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文章

    人家的小三，关侬啥事体？： 公众人物和他们的私生活       这是一个香艳的网络时代。 几个月前，韩寒被爆美满家庭背后实有第三者，之后又发文希望妻子与小三和平相处，引起了社会热议；接着，万科老总王石的婚变又让网民们热闹了一番。香艳的高潮也许出现于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12秒的不雅视频上。这段视频不仅使他被革去职务，还令自己遭受了数万网友尖刻的嘲讽和恶搞。 几年来，随着微博在中国的红火，媒体给我们带来了公共话题讨论的便利。然而，现在它似乎已经将讨论范围伸向了“成年人在自己房间里的事务”。我们真的可以热热闹闹地谈论着他人的婚姻问题、甚至男人的尊严问题吗？这是不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我们可以这样曝光身边的普通人吗？如果不能，那么曝光普通人和曝光公众人物有什么区别？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似乎分为了旗帜鲜明的两方。本期七星视点中，我们搜集了双方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希望通过观点的比较，您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观点辩论   正方：认为公众人物应该被曝光并接受监督 反方：认为公众人物的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辩论角度一：当事人的身份   正方一辩： @宫本陶子 ： 作为名人作为以后想出名当明星的人就要经得住各种曝光爆料考验，那么多明星的穿着家庭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和各类杂志曝光，别人怎么没有出来这样指责，作为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媒体不曝光就没新闻，要出名就只有承受各种压力。 队友补充： @大夫山人围脖 ： 你既然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在收获社会地位与关注的同时，就必须做好个人隐私被曝光的准备！世间的事哪有两头得利，样样都占便宜的？！ 反方一辩： @从容吕俊 ： 媒体炒作王石的私人生活是不是有点过界了？他不是政府官员，也无义务充当社会道德楷模。曝光他的婚姻和财产是否践踏了他的人权？如果每个人都不去尊重别人的权利，为了小利就轻易地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去侵犯别人，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为这种丛林法则的牺牲品。     曝光私生活是否合理，取决于被曝光人的身份吗？这是争论双方的第一个争论点。从经验来看，媒体曝光的目标大致集中于两类人物上：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公众人物。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那么，对公众人物，同等程度的监督又是否适当呢？ 我们可以把公众人物分为两类：一是由于自身的职业、地位等在社会具有广大影响力；二是因卷入某一热点事件中而被人们关注。一般认为，前一种公众人物因其相比于普通人来说，由于其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媒体、社会平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辩驳，因此他们应该适当承受更多的公众批评。 但从道义上讲，他们是否应该承受私生活的曝光呢？也许影响社会价值判断的法律判决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媒体行使舆论监督过程中，公众人物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明星私事属于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行使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并无不当。” 这段判决告诉我们，公众人物的生活状态由于有着很大的外部性（比如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不论是否心甘情愿，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了公众利益，需要得到监督。这种监督的确带有不公平性和伤害性，但当事人需要牺牲一些利益来“忍耐”，从而维护社会利益；同时，这种曝光带来的个人损害，也要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   辩论角度二：何为言论自由？   反方二辩： @劉傑精神病想要当学霸 ： 针对这几天的王石婚变，我只想说，那是人家的私事，任何人不应该去评价。至于各种联想，纯属吃饱了没事做，闲扯淡，尤其是最先曝光的人，最无耻。王石虽是公众人物，但终究是人，有自己的隐私。中国的网民有时确实利用网络做了好事，但很多情况下，却是一种愚昧，往往成为谣言的滥觞，被人利用而不知。 队友补充： @王利芬 ： 一个尊重他人尊重别人隐私的习惯是一个人文明水准的试金石，如果微博成了隐私揭发地，道德评判的至高点，受害的都是自已。没有哪个人的隐私敢说经得起大众百般考量。让微博这个不易之物为民众的公共利益、为弱者的声音发出、为域外新鲜空气的呈现谋利吧，哪怕成为公司营销平台、调侃的场所也不错。 正方二辩： 刘枭 ： 我们为什么可以批评一位公众人物的私生活方式？1、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并不完全是“私”的，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需要社会舆论来制衡；2、个人的批评与公权力的强制有本质区别，批评不等于审判，不具有强制力；3、社会舆论的批评是形成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各种声音都应当有表达的平台；4、这也是多远与开放社会的重要特征。 面对具有争议的话题，最为合理的态度是，允许批评，并允许对批评进行反批评，而不是一看到有人批评，立马急红了眼，大声骂“傻逼”，这是一种自爆其短的行为。在多元开放的社会中，允许各种批评，也允许对批评进行反制，大家在舆论上一较高下，而非以“这是私生活，不容其他人置喙”为由，禁止与阻止批评的声音。   对他人私生活的曝光是言论自由吗？我们有权批评他人的生活方式吗？在正反方不同的观点中，实质体现出了一个问题：何为真正的言论自由？ 维护言论自由，重要目的之一是使人们发现真相。“真理只有在言论市场中才能得到检验”，因此，我们需要保护不同的声音。但与此同时，很多被社会认为过激、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我们无法排除它们：由于思想带有深深的时代性，一个时期被人们视作过激、不当的言论，在下一时期可能就成为共识；不同人对于对错标准也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为了使可能正确的言论不被不恰当地牺牲，我们不得不放宽标准，最大限度地保护它们。 然而，批评、监督的权利虽然是公民权利，但公众人物作为一个人，同样也有不可侵犯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在这两种权利冲突的时候，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就是媒体和公众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媒体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写到: “政府官员名誉受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压制自由言论为代价进行救济。”