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

“万邦来朝”很美吗？文/毒舌的毒APEC虽然结束了，但APEC热还没结束。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APEC，有人看到的是APEC蓝，有人看到的道路畅通，有人看到的是工厂停工。还有一些人历史感比较好，他们看到了“万邦来朝”的景象，在那一刻，说不定眼角一下子湿润了。同样一个“万邦来朝”，不同人也读出了不同的意味。比如人民日报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说：“设宴水立方，更让人有‘万邦来朝’感觉”。还有更赤裸裸的，前两 天，《紫禁城》杂志发了一张“故宫举行的古代APEC”的图，并让大家找找“哪些国家使臣今天又来了”。这些显然是把“万邦来朝”作为褒义词，带着由内而外的自豪感来说的。而事不凑巧，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子报，环球时报却发了一篇评论称“万邦来朝的滑稽比喻是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环球时报并不是觉得“万邦来朝”不好，相 反，它认为“万邦来朝都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那个体系带给了东亚稳定和繁荣”，而只是觉得这个词过时了，现在再用只会成为敌人编造“中国威胁 论”的材料。问题出现了，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的“万邦来朝”真的那么美好，到现在都值得怀念吗？“万邦来朝”是理想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吗？朝贡制度来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真实的运行情况是怎样的呢？故事从明朝嘉靖年间的“争贡之役”说起。当时，日本国内有两股势力分别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贡，分别是大内氏和细川氏。两个使团到达浙江宁波后，发生真伪之争。结果双方打了起来，不仅“日本人自相残杀”，而且杀害了不少中国民众和追捕他们的明朝官兵，以致“浙中大震”。朝贡被今人想象成四周弱小的蛮夷向强大的中央王朝示好、臣服，通俗来讲，也就是给人当孙子。那么为什么日本人要争着给明王朝当孙子呢？当不成孙子还要烧杀抢掠？真是匪夷所思。其实秘密很简单：朝贡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中央王朝在朝贡工作中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薄来”。朱元璋就曾指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水，动经数万里。彼即慕义来归，则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一位外国国王来了之后，因为没什么东西可以进贡而表示惭愧，朱元璋的大臣沈秩就这样告诉他： “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意思是：你们只要来了，认我们当老大，这就够了。我们一定好吃好喝好招待，回去的时候，还保证你双 手不空。皇帝大手笔的赏赐，向来是吸引“四夷”来朝贡的法宝。小国只需要上贡些稀罕东西，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比如大象、狮子、长颈鹿，这些东西基本都归了皇帝个人；但朝贡者从中央王朝得到的，可都是真金白银、绫罗绸缎。然而，中华物力再丰厚，也终是有限的。在丰厚赏赐的诱惑之下，有些小国简直上贡成瘾，频率越来越高，使团规模也越来越大。比如宋朝初期，“二圣（太祖、太宗）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朝廷不堪重负，只得规定朝贡的次数与人数。关系好的国家，才允许他们多朝贡几次。比如，朝鲜就是向明朝朝贡最为频繁的国 家，最多的时候，每年能来6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最惠国待遇”。另外，很多时候，中央王朝都禁绝民间与外国进行贸易，于是朝贡对周围国家来讲，也是难得的交易机会。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就看得很明白：“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史书中“万国来朝”的叙述之所以多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历来将朝贡视为盛世的标志，史家就会倾向于把所有中外交往的形式都戴上“朝贡”的帽子。比如汉代“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总之，古代的“万国来朝”、“四海宾服”说起来很好听，实质上却往往是皇帝慷百姓之慨，花大价钱给自己买一个好名声、过一过“天下共主”的瘾，实在没什么可羡慕与怀念的。今朝今世，不仅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彻底变了，更重要的，在历史上只能给皇帝当冤大头的臣民早已变成了“公民”和“纳税人”。【转自墙外楼。】

驻藏大臣有泰（左三）与攻陷拉萨的英国少校荣赫鹏（左二），拍摄于1904年。从“然巴之死”看清代的中藏关系文/王力雄一方说辞。从1727年，也即清朝的雍正五年，清朝开始向西藏派驻“驻藏大臣”，直到辛亥革命，185年从未间断。对于驻藏大臣的角色，北京与达兰萨拉各执一词。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为了支持这一点，西藏自治区在2013年投资修缮了当年驻藏大臣的衙门旧址，作为对外开放的展览馆。而流亡西藏方面则说驻藏大臣不过是满清皇帝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按照十九世纪末在西藏的一位孟加拉校长的观察，他说驻藏大臣是“西藏人极为憎恶的人，西藏人从心底憎恨他们。”校长在藏时期，正值清帝国趋于没落，弊端丛生，吏治腐败，因此不能就此一例说自清朝设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人就一直心怀憎恨。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即使西藏人在憎恨驻藏大臣之时，也不能不让驻藏大臣摆他的威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炫耀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西藏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1950年11月西藏噶厦政府面对中共大兵压境时发出的《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其中这样界定清朝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在1912年以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然而，事实上清朝皇帝至少两次革除过西藏最高政教领袖——六世达赖和十三世达赖的名号，规定了所有的达赖转世灵童都要经皇帝批准认可。清还对原属西藏管辖的地区进行了分割──设西宁大臣治理青海，将东部藏区划归四川、云南等内地省份，在那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缩小西藏的势力。至今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亦是按那时划分的界线。“复原”。因此，中国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政治含意”的。至少在中国皇帝一方，是把西藏当作臣属的，而西藏一方，也不敢公开反抗。