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媒体

核心提示：由于大地震导致停产、日元升值打击出口，2011年日本31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出口立国”的方针开始动摇。此外，取消核电带来电力成本上升、调整供应链、 企业为了避嫌而将产业转移海外，将造成更大的”空心化”。 原文： 大震災１年：経済復興、試練なお　生産体制の再構築急務　在庫積み増し、コストに直結 发表：2012年3月9日 作者：米川直己、工藤昭久、坂井隆之、浜中慎哉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日本地震前后的对比 维度包括：实际GDP、汽车产量、股票指数、日元汇率、贸易顺差/逆差、发电量等】 东日本大地震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经过近一年，灾区企业的生产有所恢复，但仍面临重建生产体系、强化抗灾能力以及减轻负担等问题。另外，由于核电站运营率低导致电力不足，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倾向加剧，国内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日本经济仍面临严峻考验。 受灾严重的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由于用工成本和地价相对较低，且拥有东北高速公路等便利的运输条件，所以集中分布着大批零部件工厂。但大地震导致这些工厂瘫痪、供应链断裂，各汽车厂商也一度因此停产。经过近一年的奋力修复虽基本恢复了震前水平，但这些零部件工厂迫切需要重建生产体系、强化抗灾能力。 “强化供应链十分重要。”丰田汽车集团高管2月23日在名古屋市召开会议时，如此鼓励集团下属零部件公司的干部。 丰田以尽量减少库存、节省生产力的精准生产模式著称。但为防备可能发生的东海地震等灾害，丰田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重要零部件的库存由以往的两个月存量增至4个月存量，并确保替代生产线等可随时运转。 不过，如果零部件供应商采取这些措施，成本就会上升，丰田将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入零部件。在日元升值令各汽车厂商苦不堪言的情况下，成本上升无疑是雪上加霜。丰田打算通过统一方向盘设计（以往是根据不同国家市场做不同设计）来减轻负担，同时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进一步削减成本。副总裁佐佐木真一表示将支持尽力降低成本的零部件公司，而对那些在这方面不思进取的公司也不会留情面。他表示，只要品质过硬，将考虑从世界各地采购零部件。 与此同时，全球第一的半导体微控制器供应商瑞萨电子公司投入几百亿日元用于加强工厂的抗震能力。该公司设于茨城县的主力工厂在大地震中受灾，导致其供货对象——包括海外公司在内的各汽车厂商不得不停产。 铃木汽车公司总部设在浜松市，而工厂集中在静冈县，目前正在探讨搬迁位于沿海和浜冈核电站周边的工厂，已决定投入175亿日元买地等。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铃木修表示，作为公司经营者，不得不考虑应对地震等灾害。 由于大地震导致停产，以及日元升值打击出口，2011年日本31年来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出口立国”的方针开始动摇。日本生命基础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栌浩一指出，强化抗灾能力是提高日企信用的必要手段，同时日企还必须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在目前情况下，企业无法将负担转嫁于价格，那么可能就需要依靠降低人员费用来消化上升的成本。 更大的难题是电力不足。国内54座反应堆将于5月全部停运。火力发电增加导致燃料费上升，东电公司4月起将对企业用电平均提价17%，这将加速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的步伐。 松下电器公司总裁大坪文雄去年秋天宣布，该公司新太阳能电池工厂的选址将由兵库县尼崎市改为马来西亚。原因是当前情况与两年前规划选址时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公司高管解释说，马来西亚的用电成本是日本的60%。 纺织业巨头日清纺织公司今年7月之前将投入约7亿日元强化泰国工厂的抗灾能力，并将汽车刹车用非纤维材料的产能提高35%。该公司最大的工厂位于群马县，但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到夏天群马县的工厂会由于电力不足而面临生产困境。 日企对于电价上涨反映激烈。日产汽车公司总裁志贺俊之表示，该公司每台汽车的生产成本将增加2000至3500日元，虽然在日元升值的不利条件下仍希望尽力保留国内产能，但要削减2000日元的成本实在太难。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去年底以186家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电力不足”为理由缩减国内、扩大海外生产的公司占8.9%，比去年7月调查时增加了将近1倍。如果海外转移加剧，国内恐将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据大和综研估算，如果核电站长期停运，10年以后日本每年将有最多30万人面临失业。 虽然日本经济处于复兴之中，但2011年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却仍只有-0.7%。政府计划在2015年度以前投入约19万亿日元用于复兴和重建，2012年度恢复2.2%的实际增长率。但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认为，与重建相关的公共投资将在2012年下半年度转向减少，支持经济的效果无法长久。要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发展，必须对增长领域进行强化。 