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陶东风：小丑的自白 进入专题 ： 小丑的自白    ● 陶东风 （ 进入专栏 ）       （敬告：本文纯属虚构，应当作小说或寓言故事来读。第一人称“我”既不是博主，也不影射任何具体的他人，请勿对号入座）          1、          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宠儿，就是像我这样的小丑。          我知道自己是小丑，也就是演戏者的一种，戏子的一种。我有明确的角色意识和强烈的表演欲，我头脑清醒，心明眼亮，对于演戏这一套门儿清。我知道自己在表演，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表演，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表演。我从来不会把自己混同于角色，把戏台混同于现实。如果有人混同了，那他一定是一个智商很低的观众，而不是我们戏子。          作为小丑，我不但知道自己在表演，而且知道自己演的是小角色，是大角色,也就是主角的配角。这个大角色只能是一个大英雄或大枭雄。我胸无大志，也不太坏，当不了英雄，也当不了枭雄。我只是不甘寂寞，我表演欲很强。我既然做不了英雄或枭雄又不甘于做平民，因此小丑最适合我。小丑角色虽小，虽然永远做不了主角，但是也很重要，没有小丑这个配角，也就没有英雄或枭雄这个主角。          作为小丑，我更知道我和主子的关系：我通过说假话、扮鬼脸、插科打诨取悦主人，讨点赏钱。这点我心知肚明，但假装不知，不能表现出我知道。主人也一样，他也知道我在表演，也装作不知道，要不然为什么我一表演，主人就开怀、就乐呢？这是我们小丑的生存策略。戏的妙处就是明知是戏也不把它当戏。          作为小丑，我没有做枭雄的胆量，没有做英雄的勇气，更没有做烈士的傻气。但我有我的打算。做枭雄和做英雄都太危险，做烈士太傻帽，还是做小丑实惠：有名有利又安全。魔鬼也好，伟人也罢，让主人去做。傻帽烈士我当然更不会做。即使乾坤倒转，主子易人，我们当小丑的也不会大难临头性命不保，换个主子，依然还做我们的小丑。          其实，小丑的最大妙处、最大本事就是立场灵活、转身方便，可以为不同的主子“服务”，也就是为他们演戏，可以把完全不同甚至形同冰炭的角色同时演得栩栩如生。为了得到主子的赏钱，这算得了什么？对小丑而言，能给赏钱的主子就是好主子，赏钱给的越多的主子就越是好主子。老实说，我并不崇拜或佩服我的主子，但我绝对崇拜他手中的赏钱。我们和主子之间其实就是交易关系。我是一个知识界的小丑，我取悦主子的方法就是说主子爱听的话，写主子爱看的文章，然后主子给我们赏钱。当然，这种交易关系是不能说的，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一向清高，耻于言利，即使利欲熏心见钱眼开也要耻于言利。这点也很重要。          这么说来，我不就是一个无耻之徒嘛？对了，我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耻，不知何谓羞耻。我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盛产小丑的时代不一定是一个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时代，但一定是一个无耻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最适合小丑生存、盛产小丑的无耻时代，这个时代就像一个巨型化装舞会，人人带着面具做小丑之舞，谁都装作不认识谁，其实谁都知道面具后面是一张什么脸，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不揭穿而已，何必搞得大家都尴尬都不高兴呢？大家不都彼此彼此么？不都为了一点赏钱么？不就是一个小丑么？何必那么认真？要知道：赏钱高于一切！生存高于一切！活着并且有钱，这就是硬道理。只有哈默莱特这样的傻瓜才会把“生存还是死亡”“活着还是不活”当成一个什么“问题”，还没完没了地问。          2、          都说这个时代活着很难，我觉得正好相反，一点也不难。有一句流行歌曲歌词好像说什么“活着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听得人迷迷糊糊的，什么叫“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这不是废话么？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照我说，这个年头活着其实很容易，活得光彩、活得奢侈也不难，关键是要做到无耻，千万不能拿“责任感”“羞耻心”“良心”等扯淡的词语折磨自己。这点对我们这些知识人而言特别重要。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反思，喜欢批判。有人赞之为责任感，有人斥之为装深沉，我看意思差不多。这年月你说还要责任感干什么？要反思干什么？你的反思除了折腾自己使主子不高兴（赏钱更是想都别想了）还有什么用？贪污腐败因为你的反思消除了么？房价因为你的反思下来了么？空气质量因为你的反思变好了么？食品因为你的反思安全了么？国有资产因为你的反思不流失了么？没有！反思反思，真是傻到家了！所以必须要明白一点：反思不仅痛苦而且没用，拿这没用的痛苦折腾自己，就是那些知识界的傻缺干的。          明白了这点那你就离好生活很近了，就接近理解幸福的秘密了，幸福的前提就是不反思，不批判，放弃你的责任感和羞耻心，然后学会表演，这样，你就成了小丑的一员。赶紧加入小丑的队伍吧，你说你就说假话扮个鬼脸，又能怎么样？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心口不一又能怎么样？至于痛苦成那样嘛？一开始说假话扮怪相或许不习惯，说多了伴多了就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嘛，成自然了就不痛苦不别扭了，不说不扮也不舒服了，到这个境界，也就成优秀的小丑演员了。比如说吧，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神速，这是大家承认的事实吧？但是有人就是喜欢反思，反思经济飞速发展的什么“代价”：环境代价、资源代价、道德代价等等，还有人说什么，这种发展的制度基础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这不是瞎扯嘛？资本主义是和民主法制联系在一起的，权贵资本主义那还叫资本主义么？至于代价，当然是有的啦，哪种发展没有代价？你不说这些阴暗面不就完了么？你应该说说新盖的高楼大厦（当然，突然倒塌的就不要说了），说说那么多新盖的大桥（突然垮塌的就不要说了），说说交通的飞速发展（动车或高铁事故就不要说了），这些好的方面不说，尽说些坏的方面，弄得大家不高兴，好像危机四伏似的。要做一个自己高兴别人也高兴的建设性的知识分子，一个让主人高兴、为主人排忧解难、至少是为主人解闷逗乐的小丑。什么知识分子就要反思，就要批判，那是过时的偏见。               3、          有人说，保持责任感、羞耻心、良知的所谓傻缺知识分子不是自古有之、代不乏人吗？古代的屈原，现代的鲁迅，当代的顾准、马寅初等等，不是一直在可贵地坚持反思和批判么？我承认这是事实，但是同样的事实也要承认，这就是大凡傻缺知识分子都没有好下场。屈原投河自尽了，鲁迅一生痛苦兮兮而且短命（他要是活到解放后那更麻烦，凭他的那张嘴，肯定是头号“右”派分子），马寅初和顾准，哪个不是被批的死去活来？当然，他们还算幸运的。比他们更惨的，直接跳河的、上吊的、被活活打死、割去喉管的，不也有的是嘛！所以说，傻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要不怎么叫傻缺呢？          至于说到现在的傻缺，他们的下场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那些不招人待见的真话就远不如我们悦耳动听的假话能够在媒体上畅通无阻。