贿选的情形下完成 , 根本得不到各方的承认和尊重 , 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 , 到 1924 年便为段琪瑞的临时执政府所废弃。至于临时执政府的宪法案 , 则未及审议即告消减。 1914 年袁世凯 “ 废除约法 ” 后 , 孙中山以恢复《临时约法》为号召的两次 “ 护法 ” 运动均未成功。国民政府于 1925 年成立后 , 即正式放弃前此对于护法的努力 , 改走以一党主导的 “ 军政 ” 、 “ 训政 ” 道路。共和从此与 “ 以党治国 ” 结下了不解之缘。 制度的失败总是在历史书里留下太专一的印痕，使那些没有能在历史书里现身的其他失败因素几乎被完全忽略。对于共和的失败来说，最被忽略的恰恰是它最致命的因素，那就是人民的腐败。马基雅维里在讨论共和的《李维史论》中说，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他们不易为共和做牺牲，反而更容易被专制权力所网罗，“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成为专制的帮凶”。而且，就像罗马共和晚期凯撒称帝的时候“民众懵懂无知，居然看不到正在套到自己脖颈上的缳轭”。 马基雅维里问道：在腐败的城邦里，如果有一个自由的国家政体，要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它？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政体，又要以何种方式来建立它？这正是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的问题。 清廷的腐败固然人所共知，但人民的腐败也是同样的严重。人民的腐败是有原因的：“那些国王是多么腐败，假如有两三个继位者步其后尘，他们的腐败开始传播给众人，而民众一旦变得腐败，便无革故鼎新的可能。”专制统治把人民训练成奴性十足、没有自尊、见利忘义的腐败顺民，“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即使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 1911 年的共和革命是在一个人民不自由，对自由非常缺乏了解的国家里发生的。中国很幸运的有了像孙中山这样的“贤明之士”，但是，仅仅这样的贤明之士，并不能解除共和的危机：“假如因腐败而衰落的城邦能够东山再起，那也是因为当时正好有德行好的人在世，而不是因为维持着良好秩序的集体德行。此人一死，（国家）便会 重蹈覆辙。 ”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唤醒了另一些浅睡的后知后觉者，而绝大多数的民众都还没有觉醒，更不要说决心去除自己身上奴性顺民的腐败习性。 共和是一种非常脆弱的政体。美国共和建立的初期，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9 篇中论道，以往的共和总是不能避免不安的骚动，“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如果它们显示出偶然的平静，那只不过是接着而来的狂风暴雨的暂时对照。……眼前的愉快景色不久就会被暴乱和激烈党争的巨浪所淹没。 ” 他认为，美国的新共和政体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让“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这些手段包括“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法官在忠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任职；人民自己选举代表参加议会。” 好的政体不仅能够限制权力的专制，还对国民有重新造就的作用，让他们得以用公民道德替代腐败，但条件是，共和秩序必须有机会，至少先稳定地维持一段时期，而这恰恰是历史没有给予中国的机会。 古代的共和要把正义的城邦建立在公民的美德之上，现代的共和对人性没有这么高的期待，因此把好的政体当作培育公民美德的主要力量。只有好的政体和合乎正义的法治，才会对改变国民腐败产生持久的教育效果。如果我们把共和看成是一个人民有尊严的高尚政治游戏，那么游戏人的素质要比规则来的更重要。辛亥革命造就的共和不是没有订立周详的规则，只是这个共和国里的普遍腐败还很根深蒂固，积习未除。共和的腐败是有规律的，共和由于腐败而被专制代替也是有规律的，有规律才需要寻找防止共和腐败的方法，为的是不让这种腐败一再重演，终于变成共和的不幸宿命。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二、 社会组成巨变 这次回国的又一惊奇发现，是中国城市的社会组成已经发生了巨变，再不是我走时那样了，其最突出的改变，是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横空出世，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人间蒸发”。 我走那阵子，国内还根本没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只是所谓“个体户”，多半由前“社会渣滓”亦即劳释人员或失业青年（称“待业青年”）组成。这些人得以出现，全靠万能的共产党首次承认无力保障公民就业，不得不网开一面，允许失业人口自谋出路而采取的权宜措施。 惟其如此，全社会对这些“无正当职业者”一致采取了歧视态度。他们的生存空间极度逼仄，只能做点小生意，记得出名者有什么北京的“大碗茶”，安徽的“傻子瓜子”等等。其中佼佼者称“万元户”，也就是年收入达一万元。他们对土匪政府满怀戒心，据说从不存钱而是把现金塞到酒瓶里，藏在炕洞里，随时等待“第二次土改”。我有两位中学同学就是这种“万元户”，都是靠做小生意发家，其中一位在家门口支了个行军床，就以那为摊位，在上面放点衣服百货什么的，另一位搞长途贩运，骑着一部“长江牌”摩托，在大众嫉恨的目光中来去如风。或许就是因为全社会的嫉恨与歧视，这拨人据说在89学运中很活跃，北京有名的“飞虎队”就是他们组成的。