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

我知道江先生很关心“八/九”学生。现在大名鼎鼎的名律师浦志强当年是大钟寺送菜的，那还是江平先生给他推荐的。86级的学生干部李再顺和同学常说起江平先生推荐他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当时江平校长给对方的电话中说：“我现在退下来了，说话也不管用了，这里有个学生很不错，你们看能不能接收？”再顺在旁边听得快哭了。86级法律系4班的隋显斌后来南下广州做律师，有一天江平突然来登门看他，显斌说：“江老师，您来广州开会吗？”江平说：“我此行来珠海开会，想到你在广州，特地看看你生活得怎样？”

看到本月初中欧文化论坛上中国学者对欧洲学者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应，其中清华大学一个名叫崔之元的人举了两个美国历史上的案例为中国官方的政策辩护。 第一个案例是1932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退伍军人被镇压事件。这些一战时期的退伍军人在大萧条期间向政府请愿，要求兑现当初许诺的经济补偿，在得不到答复后在国会山前安营扎寨，数月后被军队武力驱散，死伤数十人，当时调动了坦克和马队。 在为“六四”辩护的声音中，这起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到。崔之元说他“六四”时在美国，是在电视上听到基辛格说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首都市中心的广场被占据如此之长的时间，并举出1932年美国的这起事件为例。崔说“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谈到这一事件。”崔的意思想来是要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提这件事，就象中国人不提“六四”一样。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８０年代中国翻译过一套通俗版美国现代史，叫作《光荣与梦想》，在美国是很畅销的，里面详细介绍了这起事件，我当年（远在六四之前）就是从那套书里面了解到这起事件的。因此，这起事件不但在美国从来没有被刻意隐瞒过，没有成为禁区，而且飘洋过海被介绍到了中国。今天美国的很多社区图书馆里都有题为bonus army的CD 或者录像带，介绍的就是这件事。书籍和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谈到这一事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谈吗？那一点都不奇怪，谁会在日常生活中谈这样的事呢？如果是说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那么崔本人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吗？ 过去，在为六四镇压辩护的人那里，美国１９３２年镇压退伍军人的事件被拿来说明“美国也镇压的”，好像一个今天的强奸犯举着一份发了黄的报纸告诉你说半个世纪前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强奸的，还登在报上了。今天的崔之元则发现了这个案例的新用处，说“美国镇压后也没有人提的”。可惜，一本中文版的美国通俗历史书就揭破了他的谎言。 为了说明不提六四有理，崔还举了第二个事例，说受到1932年那起事件的启发， “我于是对西方的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有件事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也被叫做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有关要求废除奴隶制的提案都应该一律被搁置，国会不会给于讨论。即使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林肯当时还仅仅是国会议员。这就意味着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支持奴隶制的人。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林肯认为解决一个敏感问题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等条件以及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作解决。二十年之后，林肯果然成为美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总统。这就说明他当初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是有理的。 所以，所有的事都是有关联的，这就使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的《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一书中曾经指出，对某个人和某个民族来说，有时候，最明智的方式可能是遗忘，也就是他所说的‘积极健忘，’因为你如果总是揭开过去的创伤的话，或许对你并没有益。” gag rule确有其事，但这完全是运用在美国国会（以及其他有些国家的议会）讨论的场合，为了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的分歧影响正常的程序和对紧要问题的处理。但是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上对这些问题也不能讨论。恰恰相反：当时正是因为美国社会在奴隶制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所以即使身为废奴派议员，为了国会的正常运转，林肯也不得不赞成gag rule。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六四是一个社会上可以公开议论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六四是一个由政府设置和监控的言论禁忌。 人们或许可以说崔之元对美国史一窍不通，那么中国的现状呢？如果他是用这两个完全被曲解的美国史的案例来说明1989年以来的中国，那么他所说的中国不是受到了双重曲解吗？ 最后应该补充的是，1932年退伍兵的被武力驱散，受到美国众多报章的严厉批判，几年后罗斯福当总统时便兑现了给这些退伍兵的承诺（当然也和当时二次大战的环境有关），用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 而中国的六四呢？ tags: 作者赐稿

