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

[转载]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从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中所传出的信息也显示,政府的某种矫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内推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让我们判断,将有哪些手段会被用来矫正收入差距,因此对未来的方案也无从评估,不过,仅从把收入差距本身视为症结所在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摸清脉象,更未摸到门道。 当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异常严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说这是一种危险,那也是导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即便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贫富差距,也同样危险,或者,其导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强行扭转了,危险也会同样存在,相反,若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威胁,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通常认为,通过赋予个人以满足各种需要所需的购买力,财富可以带给人适意、快乐和幸福,这是没错的,但是财富给人幸福的方式,是动态和相对的,即,满足感并非来自你拥有某种东西这一事实,而是来自你从不拥有到拥有这一变化,或你意识到身边其他人不拥有而你却拥有这一事实:一个刚刚做砸一笔生意的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挣到50块工钱的搬运工更快乐。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更高的财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让一个社会更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或许减少了穷困者的痛苦和焦虑,但也降低了较富裕者的快乐和适意;我们只能知道,财富增长的过程可以带来更多快乐;而且,即便我们能够消除由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是否值得这么做呢? 如同快乐和满足感一样,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我们以生存和繁衍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焦虑机制被设计得很灵活,其阈值会随条件的改变而升降,要消除它们,需要抹除一切细微的差距和波动,到那时,或许每个人都会过得像唐氏综合征患者那样无欲无求、天真快乐了,但这果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吗?那时候,支撑我们每日劳作、求知、逐利、争胜、探索、创造的动力还存在吗?整个文明还能维续吗? 作为个人,喜欢宁静淡泊,讨厌紧张、焦虑和富于挑战性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社会整体,任何人是否有权主张它该变得更紧张或者更宁静?谈论总体的幸福水平是无意义的,因为快乐属于个人,不可加总和平均;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焦虑会导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竞争,而何种焦虑将导致破坏性甚至反社会的行为? 显然,如果引起我焦虑的种种差距,多数是由个性、天赋、机遇、努力和声誉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将更可能激励我去挖掘天赋、培养能力、寻找机遇、努力工作和建立声誉,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种种差距,多半来自特权、舞弊、欺诈、暴力侵占、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和政治谋略,那么,我当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法治良好、权利有保障、机会开放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危及社会秩序;在个人消费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远不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投资和社会性消费(比如慈善和学术赞助)上,而这些活动多少都能惠及穷人;即便从福利均等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来控制这笔投资,除非再分配的程度达到能削减资本家个人消费的程度;实际上,从诺贝尔、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到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只有很小部分变成了其个人和家族的消费。 相反,在一个缺乏法治、机会依赖于特权、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富人们要么及时行乐,在失去权势之前尽快享用财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块资源,去保护财产免受侵夺,去谋求和维持其特权地位,去到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合纵连横中争得有利位置,而从所有这些开销中,善良的穷人是分不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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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信任合作机制需要实质的公平和正义

