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建三峡?

刘桂明按语:     长江中下游触目惊心的旱情,又一次将三峡工程的争议纳入了国人的视线。     其实,三峡工程从其列项开始,就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只是因为领导的一意孤行,终于搁置了所有的争议并将其作为重大政绩工程正式上马。     现在涌现出来的各种争议,多是似乎带有讨伐与追究之意。但是,从民主与法制的视角来看,如果真要追究什么人的什么责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再说,即使三峡工程有误,现在也无法去炸毁它。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反思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程序性。      博主妄加猜测,如果当年动议的三峡省正式设立,今天会是什么样呢?或许作为省会城市的宜昌将比现在繁华与发达。好在最终的结果是三峡省并没有如愿诞生,应运而生的却是开始并未考虑的重庆直辖市。                  三峡是个好大坝                                            作者 韩寒 最近三峡大坝广受争议,很多人士认为三峡工程忧虑颇多,例举出了比如容易引发地震,容易生态失衡,容易引发旱灾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引用黄万里先生说过的三峡大坝迟早要被炸掉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作为三峡大坝的拥护者,认为这些都是杞人忧天,三峡大坝不光利大于弊,而且有百利而无一弊。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的上马有颇多周折,甚至在人民代表赞成大会上都出现了几百票的反对和弃权票,这的确是百年一遇。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三峡工程的上马。江中有大坝,海里有航母,这一公一母,一爸一妈,无疑是中国国力强盛的象征。在此,我将一一反驳那些反对的声音。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上下游的生态会失衡,我认为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前,生态已经失衡了,所以这个反对意见不成立。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成为一个重大的显眼的军事目标,一旦敌人对三峡大坝实施打击,能源供应和下游人民都会遭殃。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的非常圆满,我们在下游的城市里布置了大量类似富士康之类的企业,一旦三峡决堤,城市被淹,全世界都将无法享用到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恩惠,最关键的是,美帝将无法生产苹果手机,光这一点,外敌就不敢对三峡大坝发动攻击。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将引发地震。首先这些都是推论,无法证实,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汶川地震都是由三峡大坝引起的,我们看汶川地震三周年,晚会都叫中国奇迹,而地震对我们来说不存在反思,全是各种伟大的胜利。把逻辑关系捋顺了以后就可以总结出:三峡大坝引发中国奇迹,完成伟大胜利,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么?   反对派认为,三峡大坝建成以后,会引发旱灾。今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面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很多人对此颇为担忧,觉得江西省政府一定很头疼。其实你们不懂,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土地买卖,湖面又不能卖,所以我觉得江西省应该把握机会,在鄱阳湖的湖口修建一个大坝,连那十分之一的水都不要剩下,这样,江西政府将瞬间多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买卖,而卖点自然是鄱阳湖的遗址,平原上的盆地,万水之源,聚宝之盆,开启您的财富生活。再请一个当年力保三峡工程的老人,在鄱阳湖遗址上画一个圈,建立一个经济特区,那又是一段佳话,而且对内陆经济的推动绝对是不可估量。   有些人利用三峡大坝攻击一些领导人,说他们的想法是“我死后,哪怕他洪水滔天”,我想告诉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领导们恰恰和你们想的相反,领导就是因为害怕死后洪水滔天,所以才力主修建了三峡大坝,这样他死后,最多上游滔天。只要下游不滔天,虾米总是有得吃。所以,这一条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诉,三峡大坝,百利无弊,谁还有什么反对意见么?         你绝对没有想到的三峡工程:无法挽救的严重负面影响(转)   第一∶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清水下泄,造成大坝下游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        2004年冬,荆江长江干堤发生多处崩岸。2006年春传来岳阳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的消息,湖南省水利厅负责人紧急赴京向水利部和国家防总汇报险情。一千多年来,长江干堤保护着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8年长江洪水后中央政府动用几千亿国债加固长江干堤,1991年联合国又资助长江干堤维修。三峡大坝蓄水后发生的长江干堤崩岸问题和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情况十分相似。1962年黄河三门峡水库下泄清水导致黄河大堤溃塌,中央为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决定改变工程运行方式,并开始改造。黄万里教授用“清水顶冲长告急”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长江干堤长告急,社会就不得安定,穿着新衣的皇帝也无法睡个安稳觉。    第二∶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畅通。     三峡工程根本不能使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最多只能使万吨船队在一年中的五、六个月的时间内直达重庆。万吨船队只不过是将四艘或者六艘驳船捆绑在一起而已。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通过能力马上得到饱和,运行的实践证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不可能达到每年五千万吨,最多只能保证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三千万吨左右。目前长江货运需要用机械翻坝来协助完成。原计划在1997年完工的升船机至今未见踪影,客轮过船闸的平均时间为七小时,乘客难以接受,造成长江客运和三峡旅游事业的萎缩。      第三∶三峡工程开工以来,三峡库区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     三峡工程移民对安置工作不满,每年信访的次数高达八万多件次,连年持续不减。三峡工程的所谓开发性移民措施,不但没有使百万移民致富,而是使绝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状态。负责三峡工程移民信访的官员将移民生活用“三低”和“三无”来描述∶收入低于搬迁前的水平;低于安置地当地农民的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处于当地贫困线之下以及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颗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第四∶到2006年年初,上报批准的三峡工程移民113万人已经安置完毕,批准的400亿元人民币移民安置费已经全部用完,但是还有数十万居民要搬迁安置。     由于前期移民安置存在问题多,造成未来移民安置工作的进展更加困难。特别是,三峡水库蓄水后的实践证明,三峡水库的水面不是一个平面,而是有坡度的斜面。