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玛桑珠

西藏环保主义者、有天珠王之称的嘎玛桑珠被新疆焉耆县法院判刑十五年，罪名是“盗掘古墓葬罪”，而这是一九九八年的旧案，嘎玛当时被关一个多月后最终被无罪释放，但十二年后旧案重启，刑讯逼供的背后涉及生态保护及上访等问题。 穿着黄色囚服、从警车里走出来的嘎玛桑珠，被狱警簇拥着往这个边疆小县城的法庭里走的时候，珍尕也正风尘仆仆地往法院里赶。 告诉家中两个小女儿：妈妈出去挣钱了！然后三十六岁的珍尕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转机库尔勒，再辗转长途车到焉耆，在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的回族自治县，隔着法院的铁栏杆，她盼望着能见到自己六个月未曾谋面的丈夫。 在法庭的门口，她看到这个黄色囚服的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就扭头继续走。但几乎同时，她的目光就被迅速拉回。她盯着这个人，心头“一下子紧张起来”，“可能就是他了”！她不敢断定，那是那么瘦小的一个人，平头，高颧骨，尖下巴，和自己那个魁梧的大块头、大辫子、大圆脸丈夫，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可是，“我感觉到了”，“就是他”，珍尕的眼泪当时就止不住了。 六个月以前，藏族人嘎玛桑珠还成天拿着手机，往返于西藏、四川、北京、深圳等地，为了建立他的个人“藏族民俗文化博物馆”奔忙。这个穿藏装、盘着大辫子、有一张满月般的面庞、汉语说不流利的商人被称为“天珠王”。他的生意经营得如此成功，又愿意以超出常规的高价收购藏民手中的天珠及其它古董，以至于他一度可以操控世界天珠市场的价格。“天珠王”也因此得名。他一边日进斗金，一边千金散尽，醉心于环保、文化、慈善事业，被老乡称为“想帮助全世界”的好心人，也曾被中央电视台选为二零零六年的“年度慈善家”。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牢狱之灾突然从天而降。 十二年前，嘎玛桑珠曾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一家古玩店买了多件古代木器、丝绸残样。后来这家古玩店老板阿不力孜被确认为楼兰古墓的盗墓犯，被捕归案。而嘎玛也因为购买了盗墓品受到“盗窃文物罪”及后来的“唆使盗掘古墓罪”指控。一九九八年，嘎玛曾因为这项官司的牵连蹲过一个多月看守所，后来检察机关确认嘎玛无罪，予以释放。岂料十二年后，新疆司法机关再次离奇地重启这个案子，并在成都抓获了嘎玛，在换了三处看守所，收押了六个月后，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新疆焉耆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 开头一幕，就是嘎玛的妻子珍尕措毛在焉耆法院门口所见的情景。在向亚洲周刊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时，珍尕仍是止不住眼眶发红，眼泪随时就会落下来。 入狱前后变了样 “这次见大家都惊呆了。外形上完全认不出来。他以前就和浦律师一样，可魁梧了，现在就像个高中生一样，又瘦又小的。我以前不知道人瘦的时候还会个子小，肩膀也窄了，个子也矮了。这样的情况，不说刑讯逼供大家也都明白。这六个月他是怎么过的？我真的没法想象。” 一直陪伴着珍尕的湖南姑娘龙莹还记得嘎玛被抓的那一幕。龙莹是嘎玛桑珠与藏族学者耿登成立的“天珠之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因为爱好天珠文化与藏族文化，二十五岁的她与嘎玛夫妇成了好朋友。 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龙莹和几个研究天珠文化的学者，以及嘎玛桑珠一起在成都武侯区的安逸一五八酒店里。朋友们正在聊天，忽然停电了。“电工来修，拨弄了一下就好了，但他抵着门没关。忽然进来一大批人，他们穿着便衣。”龙莹对亚洲周刊回忆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以为是老师的朋友。但他们直接就冲着嘎玛过去了，突然按倒他。有人晃了下证件说我们是警察，就收起来了。我们从没经过这些事情，也不知该怎么反应。