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8期

分析专栏:必须警惕2012年全球风险集中爆发! 美国敏锐地“掐”住了中国的自主创新策略    3 国内油价定价机制是垄断下的伪市场化    3 国资委实际上管不了央企的投资决策    3 公积金有望被普遍“挪用”于保障房建设    4 政府智囊建议住房“限购令”维持5-10年太不靠谱!    4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意见稿将汽车整车制造排除在外    4 高税负和“官僚作风”削弱了上海对外资的吸引力    5 北京地铁运力已达极限    5 中国的慈善问题首先是个社会开放问题    5 北京将上调二手房最低过户价堵阴阳合同税收漏洞    6 中国的高素质劳动力正在迅速趋向紧缺    6 国内劳动力价格谈判机制正悄然生变    6 重庆部分民营加油站对两大巨头的垄断已忍无可忍    7 了无新意的危机公关无法挽回双汇的糟糕形象    7 发改委价格干预扩大至酒行业    7 北京一季度土地市场量价齐跌致土地收入缩水2/3    8 日本旅游业遭受重创才刚刚开始    8 德国制造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8 印度大学扩招后的毛病与中国一样    9   〖分析专栏〗 【必须警惕2012年全球风险集中爆发!】 前两年有一部美国大片《2012》很是流行,讲的是地球在2012年遭到全球地震浩劫,引发创世纪洪灾,最后只能依靠极少数“方舟”才得以保住人类种族。这部电影虽然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但大部分人视之为好莱坞的幻想,连科幻都算不上,并未引发人们的严肃思考。 不过,近几年全球重大自然灾害不断增多,的确为全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风险。全球两大地震带近年都趋于活跃。在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上,近年地震频繁。2003年12月26日,伊朗古城巴姆发生强震,导致4.5万余人丧生。2010年12月20日,伊朗巴姆附近再度发生里氏6.5级地震。2008年1月,也门发生火山喷发。2010年3月8日,土耳其埃拉泽省发生里氏6.0级地震。2008年5月12日和2010年4月14日,中国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分别发生了里氏8级和7.1级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2011年3月24日,在距中国不远的缅甸北部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 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近年的强震更多。2004年12月26日,印尼北部苏门答腊岛海域发生8.9级地震,并引发强烈海啸,至少28万人死亡。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造成至少22.25万人丧生。2010年2月27日和2011年2月11日,智利分别发生里氏8.8级和6.8级的强烈地震。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继而造成严重的核泄漏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类从1900年对地震有现代记录以来,去年的智利地震和今年的日本地震都列入了前五强。 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近期天灾接连不断,这种情况很值得警惕。事实上,据专业人士分析,从2004年开始,地球又进入地震相对活跃期。仅在2010年,全球就记录到28次7级以上地震,大大超过多年平均数据。前两次的地震活跃期都持续了10年以上,按照这一规律,地球目前仍处在地震多发期当中,不排除还会有大地震发生的可能。陈功警告,大灾接连出现,对全球经济可能形成重大风险。 大灾之后必有大的重建投入。以日本为例,此次地震、海啸加上核泄漏事件,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世界银行估计日本的最高损失可能达2350亿美元,占日本GDP的4%;日本灾后重建工作将需要五年左右。此外,地震还会导致日本央行大量发钞,造成资金膨胀。事实上,日本央行为缓解市场紧张情绪,增加流动性,从3月14日开始,连续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系统注资,至3月22日,日本央行的注资规模累计达40万亿日元(约合4749亿美元)。这些巨量资金的涌入,使今年3月日本基础货币总量增幅创下7年5个月来的新高,基础货币总量则为5年2个月来的新高。日元是全球货币的重要一种,日元膨胀的影响必然会扩散到全球市场。 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对全球经济形成了很大干扰。去年底以来,在非洲和西亚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非洲和西亚都是全球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核心区域。这些地区不太平,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资源供应秩序,同时也影响了价格秩序,一切都被打乱了,国际石油价格一下子就冲上了120美元一桶。对中国经济而言,由于对海外石油有重大依赖,“人祸”因素使中国经济的前景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 陈功估计,今年的天灾加上人祸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膨胀,将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而这些因素到2012年有可能会达到极致。这将有可能使2012年真的成为全球风险集中爆发之年!在陈功看来,对于这种可能,不能采取极端唯物主义的态度,在策略上需要提放。在有关的战略储备,如黄金、能源、粮食等方面,国家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对于地震、气象、海洋、水利、能源和林农渔等战略部门而言,必须提高警惕,准备好有能力的队伍,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这个很不太平的世界,我们要为2012年可能集中爆发的风险做好准备!(NHJ)返回目录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美国敏锐地“掐”住了中国的自主创新策略】 今年5月份,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今年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在第三轮对话召开的前一天,双方将举行第二次“中美创新对话”。这是中美双方在创新、科技、产业等领域搭建的一个全新的双边沟通机制。3月份,中方已经有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等多位官员赴美,就第二次“中美创新对话”议题进行前期沟通。第一次“中美创新对话”已经于2010年10月在北京举行。通过今年5月份的第二次对话,“中美创新对话”这一平台将实现机制化。在这一平台上,中美双方的科技战略,以及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外资开放等政策,美方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对中资开放等议题均进入广泛讨论。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中美创新对话”这一沟通机制中,美方最关心的话题是中国对自主创新的认定和中国政府的采购政策。对于中国技术的快速进步,美国一方面感觉到有压力,担心自己赖以生存的技术优势将被削弱,同时还对中国技术的自主创新程度产生了怀疑。安邦研究人员认为,美国抓中国的自主创新策略抓得很准确,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的这一重要策略极为敏感。反过来看,这也显示了美国真正担心的问题所在。我们估计,中美双边关系的博弈,未来将越来越多地围绕创新问题而发生。(L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内油价定价机制是垄断下的伪市场化】 在通胀高企之际,发改委再次上调了国内油价。对此,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吴锋指出,发改委成本加利润的定价公式看似合理,但是和中国的国情结合后,就包含了极大的不合理。