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在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思想观念的斗争、理论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如马立诚所说：“那时候是‘文章救国’。现在大家对文章的关注度下降了，更多关注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是一种进步。 打左灯，向右行——读《交锋》 文/郭钦 （长江大学）     据说在西方媒体上有这么一则政治笑话：布什、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各开一辆车，到了一十字路口，上面有两个路牌：东——社会主义，西——资本主义。布什连看都不看一拐就走西边去，戈尔巴乔夫到了，左想右想，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向西拐了。最后是邓小平，只见他手脚麻利地把两个牌子互换了一下，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了。这个戏谑幽默的政治隐喻跟我们平常说的“打左灯，向右行”相差无几，把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转型描绘得栩栩如生。正如我们平常老百姓所说：“中国特色是个筐，不管啥都往里装。”这种“中国特色”便是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到自由贸易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所催生。即便改革已有三十年之久，但“左右”之争从未断绝，加之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争论更加激烈，改革则更是步履维艰。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马立诚、凌志军的《交锋》通过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这三十年的改革史的一把钥匙。本书记录了自1978年来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让我意外的是，本书的大胆言论，它突破以往禁忌，详细介绍了曾令京师震惊的四份“万言书”，甚至还提到了“魏京生”、“西单民主墙”、“九评”。这些敏感词以前也多多少少听说过，可是每当想进一步了解时，互联网上通常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或者“该页无法显示”。本书虽然无法详细展开，只是稍带一提却也让人欣喜不已。 本书的作者为右派人士，倾向性很强。本书书写三次思想解放的比例大约是2:1:3，第三次突破“公有制崇拜”占了重大比例，大概是想借古喻今，为推进改革摇旗呐喊。结束语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这让不少左派人士大为恼怒，我在乌有之乡看过他们对此书的评论：什么“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什么“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什么“鼓吹私有化”。这种文革式的扣帽子让人厌恶，这种理屈词穷下的扣帽子做法让人颇为厌恶。不过该书作者也不乏刻薄之处，比如讲北大教授解万英自杀。身为左派的他在听到十四大把市场经济原则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中，因而受到强烈刺激，觉得某种价值目标已幻灭，他在《求是》杂志上写下“社会主义必定胜利”（在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后自杀。说实话，向来不怎么待见左派的我读到此是很震撼的，感动、敬佩、惋惜五味杂陈，很欣赏他为信仰献身的勇气，完全不忍心对他的固执己见进行指责。而作者此刻还不忘对“左”派批评一番：“打着姓‘社’姓‘资’的旗号拼命反对市场经济，亦是对解万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左’倾思潮对此悲剧亦有一定责任。”看到这样的句子，让我产生“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之感，同时也感到改革进程中“左”和“右”交锋对撞的激烈。 这本倾向性很强的书出版于10年前，并大受知识阶层的欢迎，但即使10年过去了，书中作者期待的进一步改革依然很艰难，并不十分乐观。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日趋尖锐，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频频交锋。改革遭到特殊利益集团、极左思潮和民粹主义的狙击，起起落落，似乎失去势头，社会各界都在紧张地思考改革的命运。 “左”派和“右”派都把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加大、腐败加剧等等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左派说都是改革的错，自由派则说是改革不彻底的错。左倾势力要求回到过去，改革者则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约束垄断势力，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前看到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左派认为的问题是财富的不均等，右派认为的问题是权力的不均等。”两派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不过左派让我很反感的是，他们利用民众的不满做文章，把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归结到市场经济头上，以此反对改革，煽动民粹主义。他们似乎忘了他们所向往那个时代的种种问题要比现今转型中大的多。邓小平曾在改革之初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前段时间，同学说起她经济学院的老师对改革开放深恶痛绝，指责改革开放导致了现在的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她的老师颇怀念毛时代人人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像现在人信仰缺失，变得物质势利。而我春节回去，遇见的一老高级知识分子也持相同看法，这让我颇为诧异。更有甚者，大“左派”邓力群竟被冠以“伟大的预言家”之名，（邓力群在1980年务虚会议上说：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对此，后面有论述）。