他们中很多人连文章都发表不了，你说还怎么反思！？怎么批判！？至于别的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工资、奖金、项目经费、荣誉称号、住房、知名度、出镜率，哪一样能和我们小丑比？          4、          又有人说：你们这些小丑根本没有自己的信念，有奶便是娘，是投机分子。对了，我们小丑当然没有什么自己的信念，小丑能有什么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信念还叫小丑吗？小丑的特点就是以主子的信念为信念，以主子的主义为主义，跟在主子后面摇旗呐喊。主子变了，主义换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我们扛的那个大旗，也就变了。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小丑没立场，没立场才能见风使舵灵活自如，这个主子倒了我们还可以立马为别的主子效劳。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是我们的生存艺术。                    由于没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当然就是投机分子，什么是投机？就是没有立场没有信念投机取巧随机应变，有机会就上，没有机会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了再找别的机会，机会变了立场与策略随之而变。这就是机会主义。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在英语中都是oppertunism，说明中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差异。          其实，我们的主子自己也没有什么信念，也都是一些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否则他们也不会喜欢我们小丑。不过他们的权力欲更强，运气更好，胆子更大，手段更毒，心肠更黑，因此成了枭雄。但他们决不是有信念的人。没有信念的人之间才能相互利用，主子利用小丑，小丑利用主子。有信念的人之间是以信念为基础的同志或敌人关系，而不可能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相互利用关系。          枭雄和英雄都是大人物，著名人物，风云人物，但他们也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枭雄是没有信念的风云人物，他们通过投机冒险、使用暴力与权术而成为风云人物，而英雄则是有伟大信念的风云人物，是实现了自己的伟大信念、把自己的伟大信念变成了现实的风云人物。这个区别也适用于政治家和政客的差别。政治家和政客都是政治场域中人，都是统治别人的人，都有权力。但政治家是有信念的统治者，是为了信念而谋求和使用权力，如果权力和信念不能兼得，他们的选择是宁要信念不要权力，为了信念而放弃权力。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因为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最后当上了总统。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不在权力的大小，而在信念的有无。有些人即使做了总统也还是政客，因为他没有信念；有些人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是政治家，因为他有信念。对政治家而言，权力和从政是手段，实现自己的信念才是目的；但政客不同，政客从政是为了权力而权力，为了从政而从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名利而从政。在这个意义上，政客无不是投机分子，他们本质上也都是小丑，是为主子耍把戏的人，都是表演家。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是政坛的小丑，我们则是文坛的小丑。小丑有大有小，但本性是一样的：无特操，无信念，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在慈禧太后面前，李莲英是小丑，在李莲英面前，所有小太监都是小丑。学术界的小丑就是学术界的太监、学术界的政客。          当然，上述对于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是理想型的。在现实中，很多政治家也讲策略，而不是只讲原则不讲策略。只讲原则而不讲策略就成为烈士或傻缺了。烈士差不多都是傻缺，虽然不是所有的傻缺都做了烈士。只有烈士或傻缺才只讲原则不讲策略。但政治家是为了原则而讲策略，策略为原则服务，这和完全没有原则的投机政客的策略是不同的。          从信念的角度看，傻缺和烈士都是一些有自己强烈信念的人，他们的信念强烈到了顽固不化、置性命于不顾的程度，以至于可以为了信念而牺牲生命。套用裴多菲的话说，烈士的座右铭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是他们的信念，为此他们可以不要爱情和生命。我们小丑的座右铭是：“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生命故，随时皆可抛。”          说到投机，我忍不住还要多说几句。投机分子虽然没有信念，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判断，但却决非没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也不是没有分辨是非对错、判断信念好坏、价值高低的能力。这点特别适用于学术界的投机分子，也就是像我这样的小丑。我们这些学术小丑、学术投机分子，不仅聪明伶俐、伶牙俐齿、随机应变、见风使舵，而且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有些还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海归也不少，会多种外语的也不乏其人。我们对事实的判断能力、对是非对错的分辨能力绝不次于别人，甚至包括那些傻缺烈士或傻缺学者。我们只是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而已，我们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我们和前面说过的那些傻缺、烈士的区分，决不是他们有知识有文化，知道是非对错，而我们则是白痴文盲，不明是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在利益原则、利己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明知其非而为非，明知其错而择错，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意识地选择颠倒黑白，经过精心计算之后故意混淆是非。我们甚至同样有反思能力，只是不想去用它罢了，因为用了也白用，而且还会失去利益甚至生命。所以，一句话，我们为利益而活而绝不为信念或良知而活，这才是我们和傻缺学者、和烈士的区别。我想，这应该也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未完待续） 进入 陶东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小丑的自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6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核心提示：长平接受了纽约书评的专访。