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

本报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曾经的知青在博物馆里拍照留念。        与“明星知青”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来自另外一个角度。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知青生活馆”，这种记忆被隐藏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知青情况审批表、光荣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而它们的主人，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成功者”，而是知青中那些最普通的人们。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无论它们“是彩色还是黑白”。 　　“对于全国1776万名知青，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产商人说。 　　事实上，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很多人的确觉得，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记忆，仿佛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满满一面墙的“非正常死亡知青” 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很多人在这里“第一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中沉重的部分”。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浪漫、甚至荒诞的经历：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而自豪，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自己一定嫁给他。 　　相比之下，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 　　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上。“对我而言，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他说，“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平等的。” 　　这样的“民间视角”，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2004年，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投资2亿多元，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建造“知青博物馆”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不过，等他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 　　“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评价也非常复杂，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 樊建川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来把握这个主题。” 　　最终，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青春。 　　10月16日，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中，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整个场馆的墙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在这座“绿匣子”里，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 　　在这里，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学英雄，见行动，彻底埋葬帝修反，红心支疆心不移，愿把青春献于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时刻听从党召唤。” 　　“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老人说着，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来。 　　前来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共鸣。他们大多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小异：繁重的体力劳动，简陋的生活条件，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 　　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被评为中国“首富”的刘永好，成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知青们自嘲“公社化的时候下乡，城镇化的时候下岗”，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 　　甚至，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根据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从1974年到1979年，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边境战争。 　　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也有锻炼，既有堕落，也有苦难。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五味杂陈。” 　　在博物馆中庭的天井里，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他把老知青捐来的几千把镰刀、锄头、犁耙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又在中间撒了很多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 　　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樊建川说，“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 　　 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他说，“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 　　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知青运动始自1953年《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 　　从那时起，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共有1776万城镇青年中止学业，来到农村。“当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樊建川说，“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 　　不过，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樊建川希望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描述这种教训：经济不发达，城镇无法承担人员的衣食住行，于是这些包袱被丢给了农村的集体经济。