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反对协议的民众在立法院外举行抗议（图来自中央社） 台湾一段时间以来抗议活动此起彼落，除了公民团体针对大埔圈地强拆及两岸服贸易协议抗议不断外，本周末通过网络串联的网民也将就洪仲丘案第二度走上街头。 台湾的青年学生与公民社会是这一连串抗议的主要组成成份，本周在立法院外与警方流血冲突的抗议，青年学生的要求之一是希望能派代表进入立法院公听会，了解与他们未来就业关系重大的服贸协议，立法院则拉下铁门拒绝其进入。 而声援洪仲丘案的群众走上街头，则是台湾从未见过的网络大规模串联。此一通过脸书及网络串联活动在第一次集结了三万人包围国防部后，本周末则将号召十万人聚集在总统府前。 引起争议的大埔强拆案，房屋虽已在上个月公民团体到台北上访时被强拆，抗议者眼下则仍对包括总统马英九及副总统吴敦义等作出如影随行的抗议。 这些公民团体将抗议苗头指向了刚连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马英九作为总统的民调支持率虽不到两成，但他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且同时掌握国会，则是台湾民主化以来少见的权力集中。 压制 声援大埔公民团体对马英九如影随行的抗议并不被当局容忍，在马英九所到之处警方除了迅速架走抗议者外，并逮捕了对马英九车队抗议的大学教授。 警方压制抗议者也造成了一名台大硕士生头部受伤，一连串的强力压制引起了网络上一种质疑：台湾现在也开始与大陆一样＂维稳＂了吗？ 一些曾经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参与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者则说，眼下台湾的状况令他们想起过去，他们形容现在的台湾虽无戒严之名，但却有戒严之实。 就如同台湾解严前夕的许多群众抗议一样，近期这些抗议也得到了学者与文化界的声援，比如台大经济系主任郑秀玲就两岸服贸协议公开反对，并要求同官员辩论。 媒体引述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惠林说他佩服郑秀玲的勇气，他说可能是郑在台大比较不怕被＂白色恐布＂，因为现在只要稍有不同声音政府就在经济上截断，让你活不下去。 郑秀玲等经济学家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反对被马英九形容是在造谣，马英九并说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反对理由不堪一击， 声援 针对两岸服务协议的抗议活动，除了得到了包括台湾大学三个学院院长等学者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外，另一个公开声援者是马英九聘任的国策顾问郝明义。 郝明义在两岸服贸协议签署后曾发表公开信质疑其黑箱作业，他在本周再度发表公开信并辞去了总统府国策顾问一职。 他在这封最新的公开信说，他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辞去国策顾问的理由之一是因有些政府官员与媒体，企图把这次近乎于公民运动的政策辩论，标签化与简化为蓝绿政党对决，而他持续以国策顾问身份提出建议，多少可缓和这种标签化与简化思维作用。 郝明义在这封公开信中对马英九说，他以一国总统之尊称反对服贸协议意见不堪一击，又以特定学者为目标称其造谣，均极不得体。 他对马英九说，用总统之尊在媒体上的庞大话语优势，如此对待个别异议学者，令他联想到的两个可能：＂不是独裁，就是愚不可及＂。 他这封公开信要求马英九作为总统不能罔顾国家安全，破坏民主程序，错乱政府体制。马英九对此并无回应，仅通过总统府表示对郝明义的辞职予以尊重。 ＂台湾之春＂ 近期台湾的这一系列公民社会抗议活动，被政治评论员南方朔称为＂台湾之春＂，他认为眼下台湾已沦为一种选举出来的暴政，并说人民应挺身自救。 这名在过去批判民进党时曾被马英九敬重，在马英九上台后批马意见已不再被马接受的知名评论员，形容台湾眼下已退化回戒（解）严前，且不久后还会退化到白色恐布时代。 但他对台湾公民社会能对他形容的现况与未来起到的什么作用，则显得悲观。 他说当局有庞大宣传机器会帮其硬扯硬拗设定停损点，让一切事情都被有效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一旦逾越了安全范围，控制的媒体就会东拉西扯，将问题扯离焦点，或将别人污名化。 他的观点是：台湾宣传机器、媒体控制以及表演政治早已将台湾人民驯服化，当人们看到再大的不义也只是嘴巴上＂讦谯＂一下，当事情过了一切又都＂船过水无痕＂。 fullrss.net

2012年12月3日 【明報專訊】上個星期，台灣最有衝突性、後續影響也最大的，可能就是台灣壹傳媒的交易案已告拍板定案，由於這起交易案將嚴重的影響到台灣媒體生態，它已引起了學術界、大學生和藝文界一波波的抗議，甚至旅美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也站了出來支持抗議的一方，這起案件的衝突可能還會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香港的媒體大亨黎智英到台灣發展壹傳媒，台灣即有台灣《蘋果日報》、《壹週刊》、《爽報》等平面媒體，以及壹電視這種電子媒體。由於他的電子媒體受制於電子通路廠商而無法上架，因此乃是個每天在燒錢、虧損嚴重的媒體。今年稍早前，台灣出現「米果對蘋果大戰」，就是台灣的新興媒體巨富蔡衍明和黎智英之間的大戰。蔡衍明乃是靠着經營旺旺米果生意在中國大陸發迹，現已成了台灣首富，並已在媒體界不斷購併，現已有《中國時報》、中天電視、頻道公司旺中等。