良好的信任合作机制需要实质的公平和正义 专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 《商务周刊》: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民意经常处于被忽略的境地。在您看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下确立,公共决策发生了那些变化,尤其在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上? 胡泳: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之前的30年一直都是效率优先,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公民意识日益觉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初见雏形的公民社会,纯粹的将效率作为唯一的考量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政府以前可能有这样一种思维:认为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但是现在,首先利益已经分化了改革开放30年之后,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所以,代表各方利益这种笼统的说法,在现实当中可能已经未必如此。其次,由于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使大家认识到纯粹地追求效率是会有问题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平,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很难持久。大家认识到,政府不见得就能最好的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有的时候不仅是守夜人,也是利益的一方,这就使得大家对政府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而且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已经开始逼迫政府重新思考这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因此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 《商务周刊》:慎议民主以及协商民主理念的出现,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各个阶层的声音和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但一直以来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模式,直到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才真正开始有了实质性变化。您认为互联网为公共事务的讨论、程序以及结果方面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胡泳:要在互联网上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或者有结果的公共讨论,必须要走完一个完整的三部曲:第一,公众在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平台或者渠道来表达他们对此的关切;第二,公众的意见得到表达之后,不同的意见经过争论和交锋,可以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第三,在形成共识之后付诸行动,也就是说产生一个公共决策。这样才能说慎议在互联网上真正得到了实现。如果这个过程被各种人为的、偶然或意外的因素打断,那么即使很喧嚣、很热闹,但讨论之后根本就形不成共识,最后不能产生结果,那么慎议也只是实现了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理想化的希望所有的三部曲都能有效的形成,但即便如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慎议,可能还是不如在互联网上实现得好因为在现实中很多的通道可能更加的不畅。所以尽管网络表达本身有它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它积极性的一面。 《商务周刊》:最近,围绕垃圾焚烧项目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群体性抵制事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互联网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我们发现,互联网也使得民众更容易情绪激化,产生非理性维权行为,这可能不利于慎议的开展和产生好的协商结果,同时对社会安全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您是否有这方面的担忧? 胡泳:这就是网络公共讨论三部曲链条断裂的表现,包括意见无法形成、民众情绪激化等等,但是它的意义还是好的,仍有积极的一面。我们单就垃圾焚烧这个事情来说,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两点:第一,这些居民在网络上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信息和知识可能以前是不为人知的,或者可能由政府单方面掌控的。我看部分阿苏卫居民做的那个很详细的研究报告,包括番禺一些论坛上提供的各种关于垃圾的知识,都是志愿者通过自己业余的劳动进行的汇总和交流,这些至少可以让更多的居民认识到,垃圾处理原来是一个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是非常好的;第二,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里面有非常鲜明的讨论,这种讨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影响决策。我去看过番禺那些小区的业主论坛,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公众讨论。这里面一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破坏性的内容,比如一些跑题的、质量不高的内容,但是你看到最终可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能够提出一些政策倡议,并且可以协商讨论。因为他们可能也意识到,政府也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诉求,因此能够协商这些不同的利益,也协商他们自己行动的策略。我觉得番禺那些小区的讨论,作为公众讨论来讲是质量很高的,当然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最终理性的声音会压倒非理性的诉求。 《商务周刊》:目前,很多涉及到公共领域的讨论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如上面提到的反垃圾焚烧项目的社区。但这些关系到周边社区居民利益的讨论,会不会演变成一种和更多数人利益之间的对抗? 胡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此有个名词叫做邻避主义,是这类抗议或社会运动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番禺和阿苏卫的居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邻避效应的问题,并不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停止做这些事情,就是说如果项目从这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也不见得就是这种抗议的真正胜利。