这些确实是当今中国社会在改革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恰恰是改革不彻底的症结所在，绝不表明回到毛时代人民生活会更好！我没有想到，民间竟然也有不少人对已经实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仍抱有异议，因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至少解决了人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填饱肚子，在问题解决的基础上谈主义才成为可能，至少我自己是不想过着空着肚子大喊主义的日子，更不想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你死我活中。这三十年的改革，人们从最初的解决温饱到现在向小康社会迈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享受到了经济改革的实惠，怎么反而因为当下转型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否定改革呢？ 本书主要讲述的是经济改革中“左右”两种思想斗争，以说明思想解放的势头是始终不渝的。而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反而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而造成的，其一就是政治体制的滞后，而不是“左”派所说的毛时代的大锅饭可以解决的。现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而民主政治才刚刚破土。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如公民权利欠缺、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官员作威作福、老百姓有理没处讲、垄断企业通吃、经济增长模式迟迟无法转变等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有关。温家宝在今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并且他公开给予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下台的胡耀邦以正面评价，可惜的是由于改革的艰难和所涉对象的敏感性，温家宝的讲话并未在国内媒体广泛刊登，虽然几近夭折，但公开的喊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铺了路。与温家宝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相对应的是薄熙来领导下“重庆模式”的崛起，但在网络上，你基本上不会搜索到关于此的半点负面评论。 以前关于改革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来自纯官方，加之父辈的经历让我以为虽然有不少人对社会现实不满，但民间应该差不多都是拥护改革的。而我所受的中国教育模式也使我没对“改革”的真正涵义进行深究，只是知道最初改革的阻碍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禁锢及人思想的僵化。后来才知道改革进行的是如此困难艰辛，才知道原来“左右”之争在这三十年从未中断，直至今日也深深地影响着改革进程。但毕竟，较之以往，意识形态的禁锢已淡化不少，而各方利益博弈、利益纷争则成了影响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更多的是思想观念的斗争、理论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正如马立诚所说：“那时候是‘文章救国’。现在大家对文章的关注度下降了，更多关注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是一种进步。 推荐书籍（点击 蓝色字体 书目可下载）：   《交锋》 （来自投稿邮箱；责编：项栋梁）    

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 作者：仲之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7 本站发布时间：2011-6-7 18:39:01 阅读量：1033次 我有一次到一个补鞋摊去补鞋。我坐在那里等的当儿，一个人慢慢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后和补鞋师傅打起了招呼。看样子他们俩已经很熟悉了，一见面就很随便地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师傅忙着手中的活，除了不时地插进一句话，基本上都在听。这人已经上了年纪了，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他的阅历相当丰富，对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一向喜欢听这样的人讲讲过去的“老皇历”，便十分在意地听着。 他说现在城市一下子盖了这么多房子，农村的人都跑到城市来了，可他们在农村还照样要盖房子。我说乡下的房子都空在那里，人们是不会回去住的。他说那也未必。要是战争起来，城里的人跑都来不及，纷纷都躲到乡下去了，那时候城里的房子还有什么用处?像现在这样几十年都没有发生战事的年代是很少有的。他又说，我们这个社会什么都得靠关系，只要谁有什么人当个官儿，谁在社会上就吃得开。我有一次出门，车经过一个地方时遇到向司机乱收费的。于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就气愤地说道，要是我当局长就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我问他在三种情况下你还抓不抓人?第一，这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抓不抓?第二，这人如果是你的亲戚，你抓不抓?第三，这人如果是你的朋友，你抓不抓?他被我问得无言以对。我在心里说，看来你也只是个孬瓜而不是什么好瓜!他还说，要是在毛主席时代，时不时给你来个运动，当官的就不敢这样乱来了。我说你觉得毛主席怎样?他说毛泽东也有好的，国家领导人当中像他这样在银行里没有存款的没有几个。我无意和他展开一场辩论，刚好我的鞋也补好了，就起身离去了。 他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和平的一丝隐忧，我相信不少人也是这样的，我也认为这是必要的。但这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觉和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经过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理性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当今世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范围以及形式也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再作旧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了。