在场也没有人给我们任何文件，就把嘎玛蒙着头带走了。嘎玛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没必要这样。’” 朋友们回去告诉珍尕，珍尕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因为担心有假冒警察的可能，当天晚上，他们跟当地派出所报了警，但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直到一月八日下午，珍尕才接到正式通知，新疆若羌县公安局的刑侦支队长张卫东告诉她，说嘎玛犯了刑事案件，已经被收押在新疆。至于是什么案件，张队长说，不便透露。 珍尕那时也不怎么害怕。“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啊，他从来不犯那样的事情。跟政治更是没有牵扯的。按法律程序办我也不怕。” 她想象了各种可能，但完全没想到是九八年的旧案。那时，她和嘎玛还在谈恋爱，卷进盗墓案里的故事，只知道个大概。她往看守所送钱，送东西，都送不进去，看守所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里面的人告诉珍尕：嘎玛是秘密押往的。 珍尕找到了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浦志强，原因是她看了艾未未工作室出品的《老妈蹄花》，觉得这个律师很有正义感，而且“太牛了”！ 一月十七日，浦志强在若羌县看守所第一次见到嘎玛桑珠，对这个有信仰的藏族汉子印象极好。他对嘎玛说，相信嘎玛无罪，“我会把你带走”。 四个月后，浦志强的同事、此案的另一名代理律师李会清见到嘎玛桑珠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李会清说，嘎玛桑珠当时的样子，已经瘦了至少四十多斤，和开庭时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一样，完全认不出人们熟悉的那个大胖子。 开庭持续了整整三天，每天都从早上十点持续到半夜。在旁听席上一直盯着嘎玛的龙莹记得，嘎玛的下巴瘦成尖尖的，佝偻着身子的时候，脊椎的关节透过囚服都可以看到。“他原来是一个怎么累都不会瘦的人，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也不按时吃饭，就是怎么都瘦不下来。”龙莹说：“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嘎玛桑珠在开庭期间，获得了陈述的机会。他描述在巴州公安机关被刑讯逼供的细节，令在场的亲友，眼泪一直扑簌簌地流。 珍尕记得，他说自己每天被提审十几个小时，总共提审了九十多次，只有三次被允许坐在凳子上，其它都被警察用各种扭曲的姿势虐待，如悬吊起来、反背扣押等等，难以言状。更有三班倒的暴力打骂，不允许睡觉；弯腰手脚并铐长达十八天；反铐在铁椅子里手腕下还要垫厚厚的书；堵上嘴，双手反铐，鼻中被塞入刺激性极强的药物，直接刺激大脑，眼睛耳朵会流出血来，据警察说，这还是“公安部特制”可以“合法”使用“死不了”的做法。 上篶所也得写欠条 回到牢房也有人折磨他，嘎玛怀疑是有关部门派来的狱友继续毒打他，并且像公安人员一样，一再要求他“老实交代罪行”。给他吃的馒头，都是专门用脚踩扁、踩烂了的。做什么事都要写欠条，吃东西要写欠条，上篶所也得写欠条，否则不让吃不让撒，在牢里半年，嘎玛被迫写了六十六万元欠条。 龙莹说，他的左耳几乎听不见了，经常左倾身体听翻译，眼睛也看不清了，反应也变得缓慢，若是被法官打断，他就想不起从何说起。 珍尕回想开庭的情景，几次都哽咽说不下去。她说嘎玛怎么打都不承认，“他们最后没办法了，就把嘎玛身上一件黄色的背心脱掉，以为黄色的在辟邪。到最后，看守所的黄色马甲也不让穿了。他们自己开始迷信起来”。 嘎玛平静地緕述这一切，最后陈述结束，他还站起来鞠躬，说感谢法庭给了他说话的机会，原来以为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说理解在座的人，麻烦押解他的狱警了。珍尕说：“他平时生活作风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会恨一个人。他心里的境界和我们不一样。” 嘎玛最后的话是：“一个黄疸病人看雪山是黄的，但雪山永远是白的。因果报应会有的，我相信因果报应。”现场的亲友、翻译，甚至律师，都忍不住落泪。 在接下来的提交证据、翻译、质证环节，珍尕曾满怀信心。