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

文/周舵 編者按：對於那些動輒暴怒，排外性、攻擊性十足的「孔粉」們的「愛國主義」，我看也應該作如是觀——第一我們這個民族的創傷性集體記憶，第二許多國人貌似強勢，其實內心自卑、不自信的弱者心態。這是錯誤，但確實是值得同情的錯誤 。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這幾句話說的是處理問題的方法：要分清主次，不要捨本逐末；要瞭解前因後果，不要倒果為因；等等。就拿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這件事為例，許多論者焦點模糊、主次不分，倒因為果、先後不明，把原本是非分明的事情攪成了一團亂麻。 事情的起因並不複雜，大陸遊客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違規行為，引起香港人的不滿和提醒。這因果和是非都很清楚。有文明教養的人遇到這種提醒，毫無疑問，應該是道歉和糾正自己的不當作為；但這位大陸遊客不但不這樣做，反而無理強辯，蔑視香港的規則。這是錯上加錯，從不懂規矩，發展到蔑視文明禮貌，以粗野無理為榮。這種超乎港人想像的蠻橫會引起香港人的什麼反應，實在不難預料。雙方最終沒有動起手來，已屬萬幸。 非常不幸，這位大陸遊客的粗野行為並非極稀少的偶然個案，而是我們相當多數的大陸人民的常態。隨地吐痰、污言穢語、大聲喧嘩、插隊加塞、亂丟廢棄物……種種無視文明禮貌的劣跡，讓全世界各國人民對我們白眼相向、滿心鄙夷，我們自己還毫無知覺。 這完全是我們教育的大失敗導致的惡果，和什麼「殖民地」，什麼「種族」毫無關係。1993年，我20天遊遍台灣，沒有在地上看見一口痰，沒有看見任何人罵粗話、插隊、隨手亂丟垃圾。我去香港四次，情景和台灣一樣。都是中國人，為什麼行為差別這麼大？ 原因其實也很清楚：這是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以粗野、無知、貧窮為榮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長期灌輸的結果，而人所共知的文革大野蠻不過是其中一次最集中的表演罷了。我們這裏長期流行的思想意識，是把文明禮貌醜化成「貴族老爺、剝削階級的虛偽做作」，以無知、無禮、沒教養的「大老粗」為榮的。這種徹底顛倒是非美醜的反文明教育，至今仍然餘韻悠長。 絕大多數國人至今不瞭解，我們當初大革文化命的時候，全世界的左派們都興奮無比，為之歡呼雀躍，並且竭力仿效。這六十年代極左民粹的一代人，從根基上撼動了西方文明，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隨之向粗野無禮、放縱不法的痞子反文化方向急劇向下看齊。改革開放之後，這一整套民粹流行文化便大舉進軍中國，尤其是我們的文藝界更是趨之若鶩，以為這種反叛文化就是自由大狂歡、人性大解放。他們對於英國紳士傳統的「法律和道德約束下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那麼多的人臭駡孔慶東，卻很少見到論及他這一套痞子作風的源頭所在。孔慶東其實是個病人；孔慶東的第一種病，是民粹病。這是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個人的。我們應當對他多一點寬容和理解。他不過是我們這個誤入歧途數十年的粗野民族一個小小的縮影罷了。 孔慶東的第二種病，叫作「病態自尊」。這種病的一個典型文學形象是阿Q。阿Q是個瘌痢頭，他不但絕對不准別人提起這個毛病，而且就連「光」、「亮」都不能提，誰說了這些字，阿Q就要和人拼命。 這種病有兩個常見的根源，一是幼年期的創傷性經歷，經常因為自己的缺陷而遭受侮辱嘲笑；二是內心缺乏自信，潛意識裏認定自己的缺點是改變不了的，所以以攻為守，表現得特別敏感而且富於攻擊性，動輒暴怒。 對於那些動輒暴怒，排外性、攻擊性十足的「孔粉」們的「愛國主義」，我看也應該作如是觀——第一我們這個民族的創傷性集體記憶，第二許多國人貌似強勢，其實內心自卑、不自信的弱者心態。這是錯誤，但確實是值得同情的錯誤。 我特別希望香港同袍對此要更多些體恤和理解。誰是沒有缺點錯誤的呢？每個人都需要別人的寬容、同情和幫助。「誰是沒有罪的，就丟石頭打她吧！」孔慶東和他的擁躉們當然更應該記住這句話。 （作者係北京學者）

民粹民主不是好东西 周舵一开始写道。一句话可以点题：那就是自由民主才是好东西，民粹民主不但不是好东西，而且可能是古往今来一切政体当中最坏的一种。文章认为 中国人没有英国人从自身文明的历史传统中自发演化出自由民主那样的历史幸运。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学习和引进，然后用理性认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只能是理论先于实践，于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就会是“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如果说西方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能行，那么，我们则是恰恰相反。尤其在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了启动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改革的门槛前，如果我们对于民主的认知发生严重错误，那么，未来的前景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危险，就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成为主流，而最大危险中最大的就是激进民主、民粹民主的崛起。   两种民主区别：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   文章指出，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夺。采取第一种立场的，就是自由民主；采取第二种立场的，是民粹民主。而民粹民主这个家族当中，对少数人的剥夺和压迫的程度又有差别，其中最极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它公然宣称要对少数人实行赤裸裸的“专政”。 然而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设法解决秩序、自由和平等三大基本价值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评价政治制度的好坏，无非就是根据它们达成这三大价值目标的绩效高低。这三大价值目标当然就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普世（普适）价值”。   有限政治   激进民粹民主派们都是些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秉持一种一元价值观，一心想把政治弄成高于一切、笼罩一切的人生唯一要务，要让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挂帅”，容不得半点政治疏离和政治冷漠。不错，政治确实很重要，有时甚至生死攸关，但人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唯一重要的事；生命需要丰富的色彩，多元的社会才会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力和创新，而“自由”当中当然应该包括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政治狂热、持续发高烧必然导致情绪化，情绪化必然走极端，走极端的结果，就是秩序失控、剧烈冲突、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所以，仅仅有了有限政府还不行，还得让整个政治领域理性、冷静，给政治活动降温，让政治——理所当然的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归回常态、归回原位，回到它应有的有限地位上去，而这就是有限政治。   