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似乎和Foursquare用户在中国首都的某个广场上登记（check-in）有关。 由于今日数字比较敏感，中国政府草木皆兵。 希望过了今天，Foursquare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爆料人  @christinelu ) 本文首发于 TechCrunch中文站 。

在邓小平主导下，坦克碾过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枪声和坦克声伴随着王震与李鹏的叫嚣：不惜再杀20万，换来20年的稳定。如今21年过去了，他们用屠杀学生换来的是什么样的稳定呢？最近接连发生的幼儿园、校园杀童悲剧，是对“稳定”最好的注释。 从克拉玛依炙热的大火里让中国人心寒的那句“让领导先走”，到血汗工厂的童工与人民法官身下裸体的雏妓；从山西的黑窑童奴，到大头娃娃－劣质奶粉的受害者；从地震震垮的豆腐渣校园废墟下的学童到受三聚氰胺毒害的嗷嗷待哺的幼儿；从接连不断地校园屠杀到延绵不绝地打工青年们的跳楼自杀……这一切，都是“杀20万换来20年稳定”的直接结果与延续。这就是屠杀孩子们换来的“稳定”，付出代价的是中国人的孩子，也是中国人的前途。 当一些无耻之徒为21年前的屠杀辩护，声称没有当时的果断屠杀，就没有接下来20年的繁荣的时候，他们是在睁眼说瞎话：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是在向前发展？世界上还有一百多个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高出中国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他们又有几个国家不比中国更稳定？请问，地球上有几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是靠屠杀自己的青年学生和孩子们维持的稳定？ 当一个强权用坦克和机关枪对付青年学生的时候，当握枪杆子的人可以巧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时候，血汗工厂对工人的剥削、成年人屠杀校园幼儿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从21年前的那一天起，民众对这个一直带着代表民众利益遮羞布的政权彻底失望了，所以，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出笼后，很快会沦为民众口中的笑话。统治者和利益集团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们拼命贪污腐败，转移资产到海外。生活在这种国家的民众，却不得不付出一个又一个惨痛的代价：整个社会失去了价值观，道德底线一再失守，人类历史上的丑恶事件沉渣泛滥，一个接一个在21世纪的中国隆重登台……教皇保罗二世1996年说：一个杀害自己儿童的国家没有前途（“A nation that kills its own children has no future.”） 难怪有人说：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真是这样吗？因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更因为民间长期被压制的经济能量得到释放，加上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宣传，中国经济确实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红利的大饼也越画越大，但对于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分到了多少？在垄断了坦克和绝对权力的权贵们一次又一次劫持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垄断了经济发展的红利的时候，普通中国人只能“望饼兴叹”了。 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1949年中共用“民主和均富”口号、舆论宣传欺骗民众，得到支持，武装推翻了刚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接下来的30年里，人民的共和国成了人民的地狱。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百废待兴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部分民众重拾对政府和党的信心，然而，接下来的1989年的大屠杀，中共用自己的坦克再次摧毁了他们自己撒的弥天大谎。民众终于明白了：为了保住手中的绝对权力，他们会不惜一切，包括杀人，杀害孩子。 这一切的根源就在21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反对贪污腐败，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运动。那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仍然被当权者掩盖的对孩子的屠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唯一一次还没有在大陆得到公正评价的学生运动。而枪声也成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加剧的发令枪——“六四枪声一响，官员由偷变抢”，是非常切实的总结。 21年过去了，当时掌权的屠夫相继死去，没死的也在病榻前苟延残喘，民众自发购买鞭炮已经很多次了（等屠夫死的时候点炮庆祝）……21年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党内外都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互联网的驱动下，民众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要想继续用武力和谎言来维护“稳定”，继续统治下去，越来越力不从心，也无以为继。在这个时候，重新评价21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改弦易辙，重新凝聚力量，把正在走向万劫不复的中华民族拉回到人类正途上来，也是上天和历史给与北京掌权者最后一次放下屠刀、改邪归正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1年来，民众不满越来越烈，官员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维稳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孩子死得越来越多……当局却一直在回避主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更不愿意正视历史问题，用拆东墙补西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过一天日子撞一天钟，能贪污多少就贪污多少，只弄得社会更加乌烟瘴气……其实，要想真正达到和谐社会，放中华民族一条生路，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是没有机会。只要从本质上入手，放下屠刀，还权于民，真正的和谐不是没有可能。而这一切都应该从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与肯定学生运动入手，公开为屠杀青年学生道歉谢罪。