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主张西藏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立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天高皇帝远”形容西藏再合适不过。坐在万里之外的紫禁城宝座上的中国皇帝，有多少时间顾得上西藏呢？而驻在拉萨的中国皇帝代表——驻藏大臣，对西藏到底有多少实际权力，也的确存在疑问。有一个小故事对此是很好的注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清朝的驻藏大臣任命了一个名叫然巴的西藏贵族担任噶厦的噶伦（政府大臣）。根据章程规定，驻藏大臣有这个权力。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了然巴，对他说：“驻藏大臣已委任你为噶厦成员，但你不是我的噶厦成员。”这一句话就足够了。然巴立刻离开拉萨，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不再露面。于是噶厦就去向驻藏大臣呈报──然巴死了。驻藏大臣当然不相信几天前还好端端的然巴突然会死，可即使怀疑其中有诈，他又上哪去找出然巴，证明其没死呢？最终他只好同意十三世达赖喇嘛委任的人担当噶伦。章程赋予他的权力在实际中等于不存在。这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当时中藏关系的典型写照，充分地表现了驻藏大臣的无奈。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三世达赖喇嘛不能挺起胸脯对驻藏大臣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任命谁跟你没关系。”所以，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的十三世纪的元朝。2014年3月（转自自由亚洲雪域漫谈）

藏历9月15日（公历11月6日）早晨，拉萨下起了今年第一场大雪。白雪覆盖了环绕拉萨的经典所称如八瓣莲花的群山（而今实则只余七瓣，另一瓣已被开矿削掉），颇章布达拉（颇章：藏语，意为宫殿）示现永恒之美。这七张照片拍于上午十时至午后二时，因我位于颇章布达拉的背面，所以记录的皆为背面之美。拍摄时，母亲唱起一首脍炙人口的西藏民歌：“我们往上走的时候雪就往下落了雪下得好啊雪后的阳光很温暖……”

故事与极权主义哈维尔著崔卫平译 我有一个患严重气喘病的朋友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在监狱里过了好几年。在那里，他受害弥深。因为他的狱友吸烟而他几乎不能呼吸。他换一个无吸烟者牢房的要求都没有人理睬。他的健康，甚而他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一个美国妇女知道了这件事并想帮助他。她打电话给一个熟人，一家重要的美国日报的编辑，问他是否可以写点什么。“那人死时给我打个电话”，那位编辑回答。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报纸需要一个故事。气喘病不是一个故事。死亡可以使它变成一个故事。在布拉格，只有一家长期委派的西方通讯站。在黎巴嫩，一个远比捷克斯洛伐克小的国家，有几百个以上。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这儿什么事也没有”。比较起来，黎巴嫩充满了故事。它是一个谋杀、战争、死亡之地。像人类所能记忆的那样长久，死亡从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故事的凝聚的焦点。我们的情况像我的朋友：我们不值得注意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没有死亡。我们仅仅有气喘病。为什么必须有人对我们的咳嗽声感兴趣？人们也不可能永远写呼吸是多么困难这件事。我并不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在这里恐怖分子是不是逍遥法外，或者在上层有没有重大的有关腐败的丑闻，或有没有暴力示威或罢工。令我感到烦恼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这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令人奇怪的缺席并不是社会和谐的一种表达，而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几乎每天我都为这种社会沉寂其意义暧昧不清而感到震惊，这是在极权主义制度与生活本身之间看不见的战争的可见的表达。认为捷克已经从战争和谋杀中摆脱出来这不是实情。战争和杀戮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它们从光天化日下无所遁形的公开事件转变成朦胧不可见的内部的毁灭。人们在故事中读到的那种纯粹的“典型”的死亡（尽管它所包含的恐怖，却仍能不可思议地透露出人类生活的意义［此处有语病］），在这里已经由另一种死亡取代：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来自西方的参观者经常惊讶地发现对捷克人来说，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和艾滋病并不是一种恐怖的来源，而更像是一个笑话的主题。我必须承认这并不令我惊奇。因为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无形的胜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故事的消失意味着人类认识和自我认识一个基本手段的消失，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否定人们从外面观察和理解其过程的可能性。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直接经验它，要么你对其一无所知。某种恐吓不允许对其作公开查询。外国旅游者可能会形成这种合情合理的印象：捷克斯洛伐克比瑞士更穷、更枯燥，报界对在这里关掉他们的办事处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他们怎么能指望没有事情可报道。我试图揭示我们气喘病的起因和作一些本质的观察。我试图揭示从世界的这个角落故事的消失本身就是一个故事。５０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仍然可以有时在街上看到他。理想主义和狂热者的歌，极为激愤的政治犯，英雄受难——所有这些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５０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坏的时期，但是，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时期有许多次。它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有某些共同之处，或者说至少具有与其他那些时期的对比，它仍然像历史。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这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权力的行动计划是称作“来自危机年的教训”的一份文献，这是一个适当的标题；当权者真的从“布拉格之春”学到了一课。他们发现当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之门打开之后事情会走得多远：极权主义者自己本身受到危害。通过上了这堂课，政治强权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自我保存。这个目标本身有其必然性的过程，一种无意识的动力，所有直接或间接操纵生活的机器扩展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形式，从此，没有什么留下来可以供选择。