限缩民主 我们还需要把“制宪”和“行宪”区分开来。制宪的原则必须是全体一致；行宪过程中的决策，则可以多种多样。一般原则是，越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越应该符合全体一致原则，比如制宪，比如部分国土的分离（所谓“民族自决”）；越是需要尽快做出决策、决策越是依赖专门知识技能的领域，就越是应该交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决策，这就是限缩民主，即限缩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之范围的主要理由。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限缩民主的范围呢？1 人权。2 独立司法。3 公务员制度。4 公民社会。5 市场经济。把这五大领域放到政治之外，就可以避免政治狂热，防止“政治肥肿症”；每个人就都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去安安心心地追求他自己的最爱，实现他心中的人生理想，不必担心政府或其他什么人——管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横插一杠子，来破坏他的美梦。政治，包括民主政治所要做的，就不过是处理新情况、新问题和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就不过是锦上添花，无关宏旨。就算最坏的情况出现，政治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照老百姓的话说，“我不靠那个东西吃饭”！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因为议会不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关门，社会照样运转，人民照常生活？为什么不管哪个政党上台、谁当总统都关系不大？说到底，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国家怎样才能长治久安？无他，靠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消肿术，政治减肥术！这就叫有限政治。   中国怎么办？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问题严重、隐患巨大、危机四伏，其中民愤最大的，就是各级官员的特权腐败和滥用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而造成所有这些问题、隐患和危机的原因追究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来自一个东西：政府的权力太大并且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约束。解决之道，不是民主，是宪政！ 1 首先要达成广泛、深入的精英共识——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 2 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 3 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参与，和言论、出版、表达两方面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政治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成为独立的立法机构。为平稳过渡计，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多党竞争下的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通过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主导立法、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权。同时，议会要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两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从议会中发育出托利党辉格党两党制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以街头运动的抗争方式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 总而言之，执政党一定要走在社会进步的前面引导改革，前瞻性、全局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必不可少，有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振兴、腾飞的门槛前，中华振兴和腾飞，不是、也绝不可能是靠西方民粹民主“向下看齐”那一大套最坏最坏的坏东西，不是、也绝不可能是靠“多数决神话”和“普选神话”，相反，是要靠自由宪政，靠尚贤尚智、选贤任能、精英主导的儒家治理理念。   阿拉伯之春：民粹民主 西方国家为什么无节制地借债消费？为什么社会福利压垮国家财政？为什么政治家只知道谄媚大众，越来越平庸无能？绝大多数西方人至今对此毫无反省，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不但把民粹那一套当成不容争辩的神圣教义，还把它向全世界武力传播。当前中东的乱局，也许勉强可以算是又一波民主浪潮，什么“阿拉伯之春”，但十之八九，那只是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所左右的、低劣的民粹民主，却很难导向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坚实保障的优质的自由民主。北约在联合国的授权之下武力干预利比亚内政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的专制政权传递了两个强烈信息：第一，屠杀和平集会示威的民众再也不能为人类文明社会所容忍；但这是人权保障原则的自然延伸，与民主并无必然关联，更别说是自由民主。第二，专制独裁政权如果不能主动推行宪政改革，早晚会被人民起义推翻，结果将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因为，人民起义可以推翻一个老独裁者，却很难建立起自由民主。多数西方人误以为“中东之春”的选项就是“专制或民主”，所以，推翻旧专制，当然就是民主。根本不切实际！事实上，没有宪政改革在先，中东现实存在的选项仅仅是“亲西方的专制或反西方的专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托克维尔说得多好啊！   前路漫漫，中华民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在这个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再拖延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头脑务必要十分、十分清醒——尤其是要看清，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什么样的民主是绝对不可尝试的！

