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与隆中对

          诸葛亮用人因私废公            ——第一次“北伐”          之所以将“北伐”用引号引了，是因为诸葛亮并没有北伐。准确地说，对曹魏五次出兵，其中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是西伐；第二次攻打陈仓（今陕西宝鸡市），目的也在于切断天水与中原的联系，意图依然在甘南；第五次出褒斜道陈兵陕西眉县，已没有战略目标，具体意图将在后边分析，姑且打住。既然不是北伐，故而将“北伐”二字以引号引了。         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出师前启用荆州籍杨仪。     杨仪字公威，襄阳人，本为曹魏荆州刺史傅群主簿，背叛傅群投降了关羽，任身份低微的功曹一职。受命入成都晋见刘备，与谈国计，获刘备欣赏，提拔为左将军兵曹掾、尚书等职。刘备东征中，尚书杨仪与尚书令董巴“不睦”，品德上的缺欠表现出来，被刘备降职为没有辖区的弘农太守虚悬起来。由于荆州籍关系，刘备死后，不合群的杨仪立即被重新启用为参军，署相府事；公元230年，升任长史，加绥军将军衔。此后诸葛亮出兵，都是杨仪负责行军部画，筹度粮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左膀右臂。     出师时，令赵云、邓芝率偏师出褒斜小道陈兵箕谷以为疑兵，诸葛亮自率主力从勉县西向，经阳平关、武都、建威北折至祁山之南。当时，曹魏以为西蜀能够率兵打仗的惟有刘备，刘备一死，西蜀在数年之间必“寂然无声”，（见《魏略》）所以将关中防务交给少不更事的夏侯楙，甘肃陇上的一系列军事要冲，也仅是战斗力极为薄弱的地方军驻防。待收到西蜀入侵情报，曹魏大将军曹真把赵云、邓芝的疑兵错判为主力，立即派重兵在箕谷堵截。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诸葛亮主力到天水之后，适郡守外出，群龙无首，没有还手之力的南安、安定两郡随即投降，天水被包围，天水西边的冀城被攻破。     仗打到这里，似乎已经定局了，接下来则是巩固所得，扩大战果。然事有不测，赵云、邓芝部扎营不慎，为泥石流冲击，曹真援军接踵而至，赵云、邓芝部又吃了败仗。遭到失败的这支部队撤回汉中。     出师时重用荆州籍马谡。     关于“都前部”（前敌总指挥）由谁担任，出师前在西蜀统帅部曾发生争论，众将共推魏延或吴壹担任。按理说，魏延最合适，这是久经战场的宿将，有独当一面的作战经验，在军队中威望颇高，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然而诸葛亮另抱胸怀。南征前虽从李严手中接过军权，但众多将领依然为涿郡籍或益州籍充任，自己不过是光杆司令。为了自上而下地牢牢掌控军队这一权中之权，遂摈弃二人坚决不用，破格提拔马谡担任都前部一职。     上邽（今天水）一线的失败震动关中，魏明帝曹叡亲自到长安坐镇，加封宿将张郃“督诸军”军衔前往驰援，诸葛亮派马谡赶往街亭堵截。马谡率部先一步到达街亭，已经取得时间地形的先机，本可以以逸待劳，反客为主，邀击长途奔袭而来的张郃援军；即令不胜，还可以借地势之利，凭险固守。然而马谡却“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致使拥有的时间地理之利完全丧失，为张郃部打得溃不成军。     这时西蜀主力并没有遭受挫折，尚可以为之一战；蜀军已经夺得天水三郡，正可以凭借已经占领的区域城池，反客为主同魏军周旋；张郃部长途奔袭，虽取得街亭胜利，但未能休整；蜀军以逸待劳打击对方，胜算依然很大。但出于谨慎，更由于这不是真正的北伐，诸葛亮并没有打大仗打硬仗的思想准备，仅只是为着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偷袭。所以在曹魏主力到来之后，考虑到劳师远征的一系列弊病，考虑到天水一带复杂的地形，考虑到后路被抄的险恶，诸葛亮立即率部撤退。     陈寿出于对传主的偏爱，此次战役中，记录了“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即强迫千余家百姓迁往汉中）；记录了收降姜维一节，却将“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属七千人”投降一事，将大批将士伤亡和大批辎重损失等轻轻隐去。（见《晋书·宣帝纪》）  