他对社会上随处存在的“裙带关系”的分析，病灶找到了，药方却开错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实行专制政治的社会，历来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也只有通过建立法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毛泽东频频发动各种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未必不是为了整肃官僚主义，避免各级干部褪变为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但这会严重破坏法制、随意侵犯人权、造成社会的长期动荡不说，就是对实现其初衷来说，也是南辕北辙的。只要专制社会的基础没有改变，官僚主义就必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温床。而且，在那个时代，“极左”路线总是得到推行，百姓的愿望总是受到压制，不同的观点总是被打成异端，这不也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官僚主义吗?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难道还小吗?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认为那时候很少有各种的贪污腐败现象，广大干部都很廉洁奉公。我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由于很多相关的历史资料还被封存着，人们无从全面深入地了解那时候干部的真实状况。就以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一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我听长辈说过，那时候生产队干部掌握着评工记分的权力，并且生产队的仓库也由他们保管着，他们可以随意地给自己评工记分，可以随意地把粮食从仓库里拿出来打平伙。社员们对这些都看在眼里却又无可奈何。我们从各种资料中还可以发现，那时候社会上招工、招干、招生的活动中出现的走后门、凭特权等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毫不稀奇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社会上各级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动辄就是多少多少，而把过去也同样存在着的这类现象给忽视了。毕竟时代不同了，贪污受贿的形式和数额也不同了，但不管怎么不同，性质都是一样的，影响都是一样的，须知一担谷子对于那时候饭都吃不饱的人们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官僚主义以及与之形影不离的贪污现象在我国可谓是“历史悠久”，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渊源。就是在号称由最先进的阶级和实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阵营内，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也是始终存在的。原因无他，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它就必然会发生异化，产生各种各样的权力滥用和特权现象，这与由什么阶级领导和实行什么意识形态无关。早在紧张激烈的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共建立政权的地方就普遍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在1947年，刘少奇就说，“党内和干部内严重不纯洁(地富成分、出身占多数——原文)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的干部强迫压制群众，脱离群众，已达到惊人的程度”。①1949年，中共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政权，当初打江山的人开始坐江山了。但建国后不久，在干部队伍中就出现了各种的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为了纯洁广大干部的队伍，保持干部队伍优良的作风，中央于1951年底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不久批准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但发动这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事物的发展趋势，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仍然日益严重起来，后来上层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响应也是与这密切相关的。2006年2月25日，丁学良教授在清华大学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文革’兴起时候的那些口号在当时都是很受拥护的，因为它们针对的就是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里，老百姓不能够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对社会的不公平进行批评，找不到方式来补偿、来扭转，于是这些不公平现象累积到1966年，上面最高层终于发动了全面造反。上面发动‘文革’的用意和下面是不一样的，但口号却是完全符合下面激愤的情绪的。”毛泽东对建国后人们革命热情的逐渐衰退，对官僚主义现象的不断增长日益不满这不假，但由于他不是通过改变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途径，而是通过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达到目的，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终其一身，各种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来都没有销声匿迹过，相反还愈演愈烈，人们不但要受官僚主义之害，还要遭社会陷入长期动乱之苦。 