首先,中国并非一滴石油不产的贫油国。从原油成本上讲,中国超过50%的原油依赖进口,但是国际市场油价并不能反映另外40%多国产原油的成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企业每年在国内开采的原油超过2亿吨,成本远远低于120美元每桶的国际油价,却以每桶上百美元的价格计入成品油成本中,转嫁给消费者。三大石油公司每年因此获得利润逾2000亿元,这还是支付了垄断行业高额运营成本之后的净利润。其次,从成品油的加工利润上讲,由于缺少市场竞争。政府给予成品油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空间,也难以令人信服。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经常强调炼油业务处于亏损状态,去年的财务报表也确实显示炼油业务微利或亏损。奇怪的是,对这一“亏损”业务,两大企业不但没有放弃,而且不断扩大产能,通过优先供应旗下炼油厂、加油站的方式,挤压和收编同行业的民营企业。恐怕这说明成品油业务依然是有利可图的。怎么把这一环节的利润真正限制在合理水平?任何定价公式都不如真实的市场竞争有效。(RCY)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资委实际上管不了央企的投资决策】 央企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大力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推动通胀的和导致中国经济转型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国资委综合局副局长刘源6日表示,国资委将完善科技投入调整办法和核算口径,研究科技投入资本化的考核办法,设置成果转化指标,也就是设置产出指标;鼓励加速折旧和加快设备更新的考核政策;结合全员业绩考核,加大对科技骨干人员激励。而目前对央企考核是以经济增加值为主导,这个指标占40%权重。刘源称,国资委考核工作进入第三任期,该任期央企的管理从过去目标管理已经过渡到以价值管理为核心的新阶段,在这个任期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方面有新的动作,并且要细化分类考核,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对战略性投资考核给予指导。央企目前资本超过24万亿元,但有些企业盲目扩张,还有些企业资本处于低效状态,为此国资委通过业绩考核引导企业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刘源也忠告央企,谨慎进入高风险领域,自己不掌控的体系一定不能进入,并购重组中不能为了扩大规模盲目铺摊子,损害股东价值的项目一定不能上。要把央企的人、才、物等资源向产业链的高端集中,并且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对于长期亏损且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等经营困难企业或长期无回报等低效对外投资,要采取坚决措施,抓紧进行处置。国资委的这些指示,愿望虽好,但恐怕不解决问题。作为中国市场上有强大资源配置能力的利益集团,央企的投资决策由央企高管来决定,国资委实际上管不了。比如让央企撤出房地产业,到目前喊了多少回了,效果如何呢?只要涉及实际利益,央企的事还是自己说了算。因此,对国资委控制央企的“盲目投资”,不要抱太大希望。如果国资委干预,也许央企会问:“你怎么知道我是盲目投资?”(L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公积金有望被普遍“挪用”于保障房建设】 日前《21世纪经济报道》称,从3月开始,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等多部门组成调研组,就《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实施和修订深入湖北、湖南等多个省份开展调研。“公积金与保障房关系”是此次调研的一个重点,《条例》修改则可能将其公积金建设保障房“合法化”。今年全国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所需资金高达1.3万亿。但中国公积金的利用率不足,沉淀较为严重。根据住建部的数据,截止到2008年末,全国公积金资金沉淀3193亿。对此,2010年8月份,住建部、财政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通知,北京、天津等28个城市被列为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房的试点城市,可以尝试利用公积金贷款建设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安置用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兵质疑称,2002年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条例》明确指出,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假如巨额的住房公积金资金出现安全问题,出现呆账、坏账,将直接损害住房公积金缴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挪用”公积金建保障房可能也是无奈的办法。这种“创新”类似于中国用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和中行一样,手段不完美,但很实用。(L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政府智囊建议住房“限购令”维持5-10年太不靠谱!】 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家信息中心今天(7日)在媒体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应明确宣布住房限购政策将为中长期性政策,至少在5-10年之内维持不变,以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由于房价超出了许多普通居民的购买力,公众不满情绪高涨。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房地产降温举措,例如部分城市限购第二套房以及上调首付款比例和抵押贷款利率等。国家信息中心在报告中表示,此举将让地方政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房地产调控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打破人们的侥幸心理,清除投机需求的滋生土壤,使得房地产调控真正走出“越调越涨”怪圈。该机构在上个月下旬曾表示,住房限购政策应当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国家信息中心表示,国务院在1月下旬推出的调控举措尤其是房屋限购规定导致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从前几次调控的经验看,市场观望的时间大约为2-3个月,其后市场则往往再次延续前期走势,直到新一轮调控政策的来临;补充称,由于住房限购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实行,使政策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在我们看来,国家信息中心号称中国政府智囊之一,却向国务院提出如此“疯狂”的建议,令人惊讶!如果完全以行政手段冻结一个市场达5-10年,这对市场有多大的伤害?我们怀疑政府智囊的研究人员是否动脑子想过这个问题!(LCXS)返回目录 【政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意见稿将汽车整车制造排除在外】 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开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与此前版本相比,征求意见稿突出了对外商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征求意见稿在鼓励类当中增加了许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项目。