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2008年3月的拉萨暴力冲突和2009年7月乌鲁木齐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而这两桩事件也就成为从“奥运之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欢乐大联奏中最强烈的不和谐音符。中国政府在平息事件之后所给出的官方定性，都强调两起事件绝不是民族矛盾及/或宗教矛盾；而是境内外以达赖喇嘛和热比娅为首的分裂分子利用国际、国内机会（北京奥运和韶关工厂斗殴事件），里外勾结，煽风点火，所引起的两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相应地，各派反共或反华力量对于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自然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和反对意见。 就学术界而言，努力从政治性、策略性的争论中跳脱出来，给予两起事件尽量冷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照各派政治论述，或许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事发地区的普通人们）来说并不是无益的。限于篇幅，本文将着重探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则容后再议。 本文首先对乌鲁木齐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进行解读，并认为该次事件事实上说明了“疆独”分裂主义的式微而不是强大。进而论之，官方对该事件的定性恐怕有南辕北辙之嫌。文章然后对“疆独”的起源问题进行简单地探讨，并认为“疆独”分离势力的国家想象和建国欲望事实上来自苏联在新疆持久而独特的影响力，特别是苏式民族政策的启发和示范作用。而随着苏联的崩溃及其后续民族国家的不完美表现，以及同期中国国家实力的显著相对上升，“疆独”建国梦想的现实可能性和它在广大维族公民中的可欲性都急剧下降。最后，文章对现在中国政府以“统一与分裂”的视角持续应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做法提出了疑问和担忧。   一、 乌鲁木齐事件中缺席的 “ 疆独 ” 因素   此次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之直接起因是前此发生于广东韶关某工厂的维汉工人之间的殴斗，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韶关事件本身的起因，事发之后粤、新两地政府的措置，以及各路境外势力少不得的借题发挥，当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尤其是两起事件之间的传导机制）。但是，就本文目的而言，值得特别重视的却是7月5日和随后数天里，乌鲁木齐街头的暴力冲突本身的一些特点。由于事情本身的敏感性、严重性以及尚处于司法处理过程之中的事实，作者尚未看到海内外任何的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对于“7•5”事件过程的叙述。不过，从事发之后充斥各个网站的视频，以及作者本人同一些身处乌市的师友的交流来看，此次暴力冲突除了规模和血腥程度超越以往之外，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标志性的“疆独”因素的缺失。比如，暴力分子并未喊出诸如“东突建国”或者“黑大爷（对汉人的一种歧视性称呼）滚回去”等几十年来为当地居民耳熟能详的“疆独”口号，暴力分子也没有明显的有组织的冲击政权机关（随机性的攻击派出所、交警队等则不少见）的举动。这一点的一个反面例证是，在事件之后中国政府的文宣攻势中，虽然矛头直指热比娅等境外分裂势力，但却并未以乌市街头证据中具有鲜明分裂主义特点的口号、旗帜等等作为指责的依据。如果我们能够有理由地假定，中国政府绝不会放过类似的口号和旗帜作为指责热比娅等的证据，那么此类证据在政府文宣中的缺失，至少给此类“疆独”标志性因素在整个“7•5”事件中的缺失提供了部分支持。 当然，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7•5”事件的具体过程外界仍然是了解的不够详细。甚至对于身处乌市的广大居民来说，其每个人的所闻所见也都是局部和片段的。因此，上述分析也就可能是被证伪的。不过，综而论之，就目前可得的、真实但未必全面的信息研判，作者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7•5”事件的过程“疆独”特色很不明显，至少没有八、九十年代以来很多确证的“疆独”事件中那么明显。而如果“疆独”因素在“7•5”这样的重大暴力事件中缺席，至少可以部分地推论说，“疆独”正在和广大的维族公民的政治意识渐行渐远。 如果上述推论能够成立，那么中国政府事后“不是民族和宗教矛盾，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的定性就值得商榷了。事实上，作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疆独”分裂势力当然是由来已久且仍然存在的，但是“疆独”理念已经根本性地和结构性地在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中国公民中失去了吸引力。与官方的判断相反，此次“7•5”事件反映的不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而恰恰是维汉之间复杂纠结的族际矛盾。   二、 “ 疆独 ” 运动中的苏联影子   为了较深入地论说上述基本判断，我们有必要先从“疆独”的渊源盛衰及其相关的理论解释谈起。 近十余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对于1980年代之后新疆西藏民族问题频仍的一种解释，就是“阶级/民族替代论”。以笔者所见，王力雄先生的相关论述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概括说来，王力雄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政府，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基本上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一种以阶级观念替代民族观念的路线方针；现实生活中出现于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矛盾，被解释成为是各民族的统治阶级的捣乱或余毒；因此民族矛盾被解释为本质上是阶级矛盾。