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衣食住行都是规矩 回到今天极有关注度的大明朝，成为普通老百姓一枚。那么，一件很痛苦的现实便是：规矩多。 如果仅看朱元璋开国时期创立的明朝社会体制，以及那个体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恐怕很难把明朝同“丰富多彩”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朱元璋所创造的社会体制，是一个等级森严、条令严苛、管理严格、简朴刻板的世界。 明朝的规矩名目繁多，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严格的条令，违规的代价很大，稍微不留神就很可能是牢狱之灾。 就以穿衣服来说，明朝初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是一个穿错衣服后果很严重的时期。明朝社会阶层有严格划分，不同等级的人群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规定，一旦穿错就等于是“僭越”大罪，将被国家处以重刑。 但要想不在穿衣服的问题上犯罪，却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这条上更是困难。一是要考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规矩极其繁琐，从发型到服装无所不包，比如束头，全国的成年男性都要束发，官员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袍，着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穿玄黄颜色。教坊司乐工要戴青色顶巾，系红绿帛带。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许戴银质首饰并在上面镀金，耳环可以戴黄金耳环并佩珍珠，镯子则必须佩带银镯子。乐妓要戴银角冠，绝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样的衣服。 上面的这些规定，只是衣着服饰规定的笼统内容，具体到穿衣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却更是条令多多。王公贵族和职官，有权穿着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家只准穿着素衣绸缎。商人更惨，只能穿绢和布，有钱也不能穿绸子。 而具体到官员身上，不同等级的官员，穿衣服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官员之间身份的差别，主要通过官服上的图案来界定，官职不同，官服上的动物图案也就不一样。文武官员的服装也有区别。这其中，担负教育任务的教官们，也有特殊的服装，各地教官上任，国家都要赐予衣服，同时学校的训导，也要被赐予冠带。生员们按规定戴软巾，腰系垂带，衣着襕衫。而在生员考取国子监后，则要被赐予遮阳帽，即明朝人所说的举人圆帽以示区别。不同的衣服，标志着不同的身份，我们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问，只凭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断出其身份职业。而我们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龄段，我们所穿衣服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和穿衣服一样，吃饭在明朝，也是有学问的。 明朝人的饮食在明初也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乐风尚，明朝初年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 首先餐具就有严格的规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员，酒盏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银制；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银制，酒盏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盏用银外，其他餐具必须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错的后果一样，宴会上摆错一件餐具，也同样是要被办罪的。森严的规矩下，明初吃饭的内容也很简单。 比起吃来，明朝人的住房同样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制。首先是王府的级别，明朝亲王的府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都要用青绿点金装饰，廊房要用青黑装饰。而王府的规格乃至房间数目，也都有严格规定，亲王如果擅自装修房间，甚至多盖府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处以谋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则又有区分，不能用金色装饰。 官员的住宅规矩更多，根据不同的品级都有不同的规定，不但外观上区别很大，甚至房间内部的厅堂以及桌椅摆放，规矩也同样的多。外观构造上，官员的住宅里不许建歇山转角、重栏重栱，不许有彩绘图案。