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马国川 & 李泽厚采访时间：2011年8月17日下午　采访地点：北京东城区李泽厚寓所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马国川：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下个月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作为一个思想家，您对辛亥革命有何评价? 　　李泽厚：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那时制订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 　　马国川：当时确实制定了许多法律，甚至新闻法都有了。1906-1908年，清廷相继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了《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体系。 　　李泽厚：这些法律明确赋予国民以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当不错。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议局，议会已经成型。各地立宪派已经大体长成，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也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 　　马国川：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被革命取代了呢? 　　李泽厚：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遗憾的是，就在这期间，也就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帅、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是非常偶然的。 　　李泽厚：非常偶然。 　　马国川：我自己可能是受到一些宣传的影响，所以总觉得，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运动，如果仅仅归结于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话，似乎有些不妥。比如，我很难理解，太平天国搞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成功，可是到辛亥年间，为什么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就分崩离析了呢? 　　李泽厚：其实，太平天国也有成功的可能。假设当年洪秀全打下南京后不是急于称帝，而是直取北京，就可能改朝换代。但是，洪秀全定都南京，杨秀清也不再亲自带兵打仗，派两个部下北上，援兵也接济不上，北上部队被消灭了。这两个错误是致命的，再加上内讧，北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东王府两万人，那都是不得了的人物。从此，太平天国就走向了末路。 　　马国川：但是到辛亥的时候，为什么偶然事件能够打垮清廷呢?

刘绪源 功秦 再复：再谈李泽厚 标签： 李泽厚 ● 刘绪源 功秦 再复 今年4月，李泽厚先生在国内出版了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在对话者刘绪源的层层追问下，他从九大话题入手，不仅总结了他十几种重要著作的来源和思想脉络，更借此机会阐发其哲学本体论及核心价值观，包括在海外20多年沉潜往复形成的诸多思想，和对未来中国、人类走向的看法。最近，几位学者聚集上海，就他的谈话及哲学思想深入探讨。 从“哲学创作”而非“哲学研究” 刘绪源：《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本书作者之一 我先转达下李泽厚先生关于书名的想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申明，这不是他登场，他是退场，因为已八十多了；他希望年轻一代登场，希望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传统能在世界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另外，有人说题目太大，相比之下内容显得简略，有点压不住。所以他希望能再认真谈一次，把这个话题讲充分。 这本书主要是回顾了李先生的学术经历和他的重要著作，并突出剖析了他的“情本体”哲学思路。另外，本书也突出强调了李先生的“哲学创作”，而非“哲学研究”，他有那么多原创性的东西，即使是写康德，他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东西。中国有无数哲学教授和哲学研究者，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提出自己的创见，并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留下痕迹的，却并不多。李先生无疑是其中佼佼者。 这次对谈还使我对对话的形式有了新的体验。我发现，对话的双方，关系既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远。两个对话的点就像两块磁铁，离得太近就吸在一起，成为一块，没有张力了，对话也就成了独白；但是太远也不行，相互太不了解，不能形成磁场。 比如，我在阅读中发现，李先生的文章非常好看，哪怕内容艰深如《巫史传统说》，也是娓娓而谈，充满节奏感，还不时出现华彩乐段；但他的一些自问自答的对话，读起来就很困难。这是因为他写文章时，面对的是读者，还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但自问自答，距离就非常近，近到几乎没有。这就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里的主人公，被长期关在纳粹集中营里，自己跟自己下棋，棋速越来越快，从监狱出来后，连世界冠军也受不了他的棋路和速度了。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这样，密度很高，所以一般读者接受起来很难。 两个人对谈，最好不是师生，因为学生最不易超出老师的思考范围，最后就又变成讲课；最好也不是同行，同行对话，专业性太强，那还不如去读文章；最好也不是“粉丝”，那又容易造成仰视，难有新意，更不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如果既很了解又带有一定的陌生感，既充满浓郁兴趣又确有急于解开的疑惑，既是问学又有一定的论辩性，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那才是理想对话。