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11 月 24 日，是黄沾去世六周年。奇怪的是，想起他的时候，竟丝毫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只记住了他离去时做了一个鬼脸，还有一声长笑。 当然这个记忆是骗人的，一个肺魔缠身的人自有太多苦痛。记得六年前做告别沾叔专题的时候，有的报纸用了“沧海一声哭”的题目，嵌入得巧，只是意境落了下乘，编辑不懂，沾叔什么时候哭过？ 戴上耳机听《沧海一声笑》，搜集了六七个人的版本，任贤齐班门弄斧，将一首神曲弄得俗不可耐，江智民中规中矩，罗文的声音华美，许冠杰唱出了神韵。听来听去，原来这首歌只专属黄沾一人。最让我热血流动的是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徐克算是配角，罗大佑声音粗粝，已有身在江湖的感觉，而黄沾声音自由不羁，不讲技法，如旷野风声，又如谁在滚滚江边纵声长啸，歌者动容，听着惊心，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是别人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徐克和罗大佑已经是人中翘楚，但仍然配不上与黄沾合唱此曲，金庸在《笑傲江湖》描写的曲洋刘正风，不下于俞伯牙钟子期，我以为最好的组合，应是倪匡、黄沾和金庸。金庸入世儒生，黄沾游走红尘，倪匡笑瞰三界，而且精神层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准，隐隐有儒道释齐聚绝顶的气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三人唱起“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是我能想到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场面。 每次想到黄沾，想到倪匡，想到金庸，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凤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游龙戏凤，惊鸿一瞥，他们走后，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为什么汇聚在了那时的香港？这样人的以后还会再有吗？ 黄沾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 1949 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金庸出生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海宁，是当地书香望族，自小就在战争中流亡，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去香港大公报供职，这才有了后面的办《明报》，写武侠的经历。 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伪造公章逃到广州，然后偷渡到香港，从此一生再不北望神州，不迈进大陆一步。 这是黄沾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是这样，胡菊人是这样，余英时是这样，他们是到了香港；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也无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到了台湾；而唐德刚等人去了美国。 如果把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一一盘点出来，就是一幅文化“流民图”，他们都是严复、梁启超、陈寅恪的文化余脉，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黄沾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余英时的五四研究，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这些句子，哪一个不是深藏着去国之痛，文化之殇？英风之下，多有斑斑泪痕，有如孤鸟之悲鸣。 倪匡的去国经历在香港成为神话，香港人说倪匡是骑着一匹马从中国腹地跑到香港。这个形象一直吸引着我，成为一代去国知识分子的象征，虽然的形象远不是这么轻松潇洒。骑着白马穿过中国，这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沾能够“沧海一声笑”，林夕不能，方文山不能，余华不能。黄沾生在民国，受过完整的民国小学教育，然后投奔香港，香港成为民国文化人的诺亚方舟，人文荟萃之地，他们文脉未断，香火不绝，同时有着对万里家国的深沉记忆，以及去国怀乡的隐隐痛伤。最最要紧的是，那时的香港，成了自由的灯塔，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集散地。这些风云际会，这些因缘巧合，当得上一句空前绝后，连台湾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香港，文脉渐渐杳然，今天的台湾，也不再是当年的水土了。所以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才能诞生黄沾，才能诞生倪匡，才能诞生金庸。不会有别处。 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再有了，但也许未来还会有，但我看不到了。         潘采夫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思想史 , 民国 , 多元文化 , 章立凡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章立凡的最新更新： 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足本）下 / 2010-11-24 20:53 / 评论数( 0 ) 纪念维权先行者李文波 / 2010-11-20 23:14 / 评论数( 0 ) 持枪的商人 / 2010-10-17 11:26 / 评论数( 2 ) 我的选择——支持温家宝的政改主张 / 2010-10-08 20:49 / 评论数( 5 ) 敏感帝国：与网管机器人对话 / 2010-09-22 00:14 / 评论数( 3 )

     中国改革如何破局？ 来源:中国经营网  时间： 2010-11-08 11:09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   　　 问道于民 　　向前看，就是向后看。 　　俄罗斯知识分子赫尔岑这句话今天读来尤有深意，遗忘历史往往意味着背叛当下。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已经推进32年。三十年前的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席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也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列举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随后的几年，邓小平也多次重申，“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后，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可谓不俗，不乏“中国模式”与 “北京共识”等域内境外喝彩之声。然而，随着改革推进深水区，普遍受惠的“帕累托改进”时代行将远去，各类利益集团博弈更为激烈，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日趋多元化，全方位铺开改革仍待推进。 　　2010年并不轻松，从年初两会的“国进民退”大讨论到9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各界深化改革的呼声与反思日渐增多，尤其是对于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尤高。此刻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正当其时。 　　9月，胡锦涛主席在深圳的讲话中也表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其间思路与两年前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一脉相承：“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个月之后，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一句话引来广泛注目：“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公报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也无不透露出极强的改革意识。作为一次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发展确定方向、谋划蓝图的会议，这些无疑表明：改革开放将在这个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把时段拉长，向上追溯，以长远的目光看，我们可以借鉴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来定位我们当下的历史坐标。