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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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香港 , 居港权 , 民粹主义 , 蝗虫论 , 陈云 , 周保松 , 杜婷 , 陈冠中 , 陶杰 , 黄俊邦 文：黄俊邦 陈云：“抵抗双非侵占，保卫香港城邦。划时代的香港广告。中港族群区隔的历史标记。”上图这张海报无疑是历史标记。然而，未来香港会走到什么方向？城邦自治成功保卫港人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还是港人仅有的自由民主公义的“剩余价值”也给仇恨所侵蚀？ 2012年刚才开始，香港整个社会便被双非、自由行的议题占据，势头比双英埋身肉搏强不知多少倍，网站的编辑室周记连同这一篇也已经连续三篇讨论（《本土蝗虫与论战想象》及《香港人口政策，是一个空盒子，还是一个黑盒子？》）。只要有任何议题触碰到中港矛盾这个问题，关注度也会几何级上升。新民主同盟到新政府总部示威，要求修改基本法，普通一个十多人的示威游行，按常理是不会有任何回响及报导，然“修改基本法”阻截双非，触动大量市民的神经。新民主同盟的示威相片及宣传图像，在网上传阅不断。bay area在独立媒体网的反对自驾游的报导刊出，也令网站的流量比平日高出四倍。 2月1日的这则广告，是市民累积多月后的一次爆发，这次的爆发如果要找一个起点，可以说是去年的外佣居港权事件，“不支持外佣有居港权”、“泛民搞乱香港”等口号在整个区议会选举中占主导位置。安徒在《民粹主义的狂欢节》一文中对区选的形容是出现大量民粹主义术语。民粹主义精于制造敌人，区分敌我，在2月1日这则广告中则是香港人VS内地蝗虫。这种民粹主义背后当然有社会基础，孔诰烽今年一月的文章就此作了分析。然而，安徒的文章提醒我们，这种情绪以及民粹主义用语，会带来很多不可能控制的危险。“民粹主义所动员出来的本土主义便带有具批判性的人民运动的色彩，抗拒只有利于资本剥削的国际地域版图划分。但当“外来者”被窄化为“移民劳工”、“难民”、“非法移民”，以及以种族、肤色、宗教作为区分“我”/“他”、“本土”/“外来”、“侵入”/“保卫”的双方，民粹主义的敌我观和简单操作，就会迅速蜕变为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不能向上升华，就只有向下成为怨毒。” 在广告刊登之后反应两极，一方面固然更加激起港人不满内地人的情绪，另一方面也令不少港人感到冒犯、不快及羞耻。平机会表示关注这则涉及歧视的广告。广告发起者后来表示广告中站在狮子山上的乃草蜢而非蝗虫。这种诡辩本来不值一提，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民粹主义的语言／图像本来就是简化的敌我语言，它背后总是附带一连串想象及标签，绝非作者或使用者所能完全控制。陈云在面书上指，“网民骂大陆人是蝗虫的时候，没有包括胡锦涛与温家宝，没有包括刘晓波与艾未未，也没有包括通过审批申请来香港工作的大陆人，蝗虫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蝗虫一语及图像所带来的想象，正正是不可能做到上文陈云所说的细分，也正正是没有清楚的“针对性”。利用形像化、简化敌我语言，或许确如陈云所言，这才是针对专制政权，凝聚反抗力量的出路。然而，这种功利计算又令多少人在这种“蝗虫”论述之下因而受到压迫？这又真的符合“香港人”所一直提倡的民主、自由、公义等价值？ 且看三个“香港人”说话。 周保松，中大政治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也是笔者读书时候的老师。在广告刊登当日，他写道：“今天作为香港人，我感到羞耻。请大家不要再传播那些有明显种族歧视和侮辱新移民和内地同胞的海报和言论。这是实实在在的冒犯和伤害，并已令内地同学感到不安。新移民不是蝗虫，他们是平等的香港公民，且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每天拚命工作换取微薄收入。内地游客不是蝗虫，他们来香港观光购物，不仅推动香港经济，同时带来良性的文化交流。双非父母不是蝗虫，他们当中大多数入住私家医院，付出应付的费用，其子女根据香港法律成为香港居民。如果这个政策不妥，责任在香港政府。我们要做的，是寻求用合理的法律和行政程序解决问题，而不是歧视指责这些妈妈和婴儿。如果有极少数内地游客生活习惯和我们不同，或有不文明行为，那我们需要的尊重差异，善意劝导和公正执法，而不是将内地人标签为低人一等，然后排斥敌视羞辱他们。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开放。请不要将香港，这个我们深爱的城市，变成仇恨和歧视之都！” 周保松对内地客的观感，或与不少港人不符。然而，笔者希望各读者在这里一个语境去读这段status。周老师在内地出生，移民香港二十多年，在中大政政系任教多年。曾读过周老师的课的学生，也会感受到他对人文的关怀，对公平、公正价值的思考及追求。香港的大学的学术自由不断收窄，大学官僚为了赚钱，不断招收内地学生图利，我想周老师“带来良性的文化交流”一句，正是希望透过教育、互动，令内地学生甚或内地客，把一些“香港价值”带回内地。这或许是理想主义，但这不值得我们尊重吗？ 周老师言教身教了众多学生，这些不正是“蝗虫”论者最推祟的“香港人”吗？“蝗虫”这个标签，是会自我不断衍生，不断制造敌人，不断贴到不同人的身上。周老师这样的老移民如是、新移民如是。 杜婷，“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负责人，来港四年，大家到“我在中国”的网站走走（https://cochina.org/），他们办的论坛讨论乌坎、aiweiwei、地产霸权，在香港这片土地连结香港人、内地人，一同思考中国的未来。杜婷在广告刊出后的status，已经把“蝗虫”这种标签效应说得相当清楚，她说：“我一直觉得香港是我的城市，虽然我来这里不过四年。我关注天星、皇后、深水埗、菜园村，关注这个城市的每次抗争，因为我知道它和我有关。我在大陆媒体写香港，写这个城市每周日将城中公园开放给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菲佣、印佣，写这个城市在每年的那个日子数万人在维园集会，写这个城市的包容和美好。也许是我迟钝，我从未觉得自己受歧视，倒是身边的香港朋友都很nice，不过近日的蝗虫论还是让我觉得不舒服，这几日外出连讲普通话都觉得有点忐忑。” 如果大家对北大教授孔庆东指“说广东话的都是狗”感到不满、那么你能朋体会到杜婷的忐忑吗？ 陈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现居北京的知名作家，他算是香港人？内地人？零九年出版的小说《盛世》，反思的就是威权政府、经济处于盛世下人的状态。陈冠中托友人把讯息传到网上，他说：“向任何助长族群矛盾的言论与行为说不：要抗议就去抗议香港政府，要政府拿出办法解决问题。要糟质就去糟质特首、特首候选人、港区人大政协代表，要他们表态、提案。