由於政治立場蔡和黎完全不同，蔡的旺中恰恰好掌握了壹電視的生命線，因此稍早前遂有「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的大戰。在政治意義上，我們當然不能草率的說蔡是親中，但至少可說他是不反中或友中，因此蔡黎之戰乃是兩種政治認同之戰，要把政治上反中、對國民黨也批評甚力的黎從台灣驅逐出去。〔Vic：較準確的說法，是蔡衍明乃親共台商。〕 而到了11月27日，台灣壹傳媒的出讓終於在澳門簽約，總值約為台幣175億，其中平面紙媒體約160億，有《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等，壹電視則為15億。壹電視的買家為台灣的巨富王文淵、辜仲諒、李泰宏、李世聰等人，而平面媒體的買家則是王文淵、辜仲諒、蔡衍明的長子蔡紹中、李世聰等人。 反媒體壟斷 余英時也站出來 由於蔡衍明的政治立場，前陣子在「中國時報大戰蘋果日報」時，台灣的傳播學者及學生們就已打出了「反媒體巨獸」的旗幟，而且舉行過好多次示威抗議，反對旺中集團，現在由於這起交易已定案，當然反對的聲浪也開始升高。 而這波新的反對聲浪中，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余英時的站了出來，公開支持台灣學生的「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運動」。 余英時是在簽約前的 11月26日發表了公開信 ，他指出壹傳媒的收購案乃是攸關台灣前途的大事，因為「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奮起抵抗，此其時矣！」余英時的公開信，對台灣的新聞反壟斷，肯定會有極大的激勵作用。 近年來，台灣的媒體生態已有過許多變化，大略而言，可分3個階段﹕ （一）第一個階段是在1980年代之前，由於國民黨當權，媒體實力都在官方及親官方手上，電視就是官方的三台，廣播也是官方的中廣獨大，報紙則是親官方的《中國時報》及《聯合報》獨大，它們掌控了意識形態機器。 （二）第二階段乃是1980至2000年，台灣開始民主化和自由化，於是媒體增加，新興了有線電視，於是官方的3個無線電視快速沒落，具有本土色彩的有線電親如三立台，以及娛樂媒體為主的有線電視如東森台則崛起；而報紙則是中時與聯合沒落，具有本土色彩的《自由時報》則竄起，成了鼎足而三、自由最大的現象。 （三）第三階段，乃是2000年《壹週刊》及《蘋果日報》的到台灣，它徹底的改變了台灣平面紙媒體生態。《壹週刊》及《蘋果日報》為純粹的商業模式，以新聞的煽色腥為主，很快就有廣大的讀者，但它讀者導向的模式，用到政治新聞上，卻貢獻卓著，例如台灣大官鬧緋聞，今年最嚴重的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貪污案，都是《壹週刊》及《蘋果日報》率先揭發，台灣經濟惡化的新聞，也是蘋果報道最多。這也就是說，壹傳媒的反中，固然北京不滿，但它對台灣政治的報道，國民黨亦極不滿。將壹傳媒趕出台灣，其實也符合北京及國民黨的利益。 購併案勢縮窄台灣媒體自由 因此壹傳媒被購併，一定對台灣報紙生態帶來巨變，它那社會新聞掛帥的新聞方法一定繼續，但它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及對台灣政治的掘糞一定會被取消，媒體的監督角色一定會大幅減弱和倒退，這乃是台灣傳播學者、大學生及藝文界反對旺中集團的真正理由。 因此，從11月27日壹傳媒的購併交易定案起，台灣的反旺中和反媒體壟斷運動就再度爆發，連續兩天都有學生及教授示威，他們到行政院和公平交易委員會去抗議，要求行政院和公平會否決這件購併交易案。他們的理由是旺中的《中國時報》和《蘋果日報》加起來閱報率已超過五成，接近了媒體壟斷的程度。台灣的反媒體壟斷，有北中南30幾所大學的師生去抗議，它已成了近年來台灣最大的知識青年運動。而問題更嚴重的是，對於學生的示威抗議，台灣的教育部竟然發函各學校，要求各校去關心示威學生的健康，教育部如果是真的關心就應去示威現場表示關切，而教育部當時沒有關心，現在卻要各校關心，怪不得學生們認為教育部是在通令各校要「假關心、真調查」，「假關心、真恐嚇」了。 對於這起購併案，台灣的行政院公平會已開始聽證，學者認為財團購併媒體，將造成台灣媒體的壟斷，縮小了台灣媒體自由的空間。由於他們的訴求正當，已使台灣知識青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趨於擴大，根據現實的狀况，將壹傳媒趕出台灣，符合了北京及國民黨的利益，行政院當然會核准此案，這也意謂着這個運動必然無法達成他們訴求的目標，這也顯示出台商購併台灣媒體，縮小台灣媒體的自由空間乃是種必然的趨勢，這或許真是個值得注意的課題！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前两年，台湾翻译了当代政治学者波耶特（Joseph H.Boyett）所着的《选民进化论》，该书的许多论点之一，就是要人们谨慎防范那种表演出来的政治假好人。他们演出来的样子像是个好人，那只是要骗你选票的招数。选民要和这种人保持情感距离，才可免予受愚。 人们都知道，现代由于媒体广告术日益发达，“表演政治”当道，政治人物已和演艺名人一样，一切动作和语言都要设计包装，使他们看起来能被人喜欢。政治人物向演艺名人看齐的趋势，已使得政治上不再有领袖，而只有偶像与粉丝。这种政治人物已不讲究见识与能力，只着重表演作秀，而最后为这种政治付代价仍是人民自己。 波耶特在书中指出，二○○○年美国大选的小布希就是个例子。那次大选，小布希花了极大精力在记者身上，他会叫记者的小名，以显示他的亲切没架子，他也会拍拍记者的肩膀，摸摸记者的头，好像兄弟一般；甚至还会打电话去记者家里，让记者及其家人产生与有荣焉的骄傲感。就靠着这些招数，小布希收编了当时绝大多数媒体，大家都说他是热情、诚恳、出身好家庭好学校的好人，而他的对手高尔则被说成是硬梆梆，喜欢计较的无趣之人。