以震灾为契机，企业开始致力于节能技术革新，东芝公司此前公布了在2015年度之前将提高社区能源利用率的”智能社区”项目扩充一倍的计划。一桥大学革新研究中心负责人米仓诚一郎表示：”研究不依赖核电的节能技术，可以活用于电力需求日益扩大的新兴国家，增强日企的竞争力。” 相关阅读： 《日本经济新闻》社论： 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构建向前、向上、向外的社会气氛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两会开幕以来，每当有一位身材微胖、戴着少将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时候，记者们总会迅速聚拢过来。毛新宇委员来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2012年首次将提案视角从他的爷爷身上，转向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命题：反腐倡廉。 　　毛新宇说，他关注这个问题，既因为他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他作为领袖后代的责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将到来，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交棒之际，毛新宇只是众多喜欢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红色后代”政协委员之一。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女儿。聊起如何化解贫富差距时，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维族政治家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最痛心的社会现实，是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虽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些“红色后代”，祖父辈曾经排除万难打下江山，他们自己也亲历过中国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时光。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注定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矛盾、改革争论的体悟，比普通人来得特别。 　　“这个社会焦虑的，就是我们所焦虑的” 　　在外人眼中，因为有祖父辈们的恩泽，“红色后代”应该算是社会上颇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无忧，一般还有个一官半职。但事实却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儿。这些年里，她的焦虑源于一系列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例如小悦悦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蒙牛、双汇等知名企业食品安全危机。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强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叹。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大多数人没有分到“蛋糕”，这亦是“老知青”伊丽苏娅的观察。“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就开始蜗居，很多人不结婚，也没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会教育他，你不好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红色后代”们才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 　　“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南方周末实习生宣柯吟、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

天才与谎言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1 9:20:20 阅读量：2596次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至，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吾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 　　对于一个有着2000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中国来说，梁启超先生堪称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伟大旗手。梁启超天资聪颖，家学渊博，是一个典型的早慧神童，或者说，是一个“天才”型人物。梁启超从5岁时就开始从祖父和母亲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他《三十自述》说：“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梁启超6岁时，开始从父亲学习中国略史，并且学完了五经，受教于启蒙老师张乙星。8岁时，梁启超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9岁就能作千字文了。10岁时赴广州应童子试。