而只要消灭了（统治）阶级，民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述来说就是：“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循此逻辑，改革开放之后阶级斗争话语的退场，则使原来被阶级化的民族矛盾再次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而这就是1980年代以来，疆藏地区民族矛盾相较此前（特别是文革期间）有所激化，甚至上升为分裂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 应该说，“阶级/民族替代论”具有相当的解释能力，该理论的逻辑同它要解释的现象的历时变化有高度的契合性。不过，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也许是并不意在解释）何以1980年代之后的民族矛盾会上升到统一和分裂之争的程度。可以说，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闹分裂是民族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矛盾都一定会上升到这个层次。“阶级/民族替代论”可以解释何以少数民族地区会在一个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出现社会矛盾并且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不能解释这种矛盾的激化过程。换言之，该理论给出了1980年代之后疆藏地区民族矛盾的发生机制，却没有给出这些矛盾的演进机制。我们有理由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矛盾重新抬头的原因之一，但却没有理由认为不讲阶级斗争少数民族就要闹独立了。  事实上，“疆独”思潮和运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存在已逾百年。将视界局限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内政局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很难全面而切实地把握其起伏脉络的。本文想要强调的是，就“疆独”运动的具体过程而言，俄罗斯/苏联的实力影响和示范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从“疆独”运动的兴起到最近的式微，乃至它在“7•5”事件这样的“良机”中的缺席，俄/苏的影响以及该国同中国实力对比的情况都是具有极大的影响的。 从19世纪末叶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沙俄/苏联一直是在新疆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除了没有名义上的主权之外，它的实质影响力事实上超过了这一期间一直处于各种内忧外患之间的中国历届中央政权。新疆是沙皇俄国东扩路上的重要一站。在沙俄吞并了今天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之后，它就加紧了对清廷治下的新疆的渗透。虽然沙俄的这种努力，在左宗棠击败阿古柏伪政权、收复新疆并建省之后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它仍然从积弱的清政府那里逐步获得了在新疆的种种贸易和领事特权。民国建立之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溺于中国内地的种种纷争之中，新疆则先后处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遥奉正朔、实际半独立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治下。对杨、金、盛而言，应对沙俄以及1917年之后苏俄势力在新疆的现实存在，并在中国中央政权、俄/苏、疆内各民族势力之间维持平衡，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忙于内战的苏俄在新疆的势力曾有一个短暂衰落期（这恰恰也是杨增新经营新疆的黄金期），但是在内战结束、苏联成立并日渐稳定强大之后，苏俄在新疆的影响力就重回上升轨道了。其直接后果就是盛世才在1930年代的公开亲苏，以对抗同样在内地统治日渐稳固并试图将统治力延伸进入边疆地区的南京国民政府。盛世才亲苏的后果自然是苏联在新疆地区的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部分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苏联的势力事实上已经半公开地进入了当时的新疆地方政府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军队战略性地大量撤至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一方面是苏联在新疆地区的渗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伤害了盛本人的稳固统治，盛世才在重庆和莫斯科之间的平衡开始倾向前者。在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一度岌岌可危之际，盛遂积极反苏，并终赴重庆任职。不过苏联在新疆的多年经营已经不是一个土皇帝的反复所能改变的了。在抗战之后的国共内战期间，苏联甚至在新疆策划和导演了著名的“三区革命”，直接同中国合法政府作对。苏联在新疆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以上概述了俄/苏势力在新疆的政治性存在。同时，在这种政治情势的影响之下，整整三代人期间，新疆经济同俄/苏的联系开始大大超过同中国内地的联系。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新疆少数民族精英人士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大量进入俄/苏境内寻求教育或开展贸易。这种潮流的后果之一就是俄/苏在中国新疆地区培养了数代利益和情感倾向俄/苏中亚地区而不是中国本身的地方性政治、文化、经济精英。这一文化和人脉上的影响可以说比政治、经济的影响别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和作用机制。 我们知道，作为新疆地区的近代以来的主体民族的维吾尔族有悠久的族源历史。但是，维族并没有在其大致形成之后拥有任何意义上的覆盖整个或大部民族人口的独立国家（state）建制或国家体验。 如果我们循盖尔纳的经典定义将民族主义(nationalism)理解为一个人群追求建立自己的国家(state)的运动或思潮，并且在拥有了国家之后才可称为国族(nation)的话；那么，维吾尔族本身应该被定义为族群(ethnic group)，同时她现在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分享着中国国家体验下的中国国族身份。当然，必须得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同意或满足于这样一个状态，而这就是“疆独”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终极起源。 