但无论是论人数还是经济实力，这拨“倒爷”根本就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既算不上什么政治势力，也算不上什么经济势力，连个阶层似乎都不能算。 这次回去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三十年间，民间资产阶级从原来那个徘徊在中国上空的幽灵突兀地降临世间。与马克思恩格斯痴情呼唤的那个毫无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幽灵不同，这具有无限生机的资产阶级幽灵抓住了改革开放的难得机遇，落地生根，疯狂繁殖，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便长成庞然大物，拥有的财富不但令“旧”社会的资本家如荣毅仁辈瞠乎其后，而且比欧美富豪也未遑多让。如今的中国机场与国外机场也差不多，停放着许多富豪们的私人飞机与直升飞机。 资本家们甚至把触角伸进了原来的绝对禁区。如今活跃在国内航线上的有家私人航空公司，名曰吉祥航空公司。该公司据说由温州王家三兄弟搞长途贩运起家，先是购买大巴搞长途客运，填补国营长途客运的空缺，现在发展成了拥有17架空中客车的航空公司，董事长似乎叫王均金，也就40来岁光景。17架空客！您去想想光这投入的资金就该是多少吧。如此规模的航空公司，即使是在西方也很了不起了。但在西方的民航史上，我还真没听说谁是靠大巴客运起家，在短短20多年便折腾出了个颇具规模的民航公司。中国人的创业能力，实在是了不起，若不是过往百年中白痴政客白痴领袖们川流不息地把中国往死里折腾，中国早就成了世界首富了。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我也享受过，开头还有点提心吊胆，总觉得不是国营的就有点山寨味，为此特地买了保险，好让我家属在我坠机身死后大大地捞上一票，坐上后才发现起降都很平稳，与国营航空公司乃至国外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也无什么区别。只是毕竟是民营，处处得穿政府的小鞋，登机“落机”（广东人管“下车”叫“落车”，真TMD野蛮人——老哈和上海武警千万别介意啊，我不过是调笑，无恶意）不能从廊桥（不知道正式名称是什么，反正是登机落机时走的那个旋臂）上下，只能坐摆渡车从舷梯上去。 然而据朋友说，这王均金（均贫富？）兄弟也算不得中国的首富。据说在如今的中国，身家过亿者已达8万人（另一朋友则说是三四万人）。民营资本家拥有的财富，已经达到了国际财团的规模。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最近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支付了13亿美元现金与2亿美元的单据，该集团的李书福（舒服？）成了沃尔沃的新董事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资本家的强大金融实力。 这些人的财富，构成了国民经济的脊梁，把FT中文网张力奋文章的有关段落拷贝在这里： “1979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时，中国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总量不到1%。30多年后，今年初中国官方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民营企业加上微型的小企业，已经达到了4100万户。对中国目前整个GDP的贡献超过了60%，对国家财政税收的贡献是超过了50%，并且为中国创造了将近80%的就业机会。所以阿里巴巴的马云最近有一句话说：现在的国营经济才真正是中国经济的补充。对应中国国情：30年前，中国的官方文件还会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现在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主体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这数据彰显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无限活力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毫无生机。须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权力的狭缝里歪歪曲曲地艰难生长起来的，论起点与国企不啻天壤之别，然而却能在30年间一跃而为国民经济的栋梁。它们才是繁荣的缔造者。如果翻箱倒柜地查一下，只怕不难看出国企乃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与寄生虫，其存在全靠欺行霸市的恶性竞争，是权力人为扶持的结果，而备受打压排挤的民企才是经济繁荣的创造者。马克思竟然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发展，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有蛊惑力的最大的糊涂蛋。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款爷们不再是牟其中之类的大老粗了，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相当的现代工商眼光，甚至具有世界视野，其发家也未必是卖身给权力的结果。上引文字中提到的阿里巴巴的马云就颇有代表性，此人靠创办网站起家，其发家史颇有点像谷歌与雅虎。该同志是60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迟至1995年出访美国时才第一次接触到因特网，但他与我辈书呆网虫不同，立即从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回国后即开办了“中国的黄页”网站。99年辞去公职下海，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拓电子商务，迅即成为巨富。