途中吟诗曰：“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满座动容，得“神童”之名。 　　梁启超到了12岁时，来到广州应学院试，补博士弟子员。从这一时间开始，他基本上一心钻在八股文中，“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到13岁时，梁启超跟从广州吕拔湖先生学洗，“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梁启超15岁，在当时广州5所高等学府之一的学海堂读书并肄业，“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7岁的梁启超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梁启超到了18岁。于春季入京会试，下第归途中，经过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第一次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的存在。这年经陈千秋引见，得以结识康有为。从此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成为康门弟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天朝水师的崩溃与现代日本的崛起深深刺痛了中国的精英，破旧立新的现代之路已经无法回避。“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次年，22岁的梁启超同康有为一起入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创立强学会，提倡新学。为启蒙民众，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自任主笔，倡导民权、平等、大同之说。1898年，25岁的梁启超成为著名的戊戌变法的伟大推手之一。 　　梁启超曾写过《善变之豪杰》一文，收在他的《饮冰室自由书》中，文中写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至，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吾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人无完人金无赤足，即使天才也有他的局限和不完美。梁启超一生都是风头浪尖的弄潮高手，但他却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一个高尚的人格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就如同一个学识渊博的天才总是勤奋好学的结果。在一个人成长成人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往往影响甚大。成为高尚之人还是成为猥琐之人，往往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已经注定。 　　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避免过失与错误，但将这种过失发展成为罪恶的根源，往往取决于他遭遇到的是纠正和纵容。每个人都是犯错误，即使天才也是如此。一个完美的天才不是一天就可以练成的。但还是会有人成为天才，乃至成为一个完美的天才，比如梁启超。 　　一般而言，6岁正是一个孩子开始建立记忆的开始。对6岁的梁启超来说，这个记忆是如此惨痛和深刻，竟然影响了他一生，或者说，正是这个铭心刻骨的记忆最终成就了不平凡的一代人杰梁任公。很多年以后，梁启超以深情的笔触记录了这个“天才与谎言”的故事，文章的名字叫《我之为童子时》： 　　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我父、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责骂且甚少，何论鞭挞。然我亦尝受鞭三次，至今犹历历可记，汝等愿闻此老受鞭之故乎? 　　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铙恕，惟说谎话，斯不铙恕。我六岁时，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所说云何，亦已忘却，但记不久即为我母亲发觉。时我父方在省城应试也，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 　　我一入房，已惊骇不知所措。盖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我母命我跪下受考问。我若失口自承其罪，则此鞭或遂逃却，亦未可知。无奈我忽睹母威，仓皇失措，妄思欺饰以霁母怒。汝等试思母已知我犯罪，然后发怒，岂复可欺饰者? 　　当时我以童子无识，出此下策，一何可笑!汝等勿笑，可怜我稚温泽之躯，自出胎以来，未尝经一次苦楚，当时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我亦不必一一为汝等告，但记有数语云：“汝等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 　　汝等试思，我母之言，得毋太过否?偶然说句谎话，何至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吾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 　　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汝等试思此为名言否耶?最可怜者，我伯姐陪我长跪半宵，犹复独哭一夜。伯姐何为哭?惧我父知之，我所受鞭扑更甚于今夕也。虽然，我伯姐之惧徒惧矣。我母爱我甚，且察我已能受教，遂未尝为我父言也。呜呼!吾母弃养将三十年矣，吾姐即世亦且十年。吾述此事，吾涕沾纸矣。汝等有母之人，须知天下爱我者，无过于母。而母之教训，实不易多得，长大而思母训，恐母不我待矣。