                               评价赤壁大战的二元化标准       习凿齿(?- 约公元383 ),字彦威，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少年时发愤读书,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他曾为东晋大将桓温幕僚,升别驾,后与桓温意见不合,出任荥阳太守，因脚疾,解职归襄阳。以后又曾回朝廷修辑国史，著有《汉晋春秋》。     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其只言片语都会成为后世谨遵顺教的经典。习凿齿有一篇歌颂诸葛亮功绩的散文，被收入《诸葛亮集·附录》，叫做《侧周鲁通诸葛论》，主题很明确，在对赤壁大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中，在批判否定周瑜、鲁肃分裂国家的同时，却高度肯定诸葛亮的丰功伟绩。     为不至于曲解作者的本意，不妨将全文照录如下。      《侧周鲁通诸葛论》     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     主人曰：“小人也。”     客问：“周瑜奇孙策于总角，定大计于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     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复君子之道，故将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于孙氏于汉室未亡之日耶？”     客曰：“诸葛武侯翼载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     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      将这篇晦涩难懂的古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则是：     《谴责周瑜鲁肃歌颂诸葛亮》     客人问：“周瑜、鲁肃是怎样的人物？”     习凿齿回答：“没有品德的小人。”     客人又问：“周瑜在孙策时候建立奇功，使孙氏屹立东南，雄踞一方。赤壁大战中，摧毁曹操百胜之师，奠定孙氏割据一方的根基。他雄震天下，威名远播。鲁肃第一次见到孙权，就呈上割据独立，雄踞一方的策略。您说他们是小人，这是什么道理呀？”     习凿齿回答：“这就是真小人的理由呀。君子应该信守的，是竭其忠诚，辅佐皇室，服从皇帝，稳定社会，信奉儒家的纲常名节。假若没有这种能力，面临着与志向违背的现实，那就以当年名士为榜样，退居山林，靠躬耕自食其力。哪能在汉室未曾灭亡时，将孙权当皇帝尊奉！”     客人又问：“诸葛亮协助、拥戴刘备，与周瑜、鲁肃有何不同？而您推崇诸葛亮而谴责周瑜、鲁肃，怎么这样偏颇哪！”     习凿齿说：“谈古论今时，应该先确定立足点，遵循基本原则学以致用。诸葛亮躬耕荆州隆中时，以管仲、乐毅自况，胸怀辅佐汉室的志向，这是他遵循基本原则的正确立场。刘备是汉高祖嫡系子孙，当年已信义远播，就是要使即将灭亡的刘姓天下重新兴旺。谁说不可以这样？”     这篇文章中，习凿齿以设问与回答方式，在赤壁之战的功过上，对周瑜、鲁肃、诸葛亮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贬斥周瑜、鲁肃是小人。理由是：君子应该尽忠皇室，维护皇帝的一尊地位，使社会得以安定，让孔子的纲常名教流布四方。如果做不到，也应该退求其次，隐迹山林，自食其力。周瑜、鲁肃却违背了这一宗旨，错将孙权当皇帝辅佐。而这时候，东汉王朝还存在呀！所以说他们是小人。     至于诸葛亮，他虽做着与周瑜、鲁肃一样的事情，但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诸葛亮以管仲、乐毅自诩，有匡扶汉室的志向，是不忘皇室这一根本的忠贞之心。刘备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信义昭著；他的志向在于使即将灭亡的东汉王朝重新复兴，使即将绝祀的刘姓宗庙得以重新祭祀，这当然是应该的。 漏洞出来了。     其一，以习凿齿提出的道德标准，周瑜、鲁肃违背了“尊主宁时”，所以是小人。尊主宁时是两个概念，先说尊主。以专制社会的是非标准，汉献帝刘协是先皇嫡亲，理所当然应该尊奉，不尊奉就是逆臣。曹操扶持汉献帝都于许昌，已经统一了整个北方，荆州、益州陆续归顺，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专制社会，诸葛亮没有理由再辅佐刘备这一帝室之胄做皇帝。