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儒家 “刑不上大夫”意味着保证大夫们的人身权利和尊严，也可以降低政治生态的严酷。这比起法家的严刑峻法无疑更文明、进步。当然，这个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有局限性，因为它还没有扩展到庶人。 作者：阿杕，选自：《百家讲坛》（郑州） 杂志2011年第01期 “刑不上大夫”是 儒家 一个很经典的主张。这个主张被作为 儒家 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顽固保守的一个明证，曾经遭到过非常激烈的批判。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法家 “一断于法”的思想是讲究平等的，是进步的，而“刑不上大夫”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所以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 从通常的角度来看，“刑不上大夫”的确意味着大夫与庶人间的某种区别待遇，这也是这个主张被看作是儒家特权思想的重要原因。 但是历史情况是复杂的，对某一种思想和主张的评价需要考虑具体的历史环境，同时需要不同的观察角度。从“刑不上大夫”提出的时代和它所起过的历史作用来看，这个主张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进步性的，对文明与宽容的司法实践以及政治生态起过良性作用。 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之前，我们先说说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然提出的一种新解释。这些学者将“刑不上大夫”的“上”解释为“在……之上”，这样“刑不上大夫”就变成了“刑罚不在有大夫身份的人之上”，也就是说，大夫不能特殊，不能享有特权，刑也要加于他们的身上。于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儒家的这个主张与法家的“一断于法”接近了。于是乎好像在这一点上为儒家的主张平了反。但是这种观点，其实只是一种想当然，找不到任何历史上的实际佐证。 “刑不上大夫”的“上”字就是“加于”或“施于”的意思，对这个字的意思人们并没有误解。人们之所以认为“刑不上大夫”意味着法律面前不平等，是因为不自觉地偷换了一个概念，将“刑”字理解为现代的法律制裁，而且并不认为这种理解有何不妥。由此，大多数人认为，“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不受法律制裁，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意味着大夫享有超越于法律的特权。 但是，“刑”等于法律制裁这种理解恰恰是有问题的。即使在今天，刑罚也并不等于法律制裁，何况是在“刑不上大夫”这个主张提出的年代。在儒家提出这个主张的时代，“刑”是有特指的，它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所谓肉刑。那个时代的肉刑共有五种：墨、劓、剕、宫、大辟。墨刑就是在人的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是割掉人的鼻子，剕刑是砍掉人的脚，宫刑是毁掉人的生殖器，大辟则是死刑。这五种刑罚都是以残害人的肉体为特征的，其中劓、剕、宫三种肉刑，受刑人一经施刑，终生残废。 第二层含义，笞刑等体罚刑。汉文帝时代进行刑法改革，肉刑变为笞刑，这在理论上绝对是一个进步，比常常造成受刑人终生残废的肉刑要人道，但仍然是体罚之刑。笞刑在操作上受施刑者主观影响大，如果打得轻，受刑人痊愈后可以康复，但是如果打得重，也会致人死亡。这也就是史书上说的：“外有轻刑之名，内实伤人。” 第三层含义，受刑还意味着遭到刑吏狱卒的种种人身羞辱，让人彻底失去尊严。 综合上面这三种情况，从司法角度来看，“刑”意味着苛酷和野蛮。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历史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汉朝的开国功臣周勃曾被汉文帝投入监狱，出狱后，他说了一句话：“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可见，在监狱里，他有过极其痛苦的经历。周勃的遭遇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汉代著名的政论家贾谊曾经针对此事上书汉文帝，对“刑不上大夫”作了精彩的论述。 其实，贾谊并不是完全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还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由于“大夫”本身即是政治人物，所以“刑不上大夫”这个主张对降低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从而改善政治生态具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除死刑外，不仅肉刑、笞刑等体罚刑已经取消，对罪犯的人身羞辱也被法律所禁止。新加坡保留“鞭刑”这一体罚刑，就经常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由此可见，今天，不仅“刑不上大夫”，而且“刑不上庶人”。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刑不上大夫”意味着保证大夫们的人身权利和尊严，也可以降低政治生态的严酷。这比起法家的严刑峻法无疑更文明、进步。当然，这个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有局限性，因为它还没有扩展到庶人。对庶人，从宽容与人道出发，儒家也提出过轻刑或慎刑的观点。 据《论语》记载，曾子的一个学生被任命为法官，上任前他向曾子求教，曾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意思是说，老百姓经常犯法，那是统治者“失道”造成的，法官审案得到了犯罪的实情，一定要抱着同情的心态而不是沾沾自喜。所以曾子主张轻刑。荀子虽然主张重刑，但他同时也说：“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他还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致士》）也就是说，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宁可让有罪的人侥幸逃过刑罚，也不能让好人受到损害。