过去的２０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背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发达的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甚至不需要因为有着一个更好前途的梦想而散布不满的火热的乌托邦建设者。“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这个时代自己杜撰出来的，它强调了这样一点：在这里梦想者已无容身之地。每一个故事都始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被理解为从一种世界的逻辑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逻辑——开始于每一个故事从中产生和由此孕育的那些：状态、关系、矛盾。故事当然有它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互相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互相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故事的逻辑与游戏的逻辑相似，一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的张力。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从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的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互相接触。当前极权主义的支柱是存在着一个所有真理和权力的中心，一种制度化了的“历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为所有社会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公众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发的代理人摆开阵势的竞技场，而仅仅变成这个唯一的代理人宣告并执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个由这种原则统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间；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将无从生长。显然，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我记得７０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发生了一个“历史休止”的时期；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事件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丧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极权主义强权用官僚主义秩序来代替历史的生气勃勃和纷乱繁复，这样有效地窒息了它。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将时间国有化了。因此时间遭遇到与其他许多国有化实体相同的命运：它开始枯萎。如我已经说的，革命的精神气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所统治。这个国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们所支配，这些人声称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仅仅想着他们自己，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东西，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形式化了的仪式，它给他们提供一种其内部联系的语言。十分奇怪的是，也只是在目前，这种意识形态才开始结出起重要的果实，显示其深刻的结果。我们怎样来解释它？很简单：通过这个时代和这个制度深深的保守本质（在保存的意义上）。它越是从原先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中得到好处，便越是奴隶般地信守所有它的基本原则，这些看上去像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确定的。结果是，通过其无意识的机械的运动，这些原则渐渐演变为畸形的现实。极权主义结构不断地巩固和完善早已变成仅仅服务于赤裸裸的权力的自我保存，但这是最好的保证，那些最初意识形态中的遗传密码将处于活跃状态而不受干扰。那些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有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因而可能威胁这个自动过程的幻想家已被恪受教条的官僚主义者所取代，他们的确缺乏思想使其成为后期极权主义空洞继续的理想保护人。极权主义虚无化的现象是种子早已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果实之一。极权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时已经完全成熟，也不是某个疯子将原来设计切除恶性生长的手术刀用来杀害那些健康的人们。我们仅仅需要穿透各种刚萌发的理论枝芽的织体，便可以看到虚无化的胚芽已经蛰伏在这个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心脏中：这个信仰认为它已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并已显示其真谛。如果这个信仰的主要领域是历史，对于其虚无化倾向的能量从它对待历史的态度中最强烈地释放出来，还有什么奇怪的？它开始对历史从某一个方面去解释，然后将这一方面绝对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而这如此取悦于那位科学家的眼睛。然而这样渐渐地从历史中放逐了那些给予人类生活、时间和历史自身结构的最主要的事情：故事。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的王国，它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独一无二和模棱两可。由于一个故事的神秘是人类可以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对于过去的虚无化同样也将未来虚无化了：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但是通过将它自己作为历史最终回归到自身的手段，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地承认了它自己的毁灭。其主张是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来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意识形态，声称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历史之上，变成了历史最大的敌人。这种敌意是双重的：如果意识形态通过彻底解释历史而毁灭了它，那么历史也以一种无可预见的方式呈现从而毁灭了意识形态。