厅堂的房间数量，根据官职的大小也有严格区别：一品二品官员家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九架；三品五品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厅堂，是三间七架。在屋脊门屋的图案上，更有严格的区别，修错了房，画错了图案，对于明朝官员来说，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全完蛋。 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过三间五架，连彩色装饰都更不允许有。对于官员来说，这种住宅规定也是有继承权的，比如某官员官居一品后去世，他的儿女们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员等级的房屋里。如果房屋的图案上，出现了诸如日月龙凤等象征皇权的内容，同样要以谋反论罪。 明朝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朝开国之后，构成了明朝森严的社会秩序。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也正是这种制度使明初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 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犯法。比如穿错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时，曾经有军汉当街踢球玩乐，出汗了为凉快，就把裤腿挽起来，结果一挽裤腿就“违制”了，接着一群公差上来，把这群军汉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裤腿的军汉挽裤腿的脚都被砍掉。踢球尚且那么大风险，处处都要谨慎。如果生活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想想都害怕。 社会福利好 从明初的社会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痛苦的。但事实上，无论明初还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 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鳏寡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朱元璋甚至还曾经于南京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也算是一项很大的福利。 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更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3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部分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战前京城的百姓甚至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边镇百姓常常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 奋斗在明朝 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别是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将是丰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荣，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加剧，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荣。人口数量激增，行业鱼目混杂，三教九流云集，在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人奋斗的途径，也变得日益多样。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士，考科举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个教书先生，要么回家种地，很可能清贫一生，放在明朝却有许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给官员做师爷，给商人做参谋，甚至还可以去给戏班子写戏。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满的达官显贵、衣着华贵的商人……甚至连妇女都有许多新职业，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帮闲等。许多当时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认定，明朝城市的繁荣程度远在同时代欧洲城市之上。每一个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做老百姓，奋斗的内容，也是可选择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个城市后，首先要找当地的“会馆”，也就是由你的老乡开的招待所，在会馆登记注册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会馆负责给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当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满一个月就自己辞职，后果就是严重的：名声算臭了，在当地无法再混了。 