再扶佐刘备已不是“尊主”而是谋逆，应受到极为严厉的酷刑，并夷灭九族（我没有这样的歹毒，仅只是以理推论，以彰示其荒谬）。     其二，“宁时”即国泰民安，这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家的道德底线。诸葛亮、鲁肃、周瑜等共同酿成了赤壁大战的发生，造成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导致了此后72年的军阀混战，致使全国人口由东汉末年的5856万，锐减到西晋初年的1616万，这是宁时吗？这当然不是“宁时”而是乱世。硬将共同罪恶责任承担者区分开来，将诸葛亮罪过说成功绩，唯一的理由是刘备姓刘，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其三，周瑜、鲁肃促成了自己目的的达到，成为了不齿于人类的小人。如果周瑜、鲁肃能信守习凿齿“尊主宁时”的道德标准，促成孙权的归顺，就是对诸葛亮“尊主宁时”的破坏，诸葛亮不仅目的不可能达到，令名还会在史籍中淹没，何来的忠臣表率？诸葛亮东吴之行，就是要极力促成孙、刘联合。套一句现代词汇，分清敌、我、友；加强我方势力，孤立和打击敌对势力，团结中间力量即友方势力。孙权是友方力量，当然在团结之列。周瑜、鲁肃从促成诸葛亮目的的达到出发，应给予极力配合；如不配合，又成为遭受谴责的投降派，当然更成为小人。设身处地的替周瑜、鲁肃着想，把习凿齿放到他们的地位，又该如何？     在这里，习凿齿自以为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殊不知在这里使用了二元化道德标准，也陷将自己于二律背反的泥坑，他无法自圆其说。一代大家，一代风流，一代主流文化人代表的习凿齿，之所以犯下如此低级、如此混乱的逻辑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头脑中有一个冥顽不化的帝王标准，以帝王利益为圆心，以帝王是非为是非。明明知道诸葛亮、周瑜、鲁肃等人分裂国家，导致军阀混战，导致72年生灵涂炭的罪行应该谴责，但是，因为晋朝皇室需要“诸葛亮”这样的“忠臣”辅佐，所以挖空心思、强词夺理地为诸葛亮进行辩护。  

                    永安宫托孤猫儿腻      谈到刘备永安宫托孤，不能忽视刘备集团的帮派体系。与曹操、孙权不同，刘备起身于涿郡，发迹于荆州，称帝于益州。他的文武两班，大致来源于此三个地区，来源于前后三个时期，自然形成鲜明的帮派体系，大致划分为三个派别。     涿郡籍，其将领有关羽、张飞、魏延、刘琰、赵云等，刘封虽出身荆州长沙，相从较迟，但他是刘备义子，自然成为涿郡籍重要一员；文臣谋士有糜竺、简雍、孙乾等。     荆州籍，其将领除黄忠、霍峻之外都不出彩；然而文臣谋士风云际会，主要有诸葛亮、庞统、廖立、马良、刘巴、陈震、董允等。益州籍，由于刘备在涿郡未站住脚，荆州又得而复失，最后占据了益州作为根本，所以益州籍虽相从最迟，但在刘备集团中人数最多，将领有李严、彭羕、吴壹、张嶷、黄权、冯习、张南、吴班、李恢、吕凯、马忠、王平、邓芝、张翼等，文臣谋士有法正、许靖、秦宓、董和、吕乂、费诗、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谯周、郤正等。     三籍之外的其他籍微乎其微，仅只是马超而已，别无其他。截至刘备时代，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冯习、张南等已死，刘封、彭羕被杀，黄权投降了曹魏。其三个籍别的文武两班均遭受到重大损失，然而涿郡籍、荆州籍官员已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后继力量难以补充，唯益州籍官员源源不断。     考虑到益州官吏同当地豪绅错综复杂的关系，考虑到自己的外来户身份，入川伊始，刘备就让涿郡籍将领掌控着主力部队和周边地盘，荆州有关羽，汉中有魏延，阆中有张飞，西城（今安康及湖北文县、房山一带）有刘封，益州籍亲信吴壹（刘备妻兄）等协助；荆州籍、益州籍、涿郡籍合力掌控政权，先是法正最受重用，法正去世后重用诸葛亮，但是糜竺、简雍却一直排位在文臣班首，益州籍许靖职位最高，封为太傅，官至司徒。显然，刘备的爪牙配置，玩的是三驾马车，使三派力量在相互牵制中忠于自己。     现在看白帝城永安宫刘备托孤。     夷陵之战失败后，悲愤羞辱交加中，刘备因痢疾一病不起，自知来日无多，急招诸葛亮、李严前来永安宫（今四川奉节县）托付后事。刘备对诸葛亮说了：“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同时，刘备又诏书敕喻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后来史学家、政治家都把这当做君明臣贤、君臣一体的依据，更有人把它当成诸葛亮为刘姓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依据。