小布希透过加工制造及宣传，使自己头上贴了“好人”的标签，而高尔则成了“不是那麽好的人”。只有老练的资深记者，像《巴的摩尔太阳报》的威特科佛（Jules Witcover）能看透这种人，事先就提出警告，对这种演出来的假好人要特别小心，但他的警告却是像所有的孤独先知一样，根本无人理会，于是演出来“好人”小布希遂打败了“不是那麽好”的高尔，侥幸当选总统。 但人们都知道演出来的好人并非真好人，演出来的好人本质上是一种假貌，要来掩饰他的人格本质，而那种人格本质通常都是好人的反面。中国的王莽，即是演出来的好人的祖师爷，当他无权力时，拚命演好人，藉以沽名钓誉，而一旦有了权力，遂原形毕露、滥权篡位。就以小布希而论，当他以好人形象当选总统后，一碰到“九一一”事件，他立即露出真性格，原来他竟是个穷兵黩武的极端好战分子，他使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使得美国军费大增，国债飙高，民主也严重倒退。小布希不但不是好人，反而更是个误国的坏蛋！他那种一意孤行的风格才是本质，演出来的好人形象只是手段和幌子。当演出来的好人形象破灭，那种被骗感所造成的反弹就会大过一切。 这次马总统所引起的民怨会如此高涨，许多境外记者都看不懂。马英九长期以来不是你们媒体上所宣扬的好人吗？许多人不是他的粉丝吗？为什麽现在人民的支持信任度竟会跌到一五％至二○％左右？台湾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对这些境外记者，我的说明是，马总统长期以来是个演出来的好人，台湾的人也信之不疑。但在连任后，自信满满转为自大，遂原形毕露，台湾的老百姓遂蓦然发现，这个他们以为的好人原来并不是真好人。这种集体的被骗感，遂使得大家在后悔、愤怒、自责的混合情绪下强烈的反弹。当人们发现演出来的好人不是真好人时，人们就会跟恨坏人恨得一样多！ 前面所提到的当代政治学者波耶特在他的书里早已指出，在这个表演宣传当道的时代，选民对演出来的政治好人一定要特别谨慎，我们对影歌星偶像可以很投入，但对政治好人则一定要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并且要时时自问：我们喜欢他是因为长相、形象、或是他真的在公共事务上有什麽杰出的想法与做法？我们是否因为对那个人有偏爱而出现双重标准，不再质疑他的能力？我们喜欢一个影歌星，顶多只是浪费一点门票钱，但演出来的政治好人，却可能使人浪费掉子孙的幸福。因此对演出来的政治好人，我们要谨记前代英国评论家泰勒爵士（Sir Menry Taylor）的这句话：“一个不敢打死苍蝇的好人，有时会伤害整个国家。”

3月31号，现任台湾国家联盟秘书长的魏瑞明在纽约台湾会馆与乡亲分析”大选之后台湾的走向”时提到，台湾今年大选的结果，是美国、中国和国民党三方面非故意性的联合作战，他们都希望两岸关系维持现状。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图片：现任台湾国家联盟秘书长的魏瑞明在纽约台湾会馆与乡亲分析”大选之后台湾的走向”。（紫荆摄） 魏瑞明曾任蔡同荣办公室主任，建国党秘书长，手护台湾大联盟办公室主任，70、80年代积极参与纽约关心台湾的社会运动。这次他在纽约台湾会馆的演讲中分析，民进党需要加强基层力量，争取当选基层的邻长、里长；更需要重视与美国的沟通，有必要在华府设立专门的办公室，阐述“台湾共识”，“和而不同，和而求荣”的观念。他认为美方要维持现状，为安全起见选择了帮助马英九当选。魏瑞明认为，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并不愿丢掉“中华民国”这个名字。而美国跟中国比国民党还想要维持现状，中国不想在未来可看到的二三十年吞并、或称统一台湾。 魏瑞明：“台湾如果成为中国的一省，中国绝大多数的念过书的人，他们也希望跟台湾老百姓一样，民主啊。得不到。他们台湾可以，我们不可以，是为什么？就扛起来了。”他举例说，大陆观光客看中台湾的凤梨酥，一万箱、两万箱、甚至十万箱的买。魏瑞明：“老实讲，台湾的什么东西，在中国大陆好像是都是好的呀。我是在台湾土生土大的，（笑）我不认为这个多好。” 他认为中共内部问题太多，尤其面临秋天的换届，所以不愿意发生什么事情。 魏瑞明：“那就是为什么当吴伯雄跟胡锦涛说’一国两区’的时候，胡锦涛一点反应都有，脸上的反应都没有。马英九以为中国那边会’龙心大悦’，可是人家不理他，所以这一次吴伯雄的行动弄得马英九满面倒灰啦。” 魏瑞明提到，中共在台湾的渗透包括各方面。 魏瑞明：“他们现在是用经济的方法来渗透。同时他们也开始收买台湾的媒体。比如说，台湾的《中国时报》，完全就是中共在控制了。像马英九的民间好友南方朔，不愿意在《中国时报》写文章了。”因此他认为需要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执政，才能把这种情况改过来。 对于中国大陆未来两三年的经济状况，魏瑞明不甚乐观。他说，现在已经看到不动产的泡沫化、温州商人半夜跑路。在大陆150到200万的台商，看到大陆的成本上涨，也开始跑到越南、印度等地。今后一年，日本一些大公司也会部分撤出，可能到南美投资。 谈到近期中共内部薄熙来等官员被免职，他估计中共党内会有一批人被处置，最轻最轻的，会进集中营。中共内斗让台湾人更清楚看到，如果统一，我们也要过这种’斗争’的日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核心提示：61岁的龙应台常常被认为很有煽动性，因为她的批评很容易引起敏感的社会和政治争论。马家辉说：”龙应台现在不仅是作家、评论家，还是一位部长，北京领导层不得不面对面地跟她打交道。北京对这样一位文化部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此我们很感兴趣。” 