根据已经发表的数据,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五。按照目前水库泥沙砾石淤积发展的情况来看,未来的水力坡度将超过泥沙组预测的万分之零点七(每一百公里七米高的水位差)。如此发展下去,许多新建的移民城镇要被淹没,就是重庆部分市区也要被淹没,包括朝天门码头,包括许多新建筑。      第五∶所谓的排浑蓄清措施无法解决水库的淤积问题。     虽然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砾卵石淤积问题的出现,在嘉陵江和金沙江上建造了和正在建造多座大坝,阻挡砾卵石和泥沙进入三峡水库,但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多只是把问题在时间轴上作个推移,把更严重的问题留给子孙。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有约百分之八十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而且主要是淤积在水库的尾部。由于水土流失进入水库的红土微粒,粘性强,和粗沙、砾卵石、掺杂在一起,组成坚硬沉积层,和黄河中的细沙的特性有很大差别,排浑蓄清措施对这样的沉积层根本没有办法。重庆港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重庆市已经做出计划,将重庆港上迁到寸滩和下移到万洲。      第六∶三峡蓄水之后,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减,三峡水库水质明显变坏,特别是过去水质好的支流河段,水质恶化问题更加严重。     三峡工程论证时,三峡河段的水质是全中国最好的,大部分河段属于二类水。虽然现在三峡河段的水质为三类水,但是由于这期间水质指标的更改,现在的三类水只是当年的四类水。由于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三峡库区的各市、区、县都不准备把三峡水库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要另辟水源。可见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之严重。      第七∶三峡工程的电并没有照亮半个中国,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不足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     三峡工程也没有为老百姓、特别是被涉及的居民提供“廉价”的电力。老百姓承担经济改革的成本,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却流入利益集团的口袋,三峡工程则是最好的实例。    第八∶ 三峡工程能达到工程效益的条件之一是未来的气象变化是可知的。     三峡水库运行三年的实践证明,现在的科学水平和预测技术都无法保证气象预报(包括长期、中期和短缺)的准确。2004年秋三峡水库调度出现错误,为了保证发电机能够正常运行,在洪水期间抬高蓄水位,加重上游、特别是开县、万州的洪水灾害。同样, 2006年夏天三峡水库调度再次出现错误,虽然重庆库区已经出现旱灾的迹象,三峡水库仍大规模“泄洪”,造成水库水位不足,加重重庆旱灾的程度。      第九∶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地区仪器可测到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破坏性的地震,但是地震专家认为有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但是三峡库区的建筑,特别是三峡工程开工之后的新建的民居建筑物都没有抗震设计,一旦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一场地质大灾难不可避免。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说,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一共一百五十余处,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35米后,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上升到一千五百余处,是论证报告的十倍。受水库波浪的淘蚀,白帝城所在的山体有可能会坍塌下来的危险,现在白帝城海拔130-180米处加砌水泥围墙,以防万一。但是这水泥腰箍破坏了白帝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第十∶三峡水库正造成血吸虫病的蔓延,从高发病的湖南、湖北向原没有血吸虫病的重庆、四川发展。三峡库区已经发现血吸虫病患者。      第十一∶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超出论证报告所估计的范围和强度。根据台湾的研究报告表明,三峡水库蓄水后,对台湾的东海渔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而国内根本不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十二∶按照目前的设计,三峡工程根本无法让北京喝到长江的水。要想让北京喝到三峡水库的水,还需要加高三峡大坝,或者新建泵站和隧道、新挖运河,其造价相当于再造一个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出现的问题 (一) 论证     1) 在1992年3月17日《文汇报》发表的《三.峡.工.程的前前后后——钱¥正¥英访谈录》中,谈到1986年你是怎么主持三.峡.工.程重新论证的。你对记者说,“我开始也没有想到重新论证由我主持”。这真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几乎所有关心三.峡.工.程的人都记得,这项投资大、工期长、涉及面广、科学技术水准要求高的大型综合性工程,理所当然地本应交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组织论证,而且国务院确实已经这样做了。那时,你怎么找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通过怎样一场争论将这“权”要到手里,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知这一节你是完全记反了,还是为将来推卸宏观论证失误的责任而有意作如是说。     2) 1986年由你主持组织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有正副组长10人(后扩大为12人),全部由原水利电力部的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建处、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等积极主张“早上快上”的人士组成。对于治理长江很重要的航运、地质地震、生态环境、机电设备、财政经济等部门,却都无领导人参加。尽管邀请了有关部门专家412名,但在所组成的12个专家组中,10个组长由原来水利电力部所属单位的领导担任,其余4个专家组,也有原水利电力部派任的副组长。所有的讨论审议各专题论证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领导(扩大)会议,都只有领导小组成员、正副组长、顾问及特邀顾问参加,绝大部分一般专家没有机会发表意见。这种组织形式的领导权,是否完全控制在以你为首的原水利电力部领导手中?这是贯彻了中央和国务院1986年文“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意见”吗?     3) 在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前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介收到许多专家学者对三.峡.工.程各种看法的文稿。当这些文稿送水利水电部审查时,为什么只让发表附和你们意图早上快上的一面之词,而不许不同意见发表? 在人大会议期间,只发给人大代表你们的宣传材料,为什么不把论证过程中内部的和外面专家学者提出的不同意见也发给代表们? 请问这种做法,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吗? 给人大代表“兼听则明”的条件了吗? 贯彻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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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文:破了破了,转基因“金稻米”骗局也被戳破!

