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

章文 | 迎头痛击“公民社会”

2011年05月18日 09:57:53 在故宫博物院写错”撼”字前后,一连串的”撼事”接连发生:知名音乐人高晓松醉驾入刑,知名投资人王功权高调私奔,安徽颖泉公安宣称要”迎头痛击暴力抗法者”,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警告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   前两桩事虽然”撼”,但毕竟只是关乎个人,后两件事则关乎大众,更值得多费点笔墨和口舌。   安徽颖泉公安的微博全文如下 :”暴力抗法者之所以嚣张狂妄,暴露出一些地方行政执法的疲软,公权的萎缩。唯有迎头痛击,方能扶正驱邪,固我江山。”   此微博迅速蹿红网络,并引来数千名”粉丝”围观和评议。反对者众,自然在预料之中。颖泉公安微博管理员根本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逻辑自然就不通了。众所周知,中国目前之所以暴力抗法事件连续发生,部分原因固然是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由于公权的强横。   拿最近媒体报道的几起暴力抗法事件来说,无论是沈阳小贩夏俊锋杀城管,还是发生在哈尔滨两起暴力抗强拆,无不是代表公权力的城管和拆迁人员过于专横跋扈,用非法手段逼人到墙角遭致反弹所致。   认不清因果关系,不对症下药,只知道”迎头痛击”,将招致更强烈的反弹,即便有心要护”我(党)江山”,非但不能固反而坐不稳。   如此素质,令人担忧。怪不得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维稳办主任杨焕宁在接受我的专访时,忧心重重,”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本身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全面、不巩固等问题,执法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从反面说明了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艰巨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对此,我们心里着急。”   为了规范公安民警的执法行为,公安部前些日子还下文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并表示要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但问题是,地方公安机关接受的是双重领导,地方首脑相比上级公安机关更能决定他们的财权和人事权,此境之下,杨副部长很多时候也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颖泉公安微博一事暂点到此。现在来听听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撼见”: 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相比颖泉公安而言,周秘书长的逻辑更是不通:其一,公民社会不是陷阱,而是现代文明国家的普遍形态。不要公民社会,难道周秘书长的意思是要退回臣民社会?其二,西方国家没有也无义务为我们设计”公民社会”。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由公民们组成的社会自然应该是公民社会了,这个还需西人代劳么?周秘书长的说法不但不客观不负责任,且是对国人的极大侮辱。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在周秘书长眼里,我国宪法的规定根本不算数,完全可以弃置一旁,置之不理。我国目前依然是臣民社会,和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我国国情也不适合搞”公民社会”,因为那对我国而言,就是陷阱。   从这种意义上讲,颖泉公安倒是和周秘书长暗中契合,上下呼应: 正是因为公民社会是陷阱,并且是某些西方国家不怀好意设计的,故很有必要“迎头痛击”。   鉴于周秘书长此段”撼言”涉嫌贬损宪法并给诸多国人思想上造成混乱,建议他站出来说清楚,否则建议全国人大质询他,以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母法–宪法的尊严! 上一篇: 深圳的“反动” 下一篇: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我们很着急 阅读数(3216) 评论数( 37 ) 3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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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吴晓林:中国“网络理想国”与公民权的扩大