毛泽东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也是一向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他厌恶钱，生活过得很简单，一件睡衣打了无数的补丁还在穿，最大的爱好是吃红烧肉……两相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干部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我们更要提倡他的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人们对毛的这种印象符合历史的真实吗?毛的身上有着各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嗜好，而这些嗜好又往往是与所谓的“俭朴”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他喜欢用木筷吃饭，视金银、象牙筷为仇雠。他从小喜欢吃马齿苋，并且终生按照家乡的叫法，称之为“马屎苋”，却不喜好山珍海味。然而，为了满足他的这些嗜好，国家却动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这种他的这种“俭朴”的生活方式，政府却耗费了大量的国帑。②王彬彬教授认为：“如果毛泽东真的只用竹木筷吃饭，那也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与‘艰苦朴素’实在扯不到一起。”“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之所以仍然常常要吃‘马屎苋’，仅仅是喜欢吃‘马屎苋’;他之所以不吃‘山珍海味’，仅仅因为他不喜欢‘山珍海味’。这与‘艰苦朴素一点也不搭界。’”③三年困难时期，他看到全国那么多人都没有粮食吃，得了水肿病，于是连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不吃了。这也是后来被人们广为传颂的，成了他与民同忧、关于人民疾苦的最好证明。明明是他发动的“大跃进”使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没想到他的这种生活小事经过“创造性的转化”，却成为他的一大“亮点”。但也正是在这一困难时期，湖南省却在他的家乡韶山为他耗费巨资修建了滴水洞别墅。滴水洞别墅一、二、三号主体工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建筑面积3638.62平方米。这处按毛泽东要求修建的别墅，毛泽东仅仅使用过11天。④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不应该发动“大跃进”，或者问题开始暴露后就应该及时地掉头;他要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就应该用这些修建别墅的钱从国外进口粮食，以解民于倒悬，而不是在一盘红烧肉上做文章。然而，这些却都没有发生。 我还有一次回乡一段时间，晚上有时出去跟一些中老年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大家谈到了毛泽东，一个说毛主席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声誉搞坏掉的，当时的运动把多少的科学家都搞得家破人亡。他没说的又一层意思就是除此之外，毛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另一个说他当时实行“极左”，其实大跃进时他就实行“极左”了，因此而饿死了不少人。他好歹又往前推进了一层，但也仅限于如此而已。还有一次闲聊时，有一个说当时实行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全是在瞎折腾。开始时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但没过多久就没东西吃了。他说当时他所在的食堂的那个负责掌勺的人，给别人打饭时就尽舀上面稀的部分，而他的亲属来打时，他就把底下稠的舀上来。他还说他的一个同龄人每次吃完后就把吃饭用的陶罐扔进茅坑里。从他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大二公”和公共食堂还能有不失败的道理吗?人只要掌握权力，就必须会有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的倾向，只要制约权力的制度跟不上，这种发展趋势就无法遏止。只要是实行分不表到底谁所有的公有制，就必然会伴随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损公肥私和浪费的现象，对于公家的东西人们能挪的就挪，能多吃多占的就多吃多占，使用起来丝毫不加珍惜，反正“崽卖爷田心不疼”。到此为止他说的这一番话都还不失为“经验之谈”，但他接着又说，当时我们饿肚子这也不怪毛主席，是你们下面的干部虚报产量，说亩产几千斤。既然这样，毛主席就说粮食吃不完了，就办公共食堂吧。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却不知道公社化、办公共食堂其实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始作俑者无一不是上面的中央，无一不是毛主席老人家本人。 三年困难时期，张广友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山东省惠民县与社队干部的接触中了解到，把出现困难的原因都归结为下面各级干部刮“五风”是不公平的。“各级干部虽然都为刮‘五风’犯错误作了检讨，但是相当多干部，特别是一些社队基层干部思想不通，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地方都刮‘五风’?‘五风’是从哪里刮起的?风源在哪里?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儿?他们有的说，‘五风’中的一些问题，大都是上级领导叫搞的，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问题，都是中央文件规定的。翻开两年来的中央文件有关政策规定，不是一清二楚吗。”“党章上明确规定的组织原则最后一句话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立场问题。谁敢顶，谁敢反对?不要说反对，就是执行不积极的，不是成了‘右派’就是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成了‘阶级敌人’而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⑤既然如此，为什么直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当年问题是出在下面呢?这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是对的，但到了基层就走样了，是如出一辙的。其实现在不是许多政策在基层走样了，而是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回乡，中途要倒车。在等车的当儿，我听见几个摩的司机在说农村土地征用的事。他们说政府从农民那里用一亩两万多的钱征收上来，然后又一亩卖几十上百万的价格卖出去。