本文揭露,国内外转基因“专家”与方舟子吹捧“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的转基因“金稻米”,被戳破也是货真价实骗局可悲下场!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转基因“专家”吹捧的转基因作物中,没有任何一项,特别是主粮类转基因作物,不存在危害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动物与人类健康中数种危害以至全部这些危害!不仅如此,越来越多事实还证明,转基因作物鼓吹者们当初声称的转基因作物所有的“优势”,一个个都被戳破是货真价实骗局! 破了破了,转基因“金稻米”骗局也被戳破!– 附:“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协助翻译的《金稻米“每年将挽救100万儿童?”》陈一文评论(cheniwan@mx.cei.gov.cn)《新浪网》“陈一文顾问博客”首发:http://blog.sina.com.cn/cheniwan《陈一文顾问网站》:http://sea3000.net/cheniwan转基因“伪科普作家”与转基因利益集团制造的转基因“金稻米”骗局方舟子:我为什么选择转基因食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i04p.html2010.3.15 (《中国青年报》2009.3.17) (XYS20100317)用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这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有的已经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有的本来已可以大规模种植,只不过受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舆论影响,一时无法推广。但是不管怎样,未来的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不管是故意的阻挠,还是无知的恐慌,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只不过是妨碍了它早日造福人类而已。转基因利益集团《金稻米》网站特别发布中文《金稻米的科学依据》称:http://www.goldenrice.org/Content2-How-CN/how1_sci.html“金稻米技术的产生基于一个简单的原理,水稻只能在绿叶组织中合成 β-胡萝卜素,而在被食用的胚乳中却没有,可是这个两步的生物合成途径确实存在于粮食中。仅仅通过转入两种酶的基因: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PSY)和八氢番茄红素脱氢酶(crt I),粮食中可以合成β-胡萝卜素的途径就能被重新激活,β-胡萝卜素就能因此在被食用的胚乳中制造 并积累。”这篇文章还煞有介事引用了20多篇“学术论文”作为支撑文章的参考文献,并且特别强调了《科学》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必须认清:转基因作物安全营养评估结果受经济利益影响凡认为引用了这样20多篇“学术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这样的文章具有“科学可信性”的读者,请务必访问《陈一文译:转基因作物安全营养评估结果受经济利益影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17e9d01017kav.html一家领先的西方科学刊物《食品政策》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获得结论:商业利益帮助形成同行评审期刊发表的转基因作物安全风险论文的研究结果。对通过客观标准选择的94篇文章的研究结果发现:研究结果与作者与转基因行业的关系密切相关;作者有这种经济利益关系的论文,100%的研究做出了有利于转基因安全的结论。积极吹捧转基因“伪科普作家”方舟子鼓吹转基因技术的《新京报》 2011年3月30日《2013,“黄金稻米”登场》进一步宣扬: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11-3/2011329114507306.htm2002年,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转基因玉米MON810在菲律宾获准广泛种植,让菲律宾成为亚洲第一个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到2013年,另一种广受瞩目的转基因主粮“黄金稻米”也会在菲律宾全面推广。这将是世界上第一种全面种植的转基因稻米,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直接惠及消费者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上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了研发“黄金稻米”的艰苦历程。2000年,黄金稻米的第一个品种“台北309”研制成功,每克含有β胡萝卜素1.2到1.8微克,每天需要吃30多碗饭才能补充适量的维生素A;2003年,第二个品种“Cocodrie”研制成功,β胡萝卜素的含量达到了8微克/克;而2005年,“GR2”研制成功,β胡萝卜素达到了36.7微克/克,吃一碗就够了。如果不出意外,2013年,黄金稻米将通过菲律宾的全部试验。……到2013年,“黄金稻米”将是世界上第一种被广泛种植的转基因稻米。《农业知识网》发布《综述:转基因稻米的是是非非》揭露:“黄金稻米”不能抑制饥饿问题”http://www.qbwt.com/qbwt/23542.html黄金稻米(goldenrice)是把beta胡萝卜素(beta—carotene)转入稻米,使稻米能够富含维生素A。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超过100万儿童死于维生素A缺少症,另外有超过50万儿童由于长期维生素A的缺少而致盲。生物技术公司及转基因科学家称类似黄金稻米等转基因农作物能够增长食品的营养成分,种植出富含维生素的植物,从而解决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题。  但是最近BBC的一则消息却告诉我们黄金稻米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消息报导说事实上beta胡萝卜素在传统的稻米中已经存在,只是在表达上没有转基因稻米显然,一位来自先正达公司的科学家说:“其实所有的基因均存在在现有的稻米品种中。我们完全能够经过非转基因的方法获得维他命A含量的稻米。”  营养贫瘠的人群难以吸收转基因稻米中的beta胡萝卜素,要吸收beta胡萝卜素还需要进食多种蔬菜,改良其饮食结构。而且,我们能够预见即使黄金稻米被生产出来,生物公司也不可能免费的送给贫苦的农民。  世界最为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RichardHorton评论说:“追求一样技巧食品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可能是这个新世纪商业炒作中最为可笑的恶作剧。”甚至连来自生物工业公司的科学家SteveSmith都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转基因食品能够喂饱这个地球,那你应该跟他说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解决饥饿的问题与生产无关,而是需要全球的政治和金融改革的决心。”感谢“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为大家提供志愿者翻译服务为帮助读者全面深入认清孟山都为首的跨国生物技术利益集团以及他们御用的“学者”、转基因“伪科普”教主方舟子等造假、欺骗、误导、作伪证的转基因“金稻米”骗局的真相,本顾问非常感谢并向大家特别推荐“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 “引领诸位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应邀协助翻译英文《转基因观察》(GM Watch)网站发布的《金稻米“每年将挽救100万儿童?”》