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至我写本文的2011年3月21日19时为止,据日本官方统计,大地震、大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8649人；失踪人数达到18000人；避难者人数达到338522人。深信,本文刊登在《南方周末》上,并传送到读者朋友们眼前时,这些数字将得到进一步的膨胀…… 地震前夕 3月10日21时,我带着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母亲,从北京起飞,回到了东京。一切都顺利,也很正常。母亲坐火车回去伊豆,我则打车去往东京市中心。22时,我到达位于东京后乐园的TokyoDomeHotel,入住后,前台人员把22层的房卡递过来,我拿到后,坐电梯上去。电梯是透明的,东京的夜景很漂亮,高楼很多,不奢侈,很朴实。这是已初步实现现代化,正走向后 …… ……

前不久，我朋友白鹤鸣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他对福岛核泄漏事件的分析 “福岛灾难中的人祸” 。文中白鹤鸣对东京电力株式会社的日常运营和事故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曝光了东电招聘“四无人员”进核电站工作的内幕。正如他所预料的，东电已经成了日本舆论的焦点，各方纷纷谴责东电在抢险救灾中的失误和失败之处。 在技术方面，东电3月27日上午曾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积水中放射性活度达到每毫升29亿贝克勒尔，“相当于一般反应堆运转时冷却水放射性物质活度的1000万倍”。这一宣布立即被日本及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认为“数值过高，很可疑。活度如此之高很不正常”，并要求东京电 …… ……

在邻居清华大学刚刚迎来百年校庆的令人欢喜之际，我趁机对母校北大进行一点回想和反思。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希望看到的是，清华与北大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同舟共济，培养使得中国真正走向世界大国的人才。以人为本，靠人发展。 我在北京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北大。我的在华生活与北大离不开。感恩北大，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遇见北大也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毕业于北大，却将继续享受作为北大人的幸福感。尽管这种享受也带着压力。既然我是北大人，就要担当北大人的责任。适当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愿有一天能有信心地说北大是我的母校。为了那一天，我坚持不懈地前进。 那么，在这里，我表达三点切身的体会。我明确表态，没有拍马屁，发自内心的。 其一，北大的国际化水平令人诧异。 北大师生很重视国际交流。北大国际化的程度以及北大学子的国际意识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期。我当时住的留学生宿舍——勺园无疑可称为“小联合国”。北大拥有来自10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大约3万外国留学生，已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勺园是很多元化的地方，什么样的文化、语言、民族都有，大家都努力和谐相处，中英文交叉是交流常态。在勺园，我们都能感觉到英文多么普及。大家同时努力说中文，水平虽然五花八门，但提高中文水平无疑是共同的目标和愿望。大家以各自的姿态努力进取。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行的国际文化节是各国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平台，是中外沟通、相互理解的过程，大家都是一家人。 北大经常迎接外宾。从国家领导到海外教授，在北大负责国际交流的国际合作部以及各所院系的老师每天都忙于接待外宾。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大学行政化的高度表现，但这种繁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给人的感觉是，外国领导人只要来了中国，就会访问北大——克林顿、普京、希拉克、赖斯、福田康夫、李明博……国家领袖都访问过北大；各国政治家、高官、著名记者、学者、活动家等经常来到北大。虽然我也知道人家来也是为了拍马屁，为本国谋利。 北大的国际知名度一天比一天提升。老师们过得很充实——毕竟能够直接接触高端人物，增加了对世界的了解，让世界也了解了自己。更加幸福的是学生，只要是北大学子，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些海外人物。虽然直接参加与国家领导人的对话的机会并不均等，你需要刻苦学习，表现得很精彩，但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接触到国际上的最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对于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这种机会实在太宝贵。在日本，类似北大的情况绝对不会有的。 在我所归属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因为专攻国际关系，老师们经常组织国际研讨会，邀请海外各国的著名学者访问、演讲等。我们学生则能够去听讲座，进行交流，大部分情况下都用英文交流。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化环境给我提供了许多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人脉。 北大老师和学生也经常出国。访问学者、国际会议、海外实习、交流项目、出国留学等等，我们有各种渠道出国，加深国际理解，接触海外事务。北大与世界各国的著名大学签订了协议，交换老师和学生、共同主办国际会议等。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跟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共同设立了双学位项目。毕业后主动出国读书的学生也很多，有些学生把北大视为一种跳板，认为“真正的学习”从出国开始。北大在学生心目中已经成为了“接触世界”的纽带与平台。原来出国的学生，作为“海归派”回到母校、继续教书的也不少。 我在北大读了4年本科，读了2年硕士，这6年正好是中国筹办北京奥运会、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北大基本上是跟着这一大潮流走的。“走出去—引进来”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一向奉行的国家方略。