明朝城市的工作在当时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可以做工人，做佣人外，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业——青手。这个职业有两个业务，一个是打人，比如收人钱财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门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钱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费十两，干这个行业，就算没胆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绝对有机会发财。 按照当时规定，秀才都有国家补贴，这个到了明末也照样有，但数目300年来基本没变，物价却翻了不知多少倍，这些钱放在明初，足够给秀才养家糊口，放到明末，却连喝西北风都不够。这种情况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谋生路，个别没骨气的，就要求人接济，成语“打秋风”就是这么来的。而有骨气的秀才很多也都转行，最多的是转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读书人的商贾越来越多，好多还成为了一时的富贾。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商人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钱买一个生员名额，以图有个身份。 士大夫阶层有钱有闲 而在那个时代里，生活压力最小、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当属士大夫阶层。 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一是极端富裕化，二是极端享乐化。明朝贫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识阶层——就是有科举身份和官员身份的士大夫们——生活大多高度富裕，富裕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和前人不同。 按照沈德孚《万历野获编》里的说法，明末的士大夫们的人生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无所不用其极。又比如穿，极尽奢靡。再比如业余爱好，有喜欢流连青楼的，也有喜欢混迹戏班的，这两样在明朝开国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丢人事，到了明末却成为风雅事。 明朝士大夫们，常有人喜欢为戏班子写戏，更有人喜欢亲自登台演戏。混迹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员进妓院铁定是要丢官的。而在明末，官员进妓院，不但是一件风雅事，甚至还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个知名妓女的青睐，甚至抱得美人归，那在官场上的知名度铁定刷刷的涨。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钱谦益，虽然在当时被骂得要死，结婚的时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鸡蛋，但名声算是出来了，后来他一跃成为东林党干将，和这个不无关系。 来源：http://weibo.com/p/1001603843073334478217 您可能也喜欢： 那些功能堪比冷气的日本恐怖电影 原来《星际穿越》抄的是《机器猫》啊！ 《星际穿越》定制中国预告片 虫洞神秘机器亮相 拍《星际穿越》的导演诺兰是怎么想的？ 日本综艺《世界恐怖之夜》 无觅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博海拾贝 » 穿越到明朝有多恐怖？

陈晓平 清朝灭亡起于铁路国有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的总后台，是隆裕太后妹夫载泽，盛宣怀只是执行者。度支部大臣载泽，谋夺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清廷高层在铁路国有实施过程中激烈暗斗，互相拆台，令保路运动失控，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因内阁成员皇族过多，时人讥为“皇族内阁”。载泽与庆王的权争 庆亲王奕劻的对手载泽，在辛亥革命后已迅速被人遗忘。若要追究促成清朝灭亡的“罪责”，两人均可居于“首祸”之列。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恶斗，牵引其他派系卷入，导致保路运动失控。寻绎载泽当时举措的用意，未尝不是为了保住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当时和后世的主流言论，都集矢于盛宣怀。盛氏固然难逃其咎，载泽才是真正的主使。盛宣怀营造庞大“国企”王国，后来相继被袁世凯夺去。1908年慈禧下世，袁氏被黜，庆王仍然柄政；庆、袁本属一家，盛宣怀要东山再起，只能依附庆王的对手载泽，“遂赂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07年，第135页）。载泽生于1868年，宗室奕枨之子，原名载蕉，10岁时过继给奉恩镇国公奕询，改名载泽，封奉恩辅国公。