“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 　　他还记得，1975年，当自己高中毕业，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尽管家长都“心里明白”，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怀。等到真正来到农村，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知青是一个规定动作，我们没有选择。”樊建川说，“因为政策的不合理，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而是反方向运动，最终固化成了社会的悲剧。” 　　在知青生活馆，这些“教训”有些来自那些名人的展品，比如作家史铁生的手稿，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但更多时候，这些“教训”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相关的展品传递的。在博物馆“知青磨难”的区域，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而在博物馆的门口，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早逝去的生命。 　　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的：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中，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那之后，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云南，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 　　如今，这座被命名为“粉·焚”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四川话中，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作‘粉子’，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有人评价说，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不可名状的力量感”；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他把这座作品放在门口，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打个招呼”。 　　 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不过，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这样的“基调”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在一场活动上，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寄托哀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 　　“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这位老人说着，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 　　在参观结束后，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知青生活馆的展览“太压抑了，不能激励人”。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事实上，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做减法”。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希望“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 　　“你会发现，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他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表演当年知青“原生态”的节目。可在演出中，他发现，同一个知青，同样的忠字舞，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假”，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樊建川叹了口气。 　　他常常觉得，知青们似乎很刻意地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一些记忆里。比如当年最有特色的“对口词”，在这一回的演出中，没有一个知青愿意表演。相比之下，大家都爱唱一些更加“新时代”的歌曲。这位原本希望“展现知青生活原本样貌”的老知青只能安慰自己，“变化也是记录”。 　　作为曾经的知青，樊建川坚持，知青运动的确造成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伤亡和牺牲，但它也“的确培养了一批人”。 　　“我们不能违抗大命运，但我们这代人也并没有垮掉，在适当的时候挑起了整个社会的担子。”樊建川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在知青运动中被“过早抛入社会”，知青们大多特别能吃苦，对社会的洞察力特别强，心胸也特别豁达。 　　他更加相信，在“50后”的知青群体之后，“60后”和“70后”们，可能很难找到一种纽带，把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 　　“知青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樊建川说，“我们被集体强制抛入另一个轨道，经历了同样的无奈，大家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作为其中的一员，他也希望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中，“真实冷静地”反映知青群体承担的、来自国家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记录命运大潮下每个个人的悲喜哀乐”。 　　他常常体会到紧迫感。“知青正在加快速度走入历史，如今已经年届60岁的知青们，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樊建川说，“我们有责任把真相留给后人。” 原文： 点击