儒家轻刑与慎刑的观点对古代中国司法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刑不上大夫”并不等于说大夫们就不再接受法律制裁，而是说制裁要改以其他较为文明的方式，比如监禁、赐死，等等。我们还是接续上面的历史实例，对贾谊的上书及有关论述，汉文帝深以为然。公元前170年，汉文帝的亲舅舅薄昭犯了死罪。这一次，汉文帝没有采取下狱处刑的办法，而是派人穿着丧服到舅舅家里哭。薄昭没有办法，只得自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这个实例也可以看出，刑不上大夫与不受法律制裁其实是两回事。 法家的“一断于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但在实质上，不过是一份平等的残酷，如果上层人物都可以残酷对待，那么下层人物的命运就更不必说了。在 文革 中，对儒家“刑不上大夫”这个主张的批判最激烈，可见， 文革 是主张“刑上大夫”的。可是，当开国元勋都受到造反派们拳打脚踢的体罚时，普通人又如何能够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呢？所以，“刑上大夫”的时代不可能是好时代。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2011年5月6日，拍摄于北京稻香湖马场 中国前40年，狠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不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作者：彭淑、张嘉衍，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我关注药家鑫案。哼哼，我就在网上闹，此人不死，天理不容！” “中国前40年，狠斗私批修，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改革开放后，人的拜金主义又越来越厉害。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从极其没有自我走向极端自我，不变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北京苏家沱镇，稻香湖马场方圆百亩，星垂苍茫，万籁俱寂。王冀豫马靴紧缚，话语掷地有声。 一个杀人犯在讨论另一个杀人犯。二者的时间跨度，恰如这天——2011年5月16日距离发起 文化大革命 已过45周年。 “ 文革 ”武斗，我打死过人 “喂，我是黑子。请问找我什么事？” 2008年的一天，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队时的伙伴、《工人日报》老记者吴琰的电话。 吴琰向他转达民间学者王克明（他俩共同的朋友）的请求。王克明正组织一系列稿件，预备出书。而这批稿件的作者，必须亲历“ 文革 ”，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对那段岁月有所反思。 “我们持有一种理念，拒绝遗忘。”事后，吴琰谈起。 一如既往，王冀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痛快的是，他在电话那厢坦言：“‘文革’武斗中，我打死过人。” “我心想，我算找对人了。”尽管，吴琰听后大为震惊。那次组稿，她极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对于在‘文革’中的作为，有些人会刻意掩饰，还有些人想彻底忘记。” 未几，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写的《背负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我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某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张某某对我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得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某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那一年，王冀豫16岁，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李立三 “他非常喜欢谈政治，而且对旧世界有强烈的憎恨。”他的舍友唐铎曾回忆说，大家一谈到国内政局，谈到反动军阀和无聊政客， 李立三 就会大喊，“打倒”、“推翻”、“杀死”。 记者：朱柳笛、闾宏，实习生：赵月若雪，选自：《新京报》 “父亲那天回来时，心情复杂。有些兴奋，又有些难过。”女儿李英男还记得1957年2月27日，父亲 李立三 到家时的情景。 那天 李立三 刚参加完最高国务会议。他高兴，是因为党中央将他的错误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他难过，因为还是将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并提。 李立三从未回避过自己的错误。1930年，他急于在南京、武汉、上海发起暴动，令中共损失严重。此后，他的错误被命名为“立三路线”，并在多次政治斗争中，被提及、被批判。 而他革命生涯的传奇经历：领导安源罢工、领导五卅运动、从一名普通党员跃升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则少见于历史叙述。 长期研究李立三的学者唐纯良在他的书中说，很多场合下，一提起李立三，人们想到的总是立三路线。 李英男告诉记者，1957年3月3日，李立三写信给 毛泽东 ，希望党能看到他和陈独秀等人的区别。信中他提出一个疑问，“李立三路线当然很坏，任何时候都可以当做坏榜样教育党员，但李立三作为一个党员，是不是因为犯过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个坏党员，只能当做坏的榜样来教员呢？” 毛泽东 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公开发表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删去了有关段落。 “小大虫”嫉恶如仇 李英男记忆中，父亲常会把“错误”挂在嘴边。母亲也常跟她解释：“你爸爸性子急躁，当时又年轻，年轻人很容易犯错误。” 李立三的急躁与生俱来。 1917年，李立三18岁，他中学毕业，回到醴陵任小学教员，得闻县教育会的叶琼徇私舞弊、每天坐轿上班，遂在暑期一次会议上，敲着桌子，痛骂这位“醴陵的绅士”。 李立三父亲听闻，气得暴跳如雷，骂他不尊敬师长。此后，李父卖掉祖传土地16亩，筹得银洋200元，送儿子赴法勤工俭学。 而在法国，李立三的嫉恶如仇又让同学印象深刻。 “他非常喜欢谈政治，而且对旧世界有强烈的憎恨。”他的舍友唐铎曾回忆说，大家一谈到国内政局，谈到反动军阀和无聊政客，李立三就会大喊，“打倒”、“推翻”、“杀死”。 