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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重庆红色之困 ——回望重庆之二 进入专题 ： 重庆模式 薄熙来    ● 荣剑       重庆“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          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 ，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中国模式”，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          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         进入专题： 重庆模式 薄熙来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6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胡锡进：如果说BO的事是党代会前中国的一个“坎”，我认为这个“坎”中国迈过去的平稳度，在社会如此多元化的今天，可以打高分。中央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驱逐了谣言，确保了国家政治上的从容，不因此事就从大方向上走神。其实中国公众的心态总体上很稳定，不希望国家的改革和致富路线被偶然性事件或外力扰乱。 六人行老友记friends：BO是谁，操你妈的，哥哥不懂英文 我真心无语了：什么屎到了胡老师嘴里都能吃出甜味来  罗建围脖01：够喜感//@刀一寸:...

由于涉嫌严重违纪，上个月刚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的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被停止。中纪委已经对他立案调查。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谷开来由于涉嫌谋杀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薄熙来违纪从何而起？* 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说：“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 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报道没有说薄熙来在哪些方面严重违纪。但是违纪的说法很宽泛，既可以指处理党内事务时违规，也可以包括贪腐行为。 根据中共纪检机关工作条例，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违犯党纪的问题，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请中央批准立案。 *薄熙来停职不是撤职*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方报道措辞谨慎，很有分寸，仍然称薄熙来为同志，而且他的职务不是被撤销而是停止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说: “停止职务是指，有这个职务，但是不能行使这个职务了，不等于最后撤销。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是选举产生的，得由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撤销。” 他说，虽在此案现在是由中纪委进行调查，尚无定论，但是显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否则中央不会如此处置。 *薄妻谋杀海伍德？* 与此同时，新华社在另外一篇报道中说，对王立军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被发现死亡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行复查。 报道说，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子同尼尔.海伍德过去关系良好，后因经济利益问题产生矛盾并不断激化。 新华社说，现有证据证明尼尔.海伍德死于他杀，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员张晓军有重大作案嫌疑。他们两人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 *薄熙来与谋杀案的关系* 尽管新华社没有提，薄熙来本人是否涉案，但是人们很难相信他能完全脱离干系。王占阳说: “如果是小的经济利益不致于谋杀，肯定是重大的经济利益，非同一般的经济利益。这就意味着，这里边有重大的贪污问题。腐败的程度可能比陈良宇、陈希同严重很多倍。”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和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都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人也都由于贪腐问题而被判刑入狱。 *薄熙来是“红”还是“黑”？* 就在不久前的人大重庆代表团的记者会上，薄熙来还说，他和夫人没有任何资产，他夫人基本就是在家里做一些家务。现在，薄熙来的这个说法，恐怕很难自圆其说了。 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大搞“唱红打黑”，赢得不少人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批评，认为他那套是“文革”政治运动式的做法。 王占阳认为，所谓“左派”有两部分人，一种是思想偏左的普通民众，一种是打着左派招牌的特殊利益集团成员。他说： “这些人利用左的东西来谋取权力，谋取利益，然后赢得支持，然后谋取更大的利益。这部分人我叫他们特殊利益集团‘左派’，他们是左派势力的核心。” *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发生在今年秋天中共召开十八大进行换届之前。王占阳教授认为，中共中央的这一举措，可以“防止18大被这种打着左派旗帜的人篡夺重要权力。这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王占阳分析，薄熙来重新翻案的可能性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说，这一事件促使人们思考，是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此事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会有一定益处。 相关日志 2012/04/11 — 曾因薄坐牢的记者姜维平：我早知他有这天 2012/04/11 — 薄熙来与美国 2012/04/11 — 博讯:薄熙来夫妇涉害多人，谷开来恐性命不保 2012/04/11 — 为何称薄谷开来？原来她有香港身份证和新加坡绿卡 2012/04/11 — 谷开来：中国的杰奎琳·肯尼迪？ 2012/04/11 — 薄熙来谷开来落马相关评论合集 2012/04/11 — 谷开来涉嫌四宗命案 涉重庆受贿10亿 转出海外80亿 2012/04/10 — 左派阴谋论观点:海伍德之死–重庆事件第二季 2012/04/10 — 关于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的文件通报 2012/04/10 — 新华社: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 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 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 方励之文集 ”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外交政策》 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经济学人》 邓小平的遗产：伟大的稳定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