  本期主题：飞越疯人院 ——读《维罗妮卡决定去死》有感   荐书人 / 李冰心（重庆大学）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维罗尼卡决定去死》       断断续续的用了两个星期才看完了这本书，阅读过程艰难是因为体验压抑和探索生命不是一件轻轻松松就可以享受到的事。 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答案不清晰，于是便可以有理由充满激情的去探讨生命的意义了。 一个黄昏，图书馆工作员维罗妮卡在修女出租屋里一粒一粒的服下了四盒安眠药，兴奋的准备经历人生的最后一次体验：死亡。 死亡将终结一切，这是最后的自由，这是永远的忘却。 不过她的计划没有实现，抢救之后被送到了维雷特，斯洛文尼亚的一座疯人收容所。初进维雷特，维罗妮卡依旧为自己了无新意的人生寻找结束的理由，但当她得知因为心脏遭受了损害最多还有一个星期的生命时，一种奇妙的磁场开始把她从死亡边缘一点一点的拉回来。有句俗语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么维罗妮卡被送到疯人院就是她的幸运号迎着暴风雨正在起航。 为什么要自杀？因为失恋，因为缺少家庭温暖，因为经济问题，因为罹患不治之症？可以为自杀找出多少理由，相应的就可以为活着找出多少理由，所有当事人经历着的不可承受的痛苦客观来讲都不是什么非死不可的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每一个人或早或晚都要面临的：一不小心，生活就会逐渐变成一场一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悲剧 。一些人不在乎答案，他们很早便放弃了，早已属于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死亡，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另一些人却被迫思考。 无视这个悲剧的人们可以幸福的生活着，做不到假装看不见又寻找不到有效解决办法的人成了疯子。       正在上学的孩子跟父母说，我要休学去环球旅行，父母会充满爱意的说，傻孩子，你疯了吧。前途光明的人决定辞掉工作去公园里卖画，朋友会惊异的问，脑子坏掉了，你疯了吧。马路上有个跌倒的老人，拥挤的围观人群中有一个去把老人扶起来，大家在心里默想，这个家伙疯了吧。所谓的正常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它是对的，它就是对的。 她说自己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 很长时间里我们用所谓的正常掩饰了自己的疯狂，熄灭了自己的欲望，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东西都被杀害了，生命本身不值得留恋也就不足为奇了。 维罗妮卡在维雷特，遇到了帮助她了解疯子的泽蒂卡，遇到了为她开启封存已久的欲望之门的玛丽，遇到了可以听懂她钢琴声的爱德华。由于受到了死亡意识的激励，维罗妮卡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爱高于智慧，正如圣母高于蛇。对于她来说，一切都是启示。她不会去判断善与恶。 在爱的介质里，维罗妮卡跟随爱德华逃离了维雷特，两人大醉在斯洛文尼亚的废弃城堡里，相拥而眠。 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活在别人目光的枷锁之下。生命中的关键一点在于需要经历痛苦才能摒弃恐惧，唯唯诺诺的总是低迷，想要高潮迭起，需要技巧和勇气。     （采稿：徐毅磊  责编：徐毅磊）     您还可能想阅读…… ＜玉衡＞红唇劫——《邦妮和克莱德》影评 ＜天枢＞此刻，时间以死亡终结——从史铁生到钱云会 对不起，本姑娘真的怕死 夏夜离人殇

“著名女作家、摇滚诗人、旅行家、世界人权斗士、新时代女性领袖周雨霏，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被发现死于自家公寓内，享年XX岁，警方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XX，确切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文艺界、摇滚圈等社会各界第一时间发来哀悼和慰问，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遗书   周雨霏（中国人民大学）     我不认识朱平，直到她死的那天。 这种感觉很奇妙。 有个人死了，可对你而言，这一刻他才“正式出生”，仿佛他是否活着还需要经过你的认可鉴定。这让我想起去年四五月间的一件相似的事。那时我还没有一颗足够安静的、纯净的灵魂（现在也没有）——我不是个读诗的人。所以我不认识张枣。然而那天，我认识了张枣，因为那天张枣死了。他死了，诗人的生命以“盘点概括总结升华”的形式浓缩在一张年少时的照片中、几页杂志上、三两故人的唇间和泪里，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给陌生人。今天我也以这种方式认识了朱平。 朱平，你好。       一个活着的人，要认识一个刚死的人，也许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死去的是个非凡的人；第二，死去的是个平凡的人，却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死去。张枣属于前者，而朱平无疑属于后者。这让我想到一件事—— 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相识的朋友啊，有一天，你会怎么认识我呢？ “著名女作家、摇滚诗人、旅行家、世界人权斗士、新时代女性领袖周雨霏，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被发现死于自家公寓内，享年XX岁，警方推测死亡原因可能是XX，确切原因还待进一步调查。文艺界、摇滚圈等社会各界第一时间发来哀悼和慰问，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2011年7月XX日，中国人民大学大一女学生周雨霏的尸体被发现于云南省XX市XX县省道旁，警方怀疑可能是搭车过程中遭司机施暴、抢劫后虐杀、弃尸路旁。报警的是与她同行的男友，现已精神崩溃。警方温馨提示：搭车旅行有危险，勇敢尝试须谨慎。” 前一种死法是我前两天听说Amy Winehouse死后想到的，后一个是我在云南搭车旅行这半个月中脑子里总会冷不丁闪现的念头。   有一天傍晚在临沧市，赶往云县的路上。我们搭的车在离幸福镇不远的地方抛锚了，司机只好把我们赶下来让我们去重新搭别人的车，于是我们走到一个村庄旁边，在村民们惊奇的目光围堵下举起“求搭顺风车”的牌子。天色渐渐暗了，村民们也回家睡觉去，荒郊野岭的，愣是一辆车也不来，一辆车也不停下。我们开起玩笑说今晚怕是要“以天为被，以地为褥”了。如果当时情况是：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黑夜里的话，我恐怕还会忆起自己不算长的一生，还没做的事和后悔的事，以及很可能即将降临的死亡。那一刻，我处在“不安全”中。 从“不安全”的云南回来后，在沙发上安全地坐着看新闻。看着“最安全”的动车这么掉下桥去了，突然觉得屁股下的沙发也不是那么安全——仿佛随时会弹出一根钢丝把我扎死，或是突然从中间断裂把我夹死。我发现自己再一次走入了“不安全”中——屁股没动，心却瞬间变得空牢牢的。这种“不安全”，和在云南时经历的“不安全”，是一样的。如果对于“死于沙发”的恐惧足够无厘头，那么对于“搭顺风车遇害”的恐惧，又怎么站得住脚。 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她总是害怕我发生不测。她害怕我被坏人骗财，害怕我从楼梯上摔下来半身不遂，害怕我过马路被车撞死，害怕我被司机施暴、抢劫后虐杀、弃尸路旁。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对我的爱。 “为什么我不能去？” “因为我爱你，害怕失去你。” “害怕”是怎么变成“爱”本身的？这就好比：丰富而诱人的“未知”，是怎么被“不安全”完全取代了位置？        出发去云南前，我本该写一份遗书。（SB当时做出休学一年周游全国的决定，出发前就写了一封，存在要好朋友那里，等自己死了，就把它发出来。） 可是我没写，我觉得不该因为我要去云南搭车旅行，才写遗书。我也不该单是因为坐沙发，或但是因为坐动车，而写遗书。活在这样刺激的国家里，每一天有比云南更危险的未知等着我去经历；在这个将生命的概念设定为“走向死亡的过程”的世界上，每一天都是写遗书的最佳时间。所以在“幸存”下来的今天，在“幸存”下来的每一天，我写一份遗书。 这一秒的遗书是上条状态：“在码字。一个用笔，一个键盘。不码完不吃饭！立此存照。” 下一秒的遗书是下条状态：“饿死了，去吃饭。”     采编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花莲——慢城独观海 ＜天枢＞此刻，时间以死亡终结——从史铁生到钱云会 对不起，本姑娘真的怕死 你的命到底值多少钱 大狼