北大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者。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作为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的学术场所，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即一贯奉行“走出去—引进来”方针，是比较宝贵的。而对我来说，能够在这一“中外接通”的平台学习、研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有意义的。 其二，北大不是民主、自由的地方。 正因为北大是我母校，就自然对此提出一些问题或疑问，目的是为了发展。没有批判精神，不可能有进步，北大就退步了。 200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110周年，5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北大访问，我代表外国留学生跟他进行了交流。北大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不少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北大也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这些历史、传统、文化、人才等都为北大的民主精神、自由氛围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我在北大走路、上课、研究，确实能感觉到，北大提供的氛围是比较宽松的。但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行政上的限制、制约不断增多，已经增加到前所未有、无路可退的地步，包括考试规章、论文要求、与行政需求有关的种种规定等。大部分北大学生对此表示反感和无奈。 北大留学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出，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生活在校园的学生们商量呢？管制这一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负面后果。那么，为什么连打招呼、商量的过程都没有？如果是我们的国家…… 行政部门不提前跟民众打招呼，按照中国的逻辑，是天经地义的。一旦采取民主的沟通过程，就要走许多过程和环节，进展就变得极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时间也很紧张，就单方面地进行管制，这是最有效率的。这是北大校方的思维。 我理解领导面临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国家要你这么做，否则没饭吃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有理由提出应有的、合理的疑问和要求。北大“决策过程”显然是高度不民主的，“不民主造成的不自由”，你能轻易接受吗？至少我是不接受的，也必须得提出意见。我再声明一次，为的是北大的进步。难道这不是渴望进步的北大人应有的态度吗？ 民主的成本很高昂，也需要时间。然而，行政部门必须提前把这样那样的无数管制措施通知给老师和学生，至少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让他们对此措施提出问题和疑问，释放一下对管制措施的不满和意见。无论如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即使只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做比不做好。虽然我知道结果不可能改变，但我们更应该关注“过程的力量”。过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难道不是北大民主的象征，今后应该必须坚持的目标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不安因素、变数的增加，利益、价值的多元化，政府对有影响力的机构的要求和管制必然会增加的。就研究机构而言，从目前中国国内状况看，学术只好服从政治。在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面前，学术只能是次要的。不过，我们要记住政治的开放与学术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 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是“规范”。如何规范人民？如何规范单位？如何规范社会？如何规范精神？这些都与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和稳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合理制度的增加是受欢迎的。但另一方面，就北大而言，历史传统上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的校风，就是能够让校内的老师和学生自由、灵活、公开地展开学习、研究、讨论，这种氛围绝不应该消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北大学子们“解放思想”。国家的发展需要思想开放的人民。北大是需要提供这样人才的。那么，同时做好制定合理的制度与重新培养民主、自由的校风，这是北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认真落实的目标。 北大人此刻务必自问自答：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灵魂在哪里？ 其三，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 “精英”（elite）是褒义词。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社会还是哪一种行业，都有所谓精英，也需要精英。精英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必不可少。 “精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质。 第一，潜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你是精英，没有潜能行吗？我说的潜能包括基本素质、理解能力、知识面、思考力、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语言水平等等方方面面，这些与所谓“文凭”没有直接联系或因果关系。 潜能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判断形势、理解现状、积累知识与经验、寻找机会、调节自己、摸索可能性、改变现状等的能力。我不觉得对潜能的含义需要更多解释。读者朋友们这里也可以理解为“能力”、“本事”。