自幼聪明灵俐，出入醇王府，得醇亲王奕譞怜爱，17岁时被醇亲王推荐入上书房读书，是光绪皇帝的同学，载沣也尊之为“大哥”；得慈禧太后赏识，与太后侄女结婚，成为隆裕后的妹夫。慈禧死后，凭借与隆裕太后、载沣兄弟的特殊关系，载泽步入权力中心，是宣统朝排名前几位的重量级人物。载泽：以立宪为招牌，行中央集权。 庚子之役创巨痛深，部分少壮派亲贵开始留意西学新政，载泽为其中佼佼者。1905年，清廷派载泽等人往西方各国考察政治，一轮走马观花之后，归国递上奏折，主张“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学者多留意其主张立宪一事，其实“中央集权”才是载泽政治思想的核心，“立宪”也者，是为顺应潮流而祭出的招牌而已。1907年，慈禧任命载泽为度支部尚书，管理财政，时年38岁。亲信杨寿枬后来记此段经历，谓：“泽公以贵胄为尚书，威权最重……故清理财政、实行预算、提陋规、剔中饱，严核浮滥，雷厉风行，节省之一万万元以上，虽部臣疆吏不便其所为，未有敢公然抗令者。”（杨寿枬：《觉花寮杂记》，转引自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下册第308页）杨寿枬盖为尊者讳。载泽当时权势熏天，地方督抚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摄政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归来，所念念不忘者同样是“中央集权”。让他两个弟弟一个掌陆军一个掌海军，以期集中军权；让载泽全面负责理财，以期集中财权。载泽将外债管理权从外务部收归度支部，削弱庆王掌管的外务部权力；在各省设立中央直属的监理财政局，在中央设督办盐政处（盐政院），将各省盐政管理权收归中央，侵夺了地方财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潜滋暗长，到保路运动时来了个“总爆发”。载泽唆使姐夫瑞澂弹劾邮传部尚书唐绍仪，让盛宣怀接任，控制了帝国的另一个财源。载沣：让他两个弟弟一个掌陆军一个掌海军，以期集中军权；让载泽全面负责理财，以期集中财权。 载泽担任度支部尚书不久，提出六条清理财政的方针，结果被奕劻及其盟友袁世凯否决。载泽顶奏，双方展开笔战。此时慈禧尚在人世，将载泽当作小孩，没有支持他的主张。（李娜娜：《载泽与光宣政局》，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到1911年5月，责任内阁成立，庆王任总理大臣，度支部大臣载泽在摄政王载沣面前扬言：“财政支绌，内阁经费不可过事铺张。”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内阁厉行节约，实际上是暗示他要在财政方面拉奕劻的后腿。报章对此评论道，载泽此语“显有裁制之意”。不久，奕劻即向两位协理大臣发牢骚：“某某两亲贵，一则牵制军权，一则把持财政，均于暗中极力排挤，本邸有名无实，将何以担负责任？”（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50卷第2期）总理没有财权，责任内阁不过是“跛脚鸭政府”。1911年，庆亲王奕劻75岁，垂垂老矣。清廷正当内外交困，朝野人士亟望有个强有力的内阁，以应对险恶形势。载泽43岁，有年龄优势，不少人瞩望他当内阁总理大臣。末代皇帝溥仪说：“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页）徐一士称：“泽、盛分据财政、交通，高掌远蹠，实奕劻之劲敌。庆内阁成立，载泽辈即力谋倒阁。其时谙于政情者，多谓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必载泽无疑。载泽既思组阁，则延揽当时有名流之目者以厚声势。如张謇、郑孝胥等，载泽皆竭力罗致，预储为新阁大臣之选。謇、孝胥以在野之身，均特蒙召对，载泽力也。” （《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第二册，第635页）张謇作为立宪派代表人物，近来颇受学者推崇。张謇在朝中，主要依靠载泽。载泽真心想搞立宪乎？不过此招牌极时髦，能迎合趋新的汉族士绅，借以扩张势力，准备向奕劻夺权而已。 铁路国有政策背后的猫腻 庆亲王奕劻久为慈禧所宠信，长期盘踞总理衙门（外务部），1903年荣禄死后，出任领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以纳贿弄权著称于世。其人老于官场，对载泽的倒阁谋划心知肚明，依然不动生色，寻机报复。双方终在铁路国有问题上，演变成恶斗，最终断送了大清江山。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垂垂老矣 有关铁路国有、保路运动的论著汗牛充栋，对载泽论述很少。从一开始，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载泽和盛宣怀合谋，盛宣怀、郑孝胥出主意，载泽作决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化，清廷迫切需要进行币制改革，载泽需要盛宣怀的帮助。盛宣怀就这样成为载泽集团的核心人物。铁路国有政策的出笼，从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的“干线国有”奏折开始。研究铁路国有的学者，都能猜测到石长信奏折出于盛宣怀主使，却找不到直接证据。载泽1908-1911年给盛宣怀的一批密函，随盛宣怀“外逃”，为旅日企业家程奋伯收藏，后归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以《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之名刊行。这批密函证明，石长信奏折是出于载泽、盛宣怀共同主使。5月4日，载泽致函盛宣怀：问“石折明日是否呈递，尚祈密告。”第二天，奏折就递了上去。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是载、盛谋划的结果，石长信只是一个工具。