刘再复先生和李泽厚的对话《告别革命》，两人有共同的经历和思考，但又不完全同一，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哲学家，内在的磁场就十分丰富，写出来也就好看而耐读。对此，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争取接下来的增补本，能做得更好吧。 “试错”探寻出路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有很强的史学、史识和史才。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举重若轻，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比如说到自由主义，他认为“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特定的时代里有其特殊功能，对打破迷信与启蒙有一定作用。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很多自由派还在用“天赋人权”来套世界、套中国，觉得这套东西就是好的，不拿来就是反动的，反动就要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出现了很多问题。 谈到民族主义，李泽厚强调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因为现代社会当中，由于商品化、世俗化，基本精神是很平庸的，而民族主义恰恰在反平庸上有一种精神的补偿。所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膨胀，实际上就是浪漫主义。 提到新左派，他又不像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新左派也有值得同情之处，他们提倡不要把中国美国化，中国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够找到新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从这一点来说新左派是对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新左派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新左派要打中国的资本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这是找错了对象，中国现在是要发展和进步。 评点了这些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李泽厚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说中国首先要考虑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我们首先不要从理性上认准目标、设计目标，因为人的分析能力是有限的，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目标往往很危险。那怎么办？试错，在尝试和错误当中寻找新的机会。我们要知道哪些路是死胡同，通过经济的办法，重新寻找出我们的道路来。这点对我很有启发。在我看来，这里面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经验论的智慧，不管李泽厚是不是同意接受这一观点，我仍然这样认为。 李先生对中国发展的大思路是很有见解的，十几年前李泽厚提到未来中国目标时就谈到，首先是经济发展，然后是言论自由，再后是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这是以他的常识哲学和经验论思考作为基础的，不是从乌托邦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中国最近十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国内从思想界到大众，社会共识正在逐渐消失。整个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共识逐渐瓦解的危险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提出的思想和观念，从经验试错这个角度探讨哪些路不可以走，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以前李泽厚、刘再复先生提出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当权者没有读懂，一看到要告别革命就以为要和共产党告别了。其实，只要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李泽厚要告别的是激进主义思维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这正是执政党自己正在努力强调的东西。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了，中国需要明白人，如果没有明白人，大家跟着一起倒霉。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明白人，特别需要多读理性的书，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避免最近可能出现的民族共识的分裂，走出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中国如何可能？ 刘再复：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李泽厚最推崇康德。康德的总题是“认识如何可能”，李泽厚研究“人类如何可能”。对这个问题，西方哲学给出两个答案：一是上帝使人类可能，二是进化使人类可能。李泽厚扬弃了这两个答案，他的回答是：人类使人类成为可能。人类通过主体的实践，通过历史的积淀，实现自我。 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我希望能成为将来对谈的重点——中国如何可能？李泽厚总的观点是，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从学术表述来说，第一，他将林毓生先生的“创造性转化”加以变化，提出“转化性创造”。林先生的提法容易被误解为转向他式，即转向西方既有的方式，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地转为西方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坚持我们已有的所谓“中国模式”。我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自式。