中文版。全球人类团结协作全面深入揭露转基因生物技术危害的正义事业需要更多有英文/中文翻译能力的像这位“4岁孩子的母亲”有识之士的帮助。希望更多有英文/中文翻译能力的有志者与我们联系。Golden Rice could save a million kids a yearhttp://www.gmwatch.org/gm-myths/11130-golden-rice-qcould-save-a-million-kids-a-yearq金稻米“每年将挽救100万儿童?”译者:“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陈一文顾问校对(cheniwan@mx.cei.gov.cn)译者的话:作为一个4岁孩子的母亲,我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我想这是天下父母都关心的事。但就是这份关注,引发了我对身边食品安全、环境因素的思考,也在偶然的机会中接触到陈一文老师的搏客,乐于为陈老师的公益活动呐喊。作为妈妈,我并不想过多地关注孩子,另他生活在成人的影响下或被成人“操纵”,而是希望孩子能本着自身的规律在自然中慢慢长大。然而,这社会中,总是有不尽仁义之事。而且,有些就是打着儿童的旗号。我想,人们都有自己的判断,一时的不辩真伪是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材料。翻译此文的目的在于介绍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供大家自己来判断。 以上并非针对本文翻译内容,因为我只是就文章翻译文章,对其中的原委并不真的透彻了解,更不足以发表个人观点。但是,推荐大家阅读,科学严谨的精神会引领诸位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当金稻米以“这种稻米可以每年挽救100万儿童“为标题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时,金稻米这个名字2000年首次成为在头版头条。[1] 当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推波助澜说,“如果我们能把富含维生素A这种转基因品种金稻米输出到发展中国家,那每天可挽救4万名因为营养不良和饥饿濒临死亡的孩子。[2]捷利康(Zeneca)公司目前是先正达(Syngenta)子公司。先正达公司在一个阶段希望把金稻米想教为富裕的国家推广并商业化。正如捷利康一名执行官Adrian Dubock所说,推广金稻米已经刻不容缓,因为“每耽搁一个月, 就会新增加5万名失明儿童”。[3]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一篇文章曾强调,金稻米已经具备被有效利用的条件,“转基因公司的食物科学家们已经研发出一种黄色的稻米,叫做‘金稻米’。由于富含维生素A和铁,可以预防贫血和失明,特别是对儿童。”[4] 一份来自美国国会向“特别国会论坛”发出的邀请说, “生物技术能否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已经进了一步, 宣称:“这种改良并富含一定维生素的‘金稻米’……已经开始保护亚洲贫穷地区数以千计儿童的视力。[5]但是,宣称的这些说法没有一种是真实的。“金稻米”不仅还“没有开始挽救数以千计儿童的视力”, 也没有证据支持“金稻米”有这样的功效。关键的问题是β胡萝卜素的含量水平。从可以获得的数据(The available figures)看, “金稻米”只可产生少量这种维生素A的前体,即维生素A原体(provitamin A)。而且,更糟的是,米被煮熟后,其中50%的维生素A原体(provitamin A)损失掉了,仅保留50%的含量。[6]这与捷利康(Zeneca)公司Adrian Dubock先生2000年先前的说法显然完全不同:“发明人预想的并已经达到的维生素A原体(provitamin A)含量,完全可以达到避免目前每年50万不可逆失明儿童的水平,还有效降低26个国家1.24亿儿童的维生素A缺乏症的程度。[7]但是,作为共同的发明人Ingo Potrykus先生, 在面对绿色和平组织关注了对金稻米实际维生素A的含量不足的舆论时,在2001年不得不做出解释,“我高兴看到绿色和平组织在论证其合理性,……我也同时承认,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发现了使用金稻米减少维生素A缺乏症战略中的一个弱点,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当所有生物安全的评价标准都已经执行,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比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要多很多。”依照Potrykus所说(According to Potrykus),“我们当然正在致力于增加维生素A的含量,正在实验几种可能的方法。”他同时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方法还有很大可能会成功。但我们必须要有耐心,等上几年,直到得到证实或否定。” [8]Potrykus并非是唯一一个承认仍需要做相当多工作的人。同一年,资助“金稻米”研发项目的洛克菲勒基金负责人Gordon Conway先生(Gordon Conway, the hea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曾写道“从公共关系角度,‘金稻米’被过度使用。总的来说,行业广告和媒体忘了一个事实,‘金稻米’还是一个研究领域的产品,还需要大量深入的研究,才能推广到农民和消费者中。” [9]随着“公共关系上使用金稻米”愈加明显,这引发了部分媒体的批评回应。例如,知名食物作家Michael Pollan在《纽约时代》发表的文章“伟大的黄色”(The Great Yellow Hype)。[10] Naomi Klein加拿大《全球邮报》上的一篇文章(an article in Canadas Globe and Mail)也同样尖刻。[11]尽管“金稻米”到目前为止进入农民种植的阶段,Ingo Potrykus指出,那只是因为对于转基因农作物冗长的规定限制的结果。据Potrykus所说,“金稻米”早在2002年就能够投入种植。2009年向宗座科学院做的讲演的摘要(abstract of a presentation made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09)中,Potrykus说,尽管“‘金稻米’2012前不会进入到农民种植……,但是,如果‘金稻米’不是转基因产品,那么研发和注册早在2002年就能够完成。传统方式作物培育过程与基于转基因的培育过程在时间上相差10年,主要因为例行公事和制度性规定。这种差异,如果用可以计量的影响来看,意味着40万以上生命的损失。” [12]其他推广转基因的人受到Potrykus主张的启发。例如,Andrew Apel宣称,斯大林对1930年乌克兰大饥荒中百万人死去负有责任,“金稻米”今天的批评家们应该对更多人的死亡负责任[13] –寓意着对“金稻米”的反对者将背负更多罪名。这样激烈情绪化指责基于两项前提。其中一项已经提到,即宣称“金稻米”已经于2002成熟可以实施,只是由于繁多的规定而受到阻碍。 另外一项前提没有还没有公开讲,即没有能够取代“金稻米”的用来战胜维生素A缺乏症的其他替代办法。让我们首先就围绕“金稻米”的获得性问题展开讨论。问题1:没有足够多的维生素A 原体首批金稻米品种维生素A原体含量太少(Golden Rice contained too little provitamin A),不足以有效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14] 直到2005年,正在协助金稻米项目的先正达(Syngenta)公司推出了一个新品种叫做GR2,并注册为专利。在这个新品种中,先正达(Syngenta)公司把Potrykus原先使用的水仙花基因(daffodil gene)取消,代替以一种显著提高维生素A原体的含量的玉米基因。[15] 必须注意,这发生在Potrykus宣布“金稻米”已经具备供农民种植条件三年之后。改进“金稻米”的努力一直继续,包括通过增加维生素A原体(pro-vitamin A)与其他营养成分的水平或者生物可获得性,(bioavailability)。而且,还有很多没有回答的问题,使得其可靠性并非确定。Problem no. 2: Unanswered questions第二:没有回答的问题尽管“金稻米”项目近几年连最简单的基础数据也没有公布,但是他们将其商业化进程的拖延的原因再三怪罪为欧洲消费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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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贫困、不平等与民主——拉美的经验