原文： Taiwan's new culture tsar will shake things up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发表：2012年2月2日 作者：Minnie Chan （ minnie.chan@scmp.com ）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龙应台自2004年以来担任香港大学教授，拥有香港居留权，但她接受了台湾职位，为避免争议而放弃了居留权。图片：Jonathan Wong】 　　多产作家、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龙应台教授将担任台湾新的文化部长，分析人士说，因为其在台湾、香港乃至大陆政治和文化发展中的”煽动性作用”，她很可能成为两岸关系中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 　　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以后，龙应台曾在1999至2003年出任台北第一任文化局局长，现在再次受到马英九重用，被任命为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该委员会将于今年5月重组为文化部。马英九总统上个月赢得连任。 　　61岁的龙应台常常被认为很有煽动性，因为她的批评很容易引起敏感的社会和政治争论。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遍及两岸三地，自2004年以来，她还一直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说，龙应台直言不讳的批评偶尔会让大陆领导人难堪。 　　2006年，她就大陆时事杂志《冰点》被停刊一事向胡锦涛主席提出质疑，写了一封题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公开信。 　　她2009年的著作《大江大海1949》讲述了内战和1949年国民党支持者逃往台湾的事情，在大陆遭到当局的封杀。 　　马家辉说：”龙应台现在不仅是作家、评论家，还是一位部长，北京领导层不得不面对面地跟她打交道。北京对这样一位文化部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此我们很感兴趣。” 　　据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说，龙应台将于本月中启程前往台湾，为接任新职务做准备。自2008年以来，龙应台一直是香港大学的”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在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发布的告别声明中，龙应台说，在香港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将有助于她应对未来的挑战。 　　她在声明中说：”香港是我钟爱的城市，港大又给了我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我的视野更为开阔。我对香港，充满感恩。” 　　通过该办公室，龙昨天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 　　香港作家、文化评论员梁文道说，龙应台是不可多得、有广阔视野的重要的文化专家。 　　他说：”龙将是最有能力帮助马英九总统提出重要文化战略、以台湾的软实力反击大陆的人物。” 　　”过去几年，因为置身香港，给她提供了很多与大陆学者甚至喜欢她的大陆人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机会，龙应台在大陆年轻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马家辉说，龙应台还是推广文学产品的专家，尤其是她自己的著作。 　　他说：”龙善于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和影响推广其文化产品。她是善于策划和推广文化产品的很少见的作家和文人。” 　　”她懂得如何与媒体和出版商打交道以符合她的出版计划。” 　　1981年成立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是筹划和监管台湾文化部门的最高机构，包括向大陆观众推介台湾艺术团体。 　　笔名南方朔的驻台北政治评论员王杏庆说，虽然龙善于推广自己的文化产品，但她现在必须领导台湾其他文化专家，在大陆市场寻找商机而不依赖台北的经济支持。 　　他说，要劝说文化部门的同事改变其传统心态，对龙应台来说是”棘手的难题”。 　　因为200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香港，龙应台获得了香港的居留权，但据说为了获得文化部长的新职位她已放弃香港居留权，为的是避免政治争议，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家张麟征教授说：”龙应邀加入马英九内阁，因为马英九政府未能找到其他合格的人物来填补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位置。” 　　”文人都愤世嫉俗，不容易满足。她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如果她改革台湾的文化政策，可能会与马英九一起分担很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南方朔口述 韩福东撰稿 　　南方朔每天坚持用笔写作。