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欺负游客、不要羞辱外来人，以多欺少太低庄。不管甚么人，我们都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难道我们这点都不懂？我们香港人就这么容易被人煽动？族群对立除了挑起两地仇恨，还能解决甚么问题？香港若继续给族群仇视情绪绑架，我们都将成了面目狰狞的人。香港人要拒绝族群对立的思维。做个勇敢的香港人，向任何助长族群仇恨的言论与行为说不。” 陶杰也有三篇文章谈孔庆东，以及种族仇恨在西方国家作为 Hate Crime 的原因。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晓波英文版文集《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近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哈佛大学出版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No Enemies， No Hatred），收录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多年的论著与诗文。现在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是该书的编辑之一，她向本台记者介绍说： “世界性的版权是在德文版手上，德国 Fischer Verlag（渔夫出版社）手上有世界性的版权。由于刘晓波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消息传开来以后，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其它外国出版商都来找渔夫出版社要求出版这本书。渔夫出版社就把版权卖给其它的国家，所以到现在2012年的2月份这本书已经有九个不同的语言出来了，有德文、英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日文还有韩文，当然还有中文的，实际上是十个不同的语言，还有其它的语言还要接着出来。” 参与中文版《刘晓波文集》编选工作的纽约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刘晓波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国内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英文版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书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刘晓波的思想。 法新社星期天的报道说，《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书中的内容显示，刘晓波曾深刻反省、怀疑西方文化。例如，1989年3月，刘晓波在《 后记》一文中提到他造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惊觉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肤浅”，“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刘晓波还在这篇文章中批评多数西方人“仍对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也不喜欢被西方人赞为“造反者”。不过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刘晓波改变看法，认为美国人投票让历史上处于弱势的少数团体成员掌权，显示“美国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一篇论著中，刘晓波指出中国大陆应遵循奥巴马模式，让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刘晓波写道：“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胡平对此评论说： “谈到刘晓波对西方的观点这中间当然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是太大。当然首先他在国内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给以非常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从他到西方来的感受他对西方也有不少的批评。他的批判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汉学界就是研究中国问题这方面的人，觉得他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还不够；另一方面他对现在西方那种平庸很不满意。当然他对平庸很不满意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不一定是说西方的制度有多么多么的不对，他多少是认为西方现在就是处在这个阶段，西方民主本身就处在这么一种平庸化的一种现象，所以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提出根本的质疑或批评，所以这和他后来奥巴马当选总统这件事发表他的看法前后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现年56岁的刘晓波在2008年起草政治改革请愿书“零八宪章”，2009年遭中国大陆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11年，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目前刘晓波仍在狱中服刑，他的妻子刘霞也遭到中国当局软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原文： 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 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纽约书评刊登的世界各国民主命运系列文章的第4篇。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 ：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平（C） ：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