这在厦门的PX事件中是有体现的,虽然最后这个项目搬到了漳州,但邻避效应明显,只是问题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有些居民会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去对抗你所说的更多人的公共利益。但总的来看,我觉得其实已经有很多居民在积极的思考,去寻找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办法,比如推动政府出台关于垃圾分类的立法,不是一味的反对垃圾焚烧,而是主张先分类再焚烧,我觉得这种理性声音一直是存在的,虽然我不能判断这里面哪一方占多数。就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对全体的中国公民来说,都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事件,至少会引起更多的人去思考。可能之前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邻避,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这种意识继续普及下去,理性的人会越来越多。 《商务周刊》:上面我们也说到,网络空间在公共事务讨论方面有它的优点和弊端。那么是不是政府需要开展更多的线下讨论,比如咨询会、听证会等形式,才能更有效的开展协商,来避免网络上非理性和非包容性的一面? 胡泳:我从来都不觉得中国的事情必须要靠网络来推动,包括所谓的网络问政。如果一个国家必须依靠网络来问政的话,说明这个国家的运行一定是出了问题,因为它所有的通道、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网络上。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线上的努力应该转变为线下的机制或制度。网上有网上的讨论,在线下,政府当然应该组织更多的咨询会和听证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不能截然的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因为并不能完全说听证会就比网络讨论更科学,同时我觉得中国的听证会在很多时候完全就是流于形式的不是有一个笑话说,任何一个关于涨价的听证会,听完证之后价格是必涨的吗?包括对参加听证会的成员的选择,以及这些人有没有发言权,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必须是两方面同时来推动,并且改善两方面的不足。对于网络来讲,要努力把它改善为一个更容易进行理性讨论的空间;在线下,能不能使咨询会、听证会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让真正的利益代表发言?两方面都要做改进的工作,而不能单独的把线上和线下作为一种对立。 《商务周刊》: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很多公共热点话题之所以更多的在网络空间展开和蔓延,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些公共舆论表达的渠道以及形成公共舆论的公共空间,而这恰恰是政府的责任。 胡泳:当然是这样,因为目前毕竟还是一个政府比较强大、公民社会比较弱小的局面。我觉得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思维,并承担起培育公民社会空间的责任。因为现在已经提出要打造服务型政府,不是以指令为主,而是以服务公民的需要为主,那么就要有一个行为上的转变。政府要认识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来干才能干得最好,而且很多时候政府应该把一些其他利益方加进来考虑才行。如果大家所有的事情都依赖政府,那么你再厉害、再全面的政府,可能最终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商务周刊》:当然,民意很多时候是分散的、非理性的,也是更易于被蛊惑和煽动的,这些对于协商民主并没有积极的影响。那么在限制政府封闭决策的同时,如何让公众更成熟地参与公共事务? 胡泳: 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弱小的公民社会,公众相对分散,力量又小,所以显然限制政府是一个更主要的任务,约束公众是一个次要的任务。当然如果从一种固有的思维来看,可能会觉得这样社会是不是就会不安全了,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民众能够做到自我组织、自我调节,那么这个社会也许会更稳定了。我们知道,当前在面对政府的时候,公众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从层出不穷的拆迁事件上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在现阶段谈对公众的约束,我觉得根本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我们应该对于中国当前的现实有一个基于优先选择的判断。 《商务周刊》:虽然任何公共政策都永远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这种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但社会的整体进步需要进行帕累托改进,比如具体到垃圾焚烧项目的问题上,政府如何重建信息渠道、如何使程序得到完善、如何尊重民意,从而和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信任和合作机制呢? 胡泳:有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够,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或者说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经验的总结。我觉得不能把民众看成一群没有思想的羔羊,比如说觉得他们不明真相、容易被煽动等实际上这可能就是造成民众不信任感的来由。所以,政府要提升民众的信任感,归根结底无非就是要做到两点:首先是如何做到程序上的正义。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经由一定的、科学的程序,并且这个程序也能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规则,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宣布规则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貌似也在走程序,但这些程序往往经不起推敲,这也就是为什么番禺那个事情引起这么大波折的原因。虽然它也要经过环评,相关部门也会公布一些数据,包括一些人大代表说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表,认为民意是支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程序可能是一个非常表面化的东西。 目前,公众的参与度还是很低的。就以反对垃圾焚烧这件事为例,他们真的能够参与决策吗?其实仍然只是给决策者提供一个参照而已。因此,要建立良好的信任和合作机制,另外一点就是实质的公平和正义。那可能就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我觉得应该至少先做到程序上的正义,然后再来实现实质上的正义。如果这两部分都能做到,那么信任度当然就会上升。相反,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即使政府对公共事务做的这个决定在实质上是正确的,也很容易引起民众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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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让公平正义的光辉照亮充满黑暗的心