　　周鸿陵（主持人）：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思想急剧涌现，左、中、右各派观点都在对中国社会提出解决方案。今天开这个会就是探讨一下，能否超越左与右，找出一个能够满足各方意见的制度架构，目的是使社会稳健发展，推动社会的变迁。现在我们请仲大军老师发言。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邀请了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目的是从不同角度谈点看法。现在这个社会分歧越来越大，和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那个年代的学者坐在一起，分歧矛盾不大，都是一门心思搞改革，搞思想解放。我写过一篇文章，回忆1989年4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理论研讨会议，今天在座的当年参会者有五位：高粱、黎鸣、陈子明、周舵和我。可是二十多年后，学者们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点也发生了很大分歧，当今中国社会分化成各种流派，坐在一起交流越来越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能不能谈出一点看法，看看中国能不能走出左右？以一种什么制度方式综合左右，平衡左右的利益和诉求？这里不仅需要的是共识，更重要的还是方法。陈子明先生关于左右的分析文章我已经看过了，是站在宪政角度看问题。我现在更实际一些，站在执政党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可以更接近政府话语体系。特别是今天来了好几位右翼自由派的理论大腕，我不得不从左翼加点劲，以进行力量平衡。 　　乔续写了一篇文章刚发到大军网站上，我发现他的一些看法挺有意思，把中国左右矛盾分歧从国共两党开始追溯，延续到今天，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的左右之争，很有意思。 　　的确，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范围来看左右冲突，我们应当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甚至更远—-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左，无产阶级就是左，资产阶级就是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诞生了左派力量。 　　但是，在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中的左右两派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下，终于以“四一二”大屠杀和“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而破裂。从此中国走向了左右之争，从此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就是在这两大力量之间博弈。无论今天的形势多么复杂，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力量。在今天说左，就是传统的共产党。不管今天的左派多么形形色色，都离不开共产党的影子。 　　共产党的胜利表明，谁获得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谁掌握政权。共产党的胜利还标志着中国一党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彻底左转。这就是最被民主派和宪政派诟病的一党专制和多数人统治。 　　所谓专政，不仅包括经济上强行的全民公有制，还包括将一些理念强加于全体国民意识。这也成为左的一大特色。 　　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左倾达到了顶峰，达到了极左。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党内政变的方式，粉碎了极左势力“四人帮”，以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开始矫正极左。其结果，三十年的反左，使中国的左派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和瓦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被抛弃，或被搁置，资本主义占了上风，已牢牢占据社会话语主流。 　　矫正极左以两个标志展开，一是收缩民权，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收回了建国之后人民群众一度曾经拥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在政治上实行一党制，首长专权，长官意志代替民主集中制，精英拥有特权，官权越来越大。二是打破平均主义，放弃共富的理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 　　就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矫枉过正，中国又从极左走向了极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民粹专制，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已变成了少数人压制多数人，变成了精英专制。中国的执政党从左翼在很大程度上摇摆到了右翼，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工农的党逐渐变成了官僚的党，精英的党，资本的党。官员们一边将共产党的传统理念强加于社会，一边又不按这些信仰办事，使社会成了一个缺少共同价值遵守的社会。 　　民权收缩后使官权失去了制约，官员的权力变得无比强大。放弃均富理想，使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的改革成果，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仍然赤贫。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再次出现分化和分裂，政府变成了少数人的政府，政府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 　　改革三十年里，一反早年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平等、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经济效率，轻社会保障和福利。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出台了很多偏右的政策，譬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MBO（管理层买断产权），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和员工的利益，使精英群体大获收益。