贫困与不平等广泛存在,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这不仅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后果,而且还造成了新的贫困。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障碍,比如教育机会不均,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关 键 词】拉丁美洲 贫困 不平等   在民主理论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是自由民主制度所提供的规范的政治和司法平等是否需要补充进切实的社会平等,这种社会平等涉及到收入分配、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等。在一定范围人口中都存在着人才分布不均的情况,因此,任何一个拥有繁荣市场经济的自由社会都必须忍受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若要实现人们所渴望的那种哪怕存在着并不完美社会平等的共产主义,就需要对个人选择进行独裁般的控制。然而,巨大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最初收入的不平等上,而且存在于国家为了缩小差距而进行的再分配或者投资的调节政策上,例如,为了弥补这些差距而实行的全民教育政策。   拉丁美洲就可以作为一个相关的例子,用詹姆斯·鲁宾逊的话来说,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在吃这种极不平等的“出生缺陷”的苦头。这些曾经被掠夺榨取的殖民地导致了大量人口被排挤在政治体系之外,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益。相反,那些生活在北美国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成为政治的参与者,并且愿意保持一种民主的政治秩序。在亚洲,像韩国和台湾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是以土地改革政策以及之后大力普及的全民教育政策开始其经济腾飞的。而与此相反,拉丁美洲国家,只进行了较少的再分配,没有提供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均等的公共服务。   最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收入不均,欧洲已从0.46降至0.31(以税后和财产转让之后的收入为准);而在拉丁美洲,这一系数仅从0.52降至0.50。整个拉丁美洲的财政政策是倒退的。这些国家对富人逃税的现象熟视无睹,还向中产阶级或者公务员这类富庶的人提供慷慨的津贴。结果是最初收入的不平等就在这一地区以这样明显的规律一代代地自行复制下去。   这样高度的不平等已经给这一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平等使政治体系丧失了合法性,引发了反体系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行动者,也为两极化的社会冲突与零和的“份额之争”搭建了舞台。而在18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比如古巴的糖岛,就拥有比英属北美殖民地更高的个人收入。但是拉丁美洲的增长却不断地被政治危机所中断,其根源就是资源分配的冲突。比如,墨西哥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就被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所终止,直到1940年代才完全恢复过来。   同样,社会发展的断层也出现在阿根廷软弱无力的法律统治的心脏中。1930年的军事政变,代表着阿根廷的宪法秩序第一次被打破。促成这次政变的原因就是拥有国家土地的寡头统治政府害怕新兴的城镇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崛起。随着最高法院被迫认可政变具有可追溯效力的合法性,对于法律统治的削弱便从最上层开始了。最终,政府对寻求政治参与的群众运动的镇压为企图将工业无产阶级吸收进法团主义体系的胡安·裴隆(Juan Peron)和裴隆主义(Peronism)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是,一旦胡安上台执政,他就像被其所取代的那些寡头一样对法律的统治表现了不敬。因此,与英国、瑞典或者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这些国家的政治内涵可以帮助缓和阶级差别;而在阿根廷,其政治体系却拉大这些差距。   拉丁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过去10年所爆发的政治危机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迎来了平民领袖的上台执政,但却是危害这一地区的最新表现。这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但同时又都存在着尖锐的社会不平等。帕克托·德·蓬托菲霍(Pacto de Punto Fijo)于1958年在委内瑞拉重新确立民主制度,在那之后确立了两党执政的政治体系,并成功地将石油租金分发到其政治支持者的手中,但却几乎没有改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技能和竞争力。因而当1980年代油价暴跌时,稳定的局势也跟着崩溃,并最终为1992年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领导的政变以及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创造了条件。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有着相当多的原住人口,他们长久以来都觉得自己被排挤在政治和社会体系之外。玻利维亚第一位完全意义上的原住民总统是平民主义者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他于2005年底当选为总统。人口多为原住民和穷人的高原地区与围绕着圣克鲁兹、属于这个国家精英阶层聚集地的发达地区之间的巨大两极化现象正是这个国家的显着特征。而在厄瓜多尔,让平民主义者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上台当权的2006年选举给投票者提供的是在他与艾尔瓦诺·诺布亚(Alvaro Noboa)之间并没什么吸引力的选择。后者是一名富有的香蕉大王。以上这3名平民总统上任后都忙着巩固政权,废除民主机构,彻底颠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并致力于广泛受穷人欢迎的、没有持续性的社会政策。   然而,社会不平等是不是造成过去10年安第斯山区政局不稳定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因为其确切的起因将决定采取何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拉丁美洲,谈到对穷人的“社会排斥”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对原住民群体而言。