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读《西康史拾遗》中的赵尔丰文/唯色1990年代中期，我从拉萨去康定——我与家人住过多年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得到了上下两册的《西康史拾遗》，是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的，由名为冯有志的一位旧式文人著述。在绪论中，冯说：“西康之名，定于清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炢请建立西康省的奏折。……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由此可见，与“达折多”被更名为“康定”一样，“西康”也是一个殖民意味浓厚的地区之名。此书开篇即承认：“西康古无其名……系藏族聚居地区，语言不同，风俗殊异”。主要叙述清末大臣赵尔丰在康实行“改土归流”的种种“事迹”。所谓“改土归流”即殖民政策的细化，而这个词本身既含有歧视和同化之意。这些称谓都是歧视之称：土司，野番，番人，蛮子。至今在康地，仍可听到“土司”一词，当然是用汉语说的“土司”，而藏语一概说“杰布”，意为王，如德格杰布而不是德格土司。在“改土归流”前，康区发生两个重大事件。一是“泰宁事件”。泰宁今日属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当时清官员派人开采泰宁金矿，泰宁寺阻挡，四川提督马维琪率兵镇压。这与2007年在此地开采金矿，引发藏人抗议被镇压，全然是历史重演。二是“凤全事件”。凤全是帮办驻藏大臣，准备从四川移民开垦巴塘，引起丁林寺反对，凤全拟制寺院权力、减少喇嘛人数，垦区百姓抗议，后凤全被杀，同时被杀的有两个法国传教士。赵尔丰由此上场，即所谓的“经营川边七年”。而凤全所为，如今同样重现。赵尔丰的军队活煮藏人僧俗的大锅。赵尔丰是山东泰安人，相似的是，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也是山东人，他被藏人称为赵尔丰二世。1905年，赵尔丰兵抵达折多。之前提出《平康三策》，声称由于驻藏大臣和英国人都将达折多以西“皆为西藏辖地”，故“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他的意思是，这样既可以稳定四川，又可以控制接壤西藏的边境，还可以逐渐将势力伸入拉萨。1905年6月，赵尔丰率两千军人由南路而上，经理塘，血洗巴塘。“火焚丁林寺，马踏七村沟，将正副土司及喇嘛八角等，概行斩首。”继而镇压得荣的浪藏寺。1905年11月-1906年4月，围攻乡城的桑披寺，破城后，”拆毁庙堂，掘平城墙，寺内铜佛，亦抬出交收支局铸成铜元，充作军饷。”“斩杀亦众”。“全寺夷平”。“于是赵屠夫之名传遍边境，当时传说，谓小儿啼哭，吓以‘赵尔丰来了’，小儿即不敢哭。”其罪恶，可谓擢发难数。赵尔丰军队遗留在巴塘的大炮。接着镇压盐井，“毁庙杀僧”。赵尔丰在巴塘设立的川边大臣衙门旧址。德格王多吉僧格的后人。 而赵本人，被提升为川滇边务大臣，其辖区东起康定，西至藏边，南抵云南的中甸，北至青海玉树，基本上就是今日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范围。赵尔丰血洗康南之后，驻扎巴塘，实行“改土归流”。首先更改了一系列地名，如将巴塘改为巴安，乡城改为定乡，理塘改为理化，达折多改为康定，皆为殖民侵略之标志。1908年，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同年11月，带兵进军康北，从道孚、炉霍、甘孜到德格更庆，又是老一套：屠戮不顺从的藏人，招降恐惧的藏王，如德格王多吉僧格就投降，交印献地，被封清廷三品官。德格，我父亲的老家，被改名德化。属于七世达赖喇嘛的瞻对，被改为怀柔县，后改称瞻化县。1909年，赵尔丰由岗托渡过金沙江，强迫噶厦划界，边藏在江达分界，以西属藏，以东属边。并改察木多为昌都。1910年，赵尔丰率川军往拉萨，宣布剥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他未能进入拉萨，概因中国各地动乱频发，令他最终首身分离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在逼近。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主要为：1911年巴塘汉藏通婚的家庭。1、“安置垦民”：即移民。“都是极贫佃户，自无寸土……”，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乃最早的进藏包工队。如1906年，由四川招垦民800名，有眷属者370余人（也即400多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乡城、稻城、巴塘、河口、东俄洛各200名。1911年，又招垦民1723人，有眷属者600余人（也即1100多名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康定、雅江、稻城、乡城、巴塘、盐井、道孚、甘孜各县。2、要求汉藏通婚：专门颁发《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1941年，“汉人迁居西康，有行商垦户及军人在康安家者，达到四万五千余户”。