他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之一，高产，而且质量上佳。这个“台湾新闻界最用功的人”，“替台湾读书的人”，自30多年前进入媒体以来，一直与台湾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亲历并见证了台湾媒体解禁前后的风云变化。 　　1988年元旦，国民党在台湾执行了近40年的报禁政策，跟在党禁和戒严令后面，正式成为历史的陈迹。 　　台湾解除报禁于今已整20周年，南方朔的口述，也只是为我们提供经由他记忆拣择后个人耳闻目睹亲历的片段。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片段，让历史在我们面前变得丰满起来。 　　 软性威权到了尾巴 　　1972年，我进入《民主晚报》，这是一个很小的报纸，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500台币。当时我已经是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的硕士，是第一个台大硕士毕业当记者的，算是学历最高的吧。我的专业跟植物化学有关，当新闻记者完全是不相干的，偶然进了媒体工作。 　　那个时候台湾还是一个蛮落后的社会。在媒体发展的初期，记者是没有地位的。报纸对低所得社会而言属于高消费品，销路因此不是挺多，它的生产规模小，加之新闻管制，不可能报道太多东西。所以无论从告知的效果，还是娱乐的效果讲，媒体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民主晚报》的收入，在当时的台湾还是属于低等，不能活。所以没办法，我又去台湾省政府办的日报——《台湾新生报》里面兼职，不是正式职员。晚报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报。《新生报》是官方的报纸，那个时代公务人员系统的待遇还好，加上日报的销量在台湾总体比晚报好，虽然是兼差，但还是每月领3800块，两边收入加起来了就不错了。 　　那时候，整个政治环境的白色恐怖开始慢慢变淡。根据台湾的经验，由一个很严密的威权社会，变成柔软的威权，再由柔软的威权转变为开放，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1972年，台湾的软性威权到了尾巴，尚未最终解体。当新闻记者不能乱报新闻，要老老实实，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掺沙子，不可以指东骂西，不可以跟异议人物有太多接触……以免惹到麻烦。 　　我在《民主晚报》和《台湾新生报》跑政治新闻，那时，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报出来就会有麻烦。那个泛权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新闻记者都喜欢跑独家新闻，因为我在国民党里面当官的朋友还挺多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说：老王啊，弄一点新闻给你。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还不想发布的，甚至还是泄露了一点机密的消息。 　　我们小记者跑新闻，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单，报告我们今天跑了什么新闻。如果有政府机关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要特别注明。这种情况下，采访主任或主编一般会把我们找去，说这个新闻既然政府都没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发好了。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就有这样的麻烦。 　　 安全室与黑资料 　　那个时代的报馆，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安全室，专门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贞的问题，匪谍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的。在台湾，衙门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部门。他们也就是两三个人，到处串门，东打听西打听，然后记些资料，打小报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我跟《台湾新生报》的社长也算是朋友，我递了辞呈要去《中国时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当年一来这边兼职的时候，他就准备把我升成正式职员的（正式职员月入大概5000多块），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见。安全室的权威是比社长大的，他不让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职在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在进新闻界之前我就有黑资料，我硕士读完，和一群学生搞团体，搞东搞西，被“调查局”抓到过。可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就说对我们宽大为怀，不办我们。