例如,在金属制品业当中,征求意见稿增加了航空、航天、汽车、摩托轻量化及环保型材料研发与制造;在专用设备制造业当中,增加了汽车动力电池专用生产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增加了高技术绿色电池制造;在通信设备制造业中,增加了基于PIv6的下一代互联网系统设备、终端设备、监测设备、软件、芯片开发及制造;在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中,增加了再生水厂建设、运营,以及机动车充电站、电池更换站建设、运营。除了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外,现代服务业也是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创业投资企业和知识产权服务被纳入了鼓励类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2007版目录中被列入鼓励类的“汽车整车制造(外资比例不高于50%)及汽车研发机构建设”,没有再出现在征求意见稿的鼓励类当中。(R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高税负和“官僚作风”削弱了上海对外资的吸引力】 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7日联合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亚太地区总部调查》。报告称,上海较高的税率削弱了上海对外企的吸引力。同时,官僚主义作风和政策的不可预测问题也被列为跨国企业在上海设立总部的两大顾虑。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俞大海表示,“我们的结论是将上海与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对比后得出的。”据了解,新加坡和香港对外资企业征收的最高税率分别为17%和16.5%,几乎是上海的一半。此外,两者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仅为20%和17%,远低于上海的45%。俞大海说,“欧盟企业的亚洲总部往往都是年薪百万以上的高官人员,上海征收如此高的个税会对大大打击外资在上海设立亚洲总部的积极性。”报告指出,税率之外,官僚主义作风和政策的不可预测性“让投资者们倍感头疼”。中国欧盟商会副会长荣彼得称,“尽管上海市政府已大力改善投资者面临的监管问题,但外资公司仍认为官僚主义作风相对严重,同时会遭遇不同于本土企业的歧视性待遇。”俞大海则解释说,此处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是指国内行政管理程序上的繁琐和低效。而歧视性待遇和政策不可测的问题根源都在于外企与政府沟通上的不畅,“政府在制定政策前应该更多地与外企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LCXS)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北京地铁运力已达极限】 据报道,北京地铁1号线、5号线、八通线、13号线由于乘座人数太多,均出现了早晚高峰限流的现象。所谓限流,就是采取在站外设置疏导围栏、地铁口单进单出、短时封闭部分进站闸机、列车经过某些站点时不停车等方法,控制地铁发送的总人数。知情人士表示,限流原先是为应对暂时人流高潮而采取的应急安全措施,主要目的是控制在站台上等待列车的人数,以免推搡中出现前排乘客落入轨道的严重事故。但随着地铁人流的增长,限流目前在许多站点已经演变为常态,每到上下班的高峰就会自行启动。其中,历史最久,人流最多的地铁1号线限流最多,自西向东至西三环,除古城站、公主坟站外都将采取常态限流,最长的限流时间达到两个半小时。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指出,地铁人流的增长与地面交通中采取的反堵措施、高涨的汽油价格有关,未来也看不到这一趋势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而在地铁人流增长的背后,隐藏着的则是北京这一巨型城市越来越离谱的扩张速度。如果这一扩张趋势得不到收敛,“我是北京人”未来将演变为一句形容自己吃苦耐劳的广告语。(ABHM)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的慈善问题首先是个社会开放问题】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中国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贫富差距甚至有拉大的趋势。这对于慈善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可喜的是,中国新富起来的企业家的慈善之心正步入一个新的上升通道。2010年5月,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以个人名义向西南五省区灾民捐款2亿。尽管其“只收3%的管理费”的要求看起来颇为苛刻,但他对于慈善的认真态度值得赞赏。此外,被称为“野蛮慈善”的陈光标也同样如此。不过,现实的问题是,慈善在中国仍然处于被限制过多的状态。从历史来看,中国原本是慈善之邦,民国时期,独立的民间慈善更有相当高的水准。前朝遗老、政要夫人、贤明乡绅,农工小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因此,中国并不缺乏慈善的土壤。安邦对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也一直保持关注,在去年的一篇《战略观察》中已经做出详细分析。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慈善首先是一个社会开放问题,中国社会对于富人们如何获得财富、如何分配财富,还有着较为普遍的对立看法和心态,既有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崇拜,又普遍持有“为富不仁”的歧见。更重要的是要破除制度的障碍。只有尊重私有产权、有公民社会的国家,才会诞生出更多的慈善。中国现在一切都由政府管着,强政府、强国企,在社会结构中缺乏社会、社区、社团,即使是慈善,政府也担心变成不受控制的“第三种力量”。这种情况下,民间慈善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限制。(ALH)返回目录 【政策:北京将上调二手房最低过户价堵阴阳合同税收漏洞】 北京市二手房交易通过阴阳合同逃税是普遍的现象。日前《京华时报》从北京市有关部门获悉,近期本市二手房最低过户价将进行调整,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用于计算税费的价格将更接近真实交易水平,购房成本将上升。普遍存在于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的阴阳合同的问题也将得以根治。按规定,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需要缴纳契税、营业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交易过程中,需对交易房屋进行评估,评估得出的价格将作为缴税的基准成交价,也就是最低过户指导价。而目前北京二手房市场实行的最低过户指导价还是2005年的水平。如亦庄地区最低计税价格为3589元/平方米,而2010年成交均价为20391元/平方米。购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产,真实购房总价为200余万元,而计税的总房价只有35万余元。这一问题是导致阴阳合同频现的根源。此前出台的“京十五条”明确提出,要对最低过户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指导价意味着二手房交易税费的提升,以目前二手房交易税费均由买房人缴纳来看,过户指导价的提高无疑抬高了买房人的成本。该报举例:一套80平方米单价2.5万元的二手房,总房价200万元,若按真实交易价格计税,营业税11万元、契税2万元、个税2万元,总缴税额15万元;按单价6135元的最低过户指导价,总房价49.08万元,总缴税额仅36810元,两者相差11万余元。(R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的高素质劳动力正在迅速趋向紧缺】 中国的工科大学生和研究生人数在2002-2008年之间翻了一番,这反映出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的主要是鞋类和服装;如今,中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已变为电脑、电脑配件和通讯设备。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例已从本世纪初的约1/5上升至2008年的接近1/3。