在她看来，公诉人提交的那些证据是那么可笑和自相矛盾，连她这个不懂的人都能很明显地看出问题。两位律师的质疑淋漓尽致，似乎对方已找不出理由了。但很快地，她发现了问题，“律师在这边，公诉人、合议庭在另一边，看起来像是一家人，感觉就想把嘎玛置于死地”，律师的质疑被各种各样理由打断：“与现在谈的问题无关”、“前面已给过解答”，或者干脆不予置评。 珍尕说：“原来一切都早已定好了，一切编造证据开庭审判费尽周折的过程都只是做戏罢了。”她说：“我当时在下面想，天哪，要是律师和他们又是穿一条裤子的话，我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杨佳。” 珍尕的家乡在青海玉树，刚刚发生大地震的地方。她家是当地的望族，相传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后代。珍尕的汉语说得很好，也懂得很多。她知道杨佳，也知道赵作海。她说自己的丈夫嘎玛桑珠不是一般人，绝对不会成为屈打成招的赵连海。但是自己却体会过杨佳的绝望。 在宣判之后，她在庭上哭喊：“还有没有王法？这个社会想要当一个好人怎么这么难？他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做了那么多好事！” “真的，是浦律师不让我成为杨佳。”珍尕说。她在博客里写：“假如律师们也不能坚持法律精神、屈服于钱势并与之共同颠倒黑白，我将会置身何种境遇？那将是什么样深不见底的绝望，将会迫使我们笃信佛法的心灵背负什么样的恨意。没有人愿意嗔怒生恨，杨佳并不愿意成为杨佳。” 她写：“你们不仅保护了我们对法律与公正的信仰，也让我更加坚信：在是非曲直面前，从没有民族的分别。我们在一起寻求真相与正义，不分汉藏。” 在新疆，珍尕看到好多地方贴着“民族大团结”的标语。她说：“我感觉，要是像浦律师这样的人多一点，根本不用贴这样的东西。”眼神悲伤而犀利。 律师的作用，不只珍尕和朋友们意识到了，藏在黑暗里没有露面的人也懂得。 五月十一日，在成都正为丈夫的事如坐针毡的珍尕收到一条短信，陌生的号码，只有两个拼音词：“GA MA”。 是丈夫的名字。她觉得一定有事，就按照那个号码打了过去。一个陌生的男声告诉珍尕，“我是能帮嘎玛的人”，他让珍尕尽快到乌鲁木齐来见他，“我只待几天”。珍尕到乌鲁木齐之后，神秘男又要她到库尔勒见面。他们约在一个酒店的二楼咖啡厅见面。 神秘男告诉珍尕，嘎玛整得很惨，“一天只给半个馍馍”。珍尕流泪的时候，他又说，要营救嘎玛，只有新疆的律师。“这边把嘎玛也审累了，审不出什么，北京律师不好下台阶，新疆律师都熟得很，都是当地人，比较好下台阶，可能判个半年一年就出来了。”“实在换不了，让一个新疆律师参与进来也可以。” 珍尕打电话告诉了李会清律师。李会清当天凌晨从北京赶到库尔勒，见到这个神秘男子。李会清说，此人再次要求给嘎玛请一个本地律师。 最终，珍尕没有答应换律师。临走的时候，这名男子向珍尕索要五千元，说给嘎玛在八一一的牢里，只有他能送东西进去。珍尕取钱给了他，男子就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人到底来自哪里。他叮嘱珍尕不要告诉任何人，说自己只认钱不认人，不相信任何人，而且混过黑社会。 但是在庭上，嘎玛緕述刑讯逼供细节的时候，提到一个人，引起了珍尕的注意。“嘎玛说有个叫王强的，可能是警察安排在号里的人，打他打得最凶。他描述个头、长相，都跟这个人差不多，脸上同样的位置也有一颗痣！” 要求律师“点到为止” 珍尕之外，浦志强和李会清也分别遭遇过北京和新疆律师协会的“提点”。北京律协的律管处人员找到浦志强，提醒他“案件敏感，注意安全”。新疆律协的高会长和毛秘书长则在开庭前找到李会清，说这是个“敏感案件”，要他“点到为止”。李会清问怎么敏感呢，不涉及七五事件，也不涉及三一四事件，律协的人说：“西藏人在新疆犯罪都涉及民族敏感问题。” 六月二十四日，三天的漫长庭审后，焉耆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嘎玛桑珠唆使他人盗掘楼兰古墓葬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罚款一万元。 朋友说，他们认识的嘎玛，不只是“商人”、“慈善家”，更是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一个“可爱”的人。他不太会说汉语，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汉语，是“要按法律法规办事”，而他对自己要求的道德水平，又远高于“法律法规”。