现在可以说，只有中国能够创造这个自式，而且就在今后的二三十年，要抓住这个时机。 第二，西体中用。这不是说以西方为主体，中国只是拿来应用一下，关键是这个“用”字，西方的普世价值、文明成果拿到中国来，怎么用？比如民主理念，现在世界上很多民主政治变成了选票政治，以争取选票为目标，势必不能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问题非常大。可是我们又要坚持民主理念，那怎么办？这些东西都是很关键的。 第三，经济发展、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四个阶段，这种说法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面。但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方式，必须要这么一个过程。俄罗斯不是这样，首先搞政治民主，行得通吗？我们是十几亿人的中国，首先要发展经济，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教训。经济发展了，慢慢可以说自己的话了，而且成了中产阶级的，说话就比较有责任——无产者说话是最不负责任的。这之后是社会公平，这不能一下子放在优先地位。邓小平首先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中国变成有动力的国家，他的功劳在于把历史主义而不是伦理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他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但第二步还没有完成。西方的启蒙学者动破脑筋，就是在考虑欲望出来了怎么办。他们想到的公式是，用欲望制衡欲望，从经济、政治、新闻媒体，甚至宗教上加以制衡。这个我们现在动不了，所以最后一个才是政治民主。 还有就是告别革命。暴力革命常常不是发生在贫困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涨时期。因为经济上涨会产生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会激化。我们通过五四运动接受的西方文化有偏差，以为存在绝对平等，事实上社会矛盾永远存在。平等是人格上、心灵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是永远的乌托邦。要清楚这一条，否则一定会导致革命。当然，我们同时要调节贫富悬殊，保证社会公平。 阶级矛盾如何解决？有两种基本解决办法，一个是阶级调和，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调和就是对话、商量、妥协，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式就是暴力革命，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暴力来推翻政权。哪个方式更好？我们认为还是阶级调和的方式最好。中国文化有一个大传统是尚文，还有一个小传统是农民起义。告别革命是告别小传统，回到大传统。20世纪全人类有两次共同的死亡体验，我们中国还有三次内战，这么大的体验和教训，难道还不能学一点东西吗？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1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世纪》2011年第27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刘再复：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用暴力方式 原题：刘再复谈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 作者：刘再复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1-6-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6 11:11:53 阅读量：20次 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曾担任过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经历了文化界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历史性节点，很多人说您是当时参与文化界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 刘再复：有人说我是文化界“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用这种概念描述我，并不准确。我始终是个文学中人，文化中人。但我应当承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充满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首先是清除“四人帮”政治毒素的热情，这种参与，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下，又确实带有政治性。加上我当时已是中共党员（1978年入党，1979年转正），在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又兼任党组书记，所以有人说我是“党内改革派”，也并非恶意。 那时与所谓“保守派”（现在我不再使用这类政治语汇）的分歧主要是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问题。我讲“文学主体性”，也是为了争取作家的“艺术主体”权利，即在创作中拥有充分个性自由的权利。每个作家的主体首先可区分为现实主体与艺术主体。作为现实主体，你是党员，当然会讲党性、纪律性；但作为艺术主体，你则有权利超越现实主体的限定，赢得现实主体所没有的自由，诸如见证人性、展示个性的自由。当时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怀疑过经济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保守派也可以，但在文化上我却不赞成保守，即不赞成交心运动、斗私批修运动等，不赞成对作家心灵进行种种干预与限制，争取的也是心灵自由。当时我想摆脱阶级斗争时代的阴影，针对的是“理”不是“人”，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对方”好像只有不断批判我的《红旗》杂志。后来《红旗》的名字被改为《求是》，我感到特别高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恐怕已经不太了解当年的重重思想禁区，而开路之功想必艰难。 