上文提到的“支付宝”似乎就是他开办的（对了，lemon说支付宝与PayPal类似，我的感觉好像不是如此啊。我没用过支付宝，但PayPal的工作机制似乎不大一样，乃是为没有信用卡的人购物提供方便，客户不必先给PayPal支付一笔钱，也没有什么先送货后交钱一说）。这种同志的发家史，在我看来还是相当正当的，主要是眼光与智力的结果，似没有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骯脏”。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消亡。回去后与一位朋友在网上通信中交流，他说：现在城里还有谁当工人？听得我一楞一楞的。须知我去国那阵子，工人还是城市居民的主要职业，也是最光荣的职业（当然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只有铁木之类同志才以为那不是政府蓄意制造的虚荣而是实惠），如今这位同志却告诉我，如今城里再没人当工人了，却并非60年代末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城里人到底干嘛去了？ 改当“白领民工”去了。如今城里确实没谁当工人，但并不是说城里就没工人了。共产党的治国哲学，不是他们标榜的唯物主义，而是唯权主义。我反复说过，毛共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一切按权力严格分配的等级社会，其中城乡居民是梁漱溟老先生说的“九天九地之别”，农民与工人分处不同的权力等级，其权力落差根本就是不可逾越的，过来人都知道，跳出“农门”远远难过鲤鱼跳龙门。后毛共有限地突破了“唯权主义”哲学，引入极有限的“按资本分配”作为“按权力分配”的补充，但仍然保留了城乡的权力梯度。于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组成的改变时，原有的社会等级便依次“晋级”——城里的新一代上升为“白领民工”，而农村的新一代则进城当工人。不管怎么变，农村永远是城市的殖民地，而农民永远是二等公民。 对政府来说，这种变化省了他们的无数麻烦：若是城里人当工人，则政府就有责任照看他们的福利（当然也只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千古奸相朱镕基［据说他与王安石一样，眼中白多黑少］当年搞什么G8改制，把中小国企统统送给贪污犯，把广大工人阶级直接抛向街头，压根儿没想到他作为大国总理的起码责任），若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了，就算如千古奸相朱镕基一般不理不睬，起码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有碍观瞻。如今当工人的却全是农民。从理论上来说，农民本来有国家分给他们的土地，进城打工算是第二职业挣外快，国家并无责任照看他们。第二职业当然不存在失业问题，若是工厂倒闭，回去种田就是了，关国家什么事？您说这设计该有多聪明？怪不得爱国青年们时时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无比自豪，咱们的政府算计子民的智力确实是第一流的。 那“白领民工”又是什么意思？共产党治国，为汉语增添了无数涵义无穷的新词语。在“人民国家”，凡是沾了“民”字的，大约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般而言，那“民”字作为前缀，意味着“低人一等”，有点像英文前缀sub或infra。所以“民营企业家”就是比“国营企业家”低一等的生物，而“民工”就是比“国企工人”低一等的生物，“民办”也就是比“国营”低一等的企事业。顾名思义，所谓“白领民工”就是白领中低人一等的生物。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城乡居民依原来的权力等级依次晋级，原来该当农民的农村新一代进了城市，在私有企事业里当上了体力劳动者，便被称为“民工”，而原来该当工人的城市新一代进了扩招的大学（根据上述构词法原则，其实应该将此类劣等大学生称为“民大学生”，其质量远不如咱们当年），毕业后进了公司，充当下层白领苦力，便被称为“白领民工”。这批人活得其实并不容易。在北京上海那些所谓“一线城市”，每月拿的也就是两三千元人民币，工作极度辛苦，工时很长，毫无劳保福利，而且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为了节省开支，公司常常顶多雇佣他们两三年便将其炒了，省得有涨工资的问题，反正待业青年多的是，不愁找不到替换的人。当然这炒也可以是双向的。一位白领民工在某个企业里顶多也就干上两三年，若看晋级无望也常常会跳槽。 在我看来，白领民工与民工的区别，无非也就是脑体力劳动的区别，收入并不十分悬殊。例如我几乎在每个城市的餐馆都看见雇佣服务员的广告，那报酬一般是1千元左右，包吃包住。而白领民工并无雇主包吃住，所得不过两三千元，刨去吃喝住宿，能否剩下千元来还颇成问题。尽管如此，城市居民仍然对白领行业趋之若鹜，而餐馆服务员的位置则无人问津（否则也不会几乎每个餐馆都打广告招聘了）。之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心理增值”使然，一如当年的“领导阶级”的谀称哄得大众打破头争着去当工人，在毫无安全保障的血汗工厂里被机器轧掉手臂，打断脊梁，或是被活活毒死（我当年的穷哥们儿起码有十名早卒）。 附白： 消极贤甥，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我是如假包换的IT盲，可惜你是文盲，总是看不懂人家说什么。我说的手机发中文短信，用的不是黑莓（blackberry）式手机，那种手机完全是微型电脑，其按钮就是个电脑键盘。用那种手机发短信，当然与用电脑写信无异。但我说的手机只有十来个键，并没有电脑键盘，可靠那十来个键就能输入所有的汉字，这设计当然非常巧妙，而且不是洋人能想出来的。当然，它是抄袭靠10来个键代替26个键发英文短信的做法，但即使是抄袭，也是活学活用，我在文章中解释得如此明白，你却一如既往地看不懂，要一如既往地扯到八万杆子打不着的地方去，让我一如既往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