他们不相信他会违法，他们更不相信，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西藏人，会去盗掘“棺材”和“干尸”。嘎玛桑珠自己在法庭上陈述：“藏传佛教推崇天葬和水葬，有大修行的才能塔葬，说一个人挖墓是最最恶毒的骂人的话，这就像焉耆是回族自治县，有人说你们大量收购猪肉，你说这可信吗？” 诸多的庭审细节让律师觉得无理和屈辱，结辩陈词时，浦志强说：“在这两天的庭审中，虽然我们感到很是屈辱，但我们一直在捍卫着尊严。” 牢狱之灾从何而来，十二年前无意购买的墓葬藏品真的是把这一个德高望重的藏族人送进监狱的原因？ 就在嘎玛桑珠被抓前几个月，他的哥哥仁青桑珠和弟弟其美朗加二零零九年八月被捕。仁青案件至今未获审理，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原因是这个醉心于画画与佛经、致力环保、极少离家的藏族人所做的环保网站转帖了一篇与诺贝尔和平奖有关的文章。其美朗加的罪名则是“危害国家安全”，被判二十一个月劳教，原因是这个身患残疾的民选孜荣村村长，设立了非政府组织“康区安琼森格南宗生态环境保护志愿小组”，涉及村民揭发当地盗猎情况并因为退耕还林等问题上访。 就像楼兰古墓里的美丽薄纱，穿过薄纱，总还有更惊人的发现。嘎玛桑珠和他的藏族兄弟们，牢狱之灾的背后还有什么，才是更叫人忧心的。

仁青桑珠用十多年抢救的经书，其电脑资料也成了被没收、被毁损的违禁品。在康地藏人嘎玛桑珠被冤判15年之后，那把杀人不见血的快刀也落到了哥哥仁青桑珠的头上，他被判了5年，而所谓的罪名，持刀的刽子手竟不知羞耻地说得出口，指控在仁青的网站上转帖过一篇有关达赖喇嘛的文章。仁青当庭否认自己有罪，并讽刺道，他所犯的错误只是没有尽快删除这篇文章。 在此需要介绍这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原文发在官方的一个藏文网站上，作者并非仁青桑珠，也非他转帖，并不长的文章中有段话的大意是，许多人都认为藏人野蛮，藏人社会落后，不文明，但事实上，在荣获全世界最为知名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列中却有一位藏人，这让身为藏人的我们可以自豪地站立在大地上。就是这样一篇连尊者达赖喇嘛的名号都未有提及的文章，居然就成了仁青桑珠获“煽动分裂国家罪”及5年刑期的缘由，实在荒谬。 仁青桑珠之所以蒙难其实另有他因，就跟嘎玛桑珠获罪的理由与早在12年前就已经了结的一桩文物案有关，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真实内幕是嘎玛兄弟们冒犯了上上下下的恶官所组成的利益集团。一个个贪赃枉法的恶官既不体恤民众，也不顾及要求长治久安的政权，所作所为只图个人的私欲与利益，为此沆瀣一气，构成庞大的权力联盟来构陷所有揭露其黑幕的平民百姓。嘎玛兄弟们的事例即非常典型。 嘎玛兄弟们蒙受的苦难乃当今西藏真实现实的缩影。然而正如嘎玛在法庭上所说：“因果报应，我深信不疑。”中国古训也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无人相信，恶人们会在深夜里睡得安详，在白日里醒得安稳，在所有的时刻里都会活得无愧无疚。即便其本人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多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然而这人世间的规矩不是这样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个体生命，其生生死死之间既有客观规律，也有因果报应的法则。 令人尤为心痛的还有一件事，即仁青桑珠与家人付出极大心血抢救大成就者香曲多杰所传下的宝贵经书。多达上万页的经书包括佛法与藏医药著作，因遭1950年代末对藏地的镇压以及“文革”的破坏，多有残损。这十多年来，仁青想尽各种方法予以保存，甚至特意学习电脑技术，希望把经书输入电脑中，永久保存。然而这所有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并珍存的光盘、硬盘，在被恶官们指示警察搜查之后，全被没收，据悉已尽毁！ 我不会忘记六年前在拉萨嘎玛衮桑的一幢藏式院落里与仁青一家成为邻居的往事，亲眼目睹了全家人是如何夜以继日地沉浸在抢救经书的工作之中，也多次听过仁青讲述卷卷经书的宝贵价值，以及在历次劫难中是如何被乡间藏人艰难不易地珍存下来，为此我在博客上贴出那年所拍摄的照片，为的是让世人见证藏人及其文化在这个国家的命运。 