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 但是，在“沙利文”案后，起诉媒体诽谤的案件仍越来越多，标的额也越来越大，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报道越发不留情面，谩骂、攻击屡见不鲜。而面对质疑，很多媒体却用“言论自由”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同时，媒体的声誉开始逐渐下滑，人们不满媒体胡编乱造、夸大事实：滥用保护伞，也使得媒体陷入指责之中。 言论自由不是免费的晚餐。它不但要靠每个人的争取，从某种程度上，还更需要每个人小心翼翼地呵护。滥用自由只会给自由带来更大的威胁。“若自由无限制，则自由无意义”。很多人口中反复着谈着“要自由要自由”，但殊不知，自由的精髓在于如何合理控制自由。只有懂得小心翼翼地驾驭才能长久地拥有。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容忍异己的言论也是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如果未来“有幸”出现一个喧嚣纷杂、哗众取宠的媒体界，我们就将其当作一个社会成长所必经的过程吧。就像胡适曾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不同方式曝光方式：媒体自由的两种产物   其他观点   观众发言一： @郭君平 ： 事情越说越玄了，不过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还是气量大一点好。不像我们升斗小民，有隐私也无人理睬。名人平常享受着普通人难以享受到的心理优越感，到了隐私曝光的时候，不如学学王石，堵不如疏。 观众发言二 @feifeifeifeiisalone : 评价一个企业家……首先我们看他有没有最大化股东权益，进一步有没有最大化stakeholders权益。至于他结婚离婚，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观众发言三： @岳小困 ： 从毛时代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就热衷于制造偶像并将其塑造为神一般的存在，让大众都忘记了偶像也只是个普通人。这次韩寒小三事件，众多少女的玻璃心又碎了一地，殊不知偶像就是拿来毁的。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学会接受不完美中的完美。   人家的小三，到底关不关你的事儿？你找到答案了吗？     （编辑：李靖恒，刘迎；责编：张舸）     您可能也喜欢： ＜独立影像＞第三十六期：天马行空般的现实寓言 爱似王小波 ＜独立影像＞第三十三期：人间疲软，大地沉重 ＜独立影像＞第三十五期：装神弄鬼的艺术 无觅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孤独的爱国者   文/谢梦遥(中国政法大学)         “纵有一万道禁令，我想写这故事。”这是2个月前我还在香港，随便在微博上写下的感触。没想到，愿望竟然实现了。不过，实现的效果不够好，一是细节挖掘、内容铺排上，我火候差得还远，二是需找到一个安全但未必是最好的视角，且我也做了自我审查。无论如何，这篇报道发表了。感谢《人物》的老师们。 黄志明没想到，一本小册子，引发了一场席卷香港的龙卷风。 他所在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因为出版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一度被万夫所指。现在，针对这个中心的舆论风暴过去了，身为中心总监的他，准备收拾残局。 “房屋署在9月30日就要收回我们这座楼了，我们这些人要解散了，没有工资发了。” 他告诉《人物》记者，留给他在这里办公的时光已经无多。这个位于青衣的中心，由港府的教育局资助，现在合同不再延续，失去的不仅是运营费用，连这座楼也要交回。东西已经开始往外搬了，办公室显得空旷了许多。 大概没有什么人会为这座中心的关闭而欢呼了，焦点问题已经不在这里。然而循着时间轨道回到7月初的香港，触发这一切的导火索，正埋在这座中心里。   （一）   7月5日，黄志明带了一队香港学生，去广东南沙进行为期3天的乒乓球比赛。类似的交流互动，中心经常举办。当天晚上，他接到了港教育局的官员打来的电话：“大件事了！有人要反‘国民教育了’！”问题出在那本手册上，有人把其内容拍照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争议。他试图解释，但对方没有耐心听下去：“我们压力很大，要跟你切割关系。” 他虽然心里有点着急，还是继续参加完活动。但事态比他估计要严重得多，当3天后他回到香港时，他发现传媒已经炸开锅了。 此时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由教育局资助已有4年半。这个中心顾名思义，为了配合香港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由民间团体教联会设立。按既定计划，为期一年的新合同将马上签署，但政府告知，需要中止以检讨拨款机制。 国民教育四个字首次被提及，是在2007年特首施政报告中。2010年，香港政府表示会将其独立成科，进入中小学。课程的指引在今年的5月公布，按指引要求，学校可于未来三年以循序渐进方式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而三年后，每个学校都要有这门课。 反国民教育的呼声，一直零星地存在。但真正形成影响力巨大的合流，却始于今年7月。那时《中国模式》手册印出来不久，刚向香港中小学的老师进行了免费派发，让他们自发决定适用于教学。     传媒的抨击集中于这本手册第10页，对中美两国执政党简介里，标题分别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政党恶斗、人民当灾”。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当黄志明拿到手册初稿时，他就已感到标题可能有隐患。中心内部进行了讨论，还打电话去询问委托编篡的机构——浸会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对方说，这些表述是有依据的，来自北京大学教授的论文。黄志明不放心，让周边的朋友也给意见，朋友们看完后，都说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去干涉学术机构的观点。再说，我们设置了思考问题，这是讨论不是结论，香港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都可以讨论吗？”他翻开另一页，指着其中一句说，“我们不是在歌颂共产党，你看，这也说到它的进步无私是理想型的，不是现在。” 自创立以来，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每年都会出版几本教材，话题丰富，与大陆有关联，五四运动、少数民族、十二五规划、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都曾有涉及。这些教材均是免费配送，仅限给学校老师们作为参考，此前很少遭遇对内容的投诉。 “出了很多书后，我就有了思考，能否有一个模式将中国概括总结。”黄志明说。 他试图证明从头到尾都严格遵守了正当程序。“我们2011年4月和政府签合同，决定要出这个手册，通过招标确定当代中国研究所。我们完全交给他们，内容不做要求。