3、兴办学校：从1907年到1911年，在康南和康北创立小学170余所，师范学堂二所，蚕桑学堂一所，游牧改良所一所。要求各学校学汉文，尊孔教，忠君爱国。教材主要有中国儒教的《三字经》、《百家姓》等。赵尔丰称这是“开草昧输以文明”，将藏人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而将藏人汉化、同化、奴化。4、开矿：“川、滇边地，产金之处甚多……由官设厂……雇夫开采。”随之开路修桥架电线，看上去是引入现代化，实际是为殖民化及掠夺资源打基础。“改土归流”强迫巴塘藏人女子必须穿旗袍，说官话，取汉名，用汉字，信孔教。另外还有所谓的“移风易俗”，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野蛮，要求改为土葬。还要求喇嘛娶妻生子。此种种对藏文明的摧毁影响弥深。对照今日中共治藏现实，几乎就是全盘接受赵尔丰以“改土归流”消失藏民族的手法，也因此中共西藏官员会如此褒奖赵屠夫：“……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1911年，赵尔丰在成都被“保路运动”的举事兵民斩首，大快藏人心！2014年8月（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达瓦才仁：1963年出生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992年告别家乡经拉萨、尼泊尔逃亡印度，2008年任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二○一二年，来台湾工作满四年后，我与父亲开始海峡两岸周末热线对谈。父亲常以佛法教诲，直指我的政治作为是因为瞋心仇恨。父亲常说众生如母，作母亲的舍不得自己的孩子，总想呵护照顾孩子，而每一个众生，都曾当过我的母亲，佛教徒应该悲悯众生之愚痴，所以希望众生要学习佛法，走上成佛解脱之道。父亲也说，西藏人与中国人共业，所以才有今天的处境。西藏的一切都是为了宗教，政治手段也是为了服务宗教，求取西藏作为培育佛教的土壤。父亲是典型的西藏老人，因中国入侵西藏被迫还俗。如果父亲没有还俗，也不会有我这个人，从事西藏政治工作。中文教育历史政治的影响我离开家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作为一个西藏人，我从小就感受到藏人的社会地位之低下，很多人讲五十年代战争中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形成几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压迫和屠杀。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接受过中文教育，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共产党和中国历史上的爱国故事，在感受「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之激情，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激昂的同时，很自然地会想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发现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吃、被饮或被逐的对象，由此发现「中华」与我的身分间的距离。另外，一些介绍亚非拉殖民地的人民怎样为民族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故事，也给我启发。那个时代，每年春节跳舞是我们最盛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娱乐，每一个青年和小孩都可以参加，但正式演出时，要经过挑选，好几年我都在被淘汰之列。最后有一年，我被宣布可以参加表演，却为没有跳舞必需的长袖子藏装而发愁，当时整个结古镇只有两个民（族）贸（易）公司，我们半夜叫醒一位藏人售货员，卖了几尺红色和白色的丝绸，才连夜缝出跳舞的衣服。我们生产队跳舞最好的是一个叫窝瓦的男领队，他长得很英俊，另一个有名的是女舞蹈领队丹正卓玛，他们每次跳舞可以在肩上披哈达，被我们看作电影明星一般。记得有一次，我把海地革命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说到革命领袖被殖民者诱捕杀害的卑鄙行为时，窝瓦却说，「五八年我们这里也一样，那些部落酋长和喇嘛也是这样被解放军抓去的，都一样。」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把中国解放军和殖民侵略者相提并论。窝瓦除了英俊和跳舞一流而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因此，他说一些过头的话不会被在意或计较，否则，他说这样的话肯定不能免除吃牢饭的下场。类似这样点点滴滴的影响，应该是我后来离开家乡的基础。九二年春节青年朋友难忘的聚会如果说离家的近因，有两个，一个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共玉树州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上班，他的办公室有中共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有一次刊登了有关西藏的一篇报导，说境外流亡的西藏青年党要组织「康巴勇士团」回西藏展开游击战争。