本文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上没有国家体验的族群，普通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想象和国家欲望主要来自他们在近代以来同俄/苏的交往，并且以后者为榜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有中国特色的自治区还是追随苏式的“加盟共和国”的问题上，新疆地方精英的本来是更钟意于后者的。的确，在苏联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都拥有各自的宪法、国家机构、首都等一切现代国家的形式要件，同时苏联1924、1936、1977三部宪法也都明确宣布各加盟共和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并且拥有最终退出苏联的绝对自由。易言之，苏式的加盟共和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国家，也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在长期受苏联影响并且主要从苏联获得政治文化和政治知识的维族精英人士心中，更喜欢加盟共和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一番折冲之后，1955年最终成立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不是有些人向往的“维吾尔斯坦”或“东突厥斯坦”加盟共和国，那么，在一部分新疆民族人士中对此有所不满也在所难免。 在中苏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之后，以1962年的伊塔事件为标志，中苏两个大国在新疆地区的公开角力重新开始。而苏联方面猛烈攻击中国的论点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背离了列宁主义的原则，以自治区来“糊弄”国内少数民族，也就是没有真正贯彻民族平等，而是奉行了大民族沙文主义。这场中苏论争的是非不是本文关心的，重要的是这种政治话语上的争斗对新疆地区本身的精英人士乃至一般民众来说，无疑是有作用的。毕竟直到不久之前，他们还是更受苏联而不是中国的影响的。那么，以常理度之，想“加盟”而只给“自治”，那么干脆我就要“独立”了，这样的想法成为部分崇苏精英的政治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正如王力雄等所言，整个六、七十年代恰是中国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阶级对民族问题的部分/暂时替代，加之中国在冷战环境下在新疆的严密部署，使得这一时期的“疆独”势力是相对沉寂的。 1980年代之后，形势丕变。一方面中苏之间坚冰开始缓缓融化，中国国内的情势也不再是谈苏（谈外）色变。新疆同苏联的联系有所恢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好是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开始快速上升、急剧恶化的时期。在部分新疆人士看来，苏联境内非俄罗斯各民族的行动无疑是具有示范性的。在1991年苏联彻底解体，很多同新疆少数民族有着族群和文化联系的中亚民族纷纷独立，更是给了部分“疆独”势力更大的刺激和一定的口实。反映在现实中的就是，八、九十年代的“疆独”势力一度异军突起，活动频率、级别都大大上升。并且在后冷战的具体情势下，成为具有相当国际可见度的政治运动。 然而物极必反，由苏联解体、新民族国家诞生所引起的“疆独”运动高潮也随着这些国家的糟糕境遇而渐趋低落。同中国国力在1990年代以来的迅速上升相比，前苏联地区不能不说是黯然失色：经济凋敝，政局不稳，内乱不断，国际影响力大幅跌落。虽然本世纪以来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人们仍然可以说，在近二百年中，最近二十年乃是中国第一次在整体上具有了比俄/苏地区国家更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的时期。俄/苏的魅力，包括“加盟共和国”和“独立”的神话和可欲性，在新疆民族人士中的减退乃至消逝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在这样一个大局下，加之中国政府自1990年代末以来大大加强了对民族分裂势力的打击，“疆独”在广大维族公民心中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渐趋下降，长期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所述，在我看来，它甚至在“7•5”事件这样的重要、大规模的族际冲突事件中基本缺席了。   三、几点讨论和澄清   前一部分主要意在历史地勾画俄罗斯/苏联，特别是苏联的民族政策体系和实践，对新疆维族精英人士及“疆独”运动的重大影响。对此，一些理论上的讨论和澄清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本文并不认为俄/苏影响就是“疆独”运动的惟一原因。例如，如果研究者将视界延展至近代以来的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北起高加索山区，南至东非，西起马格里布地区，东至中国西北边疆的巨大地区，大致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开始，就成为英、俄（苏）、美、中等大国角逐的一个场域。作为对大国意志的反动，在这一广大区域内，既诞生了凯莫尔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倾向世俗化、现代化的思潮和民族解放运动，也诞生了各色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带有复古保守和反现代化色彩的思潮和帝国重建运动。后者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流布，已经为很多中国学者所注意和研究，并被广泛认为是“疆独”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不过，本文想指出的是，这种地区性的伊斯兰和突厥思潮是一种持续的和背景性的影响。在这个广大受影响地区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却是具有巨大的差异性的，而这种差异性的东西必须要有背景性因素之外的中层因素来解释。本文提出的俄罗斯/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民族分离运动的影响就是这样一种中层因素。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9/11之后伊斯兰极端思想更加甚嚣尘上的时期，中国的“疆独”运动的影响力却在下降。 其次，如何理解本文所宣称的“疆独”式微和人们日常所见的似乎是日渐上升的维汉矛盾？ 