然而，却没有明白刘备永安宫托孤的深层次用心。     永安宫托孤，刘备请玩弄了一个花招，他没有像后世说的，全托诸葛亮，而是“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辅”。这还不够，更命李严为“中都护，都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见《三国志·李严传》)对李严的安排，很值得仔细分析。     刘备永安宫托孤时，玩的依然是三驾马车：由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籍掌政，由以李严为首的益州籍掌军，同时参与政府事务，还掌控着官吏的任免，对刘禅直接负责。当然，也不是对李严没有提防。刘备知道，将李严安排在诸葛亮之后，他自然受前者掌控；涿郡籍将领魏延、刘琰、赵云还掌握着部分军权，对李严有很大制约；高级将领吴壹虽然属于益州籍，但却是刘禅舅父，在立场上早已变为涿郡籍，属于铁杆，且对这两籍将领具有粘合作用。即是说，由荆州籍驾辕，益州籍、涿郡籍骖乘。按中国专制社会之惯例，幼小皇帝是十八岁亲政，刘禅已经十七岁了，托孤只是一年时间。在短短的一年中，临时的三驾马车，足以保证最高权力过渡到儿子手中。     至于“君可自取”的叮咛，完全是以退为进，用“亲密无间”刺激诸葛亮忠于刘氏集团的志向。一辈子将天下视为私有的刘备，岂肯在东抢西夺、吞噬母体，好容易有了益州之地后，再将江山拱手送给别人的道理！

                 掩盖在七擒七纵的背后血腥  在准备两年之后，本应由李严或其他将领担当的南征任务，诸葛亮以“虑诸将才不及己”为理由，决定越俎代庖。对此，亲信王连曾经上书劝阻：“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见《三国志·王连传》）但是王连并没有了解诸葛亮更深的意图，所以在“停留者久之”后（同上），依然亲自率兵南征。  公元225年春，诸葛亮率兵自水路入越嶲，派马忠向东南出兵牂牁（治所在今贵阳附近，辖区包括贵州大部）攻击朱褒，派李恢向南出兵益州（益州郡，治所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以东）。诸葛亮一支部队到达越嶲时，本打算在高定部结集时加以打击，殊料高定部下发动军事政变，杀了雍闿及身边部众，另拥立孟获为首领。诸葛亮主力部队击垮高定，并将其杀掉，孟获在内讧之后尚未来得及整合，忽然间折其一臂，只得率部撤退到益州郡。此时，马忠已歼灭牂牁郡朱褒并将其斩之，李恢部先败后胜。五月，诸葛亮率部南渡泸水，进军云南，生擒孟获，随即留下了“七擒七纵”的千古美谈。  《汉晋春秋》载：诸葛亮军队到达南中时，听说孟获在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遂决定生擒感化。活捉后，让孟获查看蜀军阵营，并询问道：“我军如何？”孟获回答说：“过去我不知蜀军虚实，所以失败了。今天承蒙你让我看过，也不过如此而已，我肯定容易取胜。”诸葛亮笑笑，让他回去整军再战。凡七擒七纵，而诸葛亮依然要遣返孟获。这时孟获感动了，诚恳地说道：“您呀，具有上天一样的神威，至此之后，南中人不再反叛了。”  当时有人对释放孟获持不同意见，诸葛亮解释说：“若留外人（指蜀军将领），必须同时留下足够的军队，兵留下来又没有粮吃，这是第一件难事；蛮夷刚刚战败，父兄死伤者甚众，若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这是第二件难事；更何况，蛮夷累累有叛变杀戮的罪行，自知罪孽深重，若留外人，相互之间都不相信，这是第三件难事。今天我打算既不留兵，又不运粮，但是却能使南中地区服从我方，知道尊卑上下，就彼此相安无事了。”  历来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三国演义》更将七擒七纵渲染得活灵活现。然而却不曾细想过以下几点：  其一，冷兵器时代，西蜀军队不占绝对优势，李恢部先败后胜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蜀军劳师远征，主客之势难以移位，千里转输粮秣，陌生的地形等对蜀军十分不利。  其三，战争是兵戎相见、斗智斗勇、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打拼，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是小孩过家家。稍有不慎，优劣之势立即转换，功亏一篑的教训经常发生。