一位国际藏学家看到照片后，通过Skype联络了我。他难过地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听到在西藏所发生的各种不幸，一个个无辜的、优秀的藏人不断地被迫害。而仁青桑珠的故事更具有象征性，说明西藏文化在今天面临的危险甚至超过文革。文革对西藏文化的摧毁是不加掩饰的，视之为必须要彻底扫除的垃圾。而今天这又一场对西藏文化的革命很无耻，因为它百般掩饰自己的破坏行为，厚颜宣称自己在保护西藏文化，然而事实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灭顶之灾正降临于西藏。 2010/7/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嘎玛桑珠因其保护江河的工作，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06年命名为“年度慈善家”。而在一周之前，他却因一项曾在1998年取消的指控，以“唆使盗掘古墓罪”获15年刑期。 他在法庭上详细陈述了他被拘押期间为逼供所受的酷刑。上月当他在法庭上出现时，他的妻子几乎无法认出在看守所关了六个月后消瘦许多的丈夫。 在为他的两个被拘捕的兄弟仁青桑珠和其美郎加的释放游说之后，嘎玛桑珠于今年一月被捕。两兄弟的反盗猎和重新造林的非政府组织曾受嘉奖，就在要揭露腐败官员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之后，他们于2009年8月被捕。 仁青桑珠在审讯前被关押近一年。在上周六的仓促审判后，他以“煽动分裂罪”被判处5年徒刑。主要证据是一篇提到达赖喇嘛的文章，但他坚持那是别人转载在他的网站上的。 对两兄弟的审判都极不公平。他们的律师屡次被拒绝与他们面谈，律师也无法取得关键的证据。 未经起诉或审判，其美郎加已开始21个月劳教。罪名是以非法收集当地的环境和宗教信息，并组织当地居民“不正当上访”而“危害社会稳定”。 仁青和其美兄弟的非政府组织曾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广泛赞誉，也得到来自福特汽车公司和演员李连杰的“壹基金”的赞助。 大赦国际负责亚太事务的副主任凯瑟琳·巴伯说，“就在他被拘留期间，官方报纸上还引述当地党政官员的话来表彰仁青的贡献。” 她说，“以这种非政治性的家庭为目标，实在令人担忧，让人看到当局正在不断扩大打击面。这类检控还会威胁到日益增长的环保行动，而这正是这个国家现在迫切需要的。“ 嘎玛兄弟家族也受到当局打击。表兄四郎曲培因为仁青桑珠抱不平带人去北京上访，被判劳教一年半。 另一位堂兄弟仁青多杰，曾为嘎玛桑珠担任翻译，于三月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表示，嘎玛桑珠七十多岁的母亲也被警察在党政官员支使下打得失去知觉。在兄弟们的家乡，有二十多位村民在去北京上访后被拘留，遭到审讯与拷打。 自2008年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区发生抗议活动之后，越来越多的藏人社会中的文化和知识界领袖成为中国安全部门打击的对象。

2009年《天珠》成为畅销书，书中主人公之一仁青桑珠是一个真实人物。然而，2010年的现在，《天珠》被禁；仁青桑珠，刚被判刑15年的嘎玛桑珠的哥哥，也将面临被判。。。 仁青桑珠，《天珠》里的种树人 日期：2010-02-03 作者：冯永锋 来源：中国环境报 http://www.cenews.com.cn/xwzx/rw/201002/t20100202_630574.html 人物介绍:仁青桑珠，2005年获得第一届“阿拉善生态奖”的“胡杨奖”，2006年度获“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类一等奖。2003年，在他的带领下，西藏昌都贡觉县相皮乡孜荣河谷，以东巴村为核心的11个藏族村落，共同成立了康区安琼森格南宗生态环境保护自愿协会，致力于当地的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工作，植树种草、捡垃圾，共同保护家乡的环境。 　　仁青桑珠把自家的房子变成了转山者的歇脚处，每一个短暂停留的人，都会从他那得到简单易行的环保知识。 2009年是藏历土牛年。藏历与汉族的农历有些相像，也是每12年“轮回”一次。