不是所有的族际矛盾都必然会上升到政治分离的高度，事实上绝大部分族际矛盾都没有或不会上升到政治分离的层次。同时，也并不是说族际矛盾的量的上升，就一定会最终引发政治分离问题。正如本文前边所隐含的，任何一个族群想要进行政治分离，必须要具有国家意识。对于维吾尔族这样历史上并没有国家体验的族群来说，她的国家意识是外来或外生的。而这个外部来源，历史地就是苏联，特别是苏联民族理论中关于“平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论述。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苏式的民族实践趋向失败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实践成果不令人满意的时候，维吾尔族的源于苏联的国家想象也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虽然总有很少部分人铁杆地进行“疆独”活动，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维族公民来说，他们的国家想象，长期来也看会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实际对比中渐渐趋向中国国家认同，而不再是源自苏联的“维吾尔/东突国”的认同。当然这不会是一个非常平顺和容易的过程。此外，任何具有现实感的人也都会承认，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稳固而强大，并且中国比较成功地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组成反对“三股势力”的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追随少数人进行分离主义运动的成功可能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挑战不可能的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当“疆独”理念失去了本民族多数人的现实支持，其渐趋式微也就不可避免了。本文认为，我们已经可以从“7•5”事件中窥得端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疆族际矛盾也就不太可能再会向着统一和分裂的维度去发展。维汉之间的矛盾更可能变成类似我国部分地区的回汉矛盾或者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那种矛盾。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部分地区的回汉矛盾曾经非常激烈，回汉之间的互相残杀也绝不亚于我们所见于“7•5”事件中的乌市街头者，但是除了极少数情形（如云南的杜文秀起义），我国回汉矛盾却并未引发什么“回独”运动。类似的，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长期以来也是相当激烈和血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见到印度内部有重要的穆斯林分离运动。抽象来说就是，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隔阂很大，积怨甚深，但是冲突中的少数一方并不把政治分离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通道。本文认为，中国“疆独”趋向式微就是一种维汉族际冲突“去分裂化”的表现，而这并不和一定时空、一定条件下族际矛盾可能继续上升乃至激化相冲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有理由推测，“7•5”事件中暴力血腥程度的空前，有可能是那种分离主义可能性被身处少数地位的人群所自我否定之后的一种愤懑、失望的爆发和发泄。   四、余论：谨防预言的自我实现   中国政府反对将发生于其治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一定规模的骚乱或动乱定性为民族和宗教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官方一般将此类事件解释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无论是疆、藏地区还是西南山区的诸多武装事变，都被政府指称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上层牧主、地主或奴隶主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为大多数下层民众谋福祉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敌视行动。八十年代以来至今，此类事件的官方定性则一边倒地变成分裂主义。这其中的理论原因，当值得专门分析。 但是更具有紧迫性的是，如果本文关于新疆分离主义势力事实上已经式微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中国政府持续地以“统一和分裂”的斗争来处理新疆等地的族际矛盾就很值得担忧了。作为处于强势一方的政府力量，如果不能体察社情、民情中的细微而重要的变化，一味从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出发，又辅之以强大的专政力量，则本已转变的民情社情可能再次转向反面。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不懈努力而赢得的相对周边一些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吸引力也就可能被再次浪费。用中国传统的政治词汇来说，要想使边疆地区倾心内附，必须恩威并用。而恩的一方面，事实上并不主要是物质利益的输送，而是给予边疆地区一种能让当地人满足的政治安排并对这种政治安排提供足够的保证。在这样的政治安排下，长治久安才可能实现，而内地和边疆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才可能日渐频密，并由此慢慢生发出互不可分的中华民族情感。      （张健。原文链接： http://www.21bcr.com/a/shiye/lishiguan/2011/0116/2232.html ）