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对生产廉价低附加值产品的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对生产廉价高附加值半成品和成品的跨国企业的吸引力则在上升。但人口的教育结构是一方面,数量结构则是另一方面,在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之时,如何看待高素质劳动力的供应问题?在我们看来,高素质劳动力充足只是在部分出口加工产业环节、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显现的市场状况。在中国其他领域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的影响肯定要大于上述领域的影响。从系统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产业集群”模式,在全球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但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优势正在急剧弱化,年轻的、高素质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很快就会短缺。(ABHM)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内劳动力价格谈判机制正悄然生变】 在“用工荒”的背景下,一线工人坐到谈判桌前和老板协商工价的场景已开始不断在浙江企业出现。据统计,截至目前,杭州全市已签订集体工资协议13500份,覆盖企业34488家、职工129.5万名,其中签订区域性行业性工资协议1510份,覆盖企业22498家、职工43万名。浙江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金长征介绍说,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浙江已广泛覆盖,并初步形成了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工资协商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浙江已有近850万名职工实行了集体协商定工资,涉及企业达到13.22万家。在目前浙江不少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中,谈判的除了工资,还包括工作时间、保险福利、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等。据了解,企业职工工资一般每年商定一次,由双方选出代表,面对面决定当年工资标准。但部分企业因为受季节影响大,也会每季度开会商议调整工资水平。有些服装企业根据批次及时调整工时工价。除此之外,产假休几天、享受多少福利等,几乎一切与职工息息相关的厂务,都允许职工参与“拍板”。(RCY)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重庆部分民营加油站对两大巨头的垄断已忍无可忍】 重庆涪陵区共有86座加油站,其中民营加油站50座占全区加油站总量的60%,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当地的加油站数量分别为27个和9个。重庆市涪陵区石油成品油协会(以下简称涪陵协会)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有50个民营加油站,固定投资9500多万元,解决三峡移民和下岗职工350人。不过占据涪陵加油站过半数量的民营加油站从春节开始后,经营形势开始恶化。涪陵石油协会负责人表示,截至4月中石油仍然没有与当地民营加油站签订供油协议,两大公司也从今年3月初开始基本停止向民营加油站供油。为此,涪陵协会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件,报给重庆市涪陵区各政府部门。涪陵协会负责人表示,两大公司一方面停止给民营加油站供油,另一方面却大量给当地矿山、打石场、建筑工地等工矿企业供油。他介绍,给工地等工业企业供油,可以按照最高零售零售价销售,但是给民营加油站供油则需比零售价便宜300-400元。实际上,去年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曾对违规高价批发柴油的8家企业公开曝光,其中包括中石化和中石油数家分公司。业内人士介绍,自上次曝光之后,两大公司对汽柴油批发价控制较严,转而向量多利大的工业用户重点销售。据涪陵协会这次报送的文件显示,涪陵中石化还开始对工业大户开展促销活动,如果一次性购买12万元油每升优惠0.3元。不过,在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看来,此事并不大,因为重庆涪陵区的民营加油站早就不是第一批被两大巨头整垮的群体。(RLH)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了无新意的危机公关无法挽回双汇的糟糕形象】 因“瘦肉精”事件下架20多天后,双汇熟肉制品6日在全国各地重新上架,双汇及其代理商也展开了各种公关和营销活动。在重庆,摆满双汇产品的专柜上,多了各种宣传资料和检测报告,还放着满满两盘子的火腿肠切片。盘子里准备着牙签,双汇的重庆区域经理带着几名促销人员不停招呼来往顾客品尝。见到有人观看,促销人员就自己挑起火腿肠切片往嘴里塞,没多久经理本人就吞下了近半支。经理说,“瘦肉精”事件后,重庆超市30多个双汇产品全部下架,20多天来销量减少数百万元,为让市民相信重新上架的产品是安全放心食品,他们只好无奈地到现场大吃火腿肠。但超市中的民众对这一营销活动明显没有兴趣,认为这一活动还是做秀居多,发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评论。安邦认为,双汇这家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骨子里还是小作坊式的食品厂,对现代的质量管理、市场营销和公关一无所知。安邦研究员注意到一个细节:双汇在“瘦肉精”事发后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主席台后面搭起了一块巨型蓝色塑料布屏风,其中双汇二字的拼音“ShuangHui”竟然都写错了,写成了“ShaungHui”。连公司的名字都能搞错的企业,对公司的品牌能有多少责任心?(ABHM)返回目录 【市场:发改委价格干预扩大至酒行业】 近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一周内两次召开酒行业会议,强调维护价格稳定。根据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发出的《重要情况通报》,3月31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领导邀请发改委价格检查司、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紧急约谈该协会、酿酒工业协会及华润、青岛、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团领导。《通报》指出,价格司领导对啤酒企业受成本上升较多,适当提高部分产品价格表示理解,对成本变化不大但价格轮番上涨的白酒行业,在当前形势下不妥当的定价行为提出了批评。发改委价格司的领导提出了五点要求,强调上半年必须保持价格稳定。《通报》还指出,在4月2日上午发改委价格司再次会同发改委经贸司、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约请十七家协会负责人,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黄酒、葡萄酒行业也必须充分认识此事的重要性,必须做到防患于未然。我们已与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剑南春、水井坊、汾酒等企业的高层领导进行了沟通,他们均表示坚决支持拥护政府决策。”在我们看来,发改委对食品饮料、酒、日化等竞争性行业进行价格管制的同时,却允许国企垄断的石油行业涨价,这种做法难免令人质疑。(RCY)返回目录 【市场:北京一季度土地市场量价齐跌致土地收入缩水2/3】 这两年在全国城市土地收入榜上常名列三甲的北京市今年土地收入开局不利。一季度北京市土地市场共成交46块土地,总成交面积达441.6万平方米,出让金总额达159.3亿元,平均楼面价格仅为3607元/平方米。而去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土地市场共成交59块土地,总成交面积达664.5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总额达486亿元,楼面价格为7314元/平方米。据此计算,今年一季度的土地出让金仅为去年的32.7%,楼面价格下降了49%。