对于中国民主现状，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原文： Is Democracy Chinese? An Interview with Journalist Chang Ping 作者： Ian Johnson 张彦 日期：2012/01/27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是纽约书评刊登的世界各国民主命运系列文章的第4篇。 【长平。摄影：Ian Johnson】 长平是中国著名的时评家之一。他真名叫张平，最初成名于1990年代末的广州，当时他用有力的新闻报道揭露丑闻、支持言论自由。由于近年来审查愈紧，长平对开放和责任的呼吁，让他承受了很大压力。43岁的他和妻女现居德国，住在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曾经居住过的乡间小屋里，那里现在已经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难所。 对长平的迫害始于2001年，当时他被免去了《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一职（《南方周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国赢得了众多读者）。之后他成为了《南都周刊》副主编，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职。因为发表文章质疑政府对那年西藏骚乱的新闻审查，他随后被纸媒封杀。一年之前，他最终被报社解聘，一名编辑认为他的文章”不合适”。去年3月，长平加入在香港新创的杂志《阳光时务（iSun Affairs）》做主编，但由于签证未批，他未被允许进入这个前英国殖民地。 Ian Johnson（I） ：你成长于1970年代，那你有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 长平（C） ：我父亲是（四川省）西充县的小干部，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党派之争。我小时候在一所开在路边的小学读书，进出村的时候就路过那个小学。我记得有一天，父亲站在窗外看着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亲说：”我爸真怪，站在学校窗户外头盯着我看。”我母亲就开始哭，说：”你爸走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父亲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县去防止被打，我们不能去看他，但我们能收到他写的信，我母亲就会给我们读信。当时我大概8岁。 在那之后不久，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当时要学”四化”（一个旨在促进农业、工业、国防、科研发展的计划），被告知说”四化”能在2000年实现。我们写了好多文章来说如何才能实现”四化”。我记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国35周年的时候，当邓小平坐在车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北大的几个学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些的，当时真的特别感动。我还想：中国是多么地大有希望，前景多么地光明。 I：所以你当时认为一切都很美好，你听说了北京的发展，然后感到很激动。 C：是啊，我那时学习成绩很好。当你成功的时候，就倾向于认为一切都非常顺利，因为你会很乐观。我当时就以为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我也有点儿愤青。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让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中，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批评了党和邓小平，我记得我在广播上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时我喜欢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达到了顶峰，我订了《收获》、《人民文学》等等许多杂志。我记得在读莫言的《红高粱》的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说写成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外面读着它，感动得不行。我并不能理解小说里的一切，但却被它所影响。比如余华的短篇小说也让我特别感动。但你知道，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党的信徒，我最想读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当时为了读它们还想过学德语。 1987年我上了大学，在那之前我一直读的是世界文学和中国当代小说。但后来在四川大学（在成都），我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那套编纂的丛书介绍了许多其他领域的伟大思想家。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很多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编辑们，他们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挨整。我想在今天看来，你会说这是侵犯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只是翻译或者摘抄了国外的出版物。但它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世界。我必须提到的一本书，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我们当时读这些书的时候读得特别快，看完了就分享给别人，每个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学所吸引，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都对西方哲学、对黑格尔或者萨特很感兴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么过的？你当时在成都，离它的中心北京很远。 C：成都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抗议。从北京来的人带来了什么消息，我们就把它们贴在宿舍里分享。也有人议论、呼吁，要求和政府谈判。我帮着组织过几次抗议。 但我并没有真正加入过主要的学生抗议组织。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所以我不想参与到任何运动里去。高中的时候我入了共青团，后来就想退团，他们说”你不能退团”，”没有退团这一说”。但我没有入党。我不想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所以在1989年我也没加入学生组织。但我组织过几次抗议，还被拥着当头儿。六四事件以后我被捕了。在抗议的时候，很多学生绝食，而我反对绝食。也许就是因为这，他们才让我提前出狱。我想有些学生会因为我反对绝食而反对我，但我的观点是：绝食没有意义。我认为最好到工厂和乡村去传播民主。 I：那你是个实用主义者吗？ C：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更像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改变。我真的反对（人们经常说的）几种论调，说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说中国国情独特啊——说中国人得等民主，因为国人素质不够高，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说民主不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台湾民主搞成了。然后他们又说台湾是个特例。现在来看乌坎，他们有了自己的选举。有人说这也是特例，但实际上乌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它是一个中国的小镇，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些人还有什么话说？如果乌坎可以拥有民主，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并不是说中国就得采纳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种模式，它们又意味着什么？德国没有学美国的民主，美国也没有学英国的民主。问题不在于学谁，而是在于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许多问题，但总是一条向前的路。 从1980年代起，中国人就变得务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东西有没有用？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最大的影响。人们只看有没有用。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有一天会超过美国。所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我们缺少的就是正义。现有的制度下没有正义，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需要正义，民主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是必需的。 政府方面现在再也不讨论依法治国了，变得越来越走流氓治国的路子。他们就是抓人，然后把人扔到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所以过去的10年，是中国政治制度流氓化的10年。许多旧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责任，都被这个制度破坏了，底线是，这些美德正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像小悦悦这样可怕的事情。 I：小悦悦是一个小女孩，她被一辆货车撞倒，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救她。在这种精神空虚之下，许多人越来越对宗教感兴趣。 C：许多人都开始对宗教感兴趣。学者希望这能让社会产生更多的美德，或者为社会提供某种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精神是空虚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决这场精神危机。 I：你所在的新杂志是什么样的情况？ C：《阳光时务》是由香港阳光有线电视台运营的，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媒体公司。我们有iPad和Android版本，并计划推出Kindle版本，人们也可以下载到pdf版。但我们正计划出纸质版。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我们的iPad订户有6000人，大部分来自大陆。还有10000人通过邮件阅读它。我们可以报道在中国被禁止报道的话题，比如（被囚禁的诺奖得主）刘晓波、言论控制，以及独立候选人。 I：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项目启动之前就知道了此事，自从去年3月起，你就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记者无国界也给香港特首曾荫权写了公开信。 C：根据香港政府的条例，他们应该会在一个月内答复我的申请，但他们既没批准，也没拒绝我的申请，已经9个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是大陆方面施加了影响。 I：《阳光时务》是第一本报道了乌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杂志。到目前为止，你们的报道是最全面的。但你们也有很多关于文化的报道。过去一年里，中国的文化名人也参与到了政治当中，你怎么看像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的作用？ C：受人欢迎的、有名的艺术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人的影响。他们会参与一些社会话题。但当他们卖出了许多作品，变得非常富有的时候，就不大关心社会话题了。说实话，他们总是走这样的路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为他关心这个社会，他投入并参与到了其中。他在西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不是他的错。这和刘晓波、哈维尔来说也是一样。批评（他们受到西方欢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韩寒在最近的博文里说，民主可能并不适合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似乎呼应了一些人”中国现在还不能实现民主”的论调。 C：他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搞民主会出问题，因为它会导致暴力。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宣传的说法。这就像是说”你不能练游泳，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不会游泳，因为你没练过”一样。而且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去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许多人就公开说过类似的话。 但他能影响很多人，所以他能说这些话就很有意思。这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固步自封。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变革的发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们在为为什么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导致了暴力的增加——针对反对者、抗议者和其他人的暴力——这不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革命，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革命。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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