一 2006 年，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他在会上批评当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虚华作风不仅庸俗，而且有违佛教义理。几天之后，西藏各地就有人纷纷公开焚烧价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当地官员大为震怒，认为这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独分子的精心运作」，然后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为它们证明了党的德政使大家过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来检证大家的「政治觉悟」（关于这次事件的详情，可以参见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见的西藏》）。 这桩近乎闹剧的事件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北京为何在国际民间外交的战场上占不去达兰萨拉的上风，二是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为什么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先谈第一点。现在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胆敢得罪中国，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间社会的层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大部分西方人而言，达赖喇嘛甚至可能是位比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还要受欢迎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极少谈及本笃十六世关心的堕胎和「性泛滥」等很容易被人批为保守的议题，他的主题一直是和平、宽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赢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没有多少人会对他有恶感。 为什么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独的集会游行，我们都会看见一大群演员、名流、作家和知识分子站出来支持他们？相反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国际友人」这时都到哪里去了呢？对很多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价值观，他对西藏的种种诉求则符合了当今人权观念的整个论述。再赤裸点说，大家会觉得声援达赖喇嘛是为了「义」，给中国面子反对分裂则是为了「利」。 再也没有比06 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达赖喇嘛的主张不只出自慈悲，更与流行的动物权益运动若合符节，国际进步青年闻之莫不称善。反过来看，西藏地方官员竟然为了抵制达赖喇嘛的影响，不惜违反世界潮流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国家方针，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动物的皮毛。其间高下实不可以道里计。   二 比起这点，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令北京忧心。达赖喇嘛人在印度50 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区竟然还有如斯巨大的影响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区纷乱，官方一直强调是「达赖集团」在幕后精心策划出来的，我以为这个说法必须好好分析。首先，所谓「达赖集团」指的其实不一定是达赖本人。凡对西藏问题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会」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进派，他们的势力庞大网络周全，虽然奉达赖喇嘛为尊，但也公开批评过达赖的非暴力主张，二者潜存矛盾。我们目前虽然没有足够信息研判内情，但最近的事件却不一定就是达赖本人指挥煽动。反过来看，达赖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动持续他就要退位的声明，则有可能是对「西藏青年大会」等激进派的反制施压。 然而，不管有没有人策动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动者是谁，中国政府首先该问的是何以它在过去数十年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西藏年均GDP 每年皆有超过10%的增长，竟还有许多藏人深怀怨愤，随时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狮子旗」呢？以我个人所见，这甚至是不少汉族知识分子都感到难以理解的，他们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论述，认为共产党把藏人从神权统治下的农奴制解放了出来；有的则觉得汉地各省长期以来勒紧自己的裤带对西藏施行慷慨的「对口援助」，藏民却毫不领情，一翻脸就不认人，甚是奇怪。 说起来，西藏问题真是一团迷雾，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会发现原来所相信的任何一种简单立场都能碰上理据十足的反驳。不只现在的西方媒体造假与中国传媒监控各惹嫌疑，历史上的诡局谜团更是令人眼花撩乱。如果你认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将会发现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古代宗主国对藩属的关系为什么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和它的辖下省份（越南反而确曾是中华王朝的一省）。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在「中国入侵」之前，西藏是片连丁点暴力都不可能发生的和平净土；那么你又该如何理解14 任达赖喇嘛里头只有3位顺利活到成年的事实呢？假如你觉得文革对西藏的破坏是不可饶恕的，你或许应该知道当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认为中央对西藏的宗教自由已经足够宽容，甚至准许流亡在外的众多上师返乡建寺（最有名的当属顶果钦哲法王）；你可能也晓得现在的西藏小学生是连随身护符也不准带的。 关于西藏的历史，北京和达兰萨拉各有一套说法。前者强调老西藏是块大部分人充当农奴的黑暗土地，是共产党一手把它带进了光明的现代社会。后者则将西藏描绘为一个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没有争战只有灵性，是无神论的共产党摧毁了这一切。 平心而论，两者都各有偏颇，不足为信。西藏确曾是个农奴社会，1951 年前，光是三大领主经营的庄园竟然就占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余替领主服终身劳役。不过这些农奴的实况远非中文里的「奴」字所能概括，虽然身分是「奴」，但他们的物质生活却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划成分」时才会出现了「富裕农奴」这么古怪的类别。