一,儿子要“自由”,我用法治和民主对付他,他又祭出“特色”……

 

没想到,老杨头在外力争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后院起火,弄得在家里不得不打压儿子的“自由”。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争取放学后自己走回家的“自由”,由于担心他的安全,我们做父母的一直没有松口。就这样,两年多来,一场儿子争取自由与我竭力“维权”(维护家长的权力)的拉锯战时断时续,持续至今……

 

自从两年前搬家到现在的住址后,儿子的小学离家只有几个街区。从他上三年级时有一次偶尔提起他班里有同学放学后自己回家开始,这个话题就提上来议事日程。先是他不愿意看到父母到学校去接他,说这很不“酷”,随后他开始要求和几位同学一样,放学后自己走回家。如果说,一开始,一个棒棒糖可以暂时让他忘记对“自由”的向往,那么,到了四年级下半年,糖衣炮弹渐渐失去了威力,他越来越多地提出了要求。虽然儿子和老子要求的“自由”有所不同,但我能感觉到,儿子追求自由的心情和我的大同小异。进入五年级后,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已经开始冲击老杨头一直维系的稳定与和谐了……

 

很显然,再靠强制的家长作风,说不让他自己走回家是为了他的安全显然已经无法说服11岁的儿子了(我都奇怪,有的地方,却能用这个理由说服好几亿成年人)。不过,老子也不是好惹的,“民主小贩”也不是浪得虚名嘛!你要“自由”,老子就给你讲 “法治”。因为,按照澳洲的相关规定,小学学童上学和放学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于是,我这个博士用比较夸张的语言连骗带吓给儿子上了一堂“法律”课。他算是安静了一两个月,毕竟他是在一个比较讲规矩的社会里长大的。

 

可是,才两个月啊,他小脑袋一转,又开始躁动不安了。这次,他要冲击“法治”,而他用来对付“法治”的手段竟然是老杨头用得滚瓜烂熟的“民意”与“民主”。儿子放学后开始软硬兼施,试图说服我和他妈妈站到他那一边。他实行的是各个击破的策略,今天找这个说,明天又向另一个提出。有那么一两次,差点被他忽悠了(例如他对他妈说,我同意了;又来对我说,他妈也同意了)。

 

为了让他不再“玩弄民意”,知难而退,老杨头不得不和他玩了一次带投票的货真价实的“民主”。情况是这样的,家里总共四个人,每人都有投票权。但他哥哥一向不关心这些事,对于投票,大概会弃权。而我只要和他妈先来一个“政治协商会议”,两人先集中了,再走走民主过场,来个举手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两票对一票否决了小家伙要求自由的“提案”。虽然有点“多数人的暴政”,但为了儿子的安全嘛,我也只能“为民做主”了……

 

原本以为儿子会安静几个月,可你还真想不到,与“法治”和“民主”生为天敌的“自由”,竟然象蟑螂一样,怎么都扑不灭。“民主”投票后才一个月不到,儿子那被我压制下去的对“自由”的渴望再次点燃,这次,他抬出了“特色”。你还别说,这“特色”一出场,老子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前些天刚从大陆回来,每次去接他,他都一个一个指着周围的同学说,你看,某某又自己回家了,某某还自己骑自行车呢……我故意假装没有看到,把他惹急了,愤怒地冲我喊道:我们班一百多个人都自己回家,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当然,我知道他们班总共只有几十个人,不可能有一百多个人“自己回家”,他的夸张让我暗暗吃惊,说明他对自由的追求又上了一个台阶,快失去“理智”了。当然,吃惊之余,我也挺高兴的,这小子对自由的追求一点也不亚于他老爸啊,生活在这个国家,真是浪费了。这次他祭出他们学校的“特色”,我还真没辙了。

 

经过观察,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澳洲确实有规定要求小学生放学后必须有家长陪同(在外或者在家),可到了五年级,绝大部分住得比较近的孩子都是自己上下学了。所以,思考再三,我们终于认识到,是时候松开紧握(家长)权力的双手,给儿子走路回家的自由了。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让我不禁想起当初苏联东欧的人民重获自由时的情形……对于儿子来说,虽然那自由是父母施舍的,但能够独自踏上学校回家的那条道,宛如踏上了通往自由之路……