　　 接受南都独家专访，从政协发言人工作到生活中的自己，从公共外交到“成功”定义，无话不谈 　　3月2日，赵启正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后透露，自己下届将不再担任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 　　在担任政协发言人的数年里，赵启正给中外媒体留下了“博闻强识”、“幽默直率”的印象。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的四年里，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公共外交体系。 　　赵启正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带着一批研究生。而四十九年前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时，他的专业却是核物理，从事的是科研工作。 　　昨天下午出席政协对外友好界别分组讨论的间隙，赵启正接受了南都记者独家专访，透露自己“必须退休了”的想法，称中国好的发言人还有很多，公共外交则刚刚起步，未来如何要靠培养人才。 　　关键词 幽默 　　千万不要过分幽默，过分幽默会出错 　　南方都市报记者（以下简称“南都”）：我发现，您回答问题的时候经常抖包袱，有点儿小幽默，给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想知道，这些幽默的东西用不用提前准备的？ 　　赵启正：你这问题很好。我跟你说，回答问题有几点：第一是正确。我必须说正确。如果说错了，什么幽默也白搭。第二是要简明，因为时间的要求。第三，要生动。就是用平常的话，不能用文件语，文件语是书面语，你们不好记，也（发）出不去。最后，才是有点儿幽默，千万不要过分幽默。过分幽默会出错的。幽默是辅助的，有一点儿是好的，多了就不好了。 　　这个不是事先想好的。幽默是事先想不起来的。就是到这种场合下，一个偶然的灵感出来，不是事先准备的。事先准备的一定不幽默。为什么呢？它跟你们的问题不呼应。幽默不是事先背下来的。还包括引用的一些古人的话，也是临时想起来的。 　　所以，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幽默不是准备的，在那种场景下是准备不来的。你们学新闻的，（把这个）叫语境，叫C ontext. 　　南都：您平常私底下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吗？ 　　赵启正：（笑）我不是极端的，有一点点的。 　　南都：我看您挺幽默的。刚才在会场跟同组委员讨论，您也挺幽默的。有人说，像您这么端庄秀丽，您马上就把头低下了。是不是经常跟别人有一些这样的幽默小互动？ 　　赵启正：其实，我本来想说英文的，但是又想，他们英文都特别好，怕他们刁难我。If yousayanym ore，you haveto find m eunderthetable（你再多说一句，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 　　南都：还有一个评价就是，大家觉得您很直率。您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吗？ 　　赵启正：是的。不要惹人费心来琢磨我，琢磨心思。我也喜欢直率的人。大家都是同志，我宁可直率，吃点儿亏，也比不直率舒服。 　　南都：得罪人怎么办呢？ 　　赵启正：日久见人心，得罪人是暂时的。 　　关键词 发布会 　　如果记者的问题很平淡，这个发布会就完了 　　南都：您之前说您代表的是政协，希望记者能问政协工作范围之内的问题。但是许多记者还是问了其它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您还是回答了。 　　赵启正：我不好意思让人家下不来台。比如，这次的发布会一共是98分钟，主持人说了两三分钟，我说了七八分钟。还剩88分钟。88分钟里，算20个问题好了，一个问题4.4分钟，给提问题的人带翻译1分钟，还剩3.4分钟，3.4分钟还得除以2，（留给）我就不到2分钟。发布会时间这么有限的情况下问我这么大的问题，都是研讨会的问题，论坛的问题。千万不要问这种问题，这样最后咱们两个人（发言人和记者）都失败了。 　　发布会要成功，不是发言人一个人的事儿，是跟记者合作才能够（成功）。如果大家的问题很平淡，这个发布会就完了。去年就比今年平淡，记者问题问得太“平”。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刚刚发生的，大家最关心的，最渴望知道的，这些内容最重要。 　　南都：您在新闻发布会上有时候替一些部委回答问题，万一他们不高兴了怎么办？ 　　赵启正：会有的。 　　南都：那怎么办呢？ 　　赵启正：那我就承担了。因为你细想，问我的问题，绝大多数不是关于政协本身的，都是关于别的部委的工作。我们没有实践啊，是在替别人答。 　　我怎么答呢？每个题目我都先要调查事实。比如，企业走出去，到底走出去多少？到底有什么空间？我要问很多人，请教背景，background要清楚，然后才知道，我们的领袖讲过什么，相关机构的发言人讲过什么，中国的媒体怎么评论的，外国的媒体怎么报道的，网民说什么———这样才有我的份儿。我的立场不是某个部委的立场，我的立场是政协的立场。 　　南都：万一他们不高兴了，会跟您反映吗？ 　　赵启正：到目前为止，至少没有严重反映。 　　南都：比如说您下次见到他，他原来跟您打招呼，这次就不打了，会不会？ 　　赵启正：我还跟他打（招呼），微笑能换来和平。你上台要是一顾虑，立刻结巴。你说话，就迟疑，说不好。绝对不要想领导人在那儿看着你呢，别人在那儿挑毛病呢，不要想，说错了不得了。你这样一想，一定分心。 　　南都：我觉得，有些新闻发言人不会回答问题就是这个原因，他就是觉得有好多人在看着我，领导在看着我。 　　赵启正：各人原因不同。我也不是最好的，好的有的是。 　　南都：我觉得您特别谦虚。 　　赵启正：不，这是真的。 　　关键词 用功 　　就跟学生一样，每天都要看国内国际重大新闻 　　南都：您当了政协发言人以后，在历次新闻发布会上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棘手的问题，或者头疼的记者？请您回忆一下。 　　赵启正：当然有啊。我最担心的是（被问到）我不知道的事。这样我就非常尴尬。最近的就是去年吧，（美国之音记者）问政协一年花多少钱。我怎么回答的？我说你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花的还是不少的，由一位秘书长负责。他花钱的原则是，要办好事，又要节省。我知道以后，用E-m ail，或者短信告诉你，这是原话。 　　