从石长信5月5日呈递奏折，中经邮传部覆奏，到5月9日上谕批准，效率高得惊人，可能创下清末重大决策出台速度的最高纪录。这一切，是载泽和摄政王载沣事先商量好，为的是避开内阁会议，因为第一届责任内阁已经确定在5月8日成立（1911年5月14日《申报》）。此举实际违反了刚刚公布的内阁官制；身为新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未经总理大臣副署。换句话说，上谕是违法的！对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都是袁世凯一党）来说，如此重大国策，度支部、邮传部事先竟不通气，把新成立的“内阁”不放在眼里，此仇不报，非君子也。这还只是“阳”的一面。内阁协理大臣那桐 “阴”的一面，是总理、协理大臣收不到回扣。干路收归国有，全靠借外债；巨额外债都是有回扣的。载泽垄断外债借款权，独吞回扣，奕劻分文未得。（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33页）此恨绵绵，无尽期也。庆王“默窥将来恐有最激烈之风潮发现，颇不愿担此重责”（1911年6月4日《大公报》）。故一到讨论路事的内阁会议，内阁总理大臣辄请假躲避，其目的在于表达对载泽的不满，向摄政王施压。庆王预见“恐有最激烈之风潮”，并非未卜先知，乃是操纵亲信参与搅局。“皇族内阁”成立后，饱受舆论抨击；奕劻纵容保路风潮坐大，有转移视线的嫌疑。5月30日，奕劻发表谈话，说“事实由盛大臣所发起，故遇事均责成该大臣筹议一切”（1911年5月30日《大公报》）。总理大臣已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一开始就在中央埋下炸弹。盛宣怀以为“川人易与”，川路股份赎回条件苛刻，与粤路有别，又踩响了地雷。地雷与炸弹，相互激荡，终将铁路国有炸得粉碎。粤路“因路工迟滞。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先发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1911年6月17日上谕）。盛宣怀何以对粤路格外优待？原来，盛已经安排亲信“赴港澳、南洋各岛，收回大宗股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用五折以下的低价“逢低吸纳”，立即兑现六折现金，剩下的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盛氏及其亲信，单是这一笔，已经赚到盘满钵满。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主事者牟取暴利的机会。铁路国有政策，说的是利国利民，实则先利己。盛宣怀：长袖善舞，毁誉参半。王人文、玉崐带头抵制 载泽刚愎自用，盛宣怀也忙中出错，对四川极度忽视。在粤路问题上，盛氏一直跟两广总督张鸣岐保持通信；对于湘路、鄂路，瑞澂、端方则是圈内人，已经心中有数。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作为重要当事人，事先毫不知情。就我所见资料，盛宣怀没有提前跟王人文沟通过。王人文，贵州人，进士出身，因受赵尔巽知遇，从知府累迁至布政使。赵尔巽移督东三省，王人文觊觎川督位子。但赵尔巽已计划“传位”给他弟弟赵尔丰，让王人文当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朝命一下，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来，王人文失望至极。铁路国有的上谕下来，王人文刚开始也没有弄明白其含义，直到川人群起保路，因事不关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反过来帮保路同志会代奏，指斥盛宣怀“误国”，义正词严背后，藏着自己满肚子委屈。本来，各省均已成立咨议局，川路也有股东会，自可通过这两个正规渠道表达诉求；另立保路同志会，广发传单，总督可迅速取缔。王人文若按正常思路行事，四川保路运动早就偃旗息鼓了。成都将军玉崐也火上加油，两次领衔会奏，指责四国借款合同违反法律，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玉崐纯是出于正义感吗？恐非如此。玉崐本是庆王府包衣（奴才），得庆王栽培一步步做到成都将军（从一品），一切唯庆王马首是瞻。庆王对借债有意见，玉崐早就熟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35页）与载泽、盛宣怀作对，乃是老奴才向庆王表忠心。等到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印，大势已难挽回。邮传部一味强硬，不尊重位于第一线的地方督抚，中央与地方矛盾达于顶点。赵尔丰被迫讨好川人，延续王人文路线，虽招朝廷三番五次申饬而不顾。赵尔丰：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保路风潮的机会。 奕劻故意对载泽封锁消息，“近日川省来电，政府始终未使度支部闻知。”摄政王面对内阁分裂，束手无策，只将责任推给邮传部。“川督屡次电奏，朝廷竟无只字回复，只令部中发电，何能有济”（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形势日甚一日在恶化，内阁对川督却没有明确的指示。诱使赵尔丰开枪杀人的直接原因，是9月2日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赴川查办的上谕。所谓“赴川查办”，除了办事之外，还有“办人”的含义。保路风潮若延续下去，端方入川，赵尔丰势必撤职。为保住官位，必须尽快平息风潮。于是，9月7日，赵尔丰开枪了。这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的机会。