一季度,北京市共供应经营性用地37宗,已成交20宗,还有17宗待成交,总成交面积约为240.3万平方米,为北京市带来了约140.9亿元的土地收入。其中仅7宗为纯住宅用地。在已成交的土地中,纯住宅用地只有2宗,总成交价约为2.38亿元。特别是在3月,北京住宅用地零成交,导致3月的楼面价格仅为1504元/平方米,环比下降79.65%。与较少的住宅用地供应相比,商业金融用地及多功能用地较为活跃,18宗其他性质用地的建筑规模达237万平方米,是住宅用地供应量的73倍,而这18宗土地的总成交价高达138.5亿元。随着北京市土地供应计划的出台,一季度的最后两天,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连续推出13宗地,合计提供建筑面积达190万平方米。一开发商表示,其实目前楼市调整期地价开始下跌,正是拿地的好机会,只是目前市场的好地太少了。(LHZB)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日本旅游业遭受重创才刚刚开始】 日本旅游业大受地震及核危机打击。东京入境管理局4月6日公布,地震后的3月11日至31日,从东京成田机场入境的外国人平均每日约3400人,仅为去年3月每日平均入境人数的1/4左右。每天从大阪关西机场入境的外国人数降至约1700人,不到地震前的一半。而去年到访日本的外国人逾944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按年增加24.6%。其中,去年入境日本的香港人数逾48.3万人次,按年增加14.5%。日本原本定下今年外国游客人数达1100万人次的目标,现在看来恐怕难以实现。在入境人数大减的同时,取消旅行团或酒店预约的情况也相应发生,旅游及零售受沉重打击,尤其是依靠观赏樱花季节获利的旅游业。原本中国游客显著增长的北海道也面临尴尬局面,旅馆的预约数目突然停滞。日本航空表示,5月和6月要推出无薪假,两个月各有100人同意放无薪假。多个国家劝告国民避免赴日,亦令游客大跌。由于核事故前景未明朗,外国人避开日本的趋势若长期持续,可能会令消费低迷加剧,日本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为采取什么对策而伤透脑筋。实际上,在日本地震后的快速分析中,安邦研究人员就曾估计,日本旅游业遭受重创至少会持续一年。现在的情况,则是刚刚开始。(BCY)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德国制造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德国经济部4月6日公布,德国2月制造业订单经季调后月率上升2.4%,年率上升21.7%,远超出市场预期,欧洲最大经济体正继续加速增长。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德国2月制造业订单月率上升0.6%,此前1月德国制造业订单修正后月率上升3.1%,初值上升2.9%。1月德国制造业订单年率修正后上升20.1%,初值上升19.7%。数据显示,海外订单月率上升2.3%。投资品订单增长4.5%。德国经济部在声明中称,大额订单高于平均水平,稳定的国内需求预示制造业生产前景将继续向好。尽管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欧元区外围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但并未影响德国企业的投资和雇佣。德国央行预计该国2011年GDP增幅为2.5%。另一方面,据德国联邦劳工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德国劳动力市场形势进一步好转,今年3月份失业率由去年同期的8.5%降至7.6%,比上月则下降0.3个百分点。3月份德国失业总人数降至321万,比上月减少10.2万,同比则减少了35万人。德国经济保持强劲有利于带动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经济复苏。(RCY)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印度大学扩招后的毛病与中国一样】 说到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印度比中国有更好的条件。但因基础设施差等原因,印度难以像中国那样通过庞大的制造业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反而是对个人素质要求较高的软件等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这导致不少印度年轻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经营呼叫中心的印度公司24/7 Customer Pvt. Ltd.正在急切招募那些能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回答客户问题的新员工3000人,但在印度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这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3%的求职者能达到该公司录用标准,这家公司不得不将招募范围扩大到菲律宾和尼加拉瓜。其8000名员工目前绝大部分都在印度以外工作。表面上看,印度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有了极大增长,似乎已经满足了对更高教育程度工人的需求。印度工科院校目前可容纳150万名学生,差不多相当于2000年时39万人的4倍。但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进行的评估测试显示,75%的专科毕业生和85%以上的综合性大学毕业生都无法受雇于印度高增长的全球性行业,如信息技术(IT)企业和呼叫中心。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大学扩招类似,“制造”了一大批缺乏就业能力的高学历失业者。(RHZB)返回目录 〖调整与修正〗无 〖每日数据〗 COMEX 金=1458.50美元(4月6日收盘价) NYMEX原油期货价格每桶108.83美元(4月6日收盘价) 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122.30美元 (4月6日收盘价) [外币100] 美元654.56 英镑1067.85 日元7.6619 港币84.19 澳元682.51 欧元936.97 1人民币=4.43813新台币 [1美元兑] 英镑0.61239 欧元0.69993 澳元0.95413 瑞郎0.91758 日元85.2724 加元0.95989 港币7.77374 [主要股市指数] 深指/沪指12890.66/3007.91,沪深300指数3324.42,恒指24281.80,道指12426.80(4.6),纳斯达克2799.82(4.6),标普500指数1335.54(4.6),日经9590.93,台湾加权8901.72,德国7215.11(4.6),法国4048.16(4.6)   声   明 安邦集团是从事策略分析和风险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简报产品是在研究员研究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信息产品,不能将其视之为规范的研究报告或结论。鉴于信息科学的基本属性,更不能将其视为等同于媒体的新闻传播。有关问题的来源、讨论或争议,请使用“电话咨询”(TELEPHONE CONSULTING)及“在线咨询”(ONLINE CONSULTING)服务,直接向研究员咨询。电话咨询:010-59001350,在线咨询:research@anbound.com.cn。客户就有关问题如果需要更为规范、详细的研究报告,请与研究部联络,电话010-59001350,研究部主管贺军(高级研究员)。 鉴于市场上出现假冒及转发安邦产品的现象,特此声明:安邦咨询向正式客户提供的所有产品,只通过如下邮箱发送:anbound@anbound.com.cn、anbound@anbound.info、anboundmail@vip.sina.com ,客户也可从安邦官方产品网站(www.anbound.info)获得。从任何其他途径收到的产品,都不能代表安邦产品,安邦咨询概不负责。 ©2011 Anbound Informat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相关日志 2011/04/07 — 安邦-每日金融-第3233期 (0) 2011/04/07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7期 (0) 2011/04/06 — 安邦-每日金融-第3232期 (0) 2011/04/06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6期 (0) 2011/04/02 — 安邦-每日经济-第3895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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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两篇昂山素姬的文章,向这位亚洲最美的女性致敬