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譬如以通货膨胀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以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效率至上、精英优先，必然导致重发展、轻保障的可悲结局。改革三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难以惠及全民大众，社会保障水平始终低下。这就使中国不仅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更存在着缺乏社会保障的严峻问题。 　　严峻的现实，不能不激起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底层民众的觉醒。左翼思想再次抬头和左派力量再次崛起，人们再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国际歌再次被每每唱起，正是这种右倾改革的必然结果。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歧，正是由于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分化，才出现了新的社群对立和思想分歧。中国从当年的平均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突然进入了差距巨大的等级社会和贫富分化社会，这种现实不能不使左派思想再度集结，左派力量再次涌现。一句话，左右冲突升级的根源是社会分化和分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冲撞，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否解决当今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是新历史条件下的重大挑战，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再次考验，也是新一届中国领导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左右矛盾，其本质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凡是诉求人民大众利益的就是左，凡是维护官僚资本和权贵精英利益的就是右。还有，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左，凡是不顾国家和民族主义只追求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就是右。 　　所以，今天中国的左派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是人民大众派。我在去年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当今中国根本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资本的矛盾，所谓左派，就是民派，所谓右派，就是官僚权贵派。解决好民与官的矛盾，就排除了左右之争。 　　背景了解清楚之后，需要寻找的就是解决办法。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是继续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模式下，以党内调整组织路线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力量，平衡左右利益，还是以西方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调整左右博弈？西方宪政的理论是通过党派博弈来达到左右利益平衡，但西方国家的左翼党从来就没有占过上风，西方的政治多半是右翼政治。 　　那么，中国在不改变一党制的情况下，能否平衡左右利益和力量？也就是说在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是否也能调整好平民与精英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党制也能调整左右利益，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只要调整组织路线，换一批人马上台，立马可以见效。但左翼力量的上台必须吸取以前极左的教训，不能从一个极端再跳向另一个极端。 　　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党制政体存在着较大的弊端，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左和极右都会搞得社会不安宁。一党制政体能否克服这种弊端？已成为今后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虽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但实践过后，效果并不理想，执政党代表的更多的还是精英的利益，利益的天平仍然处于失衡状态。 　　另外，一党制存在着两极专政的问题，不是极左专制就是极右专制。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宪政制度，是否实行了宪政制，有了多党制约才能达成左右利益制衡？ 　　这两种思路，从操作角度看，第一种最简便易行。就像当年粉碎四人帮，在组织人事上做一调整，极左问题就解决了。共产党只有启用新鲜血液，才能有力回天。共产党只有回归工农大众，才能重新收回失去的人心，平衡各阶层的利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状况看，也只有共产党具有这种聚集和整合的能力。这个党再腐败，也有更新的能力。因为它可以从当代获得充足的民主法器。 　　而第二种方法，叠床架屋，社会动荡巨大，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难度较大。但就目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方法的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官僚化，政府内部现存的左翼力量已经微乎其微。靠这种政府进行自身改变，同样存在难度，甚至不可能进行调整。这就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困局。 　　真正的困局还在于共产党变得不伦不类，既失去了原先的本我，又变不成民主党的面目。未来共产党真正的危机在于失去自己的本色和宗旨，变得非驴非马，莫衷一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变成全民党是幼稚的空想，只有保持多数人的党才有存在的可能。一党制国家的核心在于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中国不可能回到大一统的帝制和王制时代，现在是党制时代，既然不允许多党竞争，就只有一党代表大多数。民主制的核心不就是选票数量吗？一党制的核心也是一样，获得多数人的选票就是合法性。 　　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三个代表一个也没代表好，反而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只要恢复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优良传统，克服贪污腐败，提倡民主自由，摈弃专制独裁，共产党就有希望。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向左转就有希望。