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务系统运作中都有，有个术语叫做“设局陷害”，也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办你，让你紧张，以后要跟他们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设局陷害的。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很长时间内，总是有“调查局”、“警备总部”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喝咖啡，“你跑新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台湾新生报》在台湾政治发展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案子蛮多的报纸。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福建人占多数，财经界、农业界、媒体界有很多福建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下子来到台湾，人很多，位子少，就斗来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惨。《台湾新生报》早年还出过一些福建籍名记者，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被判成匪谍罪了。所以报纸就成了惊弓之鸟。 　　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没有一点关系是不可能办的。《民主晚报》是政府里面一个管财务的官员退休下来办的。《民主晚报》也没有什么立场，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必须根据上面的规则出报纸，还没有特别敢跟政府唱反调的。 　　台湾在很长的一个时段里，特务系统比较厉害，而且特务系统是直接进到印刷厂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检字工人根据手写的稿子检字。假设是特务系统派的工人，他就会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给特务机关。特务机关根据笔迹就会知道是谁写的，躲都躲不起来的。最先的时候，大家是用匿名写，发现不行，笔迹会被认出来，后来就在把稿子交给一个杂志时讲明，这个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检字。每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几乎天天都换笔名的。我在《民主晚报》时开始给外报写评论，都用笔名发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几十个、几百个笔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这个笔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杂志上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 阶段的量底分析》。那篇文章好几万字，很有学术味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学杂志已经关闭了。很多人还在猜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务机关都不知道。过了好多年才被别人讲出来，所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 　　《大学杂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的，我是杂志108个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条好汉。校园读书人办个杂志，上面会容忍一段时间，等杂志开始有影响力了，他们就会注意你。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电视以后，电视影响变得最大了，政府就开始注意电视。月刊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杂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学杂志》在我去《民主晚报》不久就被查封了。它最先的时候是很有校园特性的一个杂志，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后来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选的问题。这就碰到忌讳了，踩到了政府的痛处。真正有影响力就是在转变之后，早期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我们谈论《大学杂志》一般都是谈它的后期， 　　那个时候我是记者，很忙，有参与一点点，不是那么核心。后来杂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台湾软性威权刚刚开始要瓦解，风气还是蛮紧的。坦白说，可以办个杂志作出气孔，已经可以偷着笑了。