在青藏高原，有一些山当地人视为神山，每座神山每年都有人去转，以加持其神力，为众生祈得更多的和平与幸福。每座山往往也都有一个“属相”，在它的属相到来的那个“本命年”，转山1次相当于转12次。因此，每当一座神山到了本命年，所怀信仰与这座山的宗教源流合拍的人们，就会约朋唤友、携妻带子，前来转山。 　　仁青桑珠的家，后面就是一座神山，当地藏语音译过来，叫森格南宗，意译过来，就是“狮子山”。这座神山正好属牛。2009年，藏历的土牛年，是这座山的本命年。因此，从藏族正月初一开始，就陆续有人结队转山。 　　仁青桑珠把住宅建在转山路边，故意敞开大门，邀请所有的转山人留步歇息，也趁此宣传一些环保知识。 　　仁青桑珠，2009年46岁，是无师自通的藏医，是无师自通的电脑高手，是无师自通的环保专家，是无师自通的刊物编辑，还是无师自通的DV爱好者。 　　仁青桑珠是个腼腆的人，散发着知识分子那般纯粹的安静。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热爱印在纸上的知识，就喜欢参与慈善与公益的事。成人后，他更是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他留意身边的环境，为树木一年年地减少而难过。“我爷爷那时候，这里还有茂密的森林，有老虎、野兽，可是后来，树全被砍光了，像剃了光头一样。”仁青桑珠说。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环保人。首先，他在家里的墙上，贴满了我国关于保护环境的政策和图谱；其次，他创立了森格南宗生态环境保护自愿协会，发动大家捡垃圾。全孜荣村约1700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森格南宗自愿环保协会的会员，大家每天都做的事，就是捡自己的垃圾，也定期联合出动，捡别人留下的垃圾；第三，他每年都要编一本环保协会刊物《自觉》，这本小册子是用藏文来宣传环境保护的知识。 　　仁青桑珠说:“保护环境是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环保文化。藏民生活的青藏高原，是生态最为脆弱的地方。在人类发展中，藏族人比其他民族经历了更多的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在藏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中都有所反映。”因此，跟藏族人很容易讲通环境保护的道理。仁青桑珠时常“建议”路过的转山者，把自己“生产”的垃圾都带走，能埋起的埋起，能烧的就烧掉，能卖的就攒起来卖掉，不要乱扔在路边，对他人是个妨碍，对自己的信仰也是个妨碍。仁青桑珠家里放着好几个大的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可回收使用的塑料瓶、金属罐，他会在方便的时候，把这些东西运到城里，卖给收购这些再生资源的人，所得的钱，又全部用到协会的运行中。 　　若是有时间，仁青桑珠会带着女儿到山上一起去巡山，顺便挖藏药，再顺便教她们认识当地的一些物种。他们把见到的植物和动物，褐马鸡、血雉和狼，熊、鼠兔和旱獭拍成照片，印到藏文刊物《自觉》上，再请专家把这些物种的科学信息匹配到上面。如果专家也不太懂，那么他们就自己去搜集相关的知识，然后把它编辑到物种的身边，以让村民们能够很自然地为这些物种而自豪，同时也了解了这些物种的基本保护方法。有时候，协会得了一些环保方面的奖项，所得的奖金，就可以用来支付《自觉》的编辑印刷费。印好的刊物，放在架子上，谁想要，谁就可以带走。一切，就是这样悄然无声地进行着。仁青桑珠说:“我们并没有刻意把那些路过的人当成宣传的对象，我们只是顺便和他们说一说我们觉得正确的事。大家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样的事，当然最好。” 仁青桑珠也坐在听众席中，他一直举着他的手机，让它像录音机一样，拼命吸收着会场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讲话。 仁青桑珠坐在听众席中，他不太听得懂汉语，但他一直举着手机，让它像录音机一样，拼命吸收着会场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讲话。 　　请允许我高速转动“时光倒带机”，回到2005年11月底的一天。当时，在一家宾馆顶层的一个巨大会议室里，正在举办“神山圣湖与保护地管理研讨会”。