西藏确实也是个佛国，出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举世罕见。只不过和任何俗世社会一样，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种勾心斗角、贪污暴政甚至高层僧侣间的政治暗杀，与完美的世外桃源相去甚远（详见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 的经典巨著《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三 在这种种互相冲突的证据和理论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坚持自己的认知来决定行动方向，其实都是在玩一场后果难断的赌局。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线索显示与达赖喇嘛渐行渐远的「西藏青年大会」才是骚乱主谋，中央政府仍然坚持要把达赖拉下水呢？为什么中央不肯听陈思这些独立学者的意见，趁并不坚持独立而且态度温和的达赖喇嘛圆寂前与他对话呢？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赌局了。大家都晓得，就算达赖在海外转世，一个幼年的灵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宝法王将要接下藏人精神领袖位置的传闻甚嚣尘上，证据之一是他刚刚才公开向藏传佛教各派上师致以由「利美运动」留下来的请安祷文，大有团结各派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贵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达赖喇嘛在藏民与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没错，达赖一走，中国就会少掉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但是激进的「藏青会」岂不也是会趁势崛起？各种极端的主张和暴力的手段岂不将如脱缰野马般地蜂拥四起？ 然而，对中国政府而言，这或许也是正中下怀的好事，因为整个海外西藏流亡政府运动将会名正言顺地转变成人人得而诛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将因此一扫而空。有人可能会担忧那些恐怖活动带来的破坏和牺牲，不过，没有风险又怎能叫做赌局呢？更诡异的是流亡西藏运动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线，本来隐匿的所谓「外国势力」也会变得非常尴尬，他们愿不愿意直接敌对中国，支持一个公开放弃非暴力主义的组织呢？可见中国政府鹰派对待达赖的拖延手法其实不是外间所以为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当聪明的。最大的问题只是中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长期武装抗争和刚性镇压的准备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过呢？因为除了「疆独」，日后或许会多出一批前所未见的劫机犯。 就算中国政府预备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对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满；它既不可能把他们统统都蒸发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几十年来的逻辑，将「极少数的藏独分子」和「绝大多数的爱国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独立运动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梦想，争得西藏独立；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西藏境内早已住上了许多汉人和回民的现实，难道你能强迫他们全部离开吗？更不用提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藏区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无论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汉藏等民族间日后相处的问题。于是在彻底压抑西藏主体性与完全独立这两个各走极端的方向之间，我们至少就可以找到一个最起码的共通点，最大的公约数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四 然而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大方向却简单得出奇，那就是把一切责任都往达赖喇嘛身上推。其目的无非就是要在达赖在世的时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对手，以后就更能充分地矮化或许会成为暴力组织的其它激进派系了。于是各级官员才会把话说得一个比一个还狠，例如公安部长孟建柱上周入藏视察时就曾放言「达赖不配做一个佛教徒」。从战术逻辑看来，这番话是有的放矢；但是听在藏人和藏传佛教徒耳中，它无异于对着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当天主教徒，你猜他们会做何感想呢？要知道许多藏人在家私藏达赖玉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政府岂能如此漠视藏人的感受，为了一时战术上的功效牺牲全盘战略的布局，屡屡辱骂藏人的精神领袖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做法只会迫使许多藏人更加阳奉阴违，甚至增加他们的离心吗？ 1998 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公开对着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我去年访美的时候，也包括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发现许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识水平都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义」。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后，你们这些文明开化的西方人怎么还要信它呢？无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一位国家元首怎能如此公开侮辱国内一支主要少数民族的信仰呢？我们可以想象克林顿会说犹他州州民教育水平这么高，还要相信摩门教真奇怪吗？ 