一位台湾记者评论“虽然他（赵启正）答不出来，但答得极其严密，没有漏洞”。怎么讲呢，我加了一句“但我想，花的还是不少的”，就等于打了预防针。 　　然后我立刻去查，立刻发表，立刻告诉他。发表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他（美国之音记者）说，他先报道的话，会有很多中国记者问他的电话，让我知道之后，一定告诉他们。这对我是个提醒，我先告诉外国人，后告诉中国记者，这不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吗？不行。先（发表）上网，上网一两个小时之后再告诉他，这是细节。但到今天为止呢，有些网民跟我“算账”了，说要告诉花了多少钱，到今天还没说，批评我说话不算数，说我滑头。实际上是他没注意到。所以，当发言人受委屈是很多的。 　　南都：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提问记者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赵启正：外国记者提问环节（表现）非常好，他们是比较用功的。往往一件事情，他们能噼里啪啦讲好多东西。但问题是，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儿的？他们有积累。不像我们的记者，刚毕业闯几年，然后二十七八、二十八九就去当编辑了。记者应该有点儿积累，要培养自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南都：那怎样才能像您说的那样，把话说得滴水不漏，特别严密？ 　　赵启正：用功。高度用功。我比高考都累。 　　南都：我刚才也听见，跟您同组的政协委员说您特别累。 　　赵启正：这是我的博士生，跟我一块儿用功。他多年轻啊，精神抖擞，少年英俊！我一看到他们，他们的激情就传染给我。他们给我的帮助也很大。我好几个研究生。碰到一个问题，你查，这事情国内媒体怎么报道的？你查，胡锦涛或者温家宝说过么？你看，《人民日报》、新华社有没有？或者你再查，这个事儿是不是以前有。查了一圈，最后用投影仪投到墙上（一起研究）。 　　南都：每场发布会都要经过这样的准备？ 　　赵启正：都弄完了之后，我要做提要。不必是完整的，一条一条的就行了。比如，一条事实是佐利克在讲世界银行的报告，一个学者冲进来说：“你们给的是毒药，你们让中国卖国企，你们是害人的，你们滚回去！”这事儿是刚发生的。我的提要一是事实，那份报告说什么了。一查世界银行报告460页。460页怎么看啊？看摘要，都没有“国有企业私有化”，打电话，问合作者，工业发展研究中心；英文的“私有化”有几个词，全查。“国有企业私有化”460页里面全没有———这就是事实。 　　南都：您准备这么长时间，准备这么多问题，准备得这么细，但新闻发布会上可能问到的很有限。 　　赵启正：跟高考一样，你后悔吗？太像了！高考你准备多久，最后考几天。你数学至少做几百道题，四五百道题是最起码的，最后考10道，你说你后悔吗？真是，干嘛出这么多力啊？是一个道理。 　　南都：您大概要为每场新闻发布会准备多长时间？ 　　赵启正：平时每天要用功，就跟学生一样，每天要看国内国际重大新闻，并且要下载，这是一。第二，为这个集中准备，至少要有20天吧，并且没有休息日，连续的。 　　关键词“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界定都不清楚，怎么谈赞成不赞成 　　南都：您一直说您是中国公共外交的积极分子，那您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现状怎么评价，对前景怎么预判？ 　　赵启正：开始了。前景，要看我们的人才。公共外交需要好的人才，需要好的机构去实践。这个还需要一段时间。 　　南都：现在有一种评价，说某些国内媒体才是中国公共外交最大的敌人。因为它们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对立的立场上，把西方渲染得中国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大的威胁。 　　赵启正：你这个问题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开始有点专家型记者的味道了。但是，这个我不能评价。我一评价就了不得了。我心里有评价，但我不能说。我得尊重别人。 　　南都：您能透露一下吗？ 　　赵启正：不能透露。 　　南都：您200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是什么背景启发您写那篇文章的？ 　　赵启正：我简单说一下。“模式”一词，有示范和样本的意思。不管你在意不在意，人家认为有推广的倾向，这也没关系。“中国模式”这个词，不是中国提的，是外国人首先提的，是中国一些学者接过来的，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模式”不是不可以用，也可以用，我们也许有用过，但这一轮是外国记者在提。刚改革开放时也有人提过。它的定义太多了。如果让我定义，“中国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也发达的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或者……至少有七八句话。那外国怎么说“中国模式”？说得好听的是“高度集权的市场经济”、“列宁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有难听的呢。 　　那讨论来讨论去，“应该是”哪个定义呢？与其讨论模式，不如讨论案例。案例是事实，没有歧义。我并不是反对“中国模式”这个词，我是说对“模式”的界定不清楚。有机构帮我收集了“中国模式”的十九种定义，基本上是外国的。有的很难听，说独裁什么的。“中国模式”是什么都没说清楚，怎么谈赞成不赞成啊？所以我说，要先讨论中国进步的轨迹，就是讨论案例。 　　南都：现在还有一种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观点，认为难题在于外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捧杀”，您怎么看这个“捧杀”？ 　　赵启正：那你要问鲁迅去，“捧杀”是他最先说的吧。 　　关键词 成功 　　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机会，那就正面地去迎接它 　　南都：作为新闻发言人，很多人评价您是非常成功的。