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

“谨防利益集团联手反扑”、“特赦，‘贪腐’获得他们对改革支持”……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利益集团对改革阻碍的言论扑面而来、耸人听闻，大有改革处在危机之中的势态。更有甚者，有人还列举出了中国几大利益集团，如权贵资本利益集团、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知识资本利益集团。 　　所以，他们认为，消除利益集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唯有控制，使其不致坐大，不至于左右国家经济社会战略与政策。而控制的最好方法就是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靠政府的遏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最根本的则是实行民主体制，民主体制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不同利益的大体均衡，利益集团大致发育正常。 　　显然，承认中国有利益集团，且夸大利益集团的作用，意在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意在中国实行美国那样的民主体制。 　　不可否认的是，发端于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生产力大飞跃的同时，催化了中国的社会分层。更由于权力的介入，中国社会分化出现了许多非公平现象。 　　以所谓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例，如原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主政吕梁8年，形成政商互动：老板出钱买官，官员帮忙平事。吕梁是山西资源富区，聂春玉主政期间先后推动进行了两次煤改，也就是2005年的产权改革，2007年的资源整合。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官商利益输送等诸多问题。2002年，邢利斌8000万收购兴无煤矿，而兴无煤矿是柳林县最大的国营煤矿，按可开采储量计算，邢利斌每吨煤炭付出的价格仅为0.57元。资源整合后，吕梁出现了多个煤炭资源“寡头”。被调查的吕梁四位煤、矿老板中的三位均是白手起家的“典范”，邢利斌由承包小煤矿起家，贾廷亮原是一个赶驴车的农民，袁玉珠出身柳沟农场技术员。1990年代中期，吕梁开小煤窑的较多，官员多以入干股的形式获益，政商互动即已出现，但基本只涉及区、县级别。聂春玉主政后，这种政商互动达市级层面。竞选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即由老板资助官员买官;而老板遇到问题，由官员出面摆平。 　　这种在利益集团论者眼中的典型的权贵利益集团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恐怕不是利益集团所能解释的。 　　利益集团是个舶来品，或者说是一个外来概念。早在18世纪末，美国就出现了全国啤酒制造商协会、全国棉花生产商协会等利益集团。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西方各国，产业、行业、职业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分化，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政府职能也随之扩大，政府对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几乎都涉及到社会上不同人的利益，由此引起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普遍关注，各种利益集团迅速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复杂化，使利益集团在西方大量涌现。所以，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院外活动集团等。原则上，利益集团有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所以，“对这些多样的、相互干扰的利益集团进行管理，构成了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并且涉及到在必须的、正常的政府运行中政党和派别的根本态度。” 　　显然，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是没有利益集团的，也不可能产生利益集团，虽然中国可能存在权利和利益共同体，但这个权利或利益共同体既非正式的，也非组织的，更没有上得了台面的共同价值和目标的。如果说有共同追求的话，那就是各取所需，也就是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互为工具。即便是与西方有着名义上相似的团体如各类协会 、研究会甚至各种商会等，也与西方的此类协会、商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原因就在于全国性的各类协会首先是党领导下的组织且各类协会也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联系，区域性的商会大抵也只是相互服务的互助组织抑或是商务协作平台，本身并没有其他价值目标。 　　并且，随着多种所有制的发展，中国人的组织化存在、组织化生活已逐步崩解，由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提供主要就业岗位，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就业人口占比最高的就业现实，表明中国人的原子化存在、原子化生活将越来越突出。虽然其间也有一定形式的组织化，如与“单位化”为参照，非公有制经济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口的所谓组织依托，不仅是非紧密的，即使是劳动合同也是可以解除的;也是无约束力的，比如各类形式的学会、协会、研究会、商会或红会，进、出自由。 　　所以，中国没有利益集团发育的土壤，“谨防利益集团联手反扑”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并且，提出这个命题本身并不在于重视、关心、研究中国利益分化、社会分层的现实，而是要求承认、强化存在的利益格局现实并使之合法性存在。 　　“特赦贪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也许他们是真诚的，但他们实在是找错了原因，也开错了药方。如果“特赦贪腐”得以实行，或许真会形成苏联式的“权贵”集团(这些人在苏共崩溃后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新贵)，对腐败的“零容忍”将是一句空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将逐步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