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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与房价走势   温克坚     有关政府机构正在试图勾勒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的基本面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 7 月 20 日的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披露，截至 6 月末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达 7.66 万亿元，其中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占 23% 。这意味着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约在 1.5 万亿元。而同期银监会公布的整个银行业的拨备约在 1.3 万亿元。 官方信息的基调似乎是地方融资平台存在问题，但是金融机构已经对贷款进行解包还原，科学分类，有效应对，在加上各级政府的重视，总体上地方融资平台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官方的这种淡定背后还是掩盖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首先，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只是整个金融体系中风险的一部分。大部分国资委下属的国有企业，其实就是中央级别的融资平台，基于同样的公司治理体制，中央级的融资平台的资产也必定包含着极大的风险。 2008 年以来，金融机构的激进贷款必将在未来三五年内形成巨大坏账。多种风险的叠加之下，目前银行业的坏账拨备将是杯水车薪。   其次，如何界定地方融资平台主体其实存在分歧，建投公司，城投公司，开发公司，重要工程项目主体只是地方融资平台的主力，但是却不是全部。由于地方政府对经济行为的深度介入，成立了数目繁多的经济组织，理论上，地方政府都应该对这些机构的债务负担连带责任， 但是其中很多机构的债务是隐性的，并没有纳入到这次地方债务的申报范围。此外，为了应对上级核查，很多地方政府对所属经济机构进行重组，装饰报表，很多表外债务没有反应进来。 因此确定的是，地方债务的真实规模会比银监会通报的数据大很多，这自然会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质量，增加金融机构信贷的风险。   再次，银监会的数据并没有透露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的地区分布和它们在不同金融机构的分布。事实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行为，还是他们所掌控的资产，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根据以前报道出来的消息，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已经超过 300% ，而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所属的金融机构，比如城市商业银行，更容易被地方政府左右，信贷风格更加不审慎，自然会让它们更深的卷入风险。对于这种地区和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如果主管机构对它们“一视同仁”，利用财政资源对坏账风险进行埋单，那会导致巨大的道德风险，鼓励更多坏账的出现。但是需要谨记的是，金融系统是一个联动性非常强的系统，区域和不同机构之间的风险可能交叉感染，从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对高达 1.5 万亿的风险敞口，如何归因，如何问责？作恶者如何得到必要的惩罚？在目前体制下，大部分银行都已经上市，对于这些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在技术上不应该像以前计划体制下，简单的把坏账剥离，划转给国家另外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 显然，处置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银监会的权威和权力，虽然表面上司法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起厘清责任，惩戒恶行的角色，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处置更多的是中央和地方在桌子底下的踢腿， 这种角力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执行，而目前看来，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在房地产政策上的扭曲和分裂。   由于房地产价格走势牵涉到目前炙热的公众情绪，因此本文拟展开分析下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和房价的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内，房价走势如何？这无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坦率的说，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政策角力下，任何言之凿凿的论断都是可疑的，房地产市场像是一锅越烧越焦的坚硬稀粥，除了它本应有的面貌之外，它什么都像。   政治高层，民意，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目前是房价走势的几个关键变量。   8 月 13 日 , 李克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做最新表态，他强调要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 坚决抑制投机炒作等不合理需求 ,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一个没有共识的政治姿态，它可以根据需要被任意拉升。但是通常公众会把这种姿态解读为高层不希望房价再大幅度上涨，房价不应该成为激怒民意的发酵剂。 到目前为止，高层除了经常性的推出调控措施外，就是经常性的重复这些基调。   而大部分民意虽然希望房价下调，但是民意的软肋是，它始终是一种发散性的存在，聚集不了力量。这个群体虽然数量众多，但是缺乏集体行动能力是他们最大的软肋，除了散乱在网络和媒体上的愤懑的呼吁外，他们无法通过集体行动施加政治压力，改变政治议程，甚至也无法采取集体行动和开发商对抗。因此，消费者这一股最重要的力量，在房地产市场中，却成为了最无奈的一股力量，只能对着不断上涨的房价兴叹。   唯有开放商的逻辑是比较清晰和连贯的，房价保持上涨趋势，符合他们的利益。