如果连整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其余更是思过半矣。直到近年为止，随便翻翻《西藏日报》，我们还会看见如下观点：「西藏由于受到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从封建农奴社会遗留下来的迷信、愚昧、非科学的东西至今还禁锢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体之外，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就着最近的事件中动辄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朴，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对西藏问题一向开明中肯的民间学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点，他除了曾用「喇嘛教」这个充满汉地佛教偏见的称谓指称藏传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刚乘」之外，也未能免俗地以简单的环境决定论去说明藏人对宗教的渴求。   五 走笔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西藏问题其实有一半是汉人自己的问题。从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间百姓，不只对西藏的民情文化没有起码的认识和尊重，更对复杂纤细的民族问题毫不敏感。进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虽说是多民族国家，但我们的少数民族政策却从来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为我们只是单向地把它看成是对少数民族做工作，却从未反省汉人为主的主要族群该如何与其它民族共存；二是这些政策的范围相当狭隘，没有把民族视野恰当地贯注在其它政策之内。 且以文革遗产的清理为例。根据班禅喇嘛早在文革爆发前4 年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七万言意见书」：「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 余座，而民改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70 多座，减少了97%多，由于大部分寺庙没人居住，所以大经堂等神殿僧舍无人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损害，破坏巨大，沦于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还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惨状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些论者承认这种种做为对西藏造成的灾害确实很巨大，但转头却说不只西藏，「那十年里全国各地一样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过去都遭殃了，你们藏人不该老拿这些往事出来说三道四。这就是对民族问题不敏感的绝佳例子了，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同样是文革，对汉人而言或许是自己人斗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却是你们汉人带头来搞我们西藏人了。所以在处理这些历史伤痕的时候，政府应该格外小心，不能只是出钱修复庙宇，甚至还要采取比在汉地更彻地的解决方案（例如查明历史真相和道歉），方能缔造民族和解的基础。 比起虽有魁北克问题但大体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国其实一直没有认真实行过多元文化的路线。首先，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普通话」其实就是现代汉语。当许多官员夸夸其谈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时候，大概没有想过对藏族青少年来讲，他们正在学着掌握一种非母语，且要用它为工具和来自汉地的同龄人竞逐大学的入学机会以及政府公职，其间的差异足以造成重点大学藏人入学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许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过不切实际，让各地中学开设藏语和维吾尔语选修班也十分异想天开的话，我们能不能审视一下现有的教材内容呢？翻翻历史课本，身为多民族共存的现代国家，我们念的却还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国于何地呢？番邦吗？同样地，农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么藏历新年呢？就算不用全国放假，汉人学子也该学点藏历和回历的基本纪年知识吧。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内的传统文化和权益，更不可以只是让他们学融入汉人定义的「中华文化」；而是要让人口占多数的汉人也学懂其它民族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对待其它民族。   六 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些青年僧人也参与了近月的事件，甚至还拿起了石块和棍棒……他们的愤怒我只能尽量体会。现谨摘抄13 世纪伟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东美〈菩萨行三十七颂〉片段如下，祈愿藏汉的真正和解： 「即使有人用各种难听的话贬损我，并且在千万个世界中到处张扬，出于慈悲，我赞美这个人的功德，乃是菩萨的修行。」 「在大型集会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语言揭露我隐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礼，视其为法友，乃是菩萨的修行。」 「被我视如己出地来关爱的人待我为仇敌，如母亲爱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爱他，乃是菩萨的修行。」 「如果有人即将斩下我的头，即使我没有丝毫过错，透过悲心的力量，担负他所有的恶业，乃是菩萨的修行。」     (梁文道：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原文链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 315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