现在的左，不意味着必然的专制，左并一定与专制独裁有天然的联系。专制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 　　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左是完全民主的，所有的官员必须经过普选，必须经过人民同意任命。翻开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甚至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普选原则都是放在首位的原则。要学马克思，就要学马克思的正宗，不能断章取义。之所以中国的左派出现了专制，而西方的左派是民主自由的，就在于中国只学习了马克思的专政理论，而没汲取马克思民主的成分。 　　最后，关于中国能否走出左右的问题，我认为，只要采取居中策略，就能减少左右冲突。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居中，两边向中间靠拢，把富的变瘦一点，把穷的变胖一点，问题就解决了。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要铲除产生贫富分化的土壤，避免极右或极左政策，让左右矛盾失去物质基础。我们的古人早就描述过这种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今天的中国也不能完全抛弃这些好的传统。 　　我们都是快60岁和60多岁的人了，是伴随改革一同走过来的人。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这些人应当更知道一些天命吧。中国怎么能改变不是多数人压制少数人，就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这种局面？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点思想、思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敬重的人，都是人品、个性优秀的学者，我们的观点可以有分歧，但肯定也有共识。我先抛砖引玉，期待大家的高见。 　　另外，我对开会文化有一点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会议，繁文缛节，自由讨论的时间也要主持人指定发言顺序，这不叫自由。前几天我在北京大学王绍光那个讨论政体的论坛开会，发个言都别扭，主持人非要和你过不去。现在中国的精英专制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给他一点权力就要专制，政治学界也不懂自由的精神。动不动就说有约束的自由，有约束还叫什么自由？所以今天叫嚷自由主义的很多是些伪自由。我们的会是给大家自由，谁想说谁说，主持人不要太专制。 　　施晓渝（民生学者）： 　　我希望思想不要太偏激，不要太出格，为了我们的活动能够继续做下去，要理性一点。胡星斗说我是中国最典型的中派，我的观点是：左右的分歧都出现在对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想从总的方面解决问题，实际上左右在很多问题上是一致的，内涵虽不同但外延有相交之处。我觉得可学邓小平对根本问题不争论，我认为尽量避开那种总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事论事，即技术型的推动。 　　现在英国乱得一塌糊涂，法国曾经也是，包括瑞典这种最温和的国家，也出现过一个人杀死九十多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的制度更不行。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马、毛讲的弊病，其游戏规则可以被利用、可以寻租，欺凌弱势大大存在。既然没包治百病的制度，就只有三交和三公原则，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对总体设计一点概念都没有，不懂总体设计，我的观点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无非是交往、交易、交流，（注意，冲突也是一种交流形式）只要在人类的基本活动的基础上搞好了公正、公开、公效（公共效益），对此我称之为“三交和三公”原则，那么这个社会会向良性的方向上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左和右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是渐进改革或者渐进革命，右派喜欢讲渐进改革，左派喜欢讲渐进革命，他们都有最终目标和模式设计的，我是没有理想模式设计和终极目标的，我认为是走到哪一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佳方案。我认为我这思想理论和科斯的交易定理，哈耶克的自在秩序是默契相通的。 　　我说的具体问题也不是指个案维权，我赞成维权，但我不喜欢纠缠到一些具体事务里，况且这么多要维权的具体案例怎么搞得完？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的意思是热点、政策性的讨论。最近发起了几起群体事件，比如新塘，汕头，内蒙，还有一些问题，如重庆模式、广东模式，高铁事故，赖昌星事情，还有美欧债务危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否能用或严重缩水乃至泡汤的问题，还经济结构，分配格局的调整，高价房和保障房以及相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国进民退，高额地方和高铁债务，高物价，高通胀，高税收等问题，我们是否能通过这些热点，通过具体问题，通过民间的推动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的影响政府，一步一步做大民间。 　　民间的错误在于老是有人奢望登高一呼，天下巨变，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有的老师吹自己的主张、制度设计是怎样的完美，现在的制度怎么不好，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听，动不动就讲最根本问题，根本解决，总的解决办法，总的设计，这样搞下去容易与官方发生冲突，遭来打压。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的共识问题可以找，比如说邓玉娇案就做得比较好，暂时没有可等待。 　　我的意思是用三交和三公原则逐步推动，我讲了30多年，就是希望把民间做大，气氛烘托好，水到渠道。我希望温和一点，总体思想是最好我们要找官方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与官方互动，比如说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他们也解决不了，对这问题就可死缠置疑，我们逐渐讨论，逐渐把民间力量做大，推动民间的整合势力，组合舆论，集合阵营，这种势力就是无形的压力，就能逐步办点事。 　　我就讲这么多。 　　陈子明 （原北京社会科技发展研究所长）：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对左中右派的观点作出一个简略的概括，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来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 　　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