李立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与众不同。当同时期在法国的蔡和森，躲在宿舍阅读大量马列书籍时，李立三则在工厂，卖力翻砂。 李立三的法国工人师傅，是法共党员，从他那儿，李立三知道了马克思，知道了“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在工厂，李立三要搬动百多斤的铸件，“工作一天，汗流一斗”，而所得工资勉强应付最低生活。在法国两年，他唯有一身“装扮”，一条灯芯绒长裤，一双开口的皮鞋。 但他找到劳苦的意义。他在回忆中说，这样可以促使知识阶级猛省，并能同劳动阶级联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杀个七进七出……然后才有光明。 李立三将观点发表于报刊，引来中共党员赵世炎注意，两人畅谈3小时，遂结为好友。因为李立三杀伐心重，赵世炎给他起个绰号“小大虫”（即小老虎）。 由此，通过赵，李立三和正在上海建党的陈独秀，取得联系。 1921年，北洋政府以接济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募得捐款，建造里昂中法大学，后又不让勤工俭学学生入读。9月20日，李立三、蔡和森等率人占领大学，后被法国警察逮捕，遣送回国。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07日 – 15:04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农村合作化运动 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并非名实相符，它与传统的合作互助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集体化、集中化而非真正的合作化。因为合作互惠的前提或基本条件是自愿和自主，而“农村合作化运动”所达成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却是强制的结果，是被剥夺了退出权的原子化农民所组成的集体。不准退出当然不是真正的合作化，甚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而只是“控箍”造成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在 人民公社 时期达到顶峰，而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达至最大。 作者：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选自：《中国改革》 坐落于陕北黄土高原的骥村（化名）是当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西北村庄，它所在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它所在的镇共有19个村，当年的乡级扶贫对象有四个村，骥村是其中一个。 这个普通的村庄历史上却曾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让它名声在外的有两件事：一是出了以“光裕堂”为首的有72户之多的马氏地主集团，使之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二是以 毛泽东 为首的党中央，当年转战陕北时，曾在此驻扎数月，从而有了“老革命根据地”之称。 如今，当年的声名远播和重要地位都已烟消云散，这个归于平静和平凡的村落如同千百个普通村庄一样，默默地在厚重而绵延的黄土梁峁中过着自己的日月。 都是受苦人 在骥村，农民称自己为“受苦人”。回忆起过往的生活，似乎每一个被访问者都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苦痛。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困窘和不适体现为贫穷之苦、劳作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性别区分甚至身体残疾之苦。饥饿是贫苦最突出的表征，在骥村人的讲述中，这类痛苦的记忆，从能够记忆的年代起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人们的“苦”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或来自生存环境的恶劣，或因为家境不好，“先人没挣下”，后人只能在地里“受苦”；或者由于身体残疾，连个“婆姨”（媳妇）也娶不上，成了“凄惶人”；妇女们所讲述的“苦”似乎更无从归因，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她们就注定要受生育之苦、劳作之苦和地位低下带来的种种苦难。因而，她们的苦似乎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的几年时间中，骥村是一个相对平静、似乎无事可陈的社区。这种平静大约持续到下一个运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前。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变工组”“变工队”开始的，“三户一个组，两户一个组，个人找对象”。入社的方式是农民将各家的牛、驴、羊等牲畜，犁、耩子等大农具和籽种进行“股份定价”，作为投资交给集体，此外就是劳动力投入了。其实，“变工”作为乡村互助的形式早已存在，其实质是劳动力、畜力、生产工具的交换与共同使用。然而据一位土改时入党、最早响应号召带头开始搞合作化的老干部回忆，即便如此，“那阵思想都接受不了”，需要干部和积极分子“慢慢劝导”。 如果说初期的合作化以说服教育农民为主，而且还有传统的“变工”互助作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相对自然和顺利的过程，那么，后来的“小社”（初级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就带有更多的强制性了。按照一位老党员、“变工队积极分子”的话说，“思想上一气给他控箍着了，一气给他传达呢，不能叫他退股……初起入的时候自由着了，入后就不自由了，不能退了嘛。”到了1956年，“那就你非入不行，箍定（限定）了，不入不行，上边就是这么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入了社，家里甚也没了。没入社单干时还有点余粮，以后一年不如一年，分的赶不上吃了，到1958年那阵，就底垫完了”。 农业社，从根本上改变了骥村人延续数十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属于家户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和种籽集中起来，作为共同财产；由一家一户的劳动和临时性变工互助变为集体劳动；由自给自足地获取土地收成变为通过记工分实现集体的按劳分配。