其中一个说这都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下来，他们就把它拿去擦屁股。我本不想说，但还是忍不住说道，不是地方政府乱来，中央的政策本来就是这样的。土地是国家的，地方政府就可以随意征用，补偿费用的标准也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出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百姓主动为中央开脱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是舆论的导向所致。舆论的主导权由政府他们控制着，因此他们总是往好的说，而不利的总是有选择地说，甚至干脆就遮蔽起来。就是有一些披露真相的资料，也已经淹没于这种铺天盖地的主流舆论之中。 人们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一方面是源于不了解过去或者不愿意了解过去(虽然现在还有大量的档案没有开放，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但就以目前境内所能够看到的来说，也足以解构毛泽东身上的神话，问题在于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往往会受到既有的情感和立场的影响和制约，他们未必就会睁开眼睛去看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原有的权力结构下进行的，政府的权力的运作仍然不受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掌握着改革的主导权，使改革处处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进行，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垄断了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的财富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而普遍大众却没有难以得到这些社会资源和市场机会，他们和既得利益集团和差距越拉越大，沦为了弱势群体。他们不但没能分享到应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且他们的许多利益还被剥夺了。譬如，城市中的拆迁和国有企业改革，农村中的征地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权力和资本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好处，而广大的弱势群体却丧失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口号下，许多原本应该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领域却被推向了市场。譬如，医疗、住房、教育等这些领域，过去虽然社会保障的水平也不高，但更多地是由政府的财政承担着，因此人们在这方面的负担相对不重。1990年代后这些领域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政府财政的投入减少了，更多地把这方面的负担转移到个人和家庭身上，于是就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所有的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不如说是市场化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带来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规范、公平，然后再辅之以必要的再次分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稳定。只有这些，才是消除人们对现状的日益不满，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之举。否则就使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日益回潮，从而重新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怀念总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和“经济民主”。然而，在那样的时代，所谓的“经济民主”从来都只是表面的，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等级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普通百姓却陷入了普遍贫穷的境地，所谓的“一大二公”就是共同贫穷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人们并非没有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而是这种愿望一再被强行地压制了下来。1956年农业实现集体化后，不少地方就出现了农民积极性下降、闹退社的局面，于是在一些地方如浙江的永嘉县、广西的环江县等又暗中搞起了包产到户，但很快这些零星的火种就被扑灭下去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严重的粮荒，许多省份又开始搞起了包产到户。虽然它很快就开始见效了，并且也得到了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肯定，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到发展方向的问题，再加上中央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力量并不支持它，所以它很快又被取缔了。还有各种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等，也是屡禁不止，尤其是在物资十分短缺的时期，各种的黑市更是不可遏抑地冒出来。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既符合人们的愿望，又能够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要是没有它们顽强地存在着，那个时代形势只会更加严重，人们的生活只会更加糟糕，但它们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要不断地割掉。毛时代结束以后，由于我们抛弃了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恢复了人们的各种经济自由，短短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告别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问题。