这个消息触动了我，觉得有一种终于动手了的感觉。那时候，我还是非常相信毛泽东的「枪杆子出政权」，认为西藏要自由独立，就必须、也只能通过血腥的战争才能得到。因此我多次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孙子兵法》等书，虽然其中内容，今天几乎都已忘记。也可能年轻，并没有真正看懂。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学了兵法，如果能够加入游击队，应该可以一展身手，并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像《基督山复仇记》一样，为五八年死难的同胞报仇。而且我也是康巴人，青年党应该会收录我。我还看过很多中共有关游击战的书籍，因此对战争、对游击战那种充满浪漫和激情的战斗岁月和生活有所向往。另一个直接的因素是，一九九二年春节晚上，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烤肉，喝到后来，大家都有一些醉意，兴奋地聊起了民族这个话题。那个在计生办上班的最有文才的朋友，借着酒兴在哪里高喊：「再过几百年，西藏民族就会没有了，那时候，我们的后代只能从课本里读到西藏民族」，接着他又以朗诵似的语气说：「从青海湖到喜玛拉雅山脉之间广袤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叫做藏族，这个民族曾建立强大的帝国，曾经攻占长安。后来这个民族信仰了佛教，强悍的战士披上了袈裟，连个苍蝇都不敢杀害；刀枪都挂在经堂里锈迹斑斑，然后这个和平民族就注定地走向了死亡，然后就没有了，消失了，哈哈！西藏民族完蛋了，要死了，为藏族的死亡而祈祷吧！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大家念啊，现在，藏民族什么都没有了，就只剩下这个莫名其妙的嗡嘛呢叭咪吽！那就念啊！西藏民族要完蛋了，念啊，念经啊！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他又哭又叫地在闹，说了很多，我感触很深，至今还是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当时，几个朋友在劝他，我也站起来说：「闭嘴吧，西藏需要的不是哭哭啼啼的女人，而是战士」，然后就离开了。那时，我强烈感觉到我必须要有所行动，不能再彷徨蹉跎了，想起《参考消息》有关「康巴勇士团」回西藏打游击的报导，我下定了前往参加的决心。请教寺院仁波切受到鼓舞十几天后我就动身离开家乡前往印度，投奔自由西藏。当然，过程还是有些曲折。首先，我怎样告诉老父亲我的决定就是一个问题。其实，之前我也曾有过一次离家出走的尝试，大概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曾和几个朋友密谋离家出走前往拉萨。当时，文革刚结束，宗教开始复兴，常常有青少年突然离家出走前往拉萨。在家乡人们的心目中，拉萨仍然是那个非常遥远而又圣洁的地方，因此，离家出走的小孩从拉萨返回家乡时，都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种行为被视为受到宗教性召唤的朝圣之旅。尤其是一些人逃家后受戒出家，并以僧人的身分返回家乡时，其逃家行为更会成为一种传奇。因此，我们几个朋友也决定出去「闯闯世界」，并偷偷将家中干肉装在袋子里以做干粮。到了约定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爸爸的身旁，心中充满歉意地看着爸爸。结果很奇怪，那天爸爸吃糌粑，他一边吃，一边不断地抓给我吃，这是以前很少有的，我的歉意更强烈了⋯⋯。第二天黎明，当我们几个朋友依约见面准备出发时，我告诉他们，我决定不走了。因为我不舍伤害到父亲，几个朋友气急败坏的情景，我还记得。现在我要离开父亲，面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情形，也许就此一别，今生再也不会有相见之日，因此我还有些犹豫。两天后，我和一个挚友商量，他强烈赞同我前往印度，他说：「你那么喜欢看书，又有学问，跟我们这群文盲一起做买卖真的是很不值得，你如果去印度，一定可以帮助达赖喇嘛」。他认为父亲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我去印度，但我不这么看。我们家乡有个习俗，就是新年初一要点燃柏树篝火敬神，因此，过年前我去乡下买柏树，顺便去一个我父亲非常信任的寺院，找寺院的仁波切算卦，我告诉仁波切：「我想去印度，但我不知道我去印度是否会有用，如果无用，我想就留在家里孝敬父母」。仁波切问我：「你到印度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到印度为西藏的自由做出一点贡献。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出贡献，如果能，我将九死不悔，但如果我在印度那边不能为民族做事，这边又失去孝敬父母的机会，人生就会两头落空。」仁波切说：「我知道了」。然后就用骰子算卦，又郑重地拿出一本经典，看完之后对我说，「你去印度，应该能够为西藏民族做出贡献。