除非有这些能力，否则一个人很难成为精英。 第二，公共意识。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外，同时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只有如此，才有价值。 这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行业、不分性别的。当然，让幼儿园的小孩儿抱着公共意识是苛刻的，也不现实。我主要指的对象是所谓“成年人”，无论是博士后、大学毕业的、高中毕业的，甚至初中毕业的，都是一个道理。只要初中毕业，你就完成了义务教育，等于满足了你作为一名某国公民的义务，接下来读不读高中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原则上是没问题的。这和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教育程度是两码回事，两者属于两个问题。总之，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公共意识，社会更希望大家都有公共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大多数北大学子不是精英。这里说的精英是上述兼备“潜能”与“公共意识”的人。有本领的人是有的，而且不少。北大学子都很勤奋，积极。我坚信，北大是“出精英”的地方。 然而，“人才”和“精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人才只不过是为自己归属的公司、单位、机构所付出、贡献。精英则超越自己归属的单位，即使没有归属单位，也会为整个社会所付出、贡献。我说的是行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可想而知，过程是自己的，结果是社会的。哪怕是精英，也不见得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结果，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有些事情没法由一个人的力量或本事改变。不过，假设有潜能与公共意识的人不断为社会付出，这一社会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我坚信这一点。 北大培养精英的现状令人担忧。如何使得大学生具有良好的能力和公共意识，并将两者结合运用于社会，对中国未来来说正是“大事”。北大学生很有能力，远远超出我预期。但许多优秀学生都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只是为自己着想，只考虑能赚多少钱，能确保多大地位，为未来走向有多大好处。毫无疑问，这些意识很纯然，一个年轻人不可能没有。但真正做事的精英不仅如此，还要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力去把自己的事业、思想与社会的动态、发展结合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发展。 对于一名精英来说，自我和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谋求的则是相辅相成。如果北大学子做不到一点，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令人可怕的方向。我不知道邻居清华的情况如何。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4月29日，原文标题为“我的北大体验”。

2011年5月4日，伟大的日子。祝愿中国青年以及青年教育的所有利益攸关者们节日快乐，但愿你们的过去是辉煌的，今天是幸福的，未来是光明的。 在上一篇“ 我的北大体验 ”中，我提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后来，我收到了不少来自北大人的抗议信。预料之内，情理之中，说明他们是认同我观点的。若他们真正反对我观点，就不可能那样赤裸裸给我发出抗议信，恰恰表明了他们缺乏自信心。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说明一下那样写北大的背景。 我深知，那样写至少会间接得罪北大，这样以后许多事情恐怕会不好办了。中国是讲究面子的社会。北大也不例外。得罪似乎是最不应该犯的，低级的错误。但既然我要对北大说点什么，就不可能只是赞扬，势必会涉及到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陷入的困境，如果不涉及这些，就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了。它就不是理性的声音与行为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要写，我绝对不会写那种拍马屁的官腔文字。既然要写，我就写我该写的，写我想写的。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害怕表现真实，那在我看来是莫大的耻辱。 我深知，在中国社会里生存，必须要说服自己向上级机构和领导靠拢，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明规则或潜规则。不过，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的知识分子，很需要也有责任向全社会发出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宁愿冒一个险，写出我对北大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爱北大，因为爱，才会求全责备，才会希望它越走越好。我自认我的批评是出自善意，从内心深处，我是期待北大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 我也提出了另外一个明确的观点：北大大多数学子不是精英。围绕什么是精英，我提供了两个指标：一个是“潜能”；另一个是“公共意识”。 北大学生都很聪明、优秀，与他们没完没了的政治、学术讨论深化了我的思考，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结识北大师生是我的最大幸运，但愿我们能够持续性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在我上学期间，时时刻刻发现，我周围的所有学生很有能力，他们的聪明远远超过我这个小人物。 问题是，他们能称为精英吗？ 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最优秀的学生普遍缺乏公共意识，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只考虑将来能赚多少钱，能谋取什么职位，能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工作中能得到多大好处。当然，这些意识都有合理性，在一个物质时代，生存和发展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些。