当然，最后我们会审查。” 想用模式去囊括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并不讨巧，事后看来，这个尝试也并不成功。在该手册受到关注后，批评纷至迭来。有内地背景的居港评论家长平，用“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形容读后感，他撰文批判，“把一个画得不怎么好的蓝图，当成已经完美执行的事实告诉学生”。 当然，绝大多数人不会深入辨析全册内容，但仅仅是前述两个标题，就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反弹。黄志明也承认政治敏感度不足，“可能我们身在局中，看不到全盘。”   （二）     记者纷纷找来了，黄志明选择在第一时间回应。7月9日是星期一，他接受了第一个访问，此后整个星期都被各种访问排满，从早到晚，都有电话打进来。 记者往往只需要几个问题上的回应，但黄志明想拿回主动权。他会花上半小时，尝试解释，他甚至邀请对方来办公室坐一坐，而不仅仅是电话采访。 “第一天跟一批记者讲完，我会看新闻，我的消息没发出来，第二天又来一轮记者，我坚持讲，还是没发出来。”他认为他的辩护被选择性过滤掉了。“他们是有默契的，完全违背了新闻操守。” 他总计接受了超过20个记者的访问。每次他开头必问对方，有没有整本读过手册。“只有2个人说看过，其他都说没看过。他没有看过就可以写那么负面的东西，这就是香港的传媒。” 同样的问题，他也曾当面问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吴不置可否，黄志明认为这表示他也没有读过手册。“那他凭什么公开对媒体说，内容偏颇，他不会使用。什么人给他这个结论？” 他发现，舆论的矛头很快越过他，转向了教育局，变成了批评国民教育科是洗脑课程。“香港记者的水平很差，他们已经有了立场才来访问，他们不是了解事情，只是要挑动你和政府对抗。比如他们问我，中心是不是要关门了，你对吴克俭有什么看法，问题大同小异。没有人想问过去经历了什么。” 香港媒体发达，信息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真相更加难以遮蔽。但也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都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一个完整的故事，深度特稿几乎难以见诸报端。 如此经历一个星期后，黄志明在教联会开了记者招待会，那算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他决定不再回应。 他似乎又不甘心，几个星期后，他在中心的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是他和妻子共同完成的。文章最后问到：“是反对国民教育抑或反对课程？是反对在初小施行抑或反对在学校施行？是反对课程抑或反对评估……反对的理由又是什么？政府支持的理据又是什么？是否有交集，可以好好解决问题？” 然而，“洗脑”的警报一旦发布出来，选择立场似乎就变得比讨论细节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加入了反对阵营。 反国教甚嚣尘上之时，也正值临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最后关头，九龙的街头出现“守护香港，拒绝大陆化”的竞选标语。类此这样的语言，以前的选举中从未出现过。但一定程度上，这句话也有其市场，喊出这句口号的公民党候选人毛孟静，在9月成功赢下了九龙西地区直选议席。     （三）   1955年出生的黄志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学之前的他，对中国的认识很有限。“英国殖民地教育，将香港去中国化。那时我们只学澳洲、印度、英国的地理，就是没有中国的。历史只念到1911年，清朝灭亡就没了。不像现在，改革开放、十二五规划也放在中国历史里面。” 那时对大陆的了解，主要来自香港的报纸，“有武斗，每天都打死人，浮尸从珠江飘到香港，有些还是五花大绑。”他感到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 他第一次回大陆是1975年圣诞节，由他就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组织，去东莞参加一个三天学习团。他看到了一个比香港落后的世界，不管是住宿还是道路，都脏乱残破。但这个世界里的审查又很严密。从罗湖过关时，有个官员坐在台上，一问一答，填写好回乡介绍信。带着信才可以买粮票吃饭、找旅店，晚上还要去公安局报备。“但到了东莞，一批抗日英雄给我们做讲座，我感到很难过。从此我想认识中国多一些。” 好奇感逐渐替代了恐惧感，或者说，成为一种更复杂的感情。他开始关心大陆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离世时，他流泪了，并参加了在中文大学广场进行的纪念活动。全校停课，有2000人参加，占学生总数不到一半。 不管在当年还是现在，像他这样的人，都是少数派。香港学友社最近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83.8%中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只有36.2%表示会关心内地新闻及发展。 黄志明第一次到北京，则已是改革开放之后。之前他们去大陆参观考察，必须要通过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当他和周围同学看到文件上提到民间团体可以自由交流，想亲自去论证。他们故意不经过新华社，用中文大学学生会名义联系北京大学生学生会。 发出信时，是1979年1月，一直没有回复。“什么改革开放啊，骗人的。”大家很失望。 眼看快到5月大学要放假了，回信来了，“可以接受你们来交流”。 于是一行30多人自己坐火车到北京，就住在北大宿舍里。10天的交流活动，包括了开研讨会、办晚会、办讲座、看景点，甚至还有一对一地到北大学生家去拜访。这段经历，显然给黄志明留下了非常愉悦难忘的印象。“接待我的是数学系学生，我们像是失散很多年的兄弟。” 大学期间，他是积极活动分子。他本来是学物理的，每周要花4天要做实验，从下午2点到晚上7、8点。“我吃不消，大学不应该这么念的。做实验验证理论，这理论存在了几百年了，一定是那样的，还做什么呢？”他转到相对轻松的数学系，这样可以参加学生会活动。他动员能力很强，参加学生会选举，做过干事。 把当年的他放在今天，也是一名社运干将。70年代的香港学界，为争取中文能享有官方语言地位，发起了“中文运动”，黄志明参与其中。“那时沟通不方便，没有手机、facebook，只能通过身边的朋友来参加，几十个同学就算不错了，但也会引起很大反响。”现在的香港，游行成了公民表达诉求的常态，每天都发生，每年则有几千起。 但黄志明并不愿把自己和现在抗议者归于一类。批评性思维被普遍确立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他毫不掩饰对其的反感，“不能只会批评，激烈地批评就是批斗。破坏永远比建设容易。要带动一批人打倒另一批人，这样永远不是出路。”   （四）   大学毕业之后，黄志明当了28年的老师，到2009年提前退休时，他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学校之外，也有他活跃的舞台。 1984年，一本叫做《学生时代》的刊物请他当不受薪的社长，那是本鼓励青年认识社会关心祖国的非营利刊物。2年后，因销路太差，他决定改革，杂志社也更名成了新一代文化协会。杂志逐渐退出，活动则越办越多。 那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发布，黄志明认为，面对回归祖国，港人有了主动去了解国家的需求。“改革开放改得好不好？香港人是留下还是溜走？这不是讲的问题，自己去看看，没有亲身经历，你在香港怎么讲，他也不相信。” 