杂志被禁了后，在时事圈算是个大新闻，大家骂成一团，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动是一个过程 　　1977年中坜事件时，我刚刚进《中国时报》。中坜事件是一个暴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事情，但当时报纸都没有新闻报道，过了好多天，大概一、两个礼拜，《联合报》才敢登出来，大概是事情已经过了，加上他们跟上面有一定的沟通，所以才开始报道。我所在的《中国时报》一直都没有报道这个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比较松动。媒体的经营者，也比较会去争取，他们都去跟高层讲话，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类的。高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整个社会的演变，高层的沟通，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时报》言论尺度会比较宽松。那个时候只要不替反对派宣传，有什么事件发生，是允许报道的。 　　我的角色比较独特一点，之前搞反对派的人长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来往，还写文章支持他们。这些特务系统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事被盯得很紧的一个人。在“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前，台湾政治情况已经开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国民党里面所谓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来了，和党外势力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那个时候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外还没有其他政党，反对者我们叫做“党外”。 　　那个时候媒体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间，但是不能帮党外势力宣传。上面的人跟《中国时报》老板讲，王杏庆不好好跑新闻，每天跟那些人搞东搞西。老板也不好随便开除我，就把我冷冻，让我不要跑政治新闻，改个角度，在报馆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记者写的没什么水准的东西，坐冷板凳。当新闻记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气的一个事情，这明摆着叫我走路嘛。我就辞职，去了台湾高雄的《台湾时报》。因为是地方的一个小报纸，管制比较松一点。 　　“美丽岛事件”是媒体的大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体都有登的。这个事情是国际关注的焦点，那个时候不公开审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体要全面据实的报道。庭审时每个人的讲话都是全笔录的，全场下来就是好多万字啊。所以每个报馆都是派一组人去，这个小时你来笔录，那个小时他来笔录。我也参与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发生后，情况改善了，《中国时报》的老板又叫我回去。1970年代末，新闻环境开始有些变化了。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报纸广告就多了，记者们的待遇也就好了。战后出生的、学历比较不错的人，也开始进入新闻界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新闻的扩张期。报纸发展比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时候，《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每天都能卖到一百万份。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语：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我去《中国时报》时，收入就是每月一万块了。在“高雄事件”之后，台湾才开始有环保运动的报道。很多话题，民权运动、环保运动都是外国人搞起来之后，台湾才跟着搞起来，跟着别人走。 　　 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回《中国时报》以后，我就开始做专栏主任。我在《中国时报》是二进二出。因为无论怎么讲，我都是有案底的。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政治比较动荡，蒋经国的身体不好，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右派比较强，媒体又开始紧起来，压力就会转到《中国时报》老板这里。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感觉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报》，我去了党外杂志《前进月刊》，它的前身是《前进周刊》。