但是你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吗？」我说：「不知道，父亲应该不会同意」，仁波切说：「那不一定，你跟父亲说一下，也许他会同意你去」。父亲劝勉因果报应，不要执着当我把这个过程告诉那位朋友时，朋友就说：「既然仁波切这样讲，那应该是没有错。但你的爸爸真的会对民族的说法感兴趣吗？会让自己的儿子冒险吗？」诚然，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年轻时出家为僧，中共民主改革才被迫还俗，他的宗教情怀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从来不接受人们说的民族问题，也不承认中国入侵西藏让西藏人民遭受苦难的说法。每当谈到这些议题，父亲总是反复地说他的那一套理论：「这一切都是业力，是我们西藏人造下的共业，那些中国士兵也和我们一样是乡下农民的孩子，他们大老远跑到我们家门口，把我们从家里赶出来，砸我们的佛龛，杀我们的人，为什么？就是由于我们在累生累世中所造下的共同的业力，是业缘成熟，才会有那些中国人如地狱的鬼卒一样前来找我们，因此，不要讲中国人的坏话，更没有理有去仇恨，是你自己造的业，业报来临时，你却因无知，仇恨对方，因此而又造下新的恶业和罪孽，不是很愚蠢吗？再说，你的前世就可能是一个中国人，（指我）你那么喜欢看中文书，谁能说这不是前世留下的习气？今天来杀你的敌人，前世可能是你的慈母，一切都是业力，什么民族、官位大小，一切都是表象和幻觉，要相信业力和因果报应，不要执着。」如此等等，每当我看到父亲唾沫四溅地谈论这些时，曾不止一次地对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产生由衷的信服，觉得爸爸就是最直接的被麻醉的受害人。当然，这样想并不表示对宗教的排斥，实际上，当遇到困难或迷惑时，我还是本能地想到找仁波切或僧人──虽然到印度之前，我找仁波切或僧人的次数非常少，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五次。父亲终于同意我去印度出家学法最后，我和朋友决定利用父亲的宗教情怀，演出一段双簧。那天，我父亲正在家里的经堂擦拭供水的碗，我进去后直接告诉父亲：我想到印度去，希望父亲能够同意。父亲吃惊地问我：你到印度去干什么？我说：你不是常常让我学习佛法吗！我到印度去学习佛法，看看佛法讲的有没有道理。父亲说当然有道理，我说你讲有道理没有用，我要自己学习。父亲说那你可以去宗萨佛学院，我说宗萨不一定会接受，而且能够真正学到佛法的地方只有印度。这个时候，那个朋友走了进来说：你们父子在讨论什么？爸爸说：这个家伙疯了，说要去印度。朋友马上训斥我一顿后，装成很生气地问我：去印度干什么？我说想去学佛法，朋友噢了一声，想想然后对爸爸说：「这很奇怪，你的儿子喜欢看书，有慧根，而且一直都不肯结婚成家，说不定真的有出家利益众生之缘噢。他现在想去印度，也许就是业缘成熟，如果有一天，达瓦像一只孔雀一样地回到家乡的话，那将是多么的稀奇啊！」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所谓像孔雀一样地回来，指的是穿着袈裟回来，西藏人认为世间最美的动物是孔雀，便以孔雀来形容出家之美。父亲听到这些话，开始若有思索，接着我俩谈了许久，父亲最后决定问转世喇嘛，我告诉他我已经问过，但他还是想自己去问。几天后，父亲找我谈话，又跟我谈了很多佛法的知识和佛教的殊胜之处，我一听他这样讲，就意识到父亲可能同意我去印度了。果然父亲最后说：「希望圣地印度和在印度之诸圣者的加持，能够让我的儿子放下世俗的执着，尤其是放下所谓民族或国家等无谓的执着，学到佛法，并成为一个披着释迦牟尼法衣的出家弟子，最终走上解脱之路。」我在确定父亲不会阻拦后即感到高兴，又隐隐有一种事情真正来临时的紧张和不安，同时也为欺骗父亲而感到愧歉。筹措路费告别家乡玉树州结古镇几天后的一九九二年农历春节正月十五，有一个寺院的卡车要去拉萨，我正好可以搭便车。由于事出突然且是临时决定，父亲手头没有很多钱，他连夜跑去找一些朋友借钱，结果几个平常很要好的熟人都不肯借，反而是一个失联多年的朋友借了几千块钱，加上父亲手头的和几个妹妹凑的钱，共六千元人民币。另外，大妹妹坚持将她唯一值钱的一对耳环珊瑚送给了我。当天晚上，父亲又跟我长谈到半夜，妈妈则陪在旁边掉泪，父亲谈的都是佛法，一再地希望我好好学佛，殷殷教诲，如今想来实在愧对父母。期间也谈到边界的凶险，因为时常听到一些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时丧生的消息，因此，妈妈泪眼汪汪地乞求我不要冒险，如果可以，就在拉萨那边买个护照等。爸爸则教导我说，如果在途中看到死亡后没人认领的尸体，你就想办法清理掉，不论是埋葬或布施给动物，都会有很大的功德等等。当晚，我把大妹妹送的一对珊瑚交给父亲，请他在我走后还给妹妹。第二天早上，当我踏进车门时，父亲又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真的会学习佛法吗？如果不能学佛，我们父子最好不要分开。我坐进驾驶室不吭声。父亲看我不会回头的样子，最后就说：「如果你肯听爸爸所说的话，那就记住，在异乡，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无论如何，都不要干出偷抢或欺骗的勾当，束手无策时你可以去乞讨，乞讨来的食物是最干净的，佛陀也会托钵行乞，没有什么丢人的，去偷去骗才是真正丢人的。要一心向佛，要时时向三宝祈祷，平常要念度母经，听到了吗？如果今生我们父子还能见面，则这是我的教诲，如果此生我们父子无缘相见，这就是我的遗言。」说得我悲从心生，真想大哭，但我还是忍住了。从地图看，我的家乡玉树州结古镇正好位于西藏的中心，也就是藏人所说的西藏或中共所说的藏区（或大西藏）的中心，而且紧靠西藏自治区，但由于玉树被画入青海省，当时所有的交通或公路都只通向省会西宁市，并没有通往拉萨或西藏自治区的公路。因此，我们去拉萨必须要绕一个大圈子，先向东走八百公里到西宁，然后从西宁向西走八百多公里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回到玉树州所属的北部羌塘——可可西里，从那里翻越塘古拉山，进入西藏自治区。由于路况不好，我们的汽车整整跑了六天才抵达拉萨。这是我流亡的前半部。（开放杂志，转自新世纪）