他组织交流团，带学生去参观长江三峡，去武夷山找昆虫标本，邀请科学家讲座等等，“报名者爆棚”。在他看来，这些活动就是国民教育，也很受欢迎。 但转折点发生在了89年，很多朋友心淡了，离开了他的队伍。“毕竟解放军杀人，很难接受。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中国人？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不理解不接受。” 二十多年后，当回忆到那段往事，他语速渐渐慢下来。 “但为什么我还会留下来在前线做这些国民教育的工作？开董事会时我说，每个人有自己去向，要离开也没办法。”他声音哽咽，“但我认为，认识自己的国家，不是在它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它最困难的时候。” “维园集会，头三年我都去了，我还组织自己学校的老师去，但之后我就决定不去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出路。但他的妻子，仍然会参加。 1989年暑假，广州要组织航海夏令营，香港新华社问过二十余家青年团体，竟没有一个团体愿意承办。黄志明在新一代开会研究，最后决定由他亲自带队去。 “结果奇怪得很，到了广州8号风球，不能出海，3天2夜都在船上活动。两地学生在一起，分组讨论。没有议题的，讨论六四事件也行，我们不管。” 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新一代文化协会继续成长。在80年代，它每年组织一两百年轻人去内地交流，而现在，每年达一两千人。活动经费由协会自筹和内地接待单位支援。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对国家情感是矛盾的？”记者问。 “可能是矛盾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觉察。爱国应该是我们一生的使命。”他与想象中的建制派不同，在谈论这个国家时，他没有那么多的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语气温柔，但偶尔流露出伤心与失望。   （五） 黄志明在新一代文化协会的主席工作，止于2010年底。因为从2011年起，他担任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的总监。两者有业务往来，不可能兼任。 但这个中心的生命即将在他手中结束。 真正的死刑判决书，发来是8月中了，告知他最后搬离期限。此前他一直询问新合约怎么办，教育局只答复还在检讨。 “关门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长期推动国情教育工作，从大学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追求名利，我只想踏踏实实培训学生，让他们多关心我们的国家，这是我的使命。但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要关门。” 在最后的运转阶段，中心还在准备一场讲座，时间在搬离前的倒数第二天，题目是“国民教育何去何从”。从内容上看，这未必会是一场向批判浪潮的反攻，更像是一次自省。因为主讲者，是一位长期无法回到大陆的媒体人刘锐绍。23年前，他是文汇报的驻京办主任。 黄志明认为国民教育没有错。“错就错在用政治手段推动教育问题。香港凭什么条件，一年就出个咨询文件，然后要3年后全港施行，不可能的。没有教材、没有教师团队、没有教学法，所有学校都要必修，凭什么？政治任务。”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香港传媒经常报道大陆发生的不公义。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有个说法。很多这些事情，市民不一定相信，但为什么中央没有一个平衡、开明的说法？” 不管他倾倒了多少委屈，香港对国民教育科的政策已经转向。2012年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开办方式。如此一来，所谓三年后必须推行此科的“死线”已不存在。 但余震在继续。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呼声仍在，9月11日，学联发起罢课行动。“没有人想罢课，我都想上学，但若要走到这一步，是政府逼我们这样做。”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他虽然还不到16岁，但一直站在反对阵营最前沿。 “这些天我不看那些新闻了，不想太伤心。”黄志明说。     原文链接： http://blog.renren.com/blog/327893347/879930686     (采编：彭程；责编：彭程)     您可能也喜欢： ＜特稿＞写给那些“爱国者” ＜天权＞孤独的诗歌 ＜玉衡＞《活得像个笑话》——异端的孤独 ＜玉衡＞孤独和爱情–关于李志 ＜天璇＞王公子的励志故事：孤独的反现代性之路 无觅

现代艺术令康德自打脸了吗? 恰恰没有，因为康德的审美中有惊奇和敬畏(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而前卫艺术中那些骇人听闻之物，低俗恶心之物，又恰恰是感官世界中常常令人惊奇敬畏的元素。至于它会引发什么样的道德结果，这不关美的事。尽管在这一点上，康德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明确无误地区分开来。我想它打的正是前卫艺术家自己的脸，他们永远没办法杀死美。他们杀死的，应是希腊人的美神，Barnett Newman曾表述：”希腊人发明了美，亦即，他们假设美是一种理想，这一直是欧洲艺术和欧洲美学哲学的怪物。     现代艺术真的杀死美了吗? ——兼论宗教信仰中的艺术创作该如何自处   文/张灵树(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处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两样事物以日益增加的惊奇和敬畏之心(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充斥我的心灵，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强烈：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无独有偶，西斯廷大教堂的最初装饰方案就是把拱顶画成满天星空，直到1506年教皇儒略二世令米开朗基罗绘制了《创世纪》，虽然这一伟大创作至今仍让”全世界的人挤满罗马城，排队等待观看西斯廷的穹顶”，但这在我看来失去了康德称之为”崇高”的宗教特性。满头的星空，这意味着教堂内部进行的一切成为”内在的道德律”，内在所指与外在所指都赋予两个崇高以建筑象征——至少是崇高如何在艺术中作用的一个范例。 读三大批判时我还没看过毛姆的《随性而至》中关于康德生活琐事的小段子，我以为他必是周游四方的。因为他对人类精神生活中那些习焉不察行而不著者，竟能提纲挈领，尽管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大致说是一种白人文化中心主义——此亦已难能可贵，特别是在关乎一切几乎是宗教性的崇高之美学而言。我曾以为前卫艺术将康德这个奉道德崇高为圭璧的老头的颜面打的”啪啪”作响，是的，我确实说过这句话：”艺术不负责出产美，艺术负责出产现象”，而达达艺术创始人兼诗人Tristan Tzara曾说：”我有一个疯狂的，星光闪闪的渴望：要谋杀美。”新艺术以它的叛逆之姿将许多看起来完全不美的，甚至”丑恶”的东西表现了出来，然而它谋杀掉了美吗? 没有。若仔细思考的话，美的衡量标准并不唯一，屎尿屁是丑陋的吗? 对人而言它们是臭不可闻的排泄物，对以之为滋养的圣甲虫及大部份植物，乃至嗜秽癖者而言，它们正是一顿美味大餐；自然是美的吗?