精英们也会考虑这些，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这些，他们还会替社会思考，并且尽可能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很不幸，在我眼里，北大大多数学子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借助5月4日的历史时刻，继续写下去。 就北大学子而言，99%以上人的“潜能”不成问题。当今，北大清华无疑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大学。也许有人会说，哈佛更难上，但在我看来，上北大比上哈佛难多了。北大不该变成哈佛的预科，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人中精华，中国青年不要盲目自卑。 平心而论，我的天资绝对不如北大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他们的聪明和优秀时常让我感到压力，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计算能力，辩论能力还是逻辑思维能力，演讲水平还是学习语言的能力，我都自愧不如。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国关学院读本科的四年和读硕士的两年期间，很多的痛苦和焦虑都源自周围同学所形成的无形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激发了我的危机感，使我加倍努力，广泛阅读，培育自己的潜能。否则，我也许连毕业都很困难。 北大学子身上所缺乏的不是潜能，而是成为精英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公共意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出在教育。 在中国的大学生，当然也包括北大在内，政治课的课时是得到充分保证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不修这些课就不能毕业。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院，对“国关”的学生来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政治课。这些课程之所以还在设置完全是基于国家政治体制的需求，这些课程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非常低，经常是要靠点名来维持上课人数。问题就出在这些课程的授课内容和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这就造成了青年学生的疏离。 而现实迫切需要的公共意识的培养，却没有相应的课程来担当。老师也知道学生对政治课没兴趣，来到课堂也只是应付点名，心在别处，考试时突击一下，考完试就全都还给了老师。政治课上的情景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睡觉，聊天，上网，玩手机，看英文“红宝书”（GRE）等。上课难得认真的，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他们不光老实听话，而且对什么都好奇，什么知识都希望抓住。这么好的学习时间，就这样被蹉跎，真的令人感慨。 和天下所有女孩子一样，北大女生也迷恋打扮，在生活方式上，逛街、谈恋爱一样都不少。我所观察到的女生，从大一到大四期间形象的改变是令人吃惊的。相比之下，北大男生并不十分注意外在形象，大大咧咧的才子型男生占绝大多数。他们进入北大后，改变更多的是思想。 令人可惜的是，没有人在公共意识上对他们多加提醒。这是北大政治课最失败的一个地方。它没能很好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在北大的氛围里，在各种知识交汇的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中外思潮，那种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等思潮，很有市场。但他们的问题是，思想归思想，行为归行为。知识、专业、能力都没有问题，观念也没有问题，但涉及到可以转化为行为的公共意识，始终是他们综合素质中的弱项，这影响了北大学子成大器。 根我观察，北大学子的价值观念有两个极端（当然也不排除中间地带，北大也有许许多多“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所谓“崇洋媚外”，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越喜欢它们，就越排斥本国文化中那种落后的东西，进而彻底排斥本国文化，这批人绝大多数都渴望出国留学，留学不仅是为了求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尽早离开祖国，去他们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天堂”，比如美国、欧洲，至少也要到澳洲、新加坡，即使是香港，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即使留在国内，他们也更青睐高盛、摩根斯坦利、麦肯锡等外资企业。 另一个是“遵从体制”型，这类人越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观念，就越觉得“中国模式”靠得住，有生命力，尤其当金融危机爆发，放任式的资本主义遭到怀疑之后。这批人希望能缘着国内体制的阶梯往上走，其中的一些人毕业后，有留校在共青团等工作岗位上落脚，寻找机会徐图发展的，有考国家或地方公务员的。 考公务员或保研的学生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为了“保身”，即就业形势不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以暂时搁置就业或依靠铁饭碗把日子过下去，当然这些学生也不排除出国留学的机会，要看他们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发展机会，他们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希望依托现有体制发展自己，但一旦希望落空，他们一样会观念大转向，转而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 北大并无多少真正的精英，但几乎每个北大人都自认属于精英。那些应试教育的优胜者们进入到北大这样相对自由的环境后，加上了解了西方的东西后，心理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许多人都经历了一个迷失方向的阶段。到了大三，面临选择毕业之后的出路，他们加速向现实低头，当然理想的选择也有两条，一个是靠体制吃饭，一是出国留学，再图长远发展或暂时委身外资企业赚几个钱。 从这个角度看，被认为个人主义的北大学子实际上是最典型的从众主义者。他们很害怕与众不同，担心只有自己跟不上其他学生的成绩、就业、工资、地位等。