政治，本来是通过权力为所有人谋求生存，发展和幸福的工具，在当下，却成为一些政治控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的春药，成为扯淡的话题，成为意淫的通道，成为扭曲人性的恶魔，尤为可悲。很多人每天的时光就消磨在这个上面。实乃个人之不幸，国家之不幸。     愤青，与幸福无关   文/李根（中山大学）     前几天的一个上午和一个台湾政大来的博士生师兄侃了很多自己以前的想法认识什么的，那位师兄安静地听了一会，然后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你是愤青。”我相信愤青这个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被大陆的同胞们戴上这顶帽子就很无语了，被自由世界来的人冠上这个头衔，有点瞬间崩溃的感觉。 和师兄聊得还是很愉快，但是其实我很讨厌所谓的愤青意见领袖之类的称谓，虽然自己就是专业学政治的，但是越来越讨厌听人们谈政治辩论政治还互相攻击起来。     铁血派五毛总是一副无视人权灭绝人性的样子，对内消灭权贵杀光自由主义分子淘汰弱势重回红色恐怖，对外今天统一台湾明天征服日本后天扫平美帝，恨不得把我党的名字也改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国防部和中央军委变成党和政府。一副全天下自己是真英雄真男子汉的嘴脸。 丐帮五毛则是生活在底层愚昧无知的可怜民众，幻想着把这个国家拉回到毛泽东时代自己就能又当家做主成为高贵的劳动者，一边被全社会欺压凌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一边却以可怜的文化素质和智商替党忠心耿耿地痛骂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们，殊不知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主子们都在悄悄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移民到美帝及其仆从过，仅1995年到2005年，就有118万党员领导干部同志们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出国外加入它国国籍。 而贵族五毛们品位层次水平智商都是铁血和丐帮们遥不可及的，他们的观点也自然是多种多样通常能以理服人的，比较集中的火力点通常是民主的素质需要、民主的缺陷和危害，一个非工业国家必然经过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集权国家的效率优势，以及民族自强大国崛起等爱国大义。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道理并且被认可的，但是不要忽视他们的冷漠和选择性逃避。他们的前提，是认可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还 会有的对部分群体的牺牲。因为牺牲者不是他们，他们恰恰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因此他们的伟大理论本来是建立在残忍和自私的基础之上的，却自己为自己扛起了爱国理性的大旗。并且不要忽视，他们是最接近和最可能继承中国最高权力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很可能就是以后中国发展的道路。 还有一些儒左五毛们还念念不忘着自己三纲五常三妻四妾君臣父子的所谓中华文明美好时代，指望着生活在成群的小脚妻妾儿女跪在他一人的威权之中，也叫所谓的中华道统之中，最重视中华文化的韩国和台湾现在的西化程度无疑是对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有些极为少见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浪漫派，坚信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剩余价值说。认为全世界都在被机器和商品异化，全世界的劳工仍然遭受着剥削和压迫，这些人比较可敬地流淌着英雄的血液，他们通常会发展成国际大活动家大学者，或者成为切格瓦拉式的世界级大英雄兼国际红色恐怖分子。 而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右棍们也实在都不怎么样。犬儒派右棍们显然已经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伪市场经济下受到了太多的痛苦，打击，压抑和伤害，已经对一切称之为主流正统的东西深恶痛绝，因此疯狂而幽默地开始解构身边的一切。“美帝来了我带路”的带路党有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国粉者有之， 又有把汉族叫做支那猪，极端鄙视中华文化，认为劣等中国人应该去死，甚至提出满洲独立的人亦有之。 而愤青派的右棍们则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个针对现有体制的政治派别加以利用而已，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完全是选择性接受，对平等，理性，宽容的自由主义精神完全漠视。暴力革命者披着民主的外衣，实则与铁血五毛们无异。事实上，如果中国真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机会，对民主最大的威胁不是任何的五毛，就是这些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愤青右棍。历史上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破坏过民主，如果注意过二十二年前的运动，就是这些暴徒激进派把持着，没有任何理性和妥协精神，不断地抬高谈判价格，甚至发生了抢劫部队武器，火烧坦克和装甲车，虐杀解放军官兵的事情，破坏了运动本初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让许多同学与市民因此丧命，断送了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并且彻底地断送了中国当局在国内国际的形象，扭曲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并且让中国的道德人心日益败坏，全民丧失了政治理想。 还有贵族派的自由主义右棍们，其冷漠和自私上升到了令人恐惧的理性和系统阶段，他们的自由主义更像是自我主义。他们嘲笑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和自我牺牲，不相信爱和仁义。认为最好的世界就是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基础上。任何人之间相互隔离并且冷漠地活着，各行其是。甚至对慈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这些对弱势群体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都十分漠然，认为是在拖累整个社会的进化和发展。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十分聪明，但聪明之中，则是对不如他们一样优秀聪明的人深入骨髓的傲慢和鄙视、他们的理想国显然是一个原始人类式的社会。     政治，本来是通过权力为所有人谋求生存，发展和幸福的工具，在当下，却成为一些政治控男人们和少数女人们的春药，成为扯淡的话题，成为意淫的通道，成为扭曲人性的恶魔，尤为可悲。很多人每天的时光就消磨在这个上面。实乃个人之不幸，国家之不幸。有这个闲暇时间，学点东西，锻炼下身体，完善下自己，岂不更好。或实有政治理想道德热情个人志向者，与其拿着自己变态的观点和别人耗时间扯淡，不如向专业的前辈请教，不如自己读点书写点东西，不如和亲朋好友推心置腹地聊一聊，不如按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看有没有问题。做愤青只是磕春药，自己觉得很兴奋，其实与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 希望政治控门少磕春药，或者远离政治这潭污水寻找个人幸福生活，或正确处理SNS，以关心联络为主，以了解学习为主，以朋友同学为主，需要哪个用哪个，不必要时除非无聊坚决不用。坚决避免无意义的政治辩论和无价值得感性宣泄。   采编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别把“愤青”当时尚 ＜七星视点＞第八期：祈福！ ＜天枢＞此刻，时间以死亡终结——从史铁生到钱云会 说说我所知的越南 荀子·咸菜·粗粮·及其他——答父辈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