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地区最近的局势动荡正是由于将一系列新的社会因素引进政治的这种不排斥主义所导致的。比如,这一地区总体教育成果近年来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哥伦比亚中学录取率从1960年的12%上升到1996的67%;在秘鲁,同样的时期内,录取率从18%升至了73%。这样显着的进步也伴随着参与选举范围的扩大:在秘鲁,45.3%的选民在2001年的选举中进行了投票,而1956年时仅有14.9%的选民投票;玻利维亚的这一比率则从1960年的27.4%上升至2002年的35.4%。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在政治体系中压制权力,政治排斥仍然大行其道的话,选举出诸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这样的平民领袖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排斥本身,而是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描述的那种政治衰退综合症,即现代化的进程调动起了新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对于政治体系的要求超过了政治体系的容纳能力。诸如法律系统、警局、学校和医疗系统等公共机构无力满足新因素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激起了穷人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由精英操纵,对他们怀有偏见的体系。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得分两部分:第一,扩大国家容纳能力,以便为广大公民有效地提供社会基层服务;第二,将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整合进民主政治框架中,使他们不会削弱已经发生的制度化进程。   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   社会不平等除了导致不良的政治后果之外,也使经济发展遭受挫折。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会导致那些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中拥有竞争力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稀缺。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都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000至5,000美元。现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达到下一个水平——人均年收入达到8,000至10,000美元。至今,他们的经济增长都是基于商品出口,低技能制造业(如纺织业和美墨边境的加工出口和自由贸易业)以及一些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拉美跨国公司经营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当商品成为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时,对于拉丁美洲而言,要在低技能制造业方面与亚洲相抗衡就会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在增值链上快速攀升,比如中国和印度每年都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和管理者。面临这样激烈的竞争,如果拉丁美洲国家想在这场游戏中保留一席之地的话,就必须开始在教育和培训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   如果我们接受了认为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还影响民主政治的质量这个命题的话,那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严重问题并不会只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而是应寄希望于一套有效的政策方针,至少能概括出可以切实解决问题的几项措施。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将国家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过去的30年,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这些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摆脱了贫困。拉美的明星经济振兴者——智利,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现象。   但是,当快速增长降低贫困时,通常也会加剧不平等。例如,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在群众中获得平等的分配:她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94年的0.41上升至2004年的0.47,且最富有的10%的人口收入是最穷的人口收入的近20倍。   当然,我们在东亚所看到的这种迅速的经济增长本身对拉丁美洲来说也是渴望拥有的。然而,除了智利之外,这个地区在一个持续的基础上几乎从未设法取得可比拟的成果。尽管从2004年到2008年,该地区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约4—4.5%,而很多东亚国家则是从7—8%),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爆发性增长所刺激的全球商品繁荣的产物。这种由商品带动的增长同时也携带着政治风险,因为商品价格不可避免地要上下波动,且利润通常不能流向平民大众。   这种落后的表现也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包括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大量工人转而流向一些非正式部门,司法体系软弱无能以及为升级这一地区劳动力技能而进行的投资并不充分。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解决的,但不一定在特定时间内就可缓解由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动乱。   这就意味着,长期稳定的民主不仅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在医疗、教育和社会安全等领域制定目标更加明确的社会政策。国家既有责任向大众提供获得公共物资的均等机会,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然而,良好的社会政策要恰当地实施起来是极为困难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就是由于现代福利制度过度宽泛与紊乱而引发的。今天的欧洲正在面临日渐明显的竞争力危机,因为以保护工人为目的而制定的规章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这些规章的实际作用却增加了失业人数。转移支付和津贴已被视为一种权利,从而导致了道德危机和工作热情的减退。   西欧发达国家存在的这些现象也出现在像巴西和阿根廷这些更穷的国家,只是其更为严重。