他认为，从秦始皇将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可谓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两千多年前的第一次大“转型”，历经二三百年之久而延续下来;秦汉模式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期，又因西方文明挑战而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顺利的话也需要两百年，那么从1840年开始计算，到2040年或许可以走出这一“历史的三峡”。 　　改革之路，其修远兮。唐德刚先生早有言在先，“转型”涉及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往往激烈而痛苦，甚至是惊涛骇浪，过了“三峡”之后，则是扬帆直下，海阔天空。 　　屈指算来，历史尤在三峡之中，然而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也成为新的焦点。正如胡锦涛主席此前谈及的关键所在：“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 　　值此之际，《中国经营报》特约杨继绳、周瑞金、陈志武从不同角度来定位我们当前的改革坐标，杨先生为我们阐释了30年改革的不同路径，剖析权力与资本媾和的深层次逻辑;而周先生则借助辛亥革命10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为我们勾勒了全面改革的蓝图;陈先生则从金融这个更为技术、中性化的工具入手，论证了何谓以自由看待发展。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30年过去了，公共空间进步或许正在于此间：个人与国家之外，尚存社会;东方与西方之间，均有自由;左派与右派之上，还有常识。   杨继绳：警惕“权力市场经济”   　　杨继绳无疑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传奇，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重视。现如今，不求闻达天听，自称满足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的“三胡”生活的杨继绳对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体察。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的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正是它的具体表现。 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 新中国成立61年也可以分为很多阶段，尤其是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不同，后三十年是以改革为主，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什么状态？ 　　杨继绳： 中国改革的特点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国的改革过程实际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过程。而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是改革以前的，是没有经过改革的。 　　我曾用两句话来比喻中国改革：“在正在航行的船上修船”，“站在旧的基地上破旧”。前一句话的意思是，既要把船修好，又要保持一定的航速，更不能把船搞翻，这就不能把所有需要修理的设备统统拆掉。而后一句话则是说改革要有步骤地进行。有了新的立足点，才能够再挖掉原来的立足点。这就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原因。 　　在邓小平看来，体制转型不能失去领导，无政府的体制转型一定会造成混乱。如果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那么，在改革需要加强领导的时候，领导机构却送进了“修理厂”，那只能是无政府的改革。 　　由没有经过改革的政府在改革整个过程保持控制力。由此，政府变成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将要改革的对象。政府这个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使制度创新过程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常常成为改革的障碍。正是这个悖论，使中国的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 　　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来说，政府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但是，改革的对象怎么会组织人去改革自己呢？一个人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外科大夫能为自己开刀吗？中国的改革恰恰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中国经营报》： 2010年8月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30周年，当前对于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少人都认为改革动力不足，你认为根本性原因何在？如何进一步屏蔽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掣肘？ 　　 杨继绳： 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改革已经派生出如下特点： 　　一是政府和市场相互博弈，改革不断“扭秧歌”。要顺利实现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必须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利益的刚性使得政府的行为和改革目标相扭曲，政府利益和社会利益很难取得和谐统一。政府有些行为不是按照改革的目标行事，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政府的行为扭曲，就造成市场混乱；市场混乱，政府又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或治理整顿，这样又强化了旧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市场配置资源，就需要政府让渡权力。政府让渡权力，就会有利益损失。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博弈。所以，改革左一步，右一步，进一步，退一步，像扭秧歌一样。 　　二是现在的改革难以触动原有权力体系的利益，而且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借改革的机会得到更大的利益。改革会伴随利益重新分配，在原有权力体系里的人站在有利地位，会获取巨大利益。也就是说，原来“大锅饭”的“掌勺者”在这一场利益重新分配的盛宴中，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亲属的碗里多添了菜。 　　三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什么是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公共权力越位参与市场交易、左右市场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进而变成资本；资本也可以收买公共权力为其牟利。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大量的社会财富。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使得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很难通过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 　　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上述社会现象。但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确切。“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很模糊，早期在学界对它没有定论，直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才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没有定论。所以，我写文章很少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最主要的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回避了公共权力的责任。 第三次争论还在继续 　　 《中国经营报》： 你亲历了很多次改革思潮的交锋，也记录了很多历史，能谈谈近些年的思潮和过去的有什么异同？ 　　杨继绳： 改革就是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冒犯，原有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得失会使不同看法碰撞，其过程就是思想撞击的过程。