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与国际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乔治·夏勒，著名环保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著名民间环保人士、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等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仁青桑珠也坐在听众席中，他一直举着他的手机，让它像录音机一样，拼命吸收着会场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讲话。 　　他的手机正起着一个独特的功能，现场直播。 他要把现场的所有声音，通过手机，全都直播到他的家乡，他的房子。他的房子里聚集着村里所有能够来的人，他们围在一个座机电话面前，摁下免提功能，这样，几百公里外现场的所有声音，都会从这部手机，流入另一部电话。 　　“仁青桑珠，你不要关手机，让我们听到会议上说些什么。”他村里的朋友、协会的成员索南求培说。 　　“可是你们和我一样，听不懂汉话。”仁青桑珠说。 　　“没关系，你就开着吧。”村民们说。他们将耳朵更加凑近电话机。这是他们极少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每当听到会场爆发出笑声，乡亲们急急地问仁青桑珠:“他们在笑什么？与我们有没有关系？” 　　仁青桑珠身穿藏袍，坐在会议室前排，紧盯着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脸。这位来自西藏贡觉县大山里的农民，没有上过一天学，听不懂普通话，但现在，他希望能从许智宏的脸上，猜出他所说的话。 　　许智宏院士是生命科学领域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说，中国西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非常丰富，但又非常脆弱。这里的保护，已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基层干部和社区百姓自觉投入到生态保护事业，这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社会各界都应该来支持。同时，本地人——必须是保护环境最坚实的力量。 　　许智宏在讲话中感慨，“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山圣湖”，“每一个生命和非生命都值得尊重”。他在讲话中，对仁青桑珠和全部村民做的自愿型环境保护，很是钦佩。他甚至认为，“神山圣湖”所代表的“社区共管”、“协议保护”模式，应在立法上予以鼓励。 　　哈希·扎西多杰站在仁青桑珠旁边，遇上重要话语，便通过电话大声地向另一部电话翻译。仁青桑珠为了实现这次“实况转播”，花了300多元手机费。 　　会议还要求每个致力于本地环境保护的“协会”，按照一定的尺寸，亲手做一块展板，展示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作的工作及未来的设想，并组织专家组对这些展板进行评选。仁青桑珠制作的展板得到了一等奖。评委现场对这个展板进行评点时说，仁青桑珠的展板做得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概念明确，既让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又有相当好的美感。 　　2005年12月1日，仁青桑珠及参加康定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讨论、表决，通过了《康定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对“社区自觉型”的环境保护，提出了美好的理想: 　　◆充分认识多元文化和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以及对其保护的迫切性。 　　◆尊重和弘扬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保护价值观。 　　