在拉萨北郊，当看到大黄鸭，一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拉萨新“风景”；一方面当然知道这是“山寨大黄鸭”。

一名男子在阿帕克霍加墓前拍照，旁边站着一名打扮成香妃的女子（左）。中国民族矛盾加深，政府搬出“香妃”杰安迪(Andrew Jacobs)2014年08月20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喀什——他们是来喀什骑骆驼的，还有机会打扮成所向披靡的清兵，或者在中国西北部地域辽阔的偏远省份新疆历史最悠久的伊斯兰圣地前自拍留念。但让阿帕克霍加墓(Afaq Khoja Mausoleum)每天迎来的一拨拨中国游客最感兴趣的，是安放在始建于17世纪的高高穹顶之下，耸立于数十座坟墓间的一处凸起的地穴。据说那就是香妃墓。在民间传说中，香妃是一位维吾尔族皇妃，浑身散发着甜蜜的芬芳，令远在2700英里外的北京城里的一位中国皇帝对她青眼有加——她要么是受诏入宫，与皇帝共同生活，要么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押解进宫。一位向导解释道：“她和乾隆皇帝之间的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她去世后，乾隆派了120人把她的遗体运送到这里下葬。这段旅程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听到这里，周围的人纷纷点头，并露出会意的微笑。不过，在这群人走开之后，一位当地居民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按照后者的描述，香妃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基本上与性奴无异，在屡屡拒绝乾隆的求爱之后被皇太后杀死。“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那个故事完全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这位维吾尔族男子说，“真实情况是，她根本就没被葬在这里。”由于担心惹恼当局，他要求匿名。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以来，在重构历史叙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其目的是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通过混淆视听来掩饰败绩。上世纪那场灾难性的大饥荒让成百上千人丧生，其成因却被说成天灾，而非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常常把挑起朝鲜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而非朝鲜共产党的军队，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后者先进犯韩国的。谈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共产党控制的编史机器会格外卖力地宣扬某些故事情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他版本的叙事远远没这么令人愉快。其中不乏关于征服和压迫的故事；政府通过支持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迁入此地，企图淡化当地人的民族身份。中国的史学家很少提出与中国官方说法相悖的看法；有些维吾尔族和藏族学者则坚持书写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负面内容，但到最后，他们的书籍遭禁，事业也被摧毁。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众多的边境地区的教授詹姆斯·A·米尔沃德(James A. Millward)说，每个王朝都会大力采取这种做法，从而达到丑化前朝君主以及美化自己的统治的目的。当然，这种重塑历史的欲望并非中国所独有。不过，共产党也希望能利用历史这个工具来抵制分离主义思想，并为他们对那些可能躁动不安的民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米尔沃德说，“控制历史事件的表述，以及对有问题的真相进行粉饰的能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对历史的有些方面存在不安全感，并希望世界能将之遗忘。”