在1940-1950年代,当这些国家比欧洲落后得多时,他们就试图推行欧洲式的工人保护法。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改革者一直想要解散推行这个政策的政府,因为是这个政府发起了这种社会福利项目,这个项目显然花销过大,有时候甚至产生反作用。结果,很多先前的市场改革者都不愿提需要社会政策改革一事了,因为他们害怕那会成为向寻租以及其他机能不良的政治实践开放机会的一个借口。   教育改革的问题   教育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改进和平均社会成果的难处。每个人都想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理论上来说,长期均衡收入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很多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都大力投资各个水平的教育事业,并成功地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劳动力。因此,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教育领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方法之一。   然而,理论上应该起作用的措施往往很难达到实际效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高昂的教育支出与实际教育成果的改进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对较弱的联系。追溯到1960年代中期的大量社会科学文献和科尔曼报告都显示出,诸如家庭和同龄人这样的因素比班级平均人数、老师的工资、图书馆之类的因素更能影响教育的成果。在最近一篇论文里,迈克尔·克莱门斯指出了1992年进行的一项自然实验:新泽西州最高法院颁布一项规定,要求政府必须均衡所有校区的教育经费投入。在之后的8年中,约250亿美元财富从富有的、优秀的校区转移到穷困校区。尽管增加了大量资金来源,然而新泽西州贫穷地区的实际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却微乎其微。同样,巴西1988年的宪法规定25%的联邦预算要投入到教育中,但是这些资源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改善作用,尽管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资源分配大部分流向了高等教育。   有很多原因导致了教育支出水平和教育成果之间的负相关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和经济学家所说的代理问题相连,即被雇用来管理学校的人们的利益与那些一开始雇用他人的人利益相背离。在很多历史悠久的教育系统里,资源是由像教师和行政人员这样牢固的利益集团所掌控的,教师的升职和加薪被认为是一种租金,或者一种授权形式,这意味着这种做法对学校体系里的成人有利,而非儿童。仅仅提高教师的工资或者降低“学生——老师”的比率也许可以鼓励更多、更好的教师进入这个系统,但却不一定会激发老师更加有效工作。正是这种经历导致很多改革者质疑教师协会阻碍了教育改革,因为这个协会致力于保护教师地位与特权。在很多拉美国家,教师协会往往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组织,且常常还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这些地位稳固的人们坚定致力于保持决策地位,包括私立教育的市场占有额、自由的公共教育、绝对的工作安全,以及保证协会全国范围的代表权。   因缺少投资支出与产出成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改善公共教育系统的总体困难,很多公共政策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都建议采取其他的方法来改善教育。其中很多人主张将教育与各种市场式机制结合起来,模仿私立学校所采用的奖励机制。比如,可以允许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从表现糟糕的公立学校中转学,或者要求公共系统学校(特许学校)的管理也进行竞争。   除了校际间竞争外,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设法建立绩效机制,将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薪酬和可量化的教育成果挂钩。然而,并不奇怪的是,教师和行政人员都强烈地反对这些提案。个性化的奖励方案不仅威胁了教师集体的团结,也很难真正地实施起来。教育者客观地指出,教育是很难量化的,因为通常用来测量表现的各种标准化测试要么不精确,要么就可以被学校或者学生从中作梗。另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教育成果,教师的表现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教师对结果的掌握能力是有限的,只惩罚教师是不公平的。最后,表现最好的有时并不是那些适用于市场规则的学校,而是那些以专业主义、理想主义和责任承诺为特点的学校。   美国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初等和中等学校的教学表现,到现在,这至少已经持续了一代人,但是还远没有定论。自由主义者呼吁向公共部门注入更多的资金资源;而保守者则要求引进更多的模仿市场的奖励机制。然而,要决定出一两种办法的完美结合却不容易,在这种结合问题上,也很难达成政治共识。拉丁美洲改善教育成果的共同努力也是如此。所幸的是,那并没有阻止政府和思想家制定教育政策。   拉丁美洲已经作出很多创造性的努力来改善它的教育体制了。智利已经成为推行基于市场体系这一理念的领军国家,这并不令人惊奇;在它所建立的优惠奖励系统中,私立和公立学校共同竞争生源,而目前私立学校已招录了约40%的生源。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城对公共学校的经营采取了招投标的竞争机制。在其他例子中,分权化也成为改革的特点,也就是要将学校的行政权从中央政府转移至地方当局。当地政府就得或多或少地依靠组织财政转移系统的方式来运作。如果当地政府仍然依赖于中央政府拨款资助,或者必须不断协商拨款的条件,那么它想要更好表现的动机就会被削弱。同时,拉丁美洲14个国家都已经采用了学校评估系统,并成立了新的机构来进行评估。一个将学校出勤状况和汇款接济穷人结合起来的最终办法已开始实行,这个系统最初起源于墨西哥和巴西,现在又扩展到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牙买加和尼加拉瓜。这些方案已经成功地改善了学校的出勤情况,但是它们最终对教育成果的影响还并不明朗。此外,这些方案的设计细节是很关键的,它们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作用。   一项由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最近进行的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存在着两种教育改革:第一种是通过修建新学校、招收更多学生来扩大人们受教育的途径;第二种则是改善现行教育体制的质量。该研究还探讨了当第一个目标,即上面所说的“学校扩招”,获得广泛共识时,后者则会陷入一个政治僵局,那些有志改革的人将与其他牢固的利益集体相抗衡。研究最后总结道:“在过去的15年里,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得到教育团体支持的)核心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   正视普遍的贫困问题   当高质量的教育成为提高拉丁美洲全球竞争力的一把关键钥匙并在解决社会不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时,其他针对不平等问题的社会方案就更加直接了。