吴晓林:中国“网络理想国”与公民权的扩大 (2011-07-29)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哈罗德:家族企业的多事之秋 [动车事故] 事故后铁道部贷款利率或上浮 [达芬奇案] “达芬奇造假”引发消费观及监管热议 [中国早点] 台式贴心服务 ● 吴晓林 中国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几乎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祸”。多日来,充斥网络的,除了为死者祈祷以外,更多的是对铁路主管部门的声讨。更有甚者,将这种不满和反思,绵延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物价、房价、安全、交通等等,凡是能被体验到的社会环境和事物,统统被网民拿来与发达国家做了比较,或者将2011年与1911年做了比较,得出的答案未免让人沮丧。 在五花八门的“声讨”和“调侃”中,我们猛地发现,在偶发性事件中,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成长总是“跳跃性”的,汶川地震如此、现在亦如此。不能不说,伴随社会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然步入自己的新纪元。在传统媒体仍然中规中矩、想作为又难作为的背景中,网络公民社会发出的,似乎才是民间真正的声音。 理想国在哪里建构?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曾以《理想国》为题,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其实,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不乏为理想国设计图纸的实践。中国也不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果说这种表达仅仅是对理想共同体的最低期盼,如果说在王朝道统下一成不变的治国思想,仅仅被浓缩成王朝更替的背影,那么,真正给中国人带来理想国蓝图的,是借由五四运动而席卷中国知识界的短暂启蒙。 在那个看似纷乱,实则大儒云集、思想自由的时段里,几乎世界上各种理想国的版本,在中国的知识版图都能寻见它们的影子。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说胜者为王的逻辑仍然管用,最终是“随着一声炮响”而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在中国勾画和构造“理想国”的权利与权力。这一点,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真实历史,都表露得直白无疑。 但是,在缺乏本土经验的中国,“理想国”的构建最初只能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寻找图纸。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直接为中国提供了格式化的样板。国家权力极大扩张,社会空间被极大压缩。改革前,每搞一次政治运动,社会生存的土壤就要丧失一点。理想国直接成了国家机器的掌中之物,可以被随意描述为“大河有水小河满”、“斗争高于一切”等等不理智的幻境。 改革之后,除了国家权力自觉从基层社会上收以外,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社会逐渐壮大,在某些时候,甚至取得了自我塑造的空间和权利。但是,对于“公民社会”这种“舶来品”,总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松紧”而被定性。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公民社会”就被一度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而大加讨伐,在公民社会战战兢兢、步履蹒跚,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默认”或“不否认”的地位之后,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又使“公民社会”再次背起骂名。 不论承认或不承认,中国公民社会都已有雏形、并且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停止,还要继续壮大的。带着有色眼镜来否定这种社会结构的,要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要么就是缺乏自信,宁可以否定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么,就请拿出一个自己的词汇来概括这个结构。 在美国,人们对政治或政府的不满,可以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予以否定。在中国单一制的体制内,迁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在,有网络这扇窗口,当人们在现实碰壁,无处发泄时,只好将自己的“理想国”和对现实的批判,“用网投票”,转移到虚拟网络中来,这一点,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网络公民社会何以扩大。换言之,经由网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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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对话:微博能否催生中国公民社会?中国为何不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中国执政党对新闻媒体的严格控制,民众获得的信息已经被塑造、被扭曲、被过滤。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兴起,迎来了“公民记者”的新媒体时代。微博成为一支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成为一种能够使公民社会兴起和成长的催化剂。微博能否催生中国的公民社会? 借助微博等社交媒体,中国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地方人大代表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中国全国人大高级官员表示,“独立候选人”在中国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有宪政学者和博客作家认为,全国人大的态度给中国公民积极参与选举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与中共提出的深入政治改革的精神背道而驰。中国为何不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利;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薛海培。 视频第一部分: 微博能否催生中国公民社会? 视频第二部分: 中国为何不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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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

  总是听到来台湾的大陆朋友说起台湾的美好:城市干净、排队秩序井然、人们彼此斯文有礼、乐用环保餐具并认真回收垃圾。在开放台湾自由行后,大陆朋友可以在阿里山和日月潭的小巷弄中,在更一般市民的生活中,发现这些美好。   对许多大陆人来说,台湾体现了中国文化或传统道德美好的一面,而他们痛恨这些美好的东西被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所磨灭或摧毁。   常常大陆人把台湾说得好到我都不好意思。因为台湾人也常常对生活充满了不满与厌恶,也仍然不时觉得这个城市丑陋而脏乱,并偶尔也会遇到恶意以对的路人或试图诈骗的商家。   但台湾也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台湾人这些优良的公民素质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当然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关,但或许,这更是二十多年来台湾民主化的产物。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确实隐含了以某种公民美德作为这个制度的底蕴。例如理性、温和,以及更重要的,对人的尊重。民主的根本价值,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尊重每个人的个体价值,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例如,过去台湾民众去公务机关办事,官僚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柜台都是高不可攀。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首任民选台北市长上任后便开始大力改革这个文化,降低民众洽公柜台的高度,且必须为民众奉茶,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对人的尊重不仅存在于国家和公民之间,也存在于公民彼此之间。所以,在民主社会中,会有比较高的社会信任度。相对的,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因为社会充满着意识形态与谎言,且规范社会秩序的规则不透明,充满了潜规则,所以社会信任度很低。社会信任度低当然无法建立良好的公民素质。   民主社会也可能让公民更遵守某种公共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基于自愿服从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的。毕竟,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每个人选择之后,服从大家的集体决定。更进一步说,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会更主动参与公共事务,而不会自扫门前雪。例如,台湾的社区运动就是开始于民主化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基层社区区民开始一起关心社区的历史、文化与风貌改造。   从功能性来说,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有渠道表达并解决他对私人生活或公共社会的不满。他可以打电话投诉官员,可以写文章批评政府,可以组织人上街头抗议,可以找议员帮忙,因此可以减少社会的暴戾之气,减少被压抑而随时等待爆发的愤怒。   民主也让在经济发展下被牺牲的原则(如环境保护)可以有被伸张的机会。民众在面对经济开发与环境污染时,他们可以选择要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要靠他们的价值选择。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公共讨论后,会让民众重新省思GDP主义,而不再只是急切地追求发展。   理想上,民主尊重缓慢的原则,因为要让所有受影响的人有表达的机会,然后大家沟通、讨论、决策,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率。而缓慢,似乎正是许多人对台湾的印象。   总之,当自由行的大陆朋友踏上台湾的土地,被这个地方的美好人情与公民素质感动时,请记住,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当然,台湾还有许多缺陷,距离民主的终极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还在努力。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6584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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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石龙洪:动车事故后的国家与公民:对垒还是合作?