对许多农户来说，干了多少年、盼了多少代才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捂热就归公了。而这一切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正如村民回忆的：“国家一个号召下来，你能咋了？你一个人能抗硬（强硬）了？我说是我不愿意，那能了？……上边来工作组，上边指示，主席指示下来的，你能说你不愿意了？……集体化的时候捣（敲）起锣嘛，早上该几点下地，这个锣一捣，就传开了，噢，地里受苦人就起身了，就赶紧走，到时间了，怕迟了，人家去得早的，头你到地里人家都动弹（劳动）上了，你还这儿走呢，就给你扣分了。那国家的办法可多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已去世10年的黄万里因三峡问题而重新被大众热议 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 黄万里 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作者：三文，选自：中国经营报 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终于被官方承受，国务院会议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此表态，使得公众重新怀念起 黄万里 其人其事,在网间引发悼念高潮。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也被认为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 今天我们记住黄万里，并非其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是因为他对于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的异议。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决定动工黄河三门峡大坝，力图以人力一清黄河。当时水利部召开讨论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之际，参会有70多位专家学者。迫于“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环境，唯有黄万里反对三门峡水库，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间，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辩论，无果而终。 最终，三门峡大坝上马，而其后造成的断流、洪灾危险影响无数人生活，几十年并未好转，无一不如黄万里所预期。事后，黄万里曾经多次表示，技术上说明三门峡大坝不该建并不难，可惜众多专家无人敢于坚持。对此，黄万里未能释怀，写了小说《花丛小语》，1957年发表于《新清华》。 小说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这番言论，被 毛泽东 批示“这是什么话?”甚至开创了《人民日报》批判右派的文体。黄万里不仅划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运动中甚至被诬为“贪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根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回忆，黄万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摘帽”机会。当时， 毛泽东 曾在新春座谈会上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据说，当时只要写份检查即可“摘帽”，但是黄万里并不愿意。 黄万里因为不肯写检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后仍不改风骨。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于是，直到黄万里2001年离开人世，仍旧对于三峡工程念兹在兹，所留遗书，也与水利有关，“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当然，三峡工程与三门峡不同，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学术可以存在异同，但是前提在于出于本心而非政治、权贵压力。当前种种神化黄万里的言论更是另一种荒谬，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于自身理念的坚守，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世间已无黄万里。讽刺的是，当年之所以批判黄万里，因为他的“不识时务”，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遭遇诸多冷遇;今天，人们之所以记住黄万里，也正是在于他的坚守，然而这位科学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见，仍旧未能抵御时代大潮的无情冲击。 黄万里诗词俱佳，曾写下《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其孤独姿态跃然纸上，有如鲁迅所谓的“战士”：“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行文到此，不得不掩卷反思。种种重大公共政策，其效应往往难以在短期之内展现，但是却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不可不慎。马寅初之于人口论的“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而当时却丝毫不见容于世。我们感谢马寅初、黄万里之辈的坚守，然而如果把13亿人的未来，押宝于这些不世出的孤独斗士的成功，那么民族希望何其渺渺;再坚韧的脊梁如黄万里，一己之力也撑不起如许之大的国民期待。 公共政策最大风险或许就在于信息不透明，当黄万里等人远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尽力回归公共政策的本义,也就是“公共”的题中之义，拓展公共空间，包容异见，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类似黄万里式的人物。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