当然，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事实上，这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权力因此而得以出生、断奶以及直至今天浸透着这种偏狭的意识形态，它视多元化仅仅是一种被迫的邪恶，或一种形式上的俗套。这种核心原则无非是最初的意识形态的始终贯彻和其空虚的完美肉身化。作为合法的产物，这种原则利用意识形态的虚无化的能量，因而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目前我们社会深受其害的气喘病是这场战争的自然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曾经向故事宣战，向历史宣战，因而也向生活本身宣战。厌倦已经从历史教科书中跳出来而进入真实的生活。任何羽翼未丰的极权主义首先试图限制和完全排除其他的权力源泉。开始是排除政治上的多元化。但与此同时或稍后，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也随之消失，因为任何尊重这些多元化的权力将不是统一的权力。这样，首先故事从公众生活中被赶了出去。由于它自身特殊的重力——它的极权主义的重力——这个权力深化自己的极权性质和扩展其范围。它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当反对党被禁止和审查制度被引进，对故事因而也是对生活本身的侵害不是完结，而恰恰是开始。因为它们更巧妙隐蔽，不直接的干涉有时更加危险，通常公众生活不是同私人生活截然分开的，现代文明中无以计数的现象将这两个领域捆绑在一起，因此它们变成一种两副面孔、两极和两维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生活。尽管有时候以复杂的和隐蔽的方式发生，每一件在公众领域中发生的事件最终影响和塑造了私人领域，当公众生活虚无化了，私人生活也被扭曲和彻底虚无化。每一种彻底控制前者的措施对后者也产生致命的影响。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和外面的生活相比，现在故事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一个囚徒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震撼或激动的生活故事，当我在听这些不同的故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不管我怎样认为我的狱友们丰富多彩的叙述，它们反正不是极权主义虚元化的文献。相反，它们证明了这种叛逆，独特的入性用叛逆来抵抗它自身的虚无化；并且用自身具有的顽强精神来无视这种消极性的压力。不管在任何所讲述的故事中是否是有罪或是不幸占了上风，这个世界中人们的面孔是特殊的和个人的。当我从监狱中回来，我在某处写过在一个２４个人的牢房中你可能遭遇到比几千人往的多层高接更多的真实故事。人们真实地受着气喘病的折磨，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苍白的、奴隶般的、服从的、整齐划一的、牧群般的公民，在监狱中并不会发现很多。相反，监狱变成一个将这样一些人集合起来的地方，这是些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突出的人，他们看起来是莫可名状地与这个社会不协调，是执著之极的真正的人，是不可能使其顺从的人。大概监狱总是那些以某种方式突出的人们较大的集中地。不过，我相信我自己在那儿所看到的也是在极权主义情况之下我亲身蒙受的。许多故事的性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其逻辑是：这种制度所控制的工具的范围越广泛，清除个人化、限制生活抓得越有力，便越彻底地将所有的独特事物推向正常生活的边缘，并最终越出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监狱。将人送入监狱的镇压机关是一个有机部分，并且实际上是极权主义施加于生活的普遍压力的顶点：没有这个极端的威胁，许多其他的威胁将失去它们的可靠性。这肯定不是偶然的，从比例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坐牢的人高出美国若干倍。犯罪——我指的是真正的犯罪一一在捷克不可能有这么多。更多地要求单调划一其结果是对差异与多样化的犯罪。如果进入一个故事的角色们只有当故事展开时才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个性，换句话说，如果个性要求一个故事将它变成它所是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故事承纳和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永远不可能进行顺利。因此，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它们也具有一个共同的住所：多元化。个性，像故事那样，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个性仅仅是与出现在其侧的另外的个性相比较和对照的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许多个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个性。因此对于多元化的攻击是对于故事和个性的双重攻击，说实在的，个性的衰弱在发达的极极主义世界中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含糊的、呆板的、无差别的面纱附看于每件事情上，使其全部罩上灰色。自相矛眉的是，这种面纱也附着于它的来源之中：因为在自己的世界中排除了所有其他可作比较的个别角色，核心代理人也剥夺了它自己的个性，因此有了权力的奇怪的不露面、半透明性和躲躲闪闪，其语言的枯燥乏味，其决策的匿名性质。因此也有了其无责任感。因为当它的个性被弄得如此模糊不清，更有甚者，当它如此隔绝，没有什么人留下来尽责，怎么可能使一个代理入具有名副其实的责任感？对于个性的厌恶并不是统治者某个人策划的事情，而是后期极权主义内的表达。它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与个性共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颜色混淆，我们就得到一种肮脏的褐色。极极主义的意图就是将每一件事情完全变得一样。其结果是，整齐划一，强制性地纳入同一轨道。牧群的心态，标准化的生活产主了没有自己欲求的标准化公民，它导致了无差别的故事和无差别的人们。这是一种平庸的大量产品。如果有谁过多地反抗，或过多地失望，或过于坚持逾出常规的他自己的东西，或试图逃脱这种标准化的虚无——不是内在地就是跑到国外——换句话说，任何人使自己偏离就已经踏上一个他将永远不再破坏社会生活指定形式的地方：去监狱。曾经是罪恶受到惩罚的地方，现在监狱成了一种“教养院”：特殊的人们和他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的一个废纸篓。每当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新的牢房，我总被问及从哪儿来，当我回答：“布拉格”，跟着的问题总是：“布拉格的什么地方？”当我说我从第吉瓦尔茨来，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这最初令我惊讶，但是很快我明白了：在这样的有着个性化故事的老式世界中，一个有特色的故事像城市的一个街区一样发挥作用。显然，仍然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第吉瓦尔茨，荷力松瓦尔茨，或莱肯不仅仅是一个地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人们并没有屈服于现代住宅区标准化和虚无化的压力（那里你永远不能说出你居住在什么城市），仍然着迷于他们的街道，在街道角落的小酒店，马路对过再前面的杂货店——以及和那些当地居民联系着的故事，其神秘隐蔽的意义。最自然的问题是——哪儿是你的家？这是我在监狱中最经常地被问及的问题。我所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其历史有说服力地证明：没有经济上独立自主、人们参与其中的多元化，没有竞争，没有市场，和它的制度上的保证，一种经济将要萧条和衰退。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地反对恢复这些被证明是经济生活中的手段？为什么所有这些努力不是被弄&#2447