并且他们的争辩，也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 这其中，任志强的声音就很有代表性，他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相和目前政策的症结，因此声音虽然刺耳，但是却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从货币投放速度， 房地产投资进度等因素来看，房价将报复性反弹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在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其实才是真正的闷声发大财的主。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税收收入占据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位了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在中央政府默许和鼓励下， 地方政府大肆融资和投资，一手造就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这颗定时炸弹。 如今，为了拆解这颗定时炸弹，逃避惩罚，同时为了保证 GDP 增长率，地方政府需要通过不断的卖地来维持或增加财政收入，来充实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事实上，从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还款安排来看，很多是以土地资产作为抵押贷款的，其债务清偿取决于土地价值。 但是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显示 ,2010 年全国住宅用地供应同比增加约 140% ，但是在不断推出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的阴影下，市场开始快速冷冻。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信息中心监测显示 ,2010 年上半年 , 全国 103 个城市累计供应住宅用地 20335.8 万平方米 , 仅完成了全年计划的 11% 。，截至 6 月份 , 北京仅完成 2010 全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中住宅供地量的 16.4% ，广州完成计划的 6% ，上海完成了计划的 38%, 深圳完成了计划的 14% 。从这些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土地出让状况，可以看出土地市场是如何萧条，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前所未有。   在当下的政治架构下，地方政府拥有的能量远非民意和开发商能相提并论。既然经验告诉他们，只有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的存在，才能有效激活房地产成交，才能快速消化土地市场，才能缓解财政压力，因此想方设法托市，维系房价上涨趋势，才是他们真正的关注焦点，因此对政治高层要求的强化保障性住房建设阳奉阴违，对个别降价的开发商进行惩罚，等等措施不一而足。要准确的描述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操控超出了本文的需要，但是结论是简单的，那就是因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因为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的需要，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合谋，维持了房价上涨的趋势，消解了中央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努力。当然，房价上涨趋势本身可能倒逼高层出台更激烈的打压政策，从而使得局势更为迷离。而地方政府不断推出土地的意图，长期下去，也必然意味着供应增加，形成价格下行压力。     虽然可以粗略的概括出目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几个关键力量，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模式，不过在中短期之内，还是无法断言房价是涨是跌。这只是一种事实层面的分析，如何评价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消解行为，需要引入更多的价值维度。 目前可以断言的是，土地市场和房价将继续扭曲，而这些很可能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些更扭曲的经济现象 —- 比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问题。      

如何化解社会戾气       2010 年 8 月 3 日，山东淄博博山，一名歹徒闯入博山区机关小区一幼儿园，砍杀小班的多名幼儿及一名教师，造成 4 人死亡， 13 人受伤。虽然官方媒体对这次屠童案   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报导，但是借助于网络和海外媒体，这一悲惨的消息还是快速传播开来，再次煎熬着国人的神经。今年以来连续的屠童案只是当下社会病态的一个极端的征兆。类似的征兆还有不少，比如湖南永州枪杀法官案件，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这些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是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戾气的沉闷回响。   如果执政者有心倾听网络上表达的更深层的愤怒，那么他们应该感到更加惊恐。面对永州枪杀法官和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网络上几乎很难见到对死伤者的同情，反而充斥的是对杀人者的叫好声，凶手被看成英雄。从道德的角度去指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是乏力的，因为这些扭曲的表达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无力的普通公众对公权力的厌恶与愤怒，恨屋及乌，以致发泄到那些和体制有些关联但是同样是受害者的身上。   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戾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在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压制性的政治结构，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逼仄的公民权利空间，无疑是最重要的成因。更重要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不深刻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不思进取，改革失去动力，社会发展方向开始逆转。