施米特所提出批评的对象并不是自由的诸价值，而是在肯定这些价值的前提下，批评古典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这些价值的紧张关系以及现代民主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他关于总体国家、政治决断、民主同质性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国家主权和政治能力的强调，通过努力挖掘像民主、平等、自由、社会、国家等概念的深层含义，企图形成一个实质的民族意志，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区分同质者与异质者使国家免于分裂。     ＜北斗荐书＞主权者的幽灵：施米特与魏玛宪政   荐书人/柯鸣谦（上海政法大学）        魏玛共和国自 1919 年 2 月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双重危机，与其说它是产自德国国内“强烈的”共和主义思潮，倒不如说它是由一场偶然发生的革命催生的。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最终的上台是靠镇压最初的革命集团：工兵委员会和斯巴达克派，因此，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建立在所谓的“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立在对革命的背叛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即使最终成立了一个共和制政府，并颁布了一套议会民主制的宪法，然而魏玛共和国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始终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正如科佩尔平森在《德国近现代史》中写道：“这套制度（共和制）并不是产生于积极的共和主义分子的活动，而是由君主主义者集团的分裂所产生的消极情况形成的······共和国是能把派别分裂减到最少的一种形式。” 魏玛共和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它结束于 1934 年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纳粹独裁统治形成，西方民主共和政体在德国的初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本文所介绍的主角卡尔·施米特，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公法学家，正是成名于魏玛时代，曾试图通过捍卫魏玛宪法来拯救共和国于覆灭，又因为其后转而投靠纳粹而名声狼藉。施米特以其对自由主义的猛烈批判而闻名，扬·维尔纳米勒在《危险的心灵》一书中引用齐泽克的话评价施米特：“就洞悉到后政治自由主义宽容的死结所在来说，施米特仍旧是关键性的，既是一个危险人物又是一个诊断专家。”若将其在一生中迈出的那错误一步搁置在旁，施米特最大的价值乃在于他为我们揭示了自启蒙以降，自由主义所发现的诸多价值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以其保守主义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的敏锐眼光，对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内在结构提出挑战，他所提出的那些质疑，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无法忽视。 因此，若要了解施米特的思想及其与魏玛宪政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其原著。在国内的施米特研究中，首先是刘小枫所编的一套《施米特文集》，涵盖了施米特一生中的重要著作，本文要推荐的两本书一是这套书的第四本《论断与概念 —— 在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 1923—1939 》，二是在第一本《政治的概念》中所收入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次是关于施米特思想的评论，“卡尔施米特研究文丛”这套丛书中收入的都是美国和德国学者对施密特的研究，另外在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涉及到施米特的有四本书，两本刘小枫选编的《施米特与政治法学》，《施米特政治的现代性》以及一本美国自由派学者麦考米克所写的《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一本德国学者迈尔所写的《隐匿的对话 —— 施米特与施特劳斯》。除此之外还有前文提到的德国学者扬·维尔纳米勒所写的《危险的心灵》，这本书主要研究施米特对战后欧洲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继续批判，对施米特在魏玛民国时代的生活所述不多。 《论断与概念》是施米特生前自编的两本文集其中一本，这本文集中收入了施米特在 1923 年到 1939 年间的政论文章，涵盖了宪法、国际法、国际政治等领域，它的副标题叫做“在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施米特所做的斗争无一不是为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强化其国家能力与国际地位而努力，这符合施米特一直所追求的一种“质的权威国家”而不是形式上的“量的权威国家”。这种追求表现在他提出的，对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软弱及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批判。 这本文集中的第七篇：《议会主义与现代大众民主的对立》。这篇文章是作为 1926 年发表的《议会主义的思想史状况》第二版的引言，在 Ellen Kennedy 评价这本书的一篇书评《施米特的 的历史语境》中说：“《议会制状况》乃属关涉首个德意志共和国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的争论······施米特旨在解释 ” 现代议会制度的基本内核 ” 确信已在商讨和公开性中发现它。只有依据这种认知，才能理解议会制度的危机，并着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而议会民主制度的危机，施米特强调，是在于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将论证性的公开讨论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原本以讨论与公开性为基础的议会制不是权力争夺的场所，而是意见交换之下真理的诞生地，并由此产生一批真正的政治精英。而失去公开性讨论的议会制则是一个架空了的议会制，其新的基础从哪里获得呢？在这篇文章中施米特运用到一个转换，即过去议会制中的“讨论”变成今天议会制中的“谈判”，谈判意味着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和妥协，同时意味着原本在议会中应当独立的议员，如今却代表着各自党派和利益集团在议会中争权夺利，而不是代表选民和国家利益陈述观点、交换意见。这实际上触及了现代民主制度中的软肋：完美的形式无法承载实质的正义。议会变成了“隐秘利益的接待室”，而拉德布鲁赫说，议会是个剧院。这种情形在今天的民主制国家中愈演愈烈，而施米特与其同时代的德国法学家能在魏玛时期认识到这一点，却是“得益于”魏玛共和国内激烈的党派斗争和魏玛宪政自身的矛盾。 《合法性与正当性》一书写于 1932 年，也就是希特勒发动国会纵火阴谋操控选举的前一年，施米特在本书中企图以最后的努力挽救魏玛宪政。他在后来 1957 年重印附言中写道：“当时的危机已经涉及到宪法的概念本身······本文是挽救总统制这一魏玛宪法的最后机会的绝望尝试。”“本文的核心命题······只有在修宪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够否定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这个命题虽然在当时受到主流学者的抵制，但在二战后西德颁布的《波恩基本法》中吸纳了这一建议，即“不能给予根本违背宪法中自由民主原则的政党以议会平等，必须对其实行党禁。”