9月13日，端方写信给盛宣怀，言：“季帅（赵尔丰）不晓鄙意，误以为鄙人前往，将取而代之。”（《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第148页）无论端方如何辩白，赵尔丰感到官位行将不保，被迫使出严厉镇压手段。 端方、瑞澂、岑春煊，各打各的算盘 端方，汉军旗人，小有才，喜追逐新潮流。戊戌时“咸与维新”，做了农工商总局督办；康梁事败，做了一首打油诗《劝善歌》，歌颂“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可见其投机天性。庚子事变后，端方结好张之洞、袁世凯，笼络趋新士绅，鼓吹新政，做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1905年更率团到西方考察政治，鼓吹立宪，红遍朝野，一度做到直隶总督，因私自拍摄慈禧太后葬礼被解职。端方：原本以督办铁路为跳板，结果命丧四川。 1911年5月，端方静极思动，以重赂得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231页）此次复出，端方是以督办铁路为跳板，打算谋一巡抚、总督实缺。端方驻武汉，湖广总督瑞澂不自安，怕随时被取而代之。瑞澂是载泽姐夫，大学士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纨绔子弟，依靠与载泽的姻亲关系，历任上海道台、江苏布政使等优缺，跻身湖广总督。8月底，四川已经闹到不可收拾，朝廷有意派大臣入川查办。端方刚刚严参了赵尔丰，两人矛盾激化；最合适的人选，是曾任四川总督深得民心的岑春煊。但岑春煊是庆亲王死对头，为照顾奕劻的面子，暂时不好提出。载泽于是动了派瑞澂入川的念头（载泽致载沣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如果瑞澂被派入川，正在武汉的端方岂不刚好接任湖广总督？这是瑞澂所担心的。瑞澂宁愿送钱加送军队，也要逼端方入川。岑春煊是清末官场中的异类，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官二代”但无纨绔习气，好名而不贪财，作风雷厉风行，是清末“反腐败”的一面旗帜。1900年任甘肃布政使时带领马队千里驰援北京，因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1902年任四川总督，以霹雳手段平定匪乱，严查贪官、劾罢庸官，深得川人爱戴。1907年入京，向慈禧面劾庆亲王贪污受贿误国，被庆王、袁世凯联手击败，投闲置散。封疆大吏岑春煊：清末官场中的异类。 端方惧怕入川，迟迟其行，让载泽震怒，被迫启用岑春煊。9月14日载泽在摄政王面前提出动议，最终岑春煊得到的名份，是“会同办理剿抚事宜”。这对久历封疆、能名震天下的岑春煊来说，是一种侮辱。载泽也愤愤不平：“起用西林，只令会同办理剿抚，既无兵权，又无名分，倘亦别有用意，不欲其成功耶？”（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岑春煊乃故意提出异议，继而称病抗议。四川形势如此紧急，只有调整政策、尽快实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是平定四川局势的第二次机会。奕劻因私人恩怨，让清廷错过了这次机会。纵观铁路国有实施过程，载泽鲁莽，一味主张强硬；载沣优柔，无一定主张；奕劻阴狠，不惜局势糜烂，要对载泽、盛宣怀施加报复，阻止岑春煊复出。中央既无一贯到底的主张，于是士绅鼓动，百姓起哄，督抚抗命，高层在互相掣肘中，久拖不决，两次错过处理川乱的最佳时机。这才是保路运动失控的主因。保路运动死事纪念碑大结局？10月10日，湖北新军起义，瑞澂逃跑，武昌失守。瑞澂携带官印避登楚豫兵轮，逃往上海。瑞澂若能与岑春煊和衷共济，本可利用岑春煊从云南调来的五百精兵，协助“平乱”，武昌起义本无胜算。岑春煊在武昌住处听到总督府的枪声，“余仍安卧，至黎明出城买舟渡江，乘轮东下”（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年，第36页）。武昌枪响那一刻，岑春煊心灰意冷，手中有兵，也不愿施以援手。10月14日，清廷宣布授岑春煊四川总督，放了一个马后炮。此后岑春煊的言行，迹近耍弄清廷，充满报复意味。1912年初，岑春煊更领衔促请“速定共和国体”，对清廷施加最后一击。端方不愿入川，禁不住朝廷催促，瑞澂“欢送”，磨磨蹭蹭，一步三叹，陷入民军包围之中，终在资州为手下士兵所杀。盛宣怀早在10月26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老机警，立即收拾机密文件，逃往日本，避过一劫，虽遭举国唾骂，仍得以寿终。赵尔丰迫于形势，将权力移交给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后为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所杀。载泽从权力巅峰瞬间跌落谷底。随着袁世凯的复出，满洲权贵已成过眼云烟。做过多年度支部尚书（大臣）的载泽，不善理财，财产渐渐被管事人掏空，到1930年去世时，“无以为殓”，其女被迫卖身葬父，凄凉万状。（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106-107页）未能治家，焉能治国？煊赫一时满洲亲贵，大多不过如此。“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溯自戊戌，光绪被囚，变法失败，新党斥逐，大清政权精神已死。满洲亲贵先则盲目排外，导致庚子重创；继则聚敛无度，因内斗而自毁政权。汉人士大夫亦如癫如狂，随波逐流。如此政权，不亡何待？正如郑孝胥在日记中所言：“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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