 

二,注意,近日学校附近有可疑人士出没……

 

老杨头的这则家庭喜剧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可是,熟知我的读者一定猜到,老杨头不会就这样结束的,因为,正是这则喜剧,此时此刻却让你和我的心情同感沉重……

 

澳洲学校大概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当初决定从美国华盛顿全家迁居悉尼,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孩子的安全。如果你看一下新闻和每年的统计就知道,在澳洲诺大一个国家,小学孩子出事的事件非常之少。我查了一下,放学独自回家而出事的(车祸与被骗等),几乎一两年都找不到一两起(大概比在家里从沙发上摔下来送医院的几率要低得多),可是,澳洲仍然制定法律和规定要求家长必须陪伴孩子。如果父母要上班无法接送,学校放学后还有专门的“保姆”班,由政府补贴帮你照顾孩子,直到你下班后来接。

 

澳洲对学校孩子安全的重视,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我早就知道澳洲的孩子最安全,而且也知道儿子班上早就有家长让孩子们自己回家,可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放手呢?说实话,这本身就和澳洲的“过分重视”孩子们的安全有关。例如,在澳洲的这些年,有几次收到学校发的紧急通知:注意,近日学校附近有可疑人员出没……接下来是讲述最近在某某学校附近发生的一个可疑的成年人走近孩子套近乎的事,最后是告诫各家长,督促孩子,注意安全,不要上陌生人的车等等注意事项……

 

可是,如果你仔细阅读学校发的通知,就会发现,那起引起他们警惕、促使他们发出紧急通知的事件,只不过是某个学生回去后向老师讲述一个陌生人走向自己的“惊险经历”而已。

 

当然,澳洲也出过一些涉及孩子安全的事件,虽然相比我在中国和美国知道的,都不值一提。可是,每当有这种事件发生,那可真是大件事了。每天新闻都放在头版头条,什么国家的领导人讲话,澳洲的国际活动,都统统靠边站;心理专家分析起来没完没了,评论员开始抨击政府掉以轻心,教育工作者乘机要求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他们说什么来着?政府大楼可以不守,国家的中心广场可以没有警察,但学校孩子的安全你得保证……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你到澳洲的国会大厦和政府大楼门口徘徊,没有人要求检查你的证件,可是,如果你在那些据说有陌生人出没的学校附近逗留,很可能有警车靠近你,有警察检查你证件,到那时,你还真别用“人权”来维护自己。在这个国家,除非不涉及孩子,否则,孩子的“人权”是至高无上的。

 

在这样的国家呆久了,我也感染了两个毛病:一个是被他们的“宣传”弄得神经兮兮,不但过分关注自己孩子的安全,也常常会对周围孩子的安全倍加留意;另外一个则是让我有时滑稽地感觉到,受到社会重视的孩子们很“强大”,你千万别去惹他们,更不要去伤害他们,而常常被指责和批评的政府仿佛成了“弱势群体”……

 

三,让公平正义的光辉照亮黑暗的心灵……

 

这些天,很多国内的朋友给我写信,想听一下我对这两个月连续发生的孩子被害事件的看法。我迟迟没有发表意见。也不知道是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缘故,还是到了45岁,我的心变得脆弱了,对于越来越多卷入孩子的残忍事件(地震、毒奶粉、毒疫苗、暴力等),我甚至都没有勇气把新闻看完,而且,一个没有看完,另外一个又会跳出来……

 

唯一可以和中国连续发生的几起残忍杀害小学生事件相比的就是美国前几年频繁发生的校园枪杀案。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美国校园枪杀案与中国小学生杀戮事件有着重大的区别。美国校园杀戮的凶手和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学生,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因为美国枪支管理不善,发生学生们互相械斗的升级版。美国也有成年人拿枪乱扫的恶性案件,但他们杀害的也绝大多数是成年人,例如自己公司的老板和同事。