师、旅、团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坚定性和原则性，都以正面形式表明了态度，决心坚决抵制徐勤先的错误，用坚强的 党性 接受这次考验。 在学习13届4中全会精神时，向全体干部传达了徐勤先的错误事实，分析了严重危害，提出了应抱的态度。 …. 北京 军区速将徐勤先抗命之事上报中央军委，杨尚昆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 大发 脾气，连续几夜睡不好觉。为了杀鸡儆猴，避免徐勤先抗命之举在军中引发连锁反应，杨尚昆亲自签发了一道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并将他押送军事法庭审判。 …

如果“知言不言”是一种罪，经历过如此多中国苦难的中国人都是有“罪”的。这个罪若按基督教的角度，当然不用讨论，那是绝对有的。但从普通人的生活角度，我们怎么得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在这样一个空前高压的国家。 但若“知而不言”不是一种罪，那么是不是反过来我们所有“知情者”都没有罪呢？如此一来，知情而不言，知情而掩盖乃至故意混淆，这样的界限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相不说出来，亦即“知而不言”，就永远不会是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受难者就永远受冤而不得安宁。把真相带到黄泉之下，带到泥土之中，让其消息于天壤间，而这真相又对于人的尊严、生命以及曾经的反人类罪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知而不言”是不是一种罪呢？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你知道一些六四事件的实情，你却不说出来，不拿出作为人的尊严来作证，让那些墨写的谎言横行于世，继续欺骗你的子孙，实是继续帮助极权者害你的子孙，那么为人父母乃至为人（外）祖父母，你的内心真的是平安的吗？21年了，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问和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只要自己家或者是亲朋好友没有人死难，你看见的一切真相，就可以轻易地带入泥土，而不受到良心的拷问了吗？ 坦白地说，要做到什么事情都知无不言——不是知无不言，亦即知而不言即是一种罪，那么这样是悬的过高。但有些是影响群体公共生活的大事件，事关人命、尊严以及人类道德底线和良知拷问的事件，如六四屠杀事件，我认为知而不言——沉默，即是共同参与了对这桩事情的掩盖，即是一种犯罪。退一步说，不够勇敢的普通的没有能力民众，不敢说出自己知道的六四实情也就罢了，那些知晓不少实情的知识分子、参与的大学生，至少面对自己惨遭屠杀的同学、同胞，也有义务出来作证，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回忆出来，用血写的事实来击破墨写的谎言。至于说像一些如伍皓一样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人，与那些“知而不言”的同龄人相比，就更是罪孽深重。 我认为，今天说出六四事件的实情，与十年前相比，其风险已然降低。网络各种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和回忆，虽经GWF的封锁，仍为不少传播和知晓。当我们合力参与讨论六四事件、说出该事件自己所知晓的实情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未曾亲历的倾听者、观察者，会一起共同脱敏，摆脱说出实情和谈论六四事件的恐惧。一旦更多的人摆脱恐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做到在极权政府尚未垮台、档案尚未公布之前，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广泛的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 我认为我们纪念六四，不仅是要说出真相，更要从具体的实事做起。一是更为广泛地调查六四死难者名单，不只局限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每个活着人特别是亲历者都有这个责任，使伤残数据更为具体，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使六四遭遇的屠杀更加大白于天下；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死难者或者伤残人士的家人，不在于你每次捐多少，而在于你持续的帮助，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前行的动力；三是关心六四事件进过监狱的受害者，特别是关心那些底层民众——亦即被诬为暴徒的六四受害者，使他们能到一些基本的救助，六四事件的关注不只止步于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圈子当中；四是对六四事件作一个编较详细的编年（月），包括后来所出的各种资料（书籍、光盘、文章等，包括各语种），使得《六四事件编年史》逐渐完善，帮助更多的人快速准确地了解历史。 有一种罪过叫沉默，我们要从不再沉默开始，活在真实的现实当中，说出我们知道的真相，向更多的人传播六四事件，以洗涮我们胆小懦弱的耻辱。让我们说出真相，从点滴之事做起，把纪念六四日常化，让民众对此事脱敏并摆脱恐惧，六四死难者的血才不会白流。为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六四遇难同胞永垂不朽！   2010年6月4日六四事件21周年、女儿14岁生日7：54分写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