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瑞典）茉莉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副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去追究造成这个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这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从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骆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和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人。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专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廪，甚至被剥夺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权——放牧牲畜。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冶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它呲牙咧嘴地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这几乎是该书作者和被采访者都在询问的问题。在大劫大难过后，蒙古人从不同的角度，长久而痛楚地思索和探究。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对杨海英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弓杯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蒙人,先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采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强暴蒙古女性的汉人打手说：“殴打你们蒙古鞑子个个都是分裂祖国的反革命,你们的婊子由老子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蒙古鞑子没一个好的，打死了还怕没地儿埋，笑话！”上述文革中的汉人言论，与清末金丹道“灭尽蒙古鞑子，杀人腾地”的口号有相似之处。“金丹道暴乱”曾在10余天内杀害蒙古人数万之众。此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内蒙屠杀是符合中共汉族政权的利益的，被中共高层视为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杨海英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 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学的专业学者，杨海英不能只有详实的资料，他还必须从事实出发，一步步展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结合时代政治背景和民族学理论，从根本上剖析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杨海英的看法是，内蒙古发生大屠杀的本质是：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的、先进的汉人”对“远离文明轴心、黑暗落后的蒙古人”的歧视结构，在极权主义囯家内，发展成为消灭“劣等种族”的杀戮行为。他认为，内蒙文革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文革中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族公约》的“反人类罪”。◎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1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原文为日文，将此书上下两卷译为中文的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女士，都是中文语言功底极好的学者。身为汉人，他们父女俩铁肩担道义，怀着“我们对不起蒙古人”的负疚心情，耗费两年的心血和汗水，使我们能够读到行云流水般的准确而精致的中文版。杨海英在此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记录中云北峰的故乡、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的‘挖肃’之惨烈实态。” 刘英伯、刘燕子和吴迪等非蒙古族人，以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内蒙受难者的命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呼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只有对他民族具备这种理性和了解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判断历史与现实的能力。笔者可以预测，这一部涉及重大主题、言辞犀利的著作在出版中文本之后，必将引起争议。一个多年来失去声音、被同化被边缘化的民族，突然有人为之发出如此尖锐、如此严重的指控，势必遭遇到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论的拒斥。同时，杨海英关于内蒙文革的性质是“种族灭绝“的观点，也可能会遭遇到学界中人的质疑。作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杨海英在他的宏大著述中，也许会在其他某个领域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方面有力所不及之处。作者有自己强烈的爱憎，这种受害者情感也会影响历史学需要的平实冷静态度。他的叙事背后所显示的一些假设和框架，也会有可讨论之处。但是，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著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空白。无论有何不足，它仍然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一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的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延伸阅读：《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即将在台湾出版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21.html王力雄为《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撰序：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