 

可是,中国这几起杀戮却是成年人冲进比小羊羔还脆弱的孩子中,手起刀落,“刷刷刷”,血流成河,你想,那是需要一颗多么黑暗的心,才能做到如此残忍啊?可以这样说,从残忍性上来说,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发生的事件,一下子就“赶英超美”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这种变态的杀戮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但这样说,并不是说在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性质,应该一样对待。例如美国发生的校园枪杀案,就和美国那种固守宪法条款(从而保住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有关。所以,每一次发生校园枪杀案,几乎全美的电视、广播等媒体都一起上阵,讨论来讨论去,无外乎如下的主题:杀手的变态心理,与扭曲个人心理的变态制度与社会现实,还有就是对枪支的管理。虽然最终没有废除民众拥有枪支的权利,可对枪支的安全保险(装置)以及学校的安保(包括对学生的教育)每一次都有新的共识。我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说,某某国家也有校园枪杀,所以,我们不要责怪政府,我们不要讨论问题……这种事情发生后,政府的重视,专家的介入,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都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国家出现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事件时,我们各方都要全力以赴,从各自擅长的不同角度——由制度、社会环境与个人心理入手——进行深刻的探究与思考。一切为了孩子的安全,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

 

例如,作为时评人,我首先要反思的是,在过往的言论中,我是否突出了暴力与报复?以及在高谈阔论民主、自由和法治这些高远的目标时,我的目光是否一次又一次越过了矮小脆弱的孩子?我是否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把澳洲保护学校孩子的经验介绍给国内?

 

至于我们的学校,是否应该思考一下,适度增加孩子们自我保护的教育课程?使他们在遭受突然袭击的时候,能够有所准备,做到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而作为政府,需要反思的就更多了,借奥运会把北京保护得严丝合缝,现在又把上海弄得像一个安全碉堡……我走过那么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荷枪实弹的保卫人员几乎都站到地级市甚至县城一级政府的门口了,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广场弄得如临大敌……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拆除那些把民众与你们隔绝起来的“保卫”?把那些纳税人的钱拨一些帮助弱势的人群,保护常常成为受害者的共和国的孩子们?也许,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不再需要荷枪实弹的警卫来保护你们自己了……

 

虽然对于这种罪犯,No excuse! ——没有任何为他们开脱的借口,但我们整个社会却不能就此停止反思。为什么去伤害人的总是弱势?而被他们伤害的却是更加弱的弱势?这个社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凶手这种毫无规则、弱肉强食、失去了道德底线的黑暗心理难道不正是我们的制度与社会现实的写照?

 

我不是心理学专家,但就我这两天与有关朋友的交流以及自己的思考,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社会出现的那些严重问题,已经开始折射在个体的心理上。一个严重扭曲的社会,又如何能保证生活其中的个体的心理不变态?其实,这样的结论并不只是在杀戮孩子的恶性事件发生后才得出来的。过去这些年,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丑恶事件,从童工、毒奶粉、毒疫苗到被房子压死的孩子等等,哪一个不是这个病态社会的直接反映?

 

当我们欢呼温总理那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对于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公平正义已经失去很久了。而既然知道我们失去的这个东西比太阳还要有光辉,那么,大家都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失去了那么久的光辉,你和我,还有他们的灵魂,又会在怎样的黑暗中徘徊?

 

这种黑暗,只有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之光才能够照亮。否则,迟早有一天,还会爆发的。等到下一次爆发的时候,也许,受害者就是你,或者你的孩子……

 

杨恒均 2010-5-3 世界新x闻自x由日

       

(没想到,这条从学校回家的小道,竟然成了儿子“通往自由之路”。我决定,我今后的自传就用这个名字:《通往自由之路》,我要告诉儿子,我们当年那代人,是如何踏上这条通往自由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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