温州动车事故已经过去快3天,但对事故的讨论、汹涌的民意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沉寂,反而公众的愤懑情绪变得更加剧烈。民意的焦点集中在对事故的遇难人数透明公开与否,事故对媒体报道开放与否、国家是否在积极处理好事故的后续工作、相关部门,甚至国家整体对事故是否彻底反思等问题。 显然就目前相关部门处理事故的表现难以让公众满意。在遇难人数上遮遮掩掩,多个版本的消息使得公众对政府非常不满意,质疑政府对事故处理的诸多“野蛮”的做法。比如过早的宣布救援结束,没有生命体征,但是在这一决定之后却还救出乘客,这一点难以让人不质疑相关部门的粗暴的作法。 同时过早的销毁残损的车厢,也被网友深刻质疑,到底是为什么在没有调查清楚事故原因之前就急于销毁,难道是为了销毁证据吗? 而铁道部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和发出诸多言论,比如:救援宣布结束之后被救出的生命是“救援奇迹”,以及众多官员住香格里拉酒店、享受美食、匆忙问责官员等行为也遭到网友揭发、批评。 而且在此次事故中,政府也力图限制记者行动,限制媒体报道,试图控制对事故的传播,限制媒体的力量,这种封闭的态度也遭到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因此,从此次事故政府的表现来看,难得民心,让诸多的人失望透顶。但从另一面,即公民的角度来看,在此次公民的行动更让人看到了人间的温暖、情义、力量,事故当天就有超过500个温州地区的人连夜去献血,微博上更是众多网友在传递信息,传递爱心,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给予遇难、受伤者帮助,在25号就有大量温州市民自发在温州世纪广场为723特大事故死难者默哀,并且公众也一直在努力挖掘真相,还遇难者一个公道,避免国家再发生类似悲剧,真正地推动国人对高铁的认识,促进国家渡过难关。 因此,从国家和公民在事故中表现来看,双方的行为似乎截然相反的,成为极具差异的两级,国家和公民似乎成为对垒的两方:有如此国家就没有公民,有公民就没有如此国家。 如果真的到达如此地步,不能不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莫大的悲哀。而在现代国家中,国家和公民需要形成良性的关系,国家既由公民组成,公民是国家的力量之源,但同时公民又有独立于国家的空间,能够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形成防止国家过分专权以致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力量,使得公民社会能够有能力反对国家。 因此,良性的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中,国家即爱护公民,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同时国家又能够得到公民的信任,能够得到公民的力量支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也会帮助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从此次动车事故来看,公民在国家发生灾难时踊跃得贡献自己的力量,献血、传递信息、爱心,组织活动为遇难者哀悼,挖掘事实真相以让国家从事故中吸取教训,避免下一次的灾难,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帮助国家成长,变得更好。 但是作为国家的一方,并没有显示对对遇难者的生命最高的尊重,并没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保证新闻自由,并没有深刻反思事故,并没有尊重公民社会的力量。 而公民要求有时候并不复杂,只是希望国家能够透明、公开,查明事故真相,给遇难者一个公道,避免下一次灾难。如果国家连这些公民“简单”的诉求都难以满足,那难以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积极的,那国家和公民在最危难的时刻也就不能形成最大的合力,发挥最大的力量去渡过难关。 因此,国家需要变得更好,需要处理好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理解公民、理解公民社会本身,还原公民社会本身的角色和力量;同时公民需要发挥自身更大的作用,不抛弃、不放弃,坚持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信念,贡献自己的力量。唯有如此,国家和公民精诚合作,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才能够缔结一个真正强大、幸福的国家,而这也是一次次的灾难对中国深刻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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