在新疆，随着维吾尔族对中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发展为流血冲突，这种通过历史来进行宣传的做法也变得更具急迫感。去年，至少有200人在这里丧命，其中有些是被政府所谓的“恐怖分子”谋杀的汉族人，但还有许多则是在不明情况下被安全部队击毙的维吾尔族人。在此类情况下，香妃似乎正好成了中国所需要的良药。虽然香妃的故事最初流行于20世纪初，但是共产党支持的历史学家对她的故事做了大量修改。大多数这些人都希望能把她变成一种工具，用来表达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维吾尔族的中亚文化、穆斯林信仰和突厥语族语言使他们与汉族存在很大差异。较早的故事版本称，香妃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在战争中被清兵俘获。她把匕首藏在袖中，直到死时都保持贞洁——她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就是被迫自杀的。但是，有人用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取代了前述故事版本。新的故事赞颂了乾隆为了赢得她的芳心所做的努力。据称，乾隆在她的北京住所外修建了一座小型的喀什村庄，还给她送来了大量她家乡的蜜瓜和橄榄。如今，香妃成了诗歌、戏剧和电视剧的主题，还成了一家烤鸡连锁店的名字，有种葡萄干也以香妃为名，还有一种香水也叫香妃——这并不令人吃惊。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的维吾尔历史教授莱恩·图姆(Rian Thum)称，除了代表汉族和维族长期的友好关系以外，被神话的香妃还强化了维吾尔族女性的某种形象：具有异域风情、性格倔强，而且还有些许危险。他说，“许多汉族人都给维吾尔人附上了一些性特征和异域风情，从而使香妃的故事极具吸引力。”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者一向对女性主人公很感兴趣，她们往往都是皇家的配偶，在宏大的权力斗争中——涉及位于古老的中华帝国边境的那些陷入争战的国家——扮演着小小角色。在内蒙古——这片广阔的草原是中国和蒙古之间的地区——有王昭君。她是汉朝一名未被宠幸的宫女，据称，为了巩固两个民族的联盟关系，她主动把自己献给了“野蛮的”蒙古王公。西藏则有文成公主。她是7世纪的一名中国公主，根据民间传说，她是献给好战的藏王进行联姻的和平礼物。让许多藏人感到不满的是，文成公主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给西藏带来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织技术，乃至佛教和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文成公主是否真的存在。2013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被官方定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一号工程”、投资高达7.5亿元的《文成公主》实景剧正式演出。（唯色补充）中国年轻人都对文成公主的故事耳熟能详，她的形象在西藏首府拉萨无处不在，还出现在了大型歌舞表演中。宣传资料称，“(她)象征着两族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该演出于去年开演后不久，西藏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就看了表演。她说，那种把藏人描述成需要教化的野蛮人的突出信息让她感到困扰。茨仁唯色说，“我们曾经认为文成公主的故事很可爱，但是她已经变成了一种过了头的宣传工具，我们不禁对此感到愤怒。”在许多维吾尔人看来，广为流传的香妃故事也令人厌烦，虽然他们的愤怒往往集中在阿帕克霍加墓，以及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传说的道具的事实之上。他们指出，考古学家很久以前便确认，香妃的墓冢位于北京附近的地区。阿帕克霍加墓是一座神圣的苏菲派神祠，也是曾经统治喀什地区的一个宗族的墓地。还有人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中国政府决定把这个重要的朝圣之地变成一处抹去宗教意义的旅游景点。目前，这里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要进去还需购买门票。图姆说，在塑造汉族人和维族人对这座神祠的看法，尤其是它与反抗中国统治的和卓家族(Khojas)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取得成功。19世纪中期，和卓家族的后裔曾对抗清朝占领者，并短暂地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他说，“中国政府把一个维吾尔族抵抗中国统治的象征，变成了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的载体，真是了不起。”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