恐惧与自由   【缅甸】昂山素姬 (井蛙译) 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那些掌权者恐惧丧失权力及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都导致了腐败。大多数缅甸人熟悉这四种腐败:(一)贪婪的腐败,由欲望导致的腐败,是由于受到诱惑或出于那些人们的喜好背离了正确的道路;(二)偏狭的腐败,是采取错误方式去敌视那些心怀恶意者;(三)愚昧的腐败,是由于无知所带来的失常;(四)恐惧的腐败,这也许是四种腐败中最坏的一种,因爲它不仅産生了恐惧,窒息并缓慢地摧毁了所有的是非观,大多数时候,它还是其他三种腐败的根源。正如贪婪的腐败一样,不纯粹是贪婪,恐惧匮乏或恐惧失去他们所爱之物,都能带来这种后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恐惧被超越、被羞辱或受伤害,都是恶意的种子。因此,除非摆脱恐惧的枷锁、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否则无知将难以驱散。恐惧与腐败的关系如此接近,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任何社会里任何一种恐惧都充满了腐败。它根深蒂固地难以根除。 公衆对经济困难的不满看起来像是1988年由学生示威所导致的缅甸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这是真的:多年来不连贯的政策、无能的官方措施,萌发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收入的下降,已经使国家变成经济的废墟。但是比起难以接受的生活水平,更爲严重的是,它已经侵蚀了传统忍耐的美德,沈默的人们也由于腐败和恐惧扭曲了生命的羞耻感。 学生们不仅仅抗议他们的同志们的死亡,而且还反对否认他们生活的权力、剥夺生活的意义与未来希望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且,因爲学生们的抗议与民衆的普遍受挫相关,示威活动迅速演变爲全国性的运动。其中一些热情的支持者是富有经验的商人。他们不仅扩大了必要的联系,保存了运动,而且还使运动在体制内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他们的富裕使得他们缺乏真正的安全感或满足感。然而他们意识到,不管他们自己以及其他同行的市民的经济地位如何,爲了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使不是充分条件,至少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行政部门。当缅甸人民的权力就象捧在手中的水一样的时候,他们已经厌倦了毫无保障的不稳定的政局。   也许绿宝石那样凉爽   就象捧在手中的水   但是啊也许我们的权利   只是破碎的玻璃   捧在手里 这种锋利无比的捍卫著试图粉碎他们的闪耀著力量光芒的玻璃碎片,可以将其视爲那些企图摆脱镇压的人们身上所闪现出的勇气的本质特征的一种生动的象征。 伯格由克昂山(BogyokeAungSan)在他被审讯期间,把自己看作爲一个不屈不挠地探索著缅甸问题之最佳答案的革命者。他激励人们鼓起勇气:“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爲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需要努力去保持一个没有腐败的环境,在那儿,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恐惧由于受到法律的控制,而不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幸福。法律不只是通过对罪犯采取公平的惩罚从而防止腐败。它们也促进创造一个没有营私舞弊的、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保存人的尊严的社会。哪儿没有这样的法律。那儿维持正义与公共尊严的重担便落在了平民百姓身上。需要他们持续不变的努力与忍耐,才能把一个理性与良知由于恐惧而受到扭曲的民族,改变爲一个法治的国家;在把人天性中的破坏力降低到最低点的同时,促进人民对于和谐正义的渴望。 在这个已经创造出致命武器、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里,它能够并且已经通过这种强大的、非人道的技术,控制了弱小与无助的人们。这时候,迫切需要在民族与国际水准上,建立起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更爲亲密的关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声明,全人类不分种族、国籍和宗教,每一个个体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力争促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但只要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强制而不是民意之上的,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驾于长远的和平与繁荣之上的,那麽,爲保护与促进人权的国际性的协调性行爲,将仍然是最可行的一部分斗争,将继续建立斗争的舞台,在那里,受压迫的被害者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去捍卫他们作爲人类家庭中一员不可剥夺的权利。 革命的精髓是精神。它出自于一种理性的信念。爲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需要改变精神上的态度与价值观。革命的目标如果仅仅是瞄准在改善物质的条件上,改变官方的政策与制度,它就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革命的精神,那麽産生了不公正的旧秩序的力量,将会继续不断地威胁改革与重建的进程。仅仅是呼吁与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必须万衆一心地去坚持斗争,以不朽真理的名义去献身,去抵制由于欲望、憎恨、无知和恐惧的影响所带来的腐败。 据说,圣徒就是不断努力去尝试的罪人。因而自由人就是阻止自己继续做尝试的人,并且在这过程中,使自己适当地承担起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所需要的责任与纪律。对于那些向往生命尽可能圆满与完整的人说来,免于恐惧的自由,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目的的基本自由。 一个想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制的、并且坚定地确保反对国家滋生权力的民族,首先必须学习将自己的思想从冷漠与恐惧中解放出来。 爲实践自己的思想,昂山自己总是坚持不懈地表现出勇气——不仅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从而使得他敢于说出真理、遵守诺言、接受批评、承认缺点、改正错误、尊重对手并勇于与敌人谈判,从而在人们的心中赢得了当之无愧的领袖角色。正是因爲这种道义勇气,使他在缅甸永远值得人们去爱与尊敬——他不仅是一个好斗的英雄,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与良知。尼赫鲁用来描述圣雄甘地的话,正可以用在昂山的身上:“他基本教义中的无畏与真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行爲,永远将被视作爲大衆的幸福。” 甘地与昂山,一个是伟大的非暴力倡导者,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始人,两者的个性截然不同,但因爲向独裁统治的挑战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都不可避免地有著相同点,因而,在那些起来迎接挑战的人身上存在著内在本质上的相似处。曾认爲甘地一项最伟大的功绩是给印度人民输灌勇气的尼赫鲁,是个现代政治家。但是,在对20世纪独立运动要求的评价时,他发现并回顾了古印度的哲学:“一个个体或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天赋……是勇敢,不只是肉体上的勇气,而且还是出自于精神上的无畏。” 