谨慎如诸葛亮者，敢玩七擒七纵的游戏吗？  其四，即令是胜利，每次胜利的结果也大不相同，失败方主帅战死疆场、为部属所杀、为流矢所中、突围脱逃等难以预测，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次次活捉。  其五，七擒七纵是古今未有的战争神话，是诸葛亮难得一见的丰功伟绩。《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史料，很多来源于诸葛亮本人或部属，诸葛亮对典籍修撰十分认真，而在传记中，何以没有七擒七纵的只言片语？显然，陈寿对没有依据的过分颂扬断然抛弃的结果。  至于“南人不复反矣”的颂扬，并没有历史依据。相反，《三国志》明确记载，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之前，“南夷刘胄反，将军马忠破平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显然，所谓的七擒七纵，是《汉晋春秋》将毫无战争常识的道听途说著入了历史。  再者，从《三国志》找不到诸葛亮以德感化南方“蛮夷”的史料，却能见到截然相反的善后措施。  其一，利用当地民众的迷信心理。  据《华阳国志》记载：南中民众的风俗习惯是相信鬼神和巫婆巫汉，相信诅咒，相信因果报应等，所以官员们常常利用他们的愚昧，以这些手段约束“蛮夷”。诸葛亮班师之前，为南中作画，先画日月天地，君臣城府；再画神龙，龙生蛮夷及牛马驼羊；后画各级官吏，乘大马，坐华车，到下边巡视安抚赈恤；还画了民众牵羊担酒呈贡金银宝货的场面。画成，赐予“蛮夷”。“蛮夷”对此画极为重视，遂以身家性命作出承诺。直到很久之后，西蜀早已灭亡了，朝廷每委派官员去南中，“蛮夷”都要将这些拿出来给官员们观看。  其二，分化互解。  诸葛亮南征之后，将“蛮夷”青羌族一万多家迁入内地，划分为五部，将家中强壮男子万余人编成所谓的“飞军”，常常被用来冲锋陷阵，所当无前。将老弱病残者，分别发配在内地焦、雍、娄、爨、孟、量、毛、李这些大姓名下，作为私家部曲（私家军）。对地广人稀的南中少数民族来说，万余户可不是小数字。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缺乏兵员；另一方面是釜底抽薪，将南中少数民族的力量分化瓦解。东汉时移民实边，这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可见军阀混战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  其三，分而治之。  考虑到之前的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越嶲郡四郡地域过大，所部的人口还多，其间豪族势力盘根错节，容易对蜀汉政权构成威胁。遂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在建宁郡、  永昌郡中间，划出一个云南郡；在建宁郡、牂牁郡两郡中间，划出一个兴古郡（见《三国志·后主传》）；另从犍为郡中分出朱提郡（见《诸葛亮集·元和郡县志》），这依然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蜀政权同“蛮夷”之间的不和谐根源，更没有德化的影子。   评论这张 转发至微博 转发至微博

                        孟获为什么“反叛”西蜀？        有朋友在我博客留言：诸葛亮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将南方纳入中国版图。这是不懂装懂，十分幼稚。     其实，秦汉两朝都在南中设置官吏，带去了内地的农业文明。自汉武帝以来，实行大批量“移民实边”，加深了南中与内地的交往，促进了这里的发展，南中各民族都从祖国统一中感受到和谐的好处。因之，东汉初年，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见《后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明帝纪》），永昌郡（今天的云南大理、保山、临沧等大片区域），都属于这类。     请看看，是诸葛亮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么？     到政治腐败的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派往南中的官吏逐渐变得无法无天。