刘再复：当年能突破一些思想禁区，除了有一个“理”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势”的条件。所谓“势”便是时代条件。我所做的一点努力，是借时代赐予的条件，据“理”力争，尽可能通过研究所召开的会议和研究所掌握的刊物，伸张正义，说些真话，发出一些“异样”但更合情理的声音，例如为胡风说话的声音，为胡适说话的声音，为梁实秋、林语堂等当时认为的“反动文人”说话的声音，为艾青、萧军等“右派作家”说话的声音。在理论上，则质疑“高大全英雄论”，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质疑“反映论”与“独断论”，质疑政治化、模式化的“文学史框架”等等。 您在担任社科院文学所长时，为俞平伯先生庆祝生日，其实也就是为他平反。这在当时遇到什么阻力么？ 刘再复：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提出“学术自由、学术尊严、学术美德”的办所方针，提出这一方针，不是空话，所以我便着手筹备庆祝俞平伯先生八十五诞辰的纪念活动，借此给俞平伯先生“平反”，也给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作证。我的这一“行为语言”，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社会科学院内没有阻力，胡绳院长过问一下，实际也支持。中央任何部门都没有干预此事。俞平伯先生的纪念会于1986年1月召开，与会者四五百人，盛况空前。“平反”能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当时的人文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文化界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之后也遭遇过一些反复吧？ 刘再复：是的，可惜好景不长，“平反”会后不久，很快就发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也被视为自由化嫌疑。运动之中，我虽然未被点名为“精神污染”，但蒙受了精神压力。我的胆魄不够，一旦有精神压力，该说的话就说不下去。例如刚刚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就被视为胡风“主观论”，甚至被视为涉及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把我从学术话语中拉到政治话语中，而“主体性”的真问题反而无法深化下去了。文学主体性的真问题还得进入两个层面，一个是“主体间性”（也可称“主体际性”）问题；另一个是内部主体间性问题，即自我内部的本我、自我、超我关系问题以及主语三人称（你、我、他）的语际关系问题。直到今天，我还有只讲主体性、未讲主体间性的负疚感，因为讲主体性只强调了张扬自我，讲主体间性才能平衡自我与他者的权利界限，才能在理论上说明“自由”与“限定”的关系，才能避免张扬自我时变成膨胀自我而犯精神浮肿病。现代中国人普遍犯有精神浮肿病，我可能也有一份责任。 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严厉批评您“建立了一套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学术之争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这种论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 刘再复：与姚雪垠先生的那场争论，不是我先发难的。我尊重一切勤奋写作的作家，包括尊重姚雪垠先生。姚先生开始对我也是尊重的，他曾委托一位朋友，交给我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要求我支持他在武汉即将成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北京已有一个当代文学研究会，而且已挂靠在文学研究所了，如果再成立一个研究会，就会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山寨”。我的谢绝可能让姚先生生气了。之后他在《红旗》杂志连发几篇文章“炮轰”我，认定我“反马克思主义”，这才逼得我接受《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先生的采访，谈论了“姚雪垠现象”。当时我还没有学会“妥协”，便“以牙还牙”，挖苦姚先生的《李自成》顺从政治意识形态，把李自成、高夫人写成“高大全”英雄，违背性格真实与历史真实，导致《李自成》一卷不如一卷。从而惹得姚老非常生气，以致声言要到法院告我。 回顾那场争端，觉得双方都没有“进入问题”的冷静，过多情绪化语言。姚先生用“重炮”，固然过激，我回以“机枪”，也太不留情。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面对这种争论，我当会理性地阐明“真问题”，不会再计较他者的“上纲上线”，出国之后，我已告别了文化大革命的心理阴影和语言方式。 很多人说您这一代人是鲁迅精神养育的，而海外的夏志清等学人更倾向张爱玲。后来您一直生活在海外，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再复：如果说我的同一代人甚至前后的两三代人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这是事实，但就个体生命而言，说我是“鲁迅养育”的，则过于本质化即过于简单化。在最重要的青少年时代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高尔基、契诃夫对我的影响超过鲁迅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我并不是被鲁迅所养育，而是被外国文学作品所养育。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我的读书范围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毛主席、鲁迅的书，说这十年被马克思与鲁迅所养育，倒是真的。 与鲁迅相比，张爱玲的影响只限于文学层面，并未广泛地进入社会层面。只有在台湾与香港，张爱玲的影响才进入社会层面。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到了《秧歌》、《赤地之恋》，便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了。就文学创造整体的丰富性而言，她远不如鲁迅，更不用说思想深度了。夏志清先生重新开掘张爱玲，很有功劳，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犀利坦率，没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但他也受到冷战时期两极对峙思维方式的影响，政治倾向太强，所以抑鲁扬张，未能正视鲁迅的博大与深邃。 