您自己怎么评价？ 　　赵启正：我自己生在好时代，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进步的时代，因此有很多新的事情在发生。那我们就正面地去迎接它，跟随着时代。 　　南都：您这个回答有点儿太“官方”了。 　　赵启正：不叫“太官方”了，叫太诗意了。官方才不这么说。 　　南都：我想要个性化的回答。 　　赵启正：你是没看过我的简历，我改了很多行才做这个，你去网上查查。 　　南都：您之前是理工科出身的，40岁以后才从政的。 　　赵启正：对，一点儿不错。科学工作20年，所以我的官僚时间很短。 　　南都：那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您的人生会怎么样？ 　　赵启正：一直从事科研工作，至少是个不错的科学技术者。因为我当时是上海航天部的第一个高级工程师，也是最早的教授级工程师。我有好几个发明。另外，我是核物理专业的。苏联人撤退了———所以说，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苏联专家如果不撤退，我就做不了那么好，我只能做他助手。 　　南都：您有没有点儿遗憾没有继续从事科研？ 　　赵启正：最初遗憾了很多年。后来我看时代如此，时代需求就这样了。我看（当时）跟我一块儿做的人，有的很好，差不多是院士，有的比较差，也许高级工程师还没评上。那我大概居中吧，就那样吧。 　　南都：那您觉得如果从事科研的话，会不会比现在更成功？ 　　赵启正：看你对“成功”怎么定义。如果讲科学成就，我是没有的。现在回去，我也做不了了。真的，福岛事件（指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出来之后，我每天打电话请教老同事。我没有把握，所以在公共场合我就没评价过福岛。但我比一般评论员可能评得好，因为那是我的专业。 　　南都：有没有您比较欣赏的发言人？刚才您很谦虚，说大家都很出色。那您觉得谁比较出色？ 　　赵启正：都不错啊，李肇星就不错啊。人家是外交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见的世面比我多多了，他至少去过二百多个国家，我只走过五六十个国家。他英文也比我好。 　　南都：还有其他的吗？ 　　赵启正：其他的再往前，伟大的陈毅同志是我们榜样啊。 　　南都：国外的呢？ 　　赵启正：国外的，我就不好说了。好些有名儿的。国外的记者好的有的是，我希望中国能出现那样的好记者。记者对自己要有学者的要求。想对付实在是太容易，一个高中生就能对付。要对自己有点儿学术要求，像李普曼，记者出身，最后可以说是个哲学家。 　　南都：可以当总统嘛，别人评价他的才能可以当总统。 　　赵启正：总统都要请教他。卡特就请教他，我怎么样能当上总统？选上了，当了总统他不提了，李普曼就生气了，所以卡特就没有能够连任。 　　关键词 退休 　　优秀的人才有的是，我不会继续留在政协工作 　　南都：刚才您的同事说，你以后不当发言人了，需要再找一个接替您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找。 　　赵启正：优秀的人才有的是。 　　南都：您如果不当新闻发言人了，会不会继续留在政协工作？ 　　赵启正：不会。 　　南都：退休了？ 　　赵启正：我已经超龄了，我是个特例。 　　南都：您准备退休了吗？ 　　赵启正：不是准备，是必须退休！ 　　南都：您的退休生活准备怎么安排？ 　　赵启正：欠的书太多了，世界名著没看过几本儿。 　　南都：比如说现在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书？ 　　赵启正：现在喜欢的书还是一些哲学书。因为年纪大了，喜欢哲学，年纪轻就喜欢诗，诗是青年人的，青年时代写诗，中年写散文，老年写杂文。老朽者，看哲学。我耄耋之年，看哲学。 　　南都：您现在喜欢看哲学书，那退休之后也会在这儿上面花很多时间？ 　　赵启正：不去追求学术成就。 　　南都：除了看书还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吗？ 　　赵启正：哎呀，我有业余爱好吗（问旁边的两位研究生，他们说：“拍照”。）拍照，游泳。拍照呢，我有好照相机，就是没时间拍。 　　南都：那准备退休了之后把这个业余爱好捡起来？ 　　赵启正：反正也达不到什么专业水平了，解闷儿吧。 　　●精彩语录 　　2012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赵启正最后一次坐到了发言席上。面对记者抛出的一个个尖锐问题，赵启正毫不回避，语带机锋，被记者评价为“问不倒的发言人”。 　　兄弟姐妹彼此往来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一则广告不能代表整个香港社会的看法。 　　———回应“部分香港居民与内地游客口水战” 　　2011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赵启正被问倒了，美国之音记者问：“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赵启正答：“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发邮件或短信告诉你。” 　　无诚信者必亡。像三鹿奶粉这样的企业，必亡。 　　———回答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2010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赵启正第二次以政协大会发言人的身份亮相，回答政协工作、军费支出、官员落马与复出、中美关系等问题，幽默风趣依旧。 　　好马要吃好草，所以回头的马是聪明马。 　　———回应“谷歌退出中国事件” 　　2009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赵启正首次以政协大会发言人身份面对媒体。从政协发言权到兔首鼠首，从雨果到贝尔纳·布里泽，赵启正妙语连珠。由于举手者众，原定1小时的发布会不得不延时半小时。那台红色笔记本电脑也成为其标志。 　　“一年一次的大聚会大表演又开始了。” 　　———赵启正的经典开场白 　　南都特派北京记者吴渤 实习生王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