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这些官吏“侵犯蛮夷”，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以至变成欲壑难平的虎豹豺狼。他们个个“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汉安帝时，有人曾对南中官员进行调查，弹劾表章中指出：“奸贪长吏九十人”，另有黄绶小吏六十人。然而反动王朝对这些贪官污吏姑息养奸，一概给予从宽处理，不肯严明法纪安抚民心。法纪松弛助长了官吏的腐败，使得后来者更加贪婪。为了保持他们在南中的荣华富贵，不惜以重金贿赂中央权贵，永昌太守刘君世专门铸金坨贿赂中央官员。对下更巧取豪夺，彼此之间还进行攀比，竞相炫耀，中央官吏则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是中央官吏财神爷。官吏是这样，皇室更贪婪。汉安帝就曾下诏，在越嶲郡（治所在今西昌市东南）和益州郡等多处建造皇家园林。     贪官的欲望无穷，民间的财力有限。当民众被盘剥欺压到无法生活的时候，反抗就成为唯一出路，以至东汉末年，反抗已无处不有，起义已此起彼伏。     中国专制王朝大多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历来把周边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蛮夷之邦；对他们的无奈反抗，一味沿袭“德以治中国（指中原地区），刑以威四夷”（见柳春藩《三国史话》）之策，动辄采取血腥的屠杀和镇压。结果，只能加深民族之间的对立，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东汉公元110年之后的十年间，大起义就有三次，都是以血腥镇压平息的。     三国时，隶属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地区，有益州郡、永昌郡、牂牁郡、越嶲郡四郡，包括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凉山州、宜宾地区部分县，广西百色地区部分县。在军阀混战期间，南中少数民族被刘备捆绑上内战的战车，南方少数民族聚集地被夹在吴蜀之间，“德则其人，不德则其鹿。”（即统治者有仁爱之心，他们还能做顺民；统治者如果缺德寡恩，他们就成为被猎杀的鹿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处境更为突出。夷陵之战中，刘备派马良以利引诱武陵山区五溪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出兵协助，结果受到惨重损失，致使愤怒的五溪民众将马良杀掉。刘备势力从这里退出之后，东吴趁机抢夺五溪地盘，西蜀所属的山区少数民族武装及君长，又被陆逊收编或歼灭。在这里，少数民族已经成为蜀吴两国的狩猎场，少数民族的民众，成为二者任意捕杀的猎物。     凡是人都有思想，被称为“夷蛮”的少数民族，照样有思想，有正常人正常思维。他们对被捆绑在内战战车上强烈不满，这就是西蜀南方少数民族“反叛”的根本原因。说到底，是掩盖在民族矛盾之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刘备死后，益州郡大姓雍闿“反叛”，杀太守正昂，孙权乘机加以利用，遥封他为永昌太守。雍闿希望得到强大的东吴保护，遂将蜀汉派来的新郡守张裔抓起来送给东吴。接着，牂牁郡太守朱褒“反叛” ，越嶲郡渠帅高定响应雍闿，也随之“反叛”。除此之外，临近成都的临邛又发生将领黄元反叛。由于直接威胁着京城，且势力较小，遂派陈曶出兵及时扑灭。     诸葛亮因猇亭失败，元气尚未稍有恢复，更加之又临国丧，只得低调处理，让在当地少数民族中甚有威望的李严写信劝说雍闿。雍闿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今天下正朔有三（指魏、蜀、吴），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提及这一段回答，好多三国史专家都认为雍闿傲慢之极，却不曾仔细体会他们被夹在中间的艰难，被两大势力左右鱼肉的心境。     在现代中国史书上，当说到历朝历代诸如苗族、回族民众反抗专制统治时，都冠之以少数民族大起义，唯独说到西蜀南方少数民族反抗刘氏集团统治时，却冠之以叛乱。某些史学家舌头根好像安装了转轴，同一性质的事物，能用完全相反的词汇给予表达！说到底，是爱之欲使其生，恨之欲使其死的二元化道德标准在作怪。因为要继续延袭前朝的专制制度，要维护诸葛亮的完人形象，所有是非标准都得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