刘小枫在《政治的概念》一书的编者前言里讲到人们常用“正当性对抗合法性”作为描述本书的标签，在这本书中，施米特所对抗的合法性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合法性概念，也就是一种纯粹程序上的合法性。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到了 51% 的多数政党便获得了合法性，在一开始，所有政党都是基于一种机会均等原则得以进入议会。而获得合法占有政权的政党，同时也获得了三种巨大的政治奖赏： 1. 基于决定的运用， 2. 合法性的猜测， 3. 可立即执行性。“占有奖赏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其毫无顾忌的利用成为党派政治的把持权力的当然手段。”而已经合法获得政权的政党也可以利用其合法性取消机会均等原则，阻止其政敌合法获得政权。本书提到的另外一点是魏玛宪法自我消解的合法性危机。施米特认为修宪的底线是不能触及宪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一部宪法预定修宪的可能性，那么，它并不是想由此提供一种废除它自己的合法性的合法方法，更不是想提出摧毁它自己正当性的合法手段”，而魏玛宪法中第一部分的价值中立和功能主义的结构形式恰恰给那些企图攻击宪法的政党提供了一个摧毁其合法性的均等机会。一旦一个政党进入合法性的大门便在自己身后将这门关上。施米特呼吁总统启用宪法第 48 条赋予总统关于紧急状态的权力，来对威胁到宪法存在的政党实施党禁。因为总统与直接民主、实质权力一起构成了魏玛宪法的三个竞争立法者，总统拥有某种程度上正当的立法权。 但施米特的本书中的呼吁最终败给了现实，兴登堡总统不愿过多违背宪法精神，启用其紧急状态的权力，却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寄希望于希特勒能组建一个联合政党政府。兴登堡换来的结果则是希特勒依靠《授权法》通过各种法令以确立纳粹在德国的统治，包括《禁止新党建立法》，取消了其他政党进入议会的机会均等原则，《国家重建法》解散了所有邦议会，取消各邦自主权。而施米特本人从反感纳粹的态度转变为接受戈林的邀请，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并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 乔治施瓦布在他所著的《例外的挑战》一书的附录中为施米特被指责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指出，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到 3 月 24 日这期间德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授权法》的通过 —— 对施米特而言，比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更具深远意义。施瓦布认为，施米特的根本政治哲学乃是权力制定法律，而“国会的立法权被移交到行政部门，联邦国会事实上就正式放弃了它作为立法者的角色······因此，不能把施米特转而效忠于合法产生的新权威的行为描绘成具有机会主义的特性。”首先，这种说法十分牵强， 1933 年 3 月 23 日，国会以 444 票赞成， 94 票反对，通过“授权法案”，是在武装的纳粹党卫军的威胁之下通过的，仅有的 94 票反对全部出自不接受威胁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手。《授权法》的通过确实产生了新权威，然而这一新权威的产生毫无合法性可言。其次，这种辩解其实是把施米特往更不利的境地推。因为，如果施米特投靠纳粹真的是从他的学说中找到依据，自然的从捍卫宪法转向独裁政权，那么施米特的学说则是在没有被歪曲的情况下（比如卢梭的公意说在被曲解在后来成为极权主义的鼻祖）就是危险而邪恶的。但我认为，施米特所提出批评的对象并不是自由的诸价值，而是在肯定这些价值的前提下，批评古典自由主义者没有认识到这些价值的紧张关系以及现代民主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他关于总体国家、政治决断、民主同质性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国家主权和政治能力的强调，通过努力挖掘像民主、平等、自由、社会、国家等概念的深层含义，企图形成一个实质的民族意志，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一起来，区分同质者与异质者使国家免于分裂。 施米特被称为是“想要研究水利原理来解决烧到罗马城外的大火”，这是对他的褒奖，即使大火在当时没有扑灭，他对“水利原理”的研究却惠及今日。施米特所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比如，国家是一种规范主义的组织还是一种实质的权力？如果不存在普遍的平等，那么民主是否应该根据实质的不平等来区分同质者与异质者？政治在今天是已经沦为一种程序性技术性的管理方式？还是要区分敌我友之间的关系，认真思考权力的实际状态······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继续深思。 推荐书目：扬·维尔纳米勒《危险的心灵》   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和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刘小枫等《施米特与政治法学》   刘小枫等《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   麦考米克《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 反对技术作为政治》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     （采编：陈芝；责编：陈芝）     您可能也喜欢： 订阅北斗 ＜北斗人，北斗文＞与自己握手言和 | 北斗网 ＜开阳＞“卍”与北斗 北斗应聘咨询专页 无觅

白云苍狗，苍穹微尘，我们人类踽踽而行。然诗无邪，诗，是人们在死神统治下的奉献和清醒，人生如诗，哲学如诗，我们都是怀着浓浓乡愁的游子，去寻找灵魂得以栖居的家园。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技术互联网转基因试管婴儿整容术，当技术早已不是“去蔽”而变成冷冰冰僵硬无色彩的流水生产线，当21世纪痛苦冲突鏖战照样不间断地上演，于是，真理的敞亮，诗意的栖居愈发弥足珍贵。     海德格尔：农夫、山泉、有点田     文/张明明（清华大学）     “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是那些努力想认识一件大事物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或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                                                                                                       ——怀特《分析的时代》     多瑙河静谧地流入大海； 黑森林在薄暮中愈发凝重； 托特瑙山的羊肠小道盘旋曲折； 斜光墟落，鸡栖于埘，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姑娘牵挂小伙，吟着：式微，式微，胡不归？ 野老念着牧童，倚杖候于荆扉；   田园派哲学家海德格尔即此羡闲逸，怅然写下《存在与时间》。 其实，一切像极了旧式小说：穷书生天资聪颖，遇见恩师挚友，奋发自强，终于功名在手，声名鹊起，后娶妻生子成为教授，一切顺然，直到邂逅富家女学生。他二人，一个是中年才子才华横溢，一个是绿衣美人娇俏可人，试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中年男子遭遇爱情，立刻被爱情狠狠撞了一下腰。师生情迅速升级为师生恋，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鸿雁飞信用密码写，约会偷情按步骤来：门敲三下灯关两下。很不幸的是，这份郎情妾意很快湘江水逝楚云飞，穷书生为了得来不易的功名利禄抛弃了女学生，并为了更高的利益沦为恶势力的鹰爪，他背叛师门，与挚友割席断交。