邓小平说“不争论”，但争论从改革之初就存在，一直贯穿整个改革过程。    　　在近三十年持续不断的争论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81~1984年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搞产品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结论而告终。第二次高潮是在1992年前后，争论焦点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论而告终。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特别是在2004年对国企改革的争论白热化，就进入第三次争论高潮。第三次争论高潮的社会背景是，老百姓中存在着一种不满情绪。以这种不满情绪为基础，争论双方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改革的路走歪了。一方认为，改革向右歪了，歪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改革向左歪了，歪向了权力市场经济（也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说向右歪的人们认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指传统的社会主义）；认为向左歪的人们认为，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第三次争论高潮有以下特点：第一，前两次争论高潮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指责改革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内容，进而批评改革的现实。最近这次争论的高潮是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基础，由对现实的批评进而上升到对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批判。也就是说，前两次争论是传统意识形态和改革现实的撞击，最近的争论是不同阶层利益表达的撞击。 　　第二，前两次争论的主力是思想理论界，是左派理论家和改革理论家的争论，而当前的争论有广泛的群众参与。 　　第三，前两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报刊等纸质媒介，这次争论的阵地主要是在网络媒介。 　　第四，前两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主要是老一代人，这次争论中质疑改革的人当中有一批年轻人。 　　第五，前两次争论每一次持续两三年，这次争论持续时间已有六七年了，目前还没有退潮。 　　对那些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对改革的批评是利益受损后的倾诉，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谴责。 　　对那些持左派观点的青年来说，他们是出于对底层群众的同情，他们想当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想实现社会公正。但是，他们是从抽象的道德出发质疑改革的。他们不懂得改革以前中国的状况，不了解改革中艰难探索、选择的过程。他们还吸收了国外“后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把批判后现代社会某些问题的理论武器指向中国当前社会。用“后学”的武器来批评中国改革，是时空错位。 　　在质疑改革者当中，的确有一些旧体制的卫道者。这些人表面上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他们是以群众中的不满情绪为依据（不再是像前两次那样以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为依据），由质疑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上升到质疑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从而全盘否定改革。 　　《中国经营报》： 今年“两会”之后，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成为众望所归，不过不同阶层之间的断裂却日渐明显，有学者甚至总结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那么你认为当前的最重要的改革共识应该是什么？如何建立？ 　 　杨继绳： “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我不敢苟同，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我看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中国当前有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某些基层地区存在的官民矛盾。官民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缺乏制衡，劳资矛盾主要表现在资本缺乏驾驭。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就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地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中国现在也有权力监督体系，但是这些监督力量都是内力。外力制衡就需要更完善的民主政治。 　　而现代的民主制度也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营报》： 经济危机之后，重提“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舆论很多，你如何归纳中国模式呢？你刚才也谈到中国改革是由政府主导，这种模式存在什么隐患，有什么亟待改进？ 　　 杨继绳： 从整个制度层面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这一点没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威权政治要不要改。有人认为威权政治体制不要改动，这就是要保持我上面所批评的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如上所述，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机，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权力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中国模式”就是以低价劳动力和低价资源、低价环境成本为条件，制造出价格低廉的商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因此，GDP增长较快，但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资源和环境受到损害，中国的技术水平也不可能提高。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要保持中国的现状，就是不要政治改革，就是力图阻止势必要启动的民主化进程。 　　《中国经营报》： 经济改革之后，政治制度改革成为焦点，你一直表示不能以民生代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进，同时也多次表示寄希望于党内民主，渐进性改进也成为主流共识，这几点之间应该如何实现有效互动？ 　　 杨继绳： 改革议程中最迫切的任务我上面已经作了回答，即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有风险的任务。 　　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特别是执政者更有责任。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和急切的亏太多了。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社会失去控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混乱、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手段。所以，防止社会失控是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一旦失控，就会进入“远离平衡的状态”。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是各种力量均衡的结果，不是按照某种政治理想设计而建立的。权势利益集团只有感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妥协。所以，发展民间民主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讲坛进行公民教育，唤醒公民责任感，这是一件艰苦长期的工作。     更多关于“权力市场经济”内容请看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