您在前几年与李泽厚先生一起合著了《告别革命》一书，这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再复：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即将推出李泽厚先生和我合著的《告别革命》第六版。我在新版（辛卯版）序言中说， 我们并不否定辛亥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不认为暴力革命是必由之路。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以暴力方式推翻政权的流血斗争。以往被压迫的民众使用这种暴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自然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提出“告别革命”只是善意地期待，解决社会矛盾最好不要使用暴力方式。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我和李泽厚认为，面对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永远都有）只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用“阶级调和”即改良、协商、妥协的办法解决，一种是用“阶级斗争”即用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极端的办法。我们认为，最好是选择第一种办法，避免用第二种办法。因为第二种办法意味着战争、流血、火拼、破坏，社会将失去安宁日子。 我认为，当今的第一使命应是避免战争，和平时期最坏的日子也比战争时期最好的日子好。有矛盾最好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改革不是没有斗争）的办法解决，不要诉诸火与剑，更不要诉诸机枪与炮弹。广义的中国文化历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传统，即孔孟老庄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尚和、尚文的传统；一个是小传统，即农民革命所体现的传统，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诉诸暴力的流血传统。不管是起义的一方（革命军）或反起义的一方（政府军）都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都很残酷，连大儒曾国藩也变成了“曾剃头”。我们讲“告别革命”是倡导大传统，告别小传统。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要重复二十世纪的战乱历史，不要重复那种大规模的鲜血淋漓的死亡体验，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革命、没有内战、没有饥饿”的世纪。我在《双典批判》中对《水浒传》中“造反有理”的大命题进行了批判；批评“凡是造反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的理念与公式。我认为，手段与目的是一个整体，我不相信血腥手段可以带来高尚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手段重于目的。这种思路类似托尔斯泰与甘地的拒绝一切暴力手段的思路。 在您看来，国内文化生态、学术动向及价值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 刘再复：因为离开祖国已有二十多年，所以对国内的文化生态比较陌生，不可能太准确地描述。就整体感觉而言，我觉得与八十年代的状况相比，当下学术姿态比较多，追求真理的热情比较弱。八十年代的学术虽也浮躁，但充满追求真理的热情，不刻意表现学术姿态，思想比较贴近时代的脉搏，因此学术多带历史针对性和现实批判性。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从乡村时代走向城市时代的历史大转型，在此时代中，思想者大有可为，完全可能产生新鲜的思想，可惜我很少见到拥有学术水准的新鲜思想。总之，与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国内的文化生态似乎缺少灵魂的活力。 您有没有关心过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新左”和自由派的争论？ 刘再复：我只是一般地（不是特别认真）关注过“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因为这不是学派之争，双方均缺少较深厚的学术论证，往往只能见其观点，不能见其著作。 就其观念而言，双方都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新左派的言论不少，具有较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即批判工业文明、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他们的讲述导致两个逻辑结论，一个是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一个是完全肯定毛泽东晚年的行为，这是让人难以信服的。要中国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去，这不是大倒退吗？不能面对阶级斗争时代铁铸的基本事实，不能面对历史黑暗，这是新左派的虚妄。而自由派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便是美国化，这也不对。美国的人口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可耕土地却是中国的五倍。中国只有一条海岸线，美国则东西都有海岸线。仅自然条件就有如此巨大差别，中国能跟美国一样吗？中国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容纳那么多汽车，哪来的停车场啊！中国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创造自己的现代化自式，不能整个地转向他式，即不是转化到西方的已有范式，也不是坚守中国现有的既定模式，而是要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符合中国生存、发展需要的现代自式。这种“自式”，既要接受人类既有文明的营养，又要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条件。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具有创造自式的可能，日本、印度均不可能，但是时间有限，历史赐予的机会恐怕只有今后的二三十年。 