学子们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不支持他们选择那种无足轻重的、非常不稳定的、普普通通的单位，他们还是尽可能谋求走高端的、非凡的，无愧于北京大学这一招牌的人生之路。 问题在于，从政的也好，赚钱的也好，绝大多数学生只是从谋生、私利、地位等角度去看待社会和自己。从小被舆论、教师、家长压抑，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孩子们已经无法或无力真正开放心态和姿态，深思那种攸关国家与人民的大问题，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等深层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研究和关心。“为这个社会，我能做点什么”；“从我个人的优势看，从事什么行业最有利于社会进步”，这种深层而本质性的思考，在今天北大学子，甚至老师中已很少能看到，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我看到的则是师生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地位、名声而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国关学院的老师曾对我说，他们上学的1980年代，北大真的是充满着朝气，在开放和自由的氛围中，师生们碰撞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当时著名的“三角地”，成为当时校园各种思潮的集散地，也是各种创意、思想火花、生活时尚的集散地。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奋斗。 我深知，虽然那一年代的青年有些简单或极端，但他们的心中有燃烧，那燃烧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不仅仅为了功名利禄、锅碗瓢盆，迄今为止，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的学生已变得很现实，很实用，很功利，缺乏思想，缺乏理念，只关心个人利益、个人出路，才华都耗费在了这些被技术化了的方面。可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有关，生存变得严峻了，但不管怎样，这不是真正精英分子的思维状态。这是真相。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北大“三角地”被改造，学校给的原因是为了把它电子化，让校园设施更加先进，环境更加优美。学校有学校的政治正确，其他人也许改变不了。但令人沉思的是，当对北大来说具有标志意义、催生过一代代北大人思想的著名场所被改造、拆除的时候，学子们是漠然的，打开北大BBS，也有人发出几声唉声叹气，如此而已。我不是鼓励谁去做出过激的反应，我只是有感于一种对自己历史、对思想的冷漠，凸现出当今北大学子身上一种严重的精神缺失。时光已过，仍有余香。 说了这么些，有些悲伤、抑郁了。今天学生的各种行为也都是由多种力量所决定的。学生“被学习”、“被上进”、“被出国”、“被就业”；老师也“被上课”、“被教育”、“被考试”、“被老师”。在国家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的，任何学生都想找个能说服自己的去处，却很难。因为难，所以大家都提早上心，考证书，做兼职，一切为了将来发展。热情、精力甚至体力都已被耗尽，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热情去过问其他和个人生存无关的事呢。 北大精神，已经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我深信，绝不仅仅只有一所北大如此。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5月4日

    不久前，我发表了两篇讨论大学和教育问题的文章。对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北京大学表达了浅见。我也收到了无数批评邮件，被提出来的最多问题是：你在文章里批评北大，说它没有激发学生的“公共意识”，但你说中国该怎么教育孩子？你有没有具体的办法让北大成为中国的哈佛？我是有办法的，在这里就向中国读者们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不错。我从2003年来到北大之后一直在思考“中国该怎样办大学”，甚至“中国应该怎样办好大学？”对这一问题确实有自己的解答。邮件回复不过来，我愿在这里把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与读者分享。 作为中国排名第一的人文类学校，北大毕业生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军界的地位都很不突出，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远远不如美、日、英等顶级大学，甚至不如多所外地的理工科大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北大现象”。这才是当今全国各地家长和孩子仰慕中的“所谓北大”。 对这一现象进行总结的文章已经数不胜数，但我认为都不够到位。真正原因是，中国和北大的招生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把研究社会科学的文科生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学术和事业都难以成功。 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一般都是私立大学。他们收费是贵族化的，每人每年至少3万美元，好学校还会收得更多。美国中产阶级往往有多个孩子（或者根本没有孩子），又很少有专门的教育存款，家长很难用自己的钱为所有孩子支付学费，因此往往采取谁也不给的方式。这道门槛的存在，使美国知名大学并不难考，中国“富二代”考到这里远比考入中国的重点大学容易得多，但美国中产学生要想进来圆“美国梦”，必须拿到奖学金才行。 美国所有知名大学都不缺钱，这些钱足够支持所有学生的“美国梦”。 但掌握着奖学金的并不是学校的招生部门，而是学校背后以基金会等形式运行校董会（Council）。这是一个绝对的精英机构，当上大学校董不比当市长容易多少。校董会控制着奖学金这个“一步登天”的途径，实际上就是为上流社会选择新的成员，其选择的标准不仅是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程度。 申请和批准奖学金的过程不会产生腐败，所以稳定运行了几百年，以流水线式的方式为美国上流社会提供了大量“富一代”、“官一代”，其中有不少本来是中国人。 我认识的美国精英不少，总的感觉是，“富二代”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喜欢用反主流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划清界限，比如反战、反核电、反转基因、抽大麻等等，甚至参加共产党。最后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也往往是他们。