勇敢也许是天生的,但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可能来得更加珍贵。勇气来自于习惯性地拒绝唯命是从。勇气可以被描述爲“压力下的优雅”——所谓优雅就是面对残酷、持续的压力不断地更新自己。 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爲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産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爲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爲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爲,谴责爲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对由于恐惧而习惯于在铁幕统治下生活的人们说来,将他们从使人虚弱的恐惧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也许是不容易的。但即使在最爲残暴的国家机器下,勇气也在不断地産生,因爲恐惧不是文明人的自然状态。 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勇气与忍耐的源泉通常在于坚定地信仰神圣的道德原则以及身处逆境但仍然信奉精神与物质进步的历史观。人与纯粹的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他有自我改进和自我拯救的能力。人的责任的根源在于对完美的观念,欲望使之完成,理智使之发现面向它的道路。即使意志在这一条道路上无法到达终点,至少这段距离会産生超越个人局限与环境障碍的要求。这是理性的、文明人的世界观。它引导人们去挑战、去承受、去建设一个没有贫困与恐惧的社会。当真理、正义与同情的概念只是作爲抵抗残暴权力的壁垒的时候,那麽它们就仍然无法摆脱历史的陈词滥调。 〔这是爲纪念昂山素姬1990年获得由欧洲国会颁发的萨哈罗夫(Sakharov)自由思想奖编辑首次发表的作品。该奖于1991年7月10日在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颁发,但昂山素姬缺席领奖。同一星期,此文全文或部分在《泰晤士文学副刊》、《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曼谷邮报》等刊物发表。〕    铁窗没有季节   昂山素姬 (井蛙译) 普遍认为缅甸没有四季,我们只有三季,暑季、雨季和冬季,春天大多不为人所知。尽管,在比较寒冷的边境,有一段像春天那样宜人的、我们称之为早夏的气候。除了部分地区之外,那里有枫叶般鲜艳的落叶树,照亮了寒季的头几个星期,我们也没有如日本人那样能轻易感觉到的秋天。 对一个粗心的观察者说来,缅甸人都似乎特别地对季节的更替不敏感。我们没有庆祝春天到来的保春花,我们不知道秋天的美丽的震颤,我们也没有把季节的主题具体地体现在我们的艺术表达或时装里。 我们一年里都穿著同样几款服装:差别只是在于暑季和雨季。雨季是一把伞,而冷天只是在夏季的衣服上加厚几层而已。我们对季节的更替,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关心。但事实上,缅甸人却对他们日常环境里的时间变化极为敏感。传统惯例,认为我们有六个季节。我们也有一种诗歌类型,表现了阴历中的十二个月,就好像每一个月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季节。 十二月与拿特祷(Natdaw)月大致相符合,在佛教传入缅甸之前,它是礼拜印度神迦尼什(Ganesh)——象征财富的象头神的日子。在诗歌的传统中,拿特祷(Natdaw)是一只蛾。当薄雾和银光闪闪的寒露笼罩地球的时候,心灵充满著对远方的爱人的思念。 这是达芯(thazin)花盛开的月份:精致的小花蕾,像羊皮纸上涂了金黄色的雄蕊,从弯曲、透明的绿色□干上垂下。对缅甸人说来,达芯(thazin)是非常浪漫的,精致而难养的。当它绽开花朵的时候,它的优美几乎就是这个寒凉季节里的象征。 拿特祷组成何曼特(Hemanta)或冬天的第二下半季。最有趣的是,这是缅甸最令人怀旧的季节。天空一片澄净,天边像给地平线镶上鸭蛋一样的蓝色。在仰光,最冷的天也比不上东京樱花盛开时,晴和的日子那么冷。但对缅甸人说来,这是真正的冷。老伯伯早上出去晨运的时候,头上戴著毛纺的巴拉克拉法帽;老婆婆披著编织的围巾,裹著法兰绒,或半个世纪前流行的天鹅绒夹克衫。在何曼特期间,传统上受人欢迎的消费品是口味重的与“加热”的食品,比如肉,牛奶,黄油,蜜糖和干姜。那些吃得好的人,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他们的脸色变得圆润和充满光泽。 冬天一来,入夜时,我就开始蜷缩在我们家惯用的中国毛毯里面。这些厚厚的棉毛毯盛行条纹或方格花纹,通常有绿色、红色及红褐色各种不同的图案。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拥有自己的毛毯。记得那时我偏爱绿格子花纹的毛毯,一直用到它几乎变成碎布,我还坚持要用。如今,寒冬来临之时,第一条放置在我床上的毛毯,是我父亲的中国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条旧毛毯:白色夹杂著有点儿褪色的红条子花纹,我母亲在一个角落处绣上了日期,“ 25-3-47”。当气温急剧下降,我就将那张搁置在我父母婚床上的日本毛毯加在中国毛毯上面取暖。 八年来我在寒夜里都无法入睡。不去思考良心犯,以及别的被关在全缅甸监狱里的犯人。当我在蚊帐里躺著很好的床垫,躲在毛毯底下取暖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很多政治难友,他们在阴冷的牢房里,躺在薄薄的、渗透著寒气的席子特别令人难受的水泥地上。他们既缺乏充足的衣服和毛毯,也没有蚊帐可以防止蚊虫。虽然,冬天没有夏天那么多蚊子,但蚊帐有取暖的作用。我惊讶有那么多的犯人被冻醒,颤抖著度过长夜;有那么多的老犯人,忍受著骨头疼痛与肌肉痉挛;多少人此时此刻正梦见一杯热饮或家人的一点安慰。 这是我在监狱的第八个冬天了,一早起来就能看到一个清新洁净的世界。我讶异有那么多的犯人能够尽情享受美丽的何曼特时节,我们的诗人对此已写过如此令人伤感的诗。铁窗牢不可破的大墙,阻挡了银光闪烁的露珠与薄纱似的阳光,冬天花朵的淡淡香气,以及丰富而温暖的食物的滋味。此时此刻,如果能读到有关冬天的诗句,那该多好! (199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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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中国为何要常常敲打日本? – 信力建- 职业日志- 价值中国网 …

当今统治者其实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面临的 社会不公 ,因而倡导和谐社会并加大了 维稳 的力度。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所谓的改革脱离了原来运行的轨道,一步一步失去了公正,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未来,并且迅速沦为少数利益集团在密室里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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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解放军报》批驳“军队国家化”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中国《解放军报》批驳“军队国家化” 2011-04-06 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连日来发表多篇文章关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批驳“军队国家化”,对全军官兵进行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以确保部队的稳定。 海外网络刊物《多维新闻》的报道说,在中东及北非很多国家的民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连日来刊登多篇文章,并发表“编者按”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尖锐激烈。