您现在回顾平生，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 刘再复：我把自己的人生划为三个人生，第一人生是中国的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中国的漂泊者；现在第二人生结束了，开始了第三人生，这一人生是超越国界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缘与中国文化血脉的思想者。做这样的自我界定，是为了让自己更自觉地站立于中性立场，用中道智慧看历史，看人间，看中国与西方。中性、中道立场，乃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立场，这也是知识者应有的立场。我是一个长江黄河养育出来的生命，天然地对祖国抱有一种生理性的挚爱情感，但我又是一个对文学具有信仰的写作者，这又使我天然地成为人类与人性的见证者，也可以说超越民族国界的限定而游思于自由时空的人文思想者。 刘再复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的弄潮儿，直到今天，很多人读他的书，会觉得他依然保持着八十年代的激情。在美国这许多年，他坚持中国国籍，不用手机，也不上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

【编辑按】前日开阳之文一出便引来一片口水论战，我的观点和某条评论中不同，宗教不应该作为一种敏感的话题，至少在北斗不应该。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完全反对那位作者的观点，但正如评论中所说，作者对于其所作的论断缺乏数据与例证，在典籍的阅读上更可能是一片空白，同样的，这样的空白在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评论中也有出现。所以应谷老师的要求将本期的荐书栏目换成这样一种具有回应形式的内容。谷老师给出了他本人的立场，也列出了这样一份处于中间立场的书单，希望可以给这场辩论的双方、及所有对宗教似有所悟实不甚详的读者们有所帮助。     本期主题：宗教离我们有多远？   荐书人 / 谷卿（暨南大学）     最近不知校园网出了什么问题，我居然能登上北斗了。前天一登上，看到了一篇题为“ 从中国佛道文化看中国近代落后的必然性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天然民主性 ”（这话说得通吗？）的文章就让我感到震惊。在开头的“缘起”中，作者自言“能在三大宗教中游刃有余”、能“对三大宗教做最直观的比较”，这马上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不幸的是，几段文字看下来，我完全可以确定，这位作者根本就没有读过他在文中提到的任何一种宗教的经籍，从没有过对它们教义、思想和历史流变的研习和思考，只是以一种直观的感受意气为文。 作者在文中写到的与佛教道教相关的历史和事件，均是极为普及的小知识，然而竟能从其中轻率地得出“佛道文化须对中国近代落后负责”的结论，实在缺乏对文化的基本了解和尊重。作者根本不知道汉化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本身是一个多么庞杂而繁复的系统，单说道教，鲁迅曾感叹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这是他在传统文化中浸淫日久得出的结论，道教与中国社会各个子系统结合程度之紧密，是学者们都难以想象的。而对佛教的概念，作者似乎只知道一个禅宗，而置其它宗派门户罔顾，禅宗来禅宗去，连禅宗思想的要旨都没弄清楚，就敢胡乱棒喝，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文章说：“早期道家宣扬长生，结果使得皇帝追求长生术。早期中国佛家讲究出家修行，结果出现梁武帝几次出家而不顾国家事务的荒唐局面。后来佛道更是沦为贵族阶层的一种利禄工具，贪官可以用供养和尚来消除罪业，杀戮如麻的将军可以逃遁到佛教里以消除罪恶，这使得统治者和贵族能找到很好的借口替自身的罪恶辩护。而禅宗的方便之门，也给贵族和知识分子以逃避世俗事务的借口，使得整个国家不务实际，而以追崇浮华为风尚。”这段话读来令人喷饭，我甚至无法相信这篇文章的作者受过高等教育。可以说，作者对佛教道教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学教科书水平，其对儒家的理解同样混沌不明，在此不作赘评。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文章处处可见“贵族”、“精英”的字眼，似乎一切文化只要是“贵族”、“精英”的，就必须被打倒。刘再复先生早就指出，贵族的对立面不是平民，而是流氓，中国历史上，所有精神层面的贵族都是有自尊、讲原则、不高调、甘淡泊的，他们才是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力源。五四以来最大的祸害就是把贵族与平民对立，进行文化革命，最终使我们丧失了贵族精神传统，富、贵、闲在二十世纪全部被消灭，遂致高级审美趣味弱化，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肆虐，财富意义上的权贵在富了之后不知如何是好，更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实，我早该通过标题看出此文的本质，什么叫“基督教文化的天然民主性”？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讲“民主”的，而一切痛恨、排斥文化者总会举起“民主”的大纛来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把高贵的精神踩踏在脚底。不能明白这一简单道理，我们永远认不清文化与政治的本质和关系。   推荐书籍（点击 蓝色字体 书目可下载）： 1、 《佛教常识答问》   2、 《道教文化新典》   3、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4、 《汉化佛教与佛寺》 5、 《中国道教史》 6、 《基督教的本质》 7、 《异端的权利》 8、 《基督教神学原理》 9、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10、 《中国文化史导论》 11、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另附：龚鹏程教授“三教论衡”系列著作；葛兆光教授关于古代中国宗教与思想所有著作；及【原典】《五十奥义书》，《楞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五灯会元》，《太平经合校》，《抱朴子内篇校释》，《周易参同契古注集成》，《云笈七签》，《老子想尔注校证》     （采稿：徐毅磊 责编：徐毅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