而拿奖学金进入大学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中国的看法都趋于保守，或者负面。而且，越是华裔，越要显示自己与中国完全无关。可见，奖学金制度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虽然不会直接改变人的思想，但可以保证把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挡在门外。 在运转良好的体制之下，只要进了美国名校的大门就几乎一定可以成功。上流社会子弟既然凭借家庭力量支付了昂贵的学费，就也能在家庭的支持下继续保持社会地位。更何况，现代美国还有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出身上流社会的天才。而中产阶级出身的人在拿到奖学金之前，肯定经过了极其严格的竞争和选拔，在校方面前展示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对学习文科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总之，美国社会对布什和奥巴马未必完全公平，但大学制度可以支持他们的美国梦。 而中国就完全没有这一套保障校风的招生制度。中国教育体制是在阶级分化之前形成的，大学录取只看高考成绩。而由于大学的学费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所以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没有不去读的道理，没有必要为拿到奖学金而讨好社会。尽管文科考试中还会考政治，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其内容。 其结果就是，北大所有的学生都拿到了国家的资助，却没有被告知这一点。这些王子和公主从北大学到的价值观就是：我就是该向社会索取，而社会无权要求我做什么。可想而知，自由总要以自律为前提，所以北大的校风只能说是崇尚自由，而不是自由本身。 学风方面，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脱离社会，为自己而学。这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文科生无论写文章还是说话，很少考虑别人能否听懂。他们认为、说话让人听不懂是自己有文化的表现，所以，总是使用生僻的名词和语法，或者中文里加上英文词，同时还特别啰嗦，形成了一种“北大语”。 不懂这种语言的人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集中精力试图听懂，二是不懂装懂，三是干脆不听。这在学术圈子里属于通病。问题是，外国的学者们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简明地表达出来，向研究的资助者汇报，而北大的学生们学不会人家这一点，这是因为缺乏社会经验。 当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已。真正的问题还是价值观。我在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里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在这个研究政治的学院里，许多人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我坚决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因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治立场是保守还是激进，只要有观点就意味着对社会有责任心。任何人的观点都未必正确，但未来总有变化，总会变得与公民的身份相符。只有冷漠才真的可怕，因为它既不去保卫社会中那些好的东西，也不去纠正那些坏的东西，这会使社会变得毫无前途。而这正是北大的真实。 很多人对政治不关心，是因为根本就没想留在中国。在北大，学生可以声称自己要放弃国籍到海外，而没人当面指责他、孤立他，这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相比之下，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没有美国国籍的美国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知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日本人也把他的名字写成“フクヤマFukuyama”而不写福山，因为他并不是日本人。对于北大学生来说，道理是很明显的，国家从未上过大学的纳税人手中收了税，将你培养成社会的精英，你就必须为国家尽义务，至少要先把学费还给中国。然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北大竟然是个禁忌，敢于公开对中国人移民梦说“不对”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本人。 当然，北大的学生毕竟是精英人群，毕业后前景一般不错。但应该认真反思的是，毕业生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北大还是因为毕业生自己？我认为更多的还是靠学生自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中国的中学。” 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任过教。深知中国的中学竞争激烈，管理细致，纪律严格，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的残酷环境。北大学生是这种环境中的胜利者，他们肯定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不过，与其让学生先适应社会，再适应北大，再适应社会，还不如直接适应社会。北大现在的地位是一个世纪里形成的，无论如何办都不会轻易被别的学校超过，但从满足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无疑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 中央政府总是期望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观念才是最该改革的地方。大学文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研究而是教育人才，从来没听说过有政府主导办出一流的研究型文科大学的先例，将来也不会有的。此外，招生制度也必须变，要认识到招生制度才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北大目前诸多问题和核心来源。要学美国，就必须从根本上学起，把美国的招生制度照搬过来，即提高文科的学费和奖学金，以奖学金为杠杆调整学生的价值观。 这样就一定能把北大变成中国的哈佛，让穷二代、富二代在北大同圆中国梦。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