小说最后陟罚臧否，当然是恶势力遭到围剿，惩善扬恶，穷书生幡然悔悟，恩师挚友情人也大度地原谅他，一幅港式大结局的温馨团圆画面，临了别忘了最后一句台词：“呐，做人呢，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穷书生——————海德格尔饰 女学生——————汉娜•阿伦特饰 恩师———————胡塞尔饰（现象学大师） 挚友———————雅斯贝尔斯饰（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恶势力——————阿道夫•希特勒饰（友情客串）   关于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的爱情，我在哲学帖《美女 才女 痴情女汉娜•阿伦特》篇，曾站在女性主义角度给予了诠释。在哲学帖《海德格尔：农夫、山泉、有点田》中，我更想说的是，这场爱情不仅仅只是一对儿迷途男女的师生恋，它早已升华为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爱情事件。 海德格尔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如果他活在今天，人们会亲切地称呼他为“凤凰男”。当这个脸上挂着两坨高原红，脚底粘着黑深林泥土的芬芳，从小因参加劳动而肌肉发达，穿着打扮极度具有城乡结合部特色的土包子初次踏入德国那高雅，文明的哲学圈子时，又有谁曾料到，这个山沟沟里出来的乡巴佬，有一天会撼动整个德国哲学界，成为自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他的《存在与时间》尽管艰深晦涩，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成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一本伟大的思想深刻的旷世哲学著作。 人类的哲学其实是桃园结义的三兄弟，这三兄弟的名字分别叫做：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其中大哥本体论就是研究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高中政治课上，老师会告诉你：“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桌子大树苹果都是物质，它们都由分子原子组成。”于是，那堂课后，我们中的很多人立刻成长为一个不信任何鬼怪神灵的唯物主义者，尽管我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那时的我，却很认真地向老师提出了疑问：“老师，那物质又是什么？苹果桌子的原子分子借助工具都可以看得见，但物质这个东西却看不见摸不着，物质是抽象的概念，但概念属于意识呀，那世界岂不是由意识构成？”我的政治老师在蛋疼了几分钟之后，终于很淡定地给了我答复，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仅仅用一个反问句就结束了我所有的疑问： “xxx同学，我上次布置的政治作业你为什么还不交？”。 其实孩提时代的我们天生就是一个哲学家，我们对生死、天空月亮星辰、蚂蚁打架、仙人掌开花，都充满了好奇和疑虑，我们觉得世界充满了魔法与奇迹。然后，我们一天天长大，直到我们开始拒绝童话，直到大人用约定俗成的规矩开始灌输我们，直到教条刻板的政治课开始扼杀我们所有灵动的思维，直到我们对“为什么”再也提不起兴趣，直到…… 直到我们也变成大人。 庆幸地是，那时，在我即将沉沦为冷漠的大人之际，我幸运地遇见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高中老师没答复我的问题，海德格尔一股脑地答复了我，并且充满诗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是一本告诉大家“存在是什么”的哲学书。存在问题，即“being”问题，从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令哲学家们魂牵梦萦。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being史，从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再到苏格拉底的“一般”，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存在问题越来越演变成：“存在是什么？”当每一个哲学家都眉头紧蹙搜肠挖肚地想找出存在是“什么”，试图找到一个本体来解释存在时，存在本身却遭人冷落了。 海德格尔的“存在”德文是“Sein”，这个词在英文中被翻译为“being”，中文又将它译为“存在”，其实“Sein”不仅仅是存在的意思，它还有“是”、“有”的意思，将它翻译为“是”更加准确。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的存在是水是火是实体，都混淆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存在”与“存在者”。水火都是存在者，但不是存在。就如我手中拿着一个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叫“书”，你于是可以说这个东西存在，但我进一步问你这个存在又是什么呢？你就难为情地回答不上来了。我们能捕捉到存在者，却捕捉不到存在，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存在”的意义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动词“是”，而“存在者”是一个名词实体。哲学的目的应该是追问存在者的存在，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而不是苦苦纠结于“存在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与“存在者”，“是”与“是什么”的混淆，使得哲学史就是一部“存在”不断被遮蔽的历史，冷淡“存在”，过分亲热“存在者”，哲学早已误入歧途了。海德格尔这一思想后来被法国一个叫萨特的矮个子斜眼锉男继承地发展，这厮提出了一个名叫“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又写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小说剧本，竟然风靡一时，后来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主动向这厮示好，不聊，这厮竟然鼻孔朝天地拒了人家，这厮的妹纸还是个赫赫有名的女权主义战士。 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木石山林，尽管存在，但它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存在的意义不是仅仅是能够成为存在者，而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这个意义的只能在人的身上显现出来。海德格尔专门给人起了个名字叫“Dasein”，中文名叫“此在”。我们先在此简单地回顾下关于人的哲学史吧： Id女娲（女神，干嘛呵呵去洗澡）：人是我用泥捏出来的。 Id柏拉图（想出柜了）：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 Id第欧根尼（犬儒帮九袋长老）：楼上，哥家冰箱里有只褪了毛的鸡，这就是人？ Id亚里士多德(吾爱吾老师，吾更爱真理) ：人其实是理性的动物，lSS我爱你，耶~ Id培根（哥不是香肠腊肉）：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 Id马克思（人家的信用卡又刷爆了，恩格斯快救我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Id叔本华（我家狗狗“世界精神”终于不掉毛了）：人的本质是欲望，咦，黑格尔人呢？好久没骂丫了。 Id卡西尔（哲学人类学有点意思）：我弱弱地说一句，人是符号的动物吧。 Id海德格尔（仰视元首希特勒的手）：人就是“此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要理解《存在与时间》，必须先理解“此在”，也就是理解人，因为只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存在，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人不仅关心自己的存在，也关心其它存在物的存在。“此在”通过存在者的三种存在方式，将世界密密麻麻地展开，勾勒。这三种存在方式分别是“工具的在”，“现有的东西的在”，“世界的在”。