2005年11月14日，丁学良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回国的时候，经常听到司机发牢骚、骂娘，说改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车里挂了以前领导人的像。有好几次在出租车上我都跟他们讲，你呀要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如改革以前的中国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过去你有开出租车的机会吗?那时候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你这样把革命领袖的像当作菩萨挂着‘避邪’，更会被拖去专政个八年、十年的!”⑥现在这些怀念毛时代的人，他们也大都不是无产者了，甚至都拥有可观的财产了。他们是否想到，要是真的恢复到那个时代，他们的这些财产也是保不住的。在那样的时代，像现在这样的两极分化现象是没有了，但同时却又陷入了共同贫穷。实际上，在那样的时代也从来不会产生真正的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是没有了，却仍然有权力和等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仍然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 2011年4月26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网上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此文系对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毛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旧说的看法，没想到这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公愤。2011年5月24日，“乌有之乡”网站发表了50人联名的“北京市人民公诉书”以“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此后事件持续发酵起来，其他不少地方也召开了声讨他们两人的“公诉大会”。我从太原召开的“公诉大会”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会场的人大都是已经上了一定年纪了，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都是毛时代的过来人。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遭受过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的受害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思过他们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害，吃那么多的苦?人们固然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于“四人帮”造的孽，但“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却在公审他们的大会上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如果他们是那个时代运动的急先锋和凶狠的整人者，不知道道他们有没有想到过那些挨过他们的毒打甚至惨死于他们的革命武力之下的人，他们有没有为此忏悔过?如果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施害者，又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即“整人者人亦整之”，不知道他们事后是否感到这个时代的巨大荒诞性?人们评价毛总是要带着自己的立场的，但不管立场有多么的不同，实事求是总是要的吧。这些铁杆的毛派，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的真相，多一些冷静和客观，少一些意气用事和偏狭呢?对于那些“反毛”的言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拿出有力的理据来反驳，而采取大批判甚至是公诉这种可怜的方式呢?“左倾”的立场是社会进步所需要的，而且它们也有其存在的权利。问题在于人们是真“左倾”还是假“左倾”，是自己“左倾”还是强迫别人“左倾”。对于那些真正以“左倾”来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理想的人，我还觉得是可爱甚至是可敬的。那些因为现实处境不好和被假相所遮蔽而产生“左倾”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那些并不相信“左倾”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得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的人，他们是可鄙的。而那些唯我真理在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对于持不种观点者大加挞伐的人，他们则是可憎的。“左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民失去了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只剩下清一色的“左爷”们。 世界之大，使得人们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也是如此。同时，人们的认识又往往受到自己的情感、观念以及利益的纠缠，即使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未必就能够客观、公正地认识那个时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何况我们还有许多的档案都还没有公开，还有许多的著作无法在境内出版，历史还处在云遮雾障之中，人们难以对毛泽东时代产生客观、公正的认识。无理性、不公道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又与人们对现状的不满是分不开的，与上层对它有意识的纵容是分不开的。君不见我国西南的一个城市，在当地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掀起了一股唱红歌的热潮。 人们会怀念起毛泽东时代，与其说是他为人民谋到了多少幸福，不如说是我们对他的真实情况还知之甚少;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值得向往，不如说是现状确实有些让人们失望了;人们会怀念起那个时代，与其说是我们应该回到那个时代，不如说是当权者要借此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回避掉。