有条件汇款(CCT)方案首先于1990年代中期引进墨西哥,这些方案向贫困家庭提供须经条件审查的汇款,条件是他们要么是需要产前护理(适用于孕妇),要么是想让孩子入学(适用于幼儿家庭)。墨西哥的这些由内部控制的设计方案是用来测试他们的有效性的。一份尚在完善的实践性文献指出,他们已经很好地达到了增加学校贫困家庭学生入学率的既定目标。CCT方案所取得的突出成果被整个地区广泛效仿。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巴西都制定了相应的社会方案。这些方案的实施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例如,从1996年到200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已下降了20%左右。   当然,CCT方案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全部办法,也不是没有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即使这些方案实施得好,它们也只是“投机取巧”的社会政策而已。虽然他们改善了学校入学率,但事实上,他们是否增加了教育成就或者知识技能的获取能力就不太清楚了。换言之,把穷学生放进差学校并不会对他们有帮助。一些批评者要求摒弃CCT计划的条件限制,理由就是贫困家庭应该知道如何最好地使用他们微薄的收入。   CCT方案被政治化的可能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CCT方案要想获得长期的成功,就需要政治家们抵制住以资助为目的而使用该方案的诱惑,即仅救助那些有可能支持他们的人群。不幸的是,一些证据已经表明,这种情况自从丹尼尔·奥特加赢得2007年总统大选之后便开始出现在尼加拉瓜。只有在参与选举的标准是客观的情况下,CCT方案才会像宣传的那样奏效。也就是说,他们事先应达成统一的贫困标准,并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随后,CCT方案就会被推广为全体公民权利,而这种权利又会因对政府资助补贴的期望过高而引起另一种危险。如果CCT方案发展为负所得税,每个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都能领取现金补贴,那么资金水平要定到多高才能抵御住下一次经济危机呢?   许多其他社会因素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中包括医疗、退休金制度以及失业保险。的确,每一个国家、地区,及其城市都有可能不得不以各种首创精神进行实验尝试。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整个拉丁美洲存在着大量互相取经和仿效可行方案的现象,这也促进了成功的分权化实验结果的产生。但也有很多地区仍然没有进行过创新,或是仍然被束缚在旧有的机能不良的社会支持体系之下。   如果拉丁美洲要获得稳定的民主政体和长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它就必须制定明智的社会政策,必须通过设计一种能够扩大穷人自助的体系来实现。1980年代末期以及1990年代早期,所谓的第一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将重心放在诸如私有化和降低关税的经济政策的变化上。第二代改革者则进行了政府体制的改革(包括公共管理、法院系统,等等)。再次关心到社会政策上来是第三代改革者的议题了,而现在这个问题正在展开,仿佛前两波浪潮还没有退去。   第一代改革者对新的社会方案的强调有些担心,原因我们不难理解:因为过去的方案曾引发了臃肿的国家机关,而那正是改革者要控制的局势。一些人认为,通过为穷人创造新的激励和条件,经济的快速增长会自动地缓解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出于两个原因,我们要认真地对待社会计划,一个是结构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结构上的原因与以下分析有关: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尽管是在一个低于美国的水平),正式民主政治体制的发展已经为拉丁美洲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但是今天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社会等级体制仍然存在,并以多种因素破坏着发展进程,包括缺乏良好的教育、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平民政治思想,而这些因素都威胁到了政治的稳定以及好政策的实施。如果不正视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就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未来不断地复制这种差距了。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层面上的。诸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墨西哥的安德雷等平民主义政治家之所以能够赢得广泛的欢迎和支持,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关心穷人,并致力于推行帮助穷人的政策。然而,他们所实施的这些扶贫政策并不是能够产生自助动力的聪明政策,而是增加了穷人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多亏21世纪早期的能源价格上涨,委内瑞拉才能一时负担得起这个计划。而没有如此福气的国家则发现他们就只能面对财政紧张的困难,因而回到旧有的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平民主义的弱点并不是它取悦了人民,它的失败其实是源于它只提供短期的解决办法,而那恰恰使穷人的前景更加堪忧了。   因此,对于拉丁美洲的民主强烈感兴趣的每个人不仅有责任认真制定一个有关社会政策的计划,把大量的资源用在医疗、教育和福利这些关键领域上,而且要采用能够真正带来成果的方式。要弄清楚在这一地区什么方案可行,一名社会政策的制定者,要愿意以新方法进行实验,愿意向他人学习,更重要的是,愿意舍弃那些先前不能奏效的方案。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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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叫“公公知识分子”

摘自《南都周刊》文章。    公公知识分子 ,取之公共知识分子的谐音,其立意也与公共知识分子相悖。公共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敢于对公共事件或是政策提出批判性意见。而公公知识分子却是被利益集团收买,为权势说话,或是只顾自己谋取利益,或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而默不作声,就这样他们还号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1、我们希望存在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看法,不从中谋取私人利益,不畏因言论而遭遇困境。同时他们应该是藉着心中的绝对正义与善,应用丰厚的知识和理性的判断,奉行独立立场,不讨好民众也不奉承权势。   2、若缺乏正义与善,就容易成为邪恶的施毒者;若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理性,就容易成为骂街泼妇。   3、当我们要求颇多时,或许他们会是孤独的。因为他们会令别人尴尬,令别人不快,甚至可能导致自身的潦倒。但从总体社会看,牛虻真还是让庞大动物保持着一种活力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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