举个例子，人需要穿衣，制造衣服需要针线等工具原料，这些工具就是“工具的在”；紧接着，衣服又会引出棉花，棉花就属于“现有的东西的在”；而棉花又会引出大地、土壤、河流、天空，于是引出“世界的在”。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一句台词：“生而为人，对不起”不禁让我恻然有所感。人生在世，善恶、真假、美丑、生死，有无永无间歇地殊死搏斗着，而人的本性就是“畏”与“烦”。“畏”(Angst)，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畏惧害怕某个东西，抑或畏惧某个关系网会产生的结果，而是畏惧“畏惧者就在这个世界之中”，说白了，畏毫无对象，漫无目的，是一种无名恐惧。人在畏面前，一片空无，正是因为人作为时间性的存在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死去，畏才使得生存可以在死亡面前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 “烦”（Sorge），又被译为“操心”，人们活在世上，与物打交道叫做“烦忙”，与他人打交道叫做“烦神”，在烦忙烦神这一过程中，人总是容易失去自己的个性，有人开始迷失失落，有人变得千人一面人云亦云，人们开始丧失自己的本身，开始“沉沦”，沉沦为一个毫无特点的单面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后来又被法国那个矮个子斜眼男继承地发展，提出了“他人即地狱”的著名论断。 人以“沉沦”的方式存在着，胆怯懦弱逃避，似乎沉沦为“常人”就能找到他们的“家园”，就能躲开恐惧，可殊不知，那无名的畏惧就是奥特曼，而人永远是小怪兽。小怪兽上穷碧落下黄泉，都逃脱不了奥特曼的追打，就如人上天入地也逃不过一死。人到底要死，但生存的意义正是“向死而生”，死亡的可能性唤起了生存的真正意义。人的超越性使得人能够通过对死亡的领悟而通向本真。 因为生，人走向沉沦； 因为死，人走向澄明。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匆匆》里说：“洗手吃饭默默时，日子就溜过去了”。小沈阳说：“眼睛一睁一闭，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生就过去了，hou~”海德格尔说：“此在的存在即时间性”。传统的时间观认为：时间游离于人的生存之外，由过去，现在，未来三重解构组成。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现在，未来是尚未发生的现在，时间是一个线性的流逝过程。而海德格尔却认为真正的时间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依次交替的线性过程，而是不分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循环。在海德格尔那里，过去，现在，未来被叫做“曾在”、“当前”、“将在”。人并不是作为现成的存在者而存在，人没有事先定义好的本质，人总是不断地选择、创造、，超越着自我，故而人的本质正是他一辈子生生不息所做作为的总和。“曾在”、“当前”、“将在”三者的牵引，使得人这个此在因为存在，而成为曾在。人生当应“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携飞仙之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真正的时间并不在乎长短，一瞬间即可以澄明一段人生。 的确，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咫尺，天涯。 瞬间，永恒。 至此，海德格尔将时间与存在融为一体，完成了他那本思维广袤深邃，遣词造句变幻莫测，语言独特晦涩的20世纪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 因为纳粹事件，晚期的海德格尔隐居在黑森林的小木屋内，深居简出。人初静，月初吐，荏苒盈虚，澄澄今古，农村娃儿海德格尔终于回归大地，解脱精神，摆脱牢笼，开始试图为自己，为哲学找到一个宁静的“家园”。他开始用“思”和“诗”来代替对“此在存在”的分析，用“语言是存在的家”来取代“时间本身就是存在的境遇”，他提出了“诗人哲学家”，人类应该艺术地生存，而不是技术地生存，并借用荷尔德林的诗来告诉大家“人，诗意地栖居吧”。 对于海德格尔，我总是很难用一个定语去修饰他。也许，海德格尔有先见之明，他担心自己的一生的种种劣迹会遭人逅病，于是，他在讲课时，对哲学家的生平显示出极度冷漠。他在课上讲亚里士多德，就一句话“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然后死去。”委实，作为一个自然人，海德格尔是彻头彻尾的卢瑟，当他向纳粹投怀送抱的那一刻，他被人唾骂的下场早已注定，尽管从海德格尔的生平来看，我们能理解农民气质的他，对土地的热爱会很容易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又或者，如海德格尔的门徒为他辩护的那样：海德格尔一介书生不懂政治；海德格尔当了纳粹大学的校长也是为了不让别的纳粹分子成为校长；海德格尔当校长是为了推行他的哲学主张，等等等等。无论这样的借口还有多少，然而，海德格尔为了利益，投靠纳粹助纣为虐，在危难中弃自己的犹太老师胡塞尔，犹太恋人汉娜阿伦特，朋友雅斯贝尔斯于不顾，我们就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确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没错，他是一个小人。 尽管自然人海德格尔臭名昭著，但哲学人海德格尔却令人动容，他早期走出神学的牢笼，研究哲学；中期被纳粹抛弃后，爱上浪漫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晚期隐居在云深不知处的黑森林里研究咱们老子的《道德经》，海德格尔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散发着思者的智慧，所向披靡，于是你不会再讶异为嘛儿富小姐汉娜•阿伦特会爱上这个大老粗。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他承上继承了尼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路线，又启下了汉娜阿伦特、伽达默尔、马尔库塞等一批自己的学生。福柯曾说过，海德格尔是对自己至始至终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发展全是拜海德格尔所赐；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自黑格尔以来德国哲学最重要的转折点。 读海德格尔的哲学，总有种力量，让我想哭。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子贡对仲尼说：愿有所息。孔老二答道：生无所息。不错，人一生劳作如蝼蚁，生无所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的人仰望苍穹，生命升华；有的人选择沉沦，生命在时间的氧化中萎顿。白云苍狗，苍穹微尘，我们人类踽踽而行。然诗无邪，诗，是人们在死神统治下的奉献和清醒，人生如诗，哲学如诗，我们都是怀着浓浓乡愁的游子，去寻找灵魂得以栖居的家园。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技术互联网转基因试管婴儿整容术，当技术早已不是“去蔽”而变成冷冰冰僵硬无色彩的流水生产线，当21世纪痛苦冲突鏖战照样不间断地上演，于是，真理的敞亮，诗意的栖居愈发弥足珍贵。 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之时，法国发生着政治革命，德国发生着哲学革命。德意志这个民族孕育了引无数哲学好汉竞折腰的哲学巨擘：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但这样一个民族却又能全民打造出一个嗜血杀手希特勒。也许这正应了那句话： 德意志，要么拷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   哲学帖下期《胆小鬼笛卡尔》   （采编：徐海星，责编：徐海星）     您可能也喜欢： ＜天玑＞哲学帖哲学帖副册之三 花花公子罗素 ＜天玑＞哲学帖哲学帖副册之二 天才高帅富维特根斯坦 ＜天玑＞哲学帖副册之一 老流氓卢梭 ＜天玑＞哲学十二钗（一）处女座黑格尔 ＜天玑＞哲学十二钗（三）：老宅男康德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