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④ 参见王彬彬的《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王彬彬：《毛泽东：遗物见情》，《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63-64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爱神艾未未／之二 艺术家艾未未 【联合报╱谢小韫／文】 2011.06.07 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人生，只有瞬间……──艾未未 艾未未(右)家受宠的流浪猫，大剌剌地躺在桌上假寐，也成了与谈者之一。左为本文作者谢小韫。谢小韫／图片提供 他只是一位艺术家 艾未未是谁？ 对我而言，他只是一位艺术家。 有人说他是社会运动者、建筑师、人道关怀者，但本质上，他仍然只是一位艺术家。他说，他不喜欢被冠上这些头衔，他只是一个人，做了一些事而已。 2009年七月，日本东京Mori美术馆为他举办个展，我也应邀参加开幕酒会，并约他谈谈2011年底，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办他在台湾第一次个展的可能性。他知道我来自台湾，以腼腆的笑容及柔和的语调说：他很向往去台湾，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引导我看他的作品，并说，他在台湾的展览要有很多新的创作才行。 那晚的开幕典礼宾客云集，把Mori美术馆的茶会大厅挤得黑压压的一片，艾未未在围绕寒暄的人群里，显得有些不自在，却始终保持腼腆的微笑，好像与现场欢乐的气氛完全无关似的。 第二次跟他相见，是2009年年底。他应中原大学之邀，来台讲学一周，我约他来看北美馆的「蔡国强展」及未来他可能会展出的场地。他瞥见地下室的演讲厅门口，有一个立牌写着「因艺术家临时取消档期，特此致歉」，于是促狭地照了一张相片，说：「这是很好的展出方式，说不定我的展览，也要立一张像这样的牌子！」 这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我招待他吃欣叶餐厅的台菜。他对乌鱼子这道菜赞不绝口，虽然乌鱼子的大量胆固醇对他的体型而言不是很适合，但他可不忌口，以「人要活在当下」为辞，笑呵呵地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 第三次是在2010年五月，我去参观上海世博时，与北美馆展览组长顺道去北京「草场地」艾未未的家，洽谈2011年展览的规画内容。 北京在奥运后，整个城市从一位典雅的老姑娘，像做了小针美容似地，一张脸顿时时髦艳丽起来，可是脖子以下，仍是老样子。老样子有老样子的味道。 流浪猫的签名 我们要去走访的艾未未，可不怎么喜欢不论是老样子或是新样子的北京。他认为北京非常政治，因为有巨大利益集团的所在，就有巨大的缝隙；有缝隙，就有很多藏污纳垢的地方。可是，当权力本身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时，反而又有了巨大的自由度，各种其他的价值观就有可能在此生存。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有巨大的不合理，却又洋溢着人们生存的细节与生命力。 艾未未在北京「草场地」的家可不好找，从北京市中心坐出租车去，也得花上半小时，他家的门不像一般住家的门，反倒像个工厂的门。进得屋来是一个大花园，没什么惊世骇俗的装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草地。他宠爱的猫儿和狗儿三三两两的在草地上、桌上、椅边逡巡。一只白猫忽然跳上我们谈话的长桌，居高临下地巡视一番后，大剌剌地在他送我的纪录片封套上撒了一泡尿。他笑着说，这只猫是流浪猫，已经得了癌症，所以这张DVD最有纪念价值，特别签了名送给我。 在我们的洽谈中，他偶尔拿起手边的相机拍照，不经意地，想拍就拍，想用什么角度拍就用什么角度拍，也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角度，简直不像拍照。照相机就像他手上的笔，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或画点什么。很少人像他这样对待拍照这回事。他希望他的表达接近于不表达，将表达和不表达的界限抹平，就是多拍，甚至拍到失去拍的理由。 这么多拍下来的照片都发到博客上，他说，他每天上网10小时。 他说，网络是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最神奇的事物，它使人有机会从技术层面、知识层面和历史结构中解放出来。它引起的自由和民主意识、个人觉悟、个人参与和体验，让人更加自由。它是真正的革命，最终将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 从北京出境来台时，被扣留迄今 原订第四次的见面是在2011年4月5日，为艾未未今年底在北美馆的展览做最后的磋商。他却在北京搭机出境时，被扣留迄今。 今天，艾未未成为全球瞩目的异议人士，是因为在他的艺术创作里，融入他最心系的生存议题。就像他说，他在川震的废墟里，看到一个个埋在土堆里的学童书包，深感震撼，启发他创作长达十几公尺到几十公尺长的「书包」作品。他的工作室调查川震遇难者名单，制作出的纪录片仅是一个个人名滑过黑暗的屏幕，以单一的视觉表现形式，辐射出扣人心弦的张力。 艾未未说过： 「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生活，生活到过瘾的时候，都是艺术。」 「谁也不能成为历史的逆流，谁也不能阻挡人们要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个人的自由精神，这是大势所趋。」 「对我来说，没有人生，只有瞬间。」 「我们都是血肉之躯，限定的时间，限定的条件，每个人都一样的，我们都是散去的一阵风。」 艾未未在中国政府眼里，可能不太像个以艺术创作为职志的艺术家，但在我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想自由创作的艺术家。艺术家的作品若触及政治、社会议题，往往不为当局所乐见，中外皆然。艾未未对此当然亦有所了解，所以对于艺术与政治这个课题，曾经解释说：「艺术是要求自我表达的方式，一种表达的可能，在他人和其他群体中产生某种可能和引起影响。」 也许，他的艺术对政治所造成的「可能」和「影响」，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也超越了当局的容忍程度；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政府，或哪一位掌权者，对政治也许可以不假辞色，但是对艺术，可否多一些包容与想象呢？毕竟，艺术家的创作初衷比政治家处心积虑的谋略，要单纯多了！ （作者曾任台北市立美术馆馆长，现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2011/06/07 联合报】 http://goo.gl/ZIk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