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新闻特性的刊物，专业性强一点，不是乱骂人的。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党外媒体非常发达，有一堆周刊。这中间，《前进周刊》是最好的。很多新闻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写稿。《前进周刊》后来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我去时，那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我当总主笔。 　　我在《前进月刊》呆了一年多。我在《前进周刊》经常被约请喝咖啡。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反正写文章的人，文章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而且没有什么大秘密嘛。只是要应付他们，打哈哈。 　　在《前进月刊》的时候，1986年夏天，《前进月刊》领导风潮，率先在台湾搞街头群众运动。所以他们说南方朔是台湾群众运动老祖父（笑）。那次党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们就根据坐牢这个题目诱发一场群众运动。这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次和平的群众运动。之前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坜事件不是群众运动，那叫暴动。街头都闹翻天了，但之后也没事啊，那些人胆子才大起来，赶着在1986年9月28号宣布组党，这次群众运动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开放报禁后 　　然后媒体就开始要解严了。民进党组党后，国民党才开始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们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开始办《新新闻》周刊。 　　我只能说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人。那个时候台湾需要客观公正、有一点批判性的公共媒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的本业。党外杂志等于是造反的杂志，《新新闻》和党外杂志不同，是专业性的新闻杂志，都是资深媒体人在做。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笔，管自己读书。《新新闻》创刊以后，我就专任总主笔。接触西方的新闻界，就会有很多感触。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记者会上，看到很多欧美的白头发记者，台湾没有，都是些二三十岁的记者。记者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怎么变成越老越不值钱了呢？如果你没有经过几十年累积，你怎么写政治新闻啊？有鉴于台湾这种现象很难改变，改善不了，所以我改变角色，开始走学问的路线。我自己觉得新闻这个行业不是我的终极行业，那个时候不再抛头露面，开始读书，写一些评论，理论性的东西，写写文化。开始转型。 　　《新新闻》的创刊是在1987年2月，民进党组党之后，解除报禁之前。即使在解除报禁以前，在台湾要申请杂志也是很容易的，都会准的，只是事后如果违规了，很容易被查禁。它是事后审查制，很严格的，出了一点纰漏，马上就禁掉。曾经有人出了一大本资料档，搜集台湾到底禁了多少杂志，很多。 　　《新新闻》一直办了很多年都没有被禁过一期。《新新闻》的人都很有点知名度，不是马马虎虎、乱七八糟的人，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评价都是不错的，你凭什么禁人家？ 　　从《新新闻》创刊到解除报禁，还有一段时间，它基本上是解除报禁之前这段时间台湾最重要的媒体。解除报禁之后，台湾杂志开始无所禁忌，后来《新新闻》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体解严是大势所趋，管制慢慢放松是时代变化的风向。1984年“江南案”的发生，让右派——所谓的强力镇压派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发言权就变弱了。在国民党内右派和自由派，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王升派与李焕派的斗争中，王升派就开始靠边站了，台湾社会就走向开放。那个时候也是蒋经国身体很差很差的时候。事实上，根据他们后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蒋经国那个时候已经考虑开放党禁、报禁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选举了。 　　1988年1月，台湾解除报禁，当然影响很大了，非常非常大。台湾以前的报纸，是限张的，只有三张。因为张数很少，而广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缩到好小好小，一份报纸甚至可以排27栏，正常大概是21栏，这样可以多装些新闻内容及广告。因为报纸影响力很大，还不是随便申请的。解除报禁，限张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