1990年9月30日的太阳不会照耀到2010年的窗台上，坐在2010年9月30日离我家乡三千里之外的阳光里回溯往事，回到遥远的1990年9月30日，抚摸那些已经发黄的陈旧细节，温暖而忧伤！ 1990年9月30日上午10点多，入狱整整11个月后，我走出宝鸡市看守所，恢复身体的自由。   那些天总是做相同的梦，上厕所，却总拉不干净。党家村农民李永庆被折腾神经了，带着小镣在号子里不停地走，嘴里喃喃着“共产党爷爷给我发月饼”。还有一系列很怪异的事情出现：睡觉时候窑洞顶上的风洞里落下来一只肉呼呼的虫子在脸上；甘肃岷县毒贩子老侯梦里在喊“不要杀我”；石坝河农民老张的儿子给他送来一块力士香皂。下午到小放风院放风，接水时候，我的塑料盆里总会出现一团浸泡了很久的卫生纸，在盆子的水波里弥散。即使死死盯着，一眨眼，卫生纸还会出现。贾管在一次收风时候对我说：“我帮你看了，你也就是五年的刑。”特务黄建国的判决下来，很快就要去渭南锅炉厂服刑。 上午在小放风院放风，秋日暖阳照耀在小放风院里一个个秃脑壳和灰暗、苍白、营养不良的脸上，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那些天城市限水，看守所的水龙头经常水若游丝，断断续续。刚给身上打满力士香皂，水停了。小放风院的门打开，年轻的十里铺派出所实习民警高管把破烂的木门拉开一条缝，要我出去。开始，我以为高管是叫我去调查号子里折腾李永庆的事儿，指着浑身的香皂泡对高管说，等会冲干净再去。磨叽一会儿，娃娃脸的高管说：“放你了，出来吧。”看高管不像玩笑，虽然前几天贾管判我五年的言犹在耳，用一盆水冲干净身上的香皂泡沫，把盆子送给平时相处的狱友，跟高管回号子收拾东西。 褥子和被子是大学时代就跟我的，送给某位狱友。买好的月饼、方便面、午餐肉罐头送给13号的三平。用一个塑料袋装好三本狱中日记和《牛虻》、《约翰.克里斯多夫》、《唐诗三百首》等书，跟高管到了提审室。 提审室里等我的是一位平实朴素的中年男人，穿便装、提着一只小黑包。开门见山，他告诉我是替高检（办我案子的是一位高姓女检察官）来放我的。高检病了，为了能让我赶上回家过双节，便托他节前放我出去，所以也就没有通知我的家人。这位受托来放我的检察官好像姓任，说完这些，要我在一份不起诉决定书上签字。老实说，囚禁的日子，一直想出去。一旦真的可以出去了，我却心如止水般的平静，好像这是跟我无关的事情。可是，为了不辜负高检、任检们的善心好意，签名字的时候，我尽量装出激动的手有些抖。在不起诉书上签好字，我就可以离开看守所了。 向高管借了两块钱，从看守所出来，走过一条长长的水泥路，就到了宝平路边上的一路车站。上车之后到老火车站下车转二路车，很快就回到了位于益门铺神龙门里的家。离开才一年多时间，公共汽车票价涨了，两块钱只能坐一路车。跟二路车售票员说明原委，出狱第一时间就享受无票乘车待遇。 家里没有人，坐在背阴的楼口等着。先是见到住在我家楼后面的我哥的老丈母娘，才知道家里人上街给妹妹买嫁妆去了，他们不知道今天放我。过了一会儿，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男子匆匆走来问我：“你是姚远吧。”接着，让我跟他上楼。打开我家房门，这位男子对我说：“你坐吧。”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成了家里的客人。 再过了一会儿，妈妈、爸爸、妹妹、大哥、嫂子都回来了。一家人聚在一起，那位陌生的男子是我妹夫。我回来十几天后，他跟我妹妹办了婚礼。 那一天，是1990年9月30日。阳光灿烂，秋风似水，天高云淡。   已经很久没有回忆往事了。20年来，我经历了一段常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岁月，并且由此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一生。今后的日子，我会越来越少地回顾或者重温这段往事。 今年清明节啸聚一伙人去河南商丘看梨花，回郑州的路上，刘国基大哥说了这样一段话：再大的风云际会，过后都会云淡风轻，不必要沉溺在过去的辉煌荣耀里。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还有很多纠葛需要清算；而对我来说，一切都过去了，即使心里有再多凄凉辛酸，表现出来，也会越来越心平气和。 我的目光温暖而忧伤、安静而平和！     ao 小远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 12:16栖居晴

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八十九周年，各大网站并不像以往刊登及转载许多文章，外界分析与八九敏感数字有关。此外，韩寒主编杂志《独唱团》7月1日开始接受网络预订。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