政治上集中收权，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在社会上强化控制，在道德上展开反三俗运动，等等都是这种病症的表现。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使得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关系渐趋紧张，冲突频发，这是普遍性社会戾气的制度土壤。   从诸多迹象来看，执政者对这种公众情绪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勇气和智慧来系统性的化解这些潜在的暴力，他们更多的是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断扩张的维稳体系就是这种典型的征兆。从机构设置上，维稳体系已经贯穿整个官僚系统，无数无法见光的维稳办隐匿在各个官僚层级中。根据社会科学报的消息， 2009 年全国内保费用 5140 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 2009 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 47.5% 。 因此有评论认为，为了维持稳定，国内已经陷入某种内战状态。   在如何理解稳定，如何维持稳定缺乏清晰的甄别，维稳机构的运作缺乏透明度，也缺乏问责的情况下，维稳机构很容易异化为一种特殊利益机构，以此来榨取公共资源，目前的维稳泛化就是这种机理的后果： 拆迁要维稳，征地要维稳， 教育要维稳，奥运要维稳，世博要维稳，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激起维稳体制敏感的神经。 其实，很多冲突是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和稳定大局根本不沾边，但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力下，在不受约束的财政资源的纵容下，维稳机构客观上成为了纵容恶邪的力量。 福建上杭紫金矿业的污染事情，当地政府机构就是以维稳的名义拒绝公布污染信息。因此目前的维稳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死结，其效果并不是导致稳定，而是庇护邪恶，正义得不到声张，其客观后果是酝酿了更多的不稳定，这个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就印证了其中的相互关联。 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更多的维稳投入，维稳资源的占用挤压了社会矛盾解决的空间，这种恶性循环是对正常社会生活的最大威胁。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其实道理已经被反复陈述，路径也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决策层是否有能力和智慧启动必要的政治变革，约束公共权力的恶意扩张，给公民权利的伸张提供更多的空间，同时改变目前僵化的维稳思路，撤销维稳机构，让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法治，社会规范和道德引导等方式进行解决。化解弥漫性的社会戾气也许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漠视公民权利，迷信暴力控制的做法将会不断的把中国社会推向深渊。

振兴东北需要新思维     看到消息，说股市里的东北板块普遍上扬，因为官方出台新利好，振兴东北要展开新一轮措施，高层强调要着力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东北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印象中，振兴东北政策是 2004 年前后确立的，我当时还写了个简单的评论，批评那种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大型项目为基本手段的振兴措施。 6 年过去了，东北振兴了吗？！   为了寻求更多的事实，我在网络上查询了部分相关信息，甚至拜读了一些官方文件，比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黑龙江省出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政策措施》，又比如《关于加快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看完这些文件后，我的感慨是，振兴东北不失败，那简直是天理难容！   这些各种形式的所谓《意见》充斥的是各种各样没有确切含义的动词，比如鼓励，支持，引导，完善，促进，调整，加快，积极，优化，深化，提高等等，而从语义逻辑来看，这些动词的主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各个级别的政府，政府的各个部门 … 似乎东北除了政府，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与这些文件精神一脉相承的是政府机构的快速繁殖。 东北振兴领导小组成立了，正部级的东北办成立了，多个部委下属的东北振兴司成立了，相对应的 N 个处级单位也成立了，以东北振兴为名的庞大官僚体系是建立了，对应的财政预算也花出去了，振兴东北的网站也建立起来了，从这些迹象来看，东北似乎真的振兴起来了。   我没有去过东北，不知道东北的真正面貌；但是从一个远远的角度观察，感觉这些年东北在继续沉陷 — 沉陷在数百年一遇但是却年年遭遇的暴雨中，沉陷在让陈国军付出生命的暴力事件中，沉陷在赵本山和小沈阳为代表的自残文化中。   当然，这种感性的感受是对真相的某种掩饰 — 真相肯定更加黑色，更加震撼。 以官方文件中列明的下列项目为例：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 5 年内每年安排不少于 30 亿元的资金，全部用于调整改造的贷款贴息或资本金注入。歌颂者可以编出系列老工业基地成功改造的动人故事，而批评者如我等尽可以指责这种做法忽视市场规律而不会带来效率改善，但是只有深谙市道的利益攫取者在独自窃笑， 5 年，每年 30 亿，是 150 个亿呢，多少利益深藏其中，这可以养肥多少道貌岸然的硕鼠呢！而这 150 个亿呢，只是挂在“振兴东北”名义下的一个小蛋糕而已。   东北要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这次会有一个不同的思路吗？当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这些宏大叙事被反复重复，而现实却让人们如此失望的时候， 除了在股市上搏傻一族，大部分人士恐怕已经不关心任何振兴东北的新思路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不需要新思路，我们需要的是新思维 — 需要把时间拉回到 1991 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的新思维。     201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