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领导权和主动权,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这些文章包括:《“军队非政治化”兜售的是什么货色?》,《谁说军队只有“非党化”才能建成信息化?》,《国家的军队等于军队国家化吗?》等。 其中《谁说只有“非党化”才能建成信息化?》一文的作者说,西方鼓吹军队同政治分开,军队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观点或任何一个政治党派。中国国内一些“异见分子”鹦鹉学舌,胡说“军队应当保持中立”,其实质都是为了改变解放军的性质宗旨。作者提出,要坚决抵制这种错误思潮影响,自觉划清中国基本军事制度和西方军事制度的界限。 美国沃克拉荷马中部州立大学教授李晓兵认为,中国的《解放军报》发表一系列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因为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讨论一直都有,有起有伏吧。每到国际国内有些争端的情况下,都有些人要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就避免这次讨论在没开始之前。现在是开始避免。开始之后,恐怕出现一些不好的结果或者风波。” 《解放军报》的另外一篇文章题目是《谁说军队只有“非党化”才能建成信息化?》指出,把“非党化”与“信息化”胡乱地扯在一起,是国内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军队非党化”的一个新手法。 李晓兵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会改变现行的将军队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下的军事体制, “从共产党建立军事武装以后,22年军事斗争都是党指挥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政府。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也成立了中央军委,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但从49年到2011 年,一直还是中央军委就是党的指挥机构在指挥军队。所以,军队在很多关键时候包括文革、六四都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很大作用,不光是对外,对内政起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短时间内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变化的。” 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军队国家化必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作保证,否则实际的效果不会好。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例子来看,军队国家化之后,军方已经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政党可以靠选举上台,但必须优先满足军方的利益和特权,否则政府的命运就难保。比如泰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军事政变成了家常便饭。这种所谓国家化的军队所代表的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人民利益,只是军阀集团的利益,造成了枪指挥党的局面, “通常白皮书提出来要增加透明度,要共创双赢局面。这是对外,对外不会动不动就打。但是对内就要维稳。恐怕维稳军队就要听党的话,绝对不能脱离政治。首先要做到政治上合格。所以就批驳这些什么军队国家化或者说脱离党的领导,肯定就要痛斥了。 ” 马鼎盛说,从军队产生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军队通常不是由政党组建的,一般来说,军队产生在前,政党出现在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往往是先组成政党,由政党组织自己的军队,政党与军队往往是合成一体,武装夺取政权。要靠军队打天下的共产党主动放弃军权非常困难, “你除非推翻它了。它肯定不干。这是命根子。枪杆子出政权。它把枪杆子交给别人,那政权不就没了。” 事实上,与中国现行体制相同的前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上世纪末,在民众的抗议示威及执政党改革派的努力下,没有经过军事政变和大规模流血就实现了国家的民主化和军队的国家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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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

2011-3-29 在人们意识到 政治 改革 尤其是 民主 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 中国 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 社会 和 经济 发展 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 政府 官员 ,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 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 国家 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北美、 日本 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再者, 世界 历史 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改革”的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总理 温家宝 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有效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19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那个 时代 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建设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和遏制党内 腐败 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 关系 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 中央 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 学者 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的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 高层 ,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 美国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是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例如通过走访、 互联网 、电视讲话等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疑问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 人大 和 政协 要扮演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是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它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例如参与、协商等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它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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