◆鼓励社区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并协助社区提高参与保护的能力。 　　◆将“社区保护地”正式纳入国家的保护地体系并在政策上和法规上给予支持。 　　◆鼓励自然保护区开创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促进社区积极参与保护，使社区参与和现有保护体系有机结合。 　　◆重视西南山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将发展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密切结合。 2003年开始，在仁青桑珠的号召下，每年村民都会在家乡种树。孜荣村在长江流域，种树无论对于长江上游水土的保持，还是对当地环境的改善，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孜荣村在长江的上游金沙江边，村里有一条河，叫“热曲”。河里的水量不大，河水日夜不停地往金沙江奔流而去。稳固好孜荣村所在上游的植被，对中下流水域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要。 　　刚开始，仁青桑珠和村民们总想恢复过去林木繁茂的生态环境，开始种起树来，但是又不知道政府政策，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直到2003年初，青海三江源保护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到孜荣河谷考察，他告诉村民们，种树可以光明正大，保护环境是政府鼓励的事。“村民们心里一下子亮了。”仁青桑珠说。 　　于是，在仁青桑珠的发起下，“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成立了，约1700名村民，都成了会员。 　　当年春天，他们开始种树，计划是1万棵。贡觉县林业局的人说:“你们这是好事情啊！”当即给了他们1000棵树苗和一麻袋草种。2004年，政府给他们的喜讯，将他们冲击得几乎站不住脚。贡觉县这一年有80万棵沙棘的种植任务，可是缺人手。村里的人说，我们都要啊，你们有多少我们就能种多少。林业局一下子给了他们40万棵，还有其他树种4万棵。当时路还没修好，村民就一棵一棵地到公路边把树苗背回村。 　　村里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唱着歌，跳着舞，满山遍野去种树。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 　　◆2004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446850棵，退耕还林面积373.8亩。 　　◆2005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94755棵。 　　◆2006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85523棵，退耕还林成绩显著。 　　◆2007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101023棵。 　　◆2008年，在不同的村庄共种植多种树木105300棵。 　　村民们不仅种树，还精心测算树苗的成活率。村民们统计了2003年至2008年的业绩:“5年来共种植树木总数为833451棵。种植松树261000棵，成活率70％以上，种植柳树等5种树苗159451棵，成活率只有30％；本地柳树的成活率比较高，但种植数量最少。” 　　村民旺堆说:“在这5年内，村民努力种树，并且制定了村规民约，约定假如有一棵未成活的树木，将在同一个地点补种10棵。大家齐心协力，耐心细致，树木的成活率逐年提高。春天植树已经成为村民们的自觉自发行为，也成为当地的风俗习惯。” 　　仁青桑珠让所有热爱家乡的人，都成了环保志愿者。 比起种树护树，更艰难的是巡山和监测，因为野生动物多起来的时候，也意味着打猎的人多起来。 　　当山上的小树一点点多起来的时候，村民们开始巡山了。仁青桑珠和协会会员们制定了4种表格，前3种表格分别记录树、野生动物和土地的情况，巡山的人要把观察到的情况记录在表格上。第四种表格是放到村民家里的，如果对保护生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就可以写在上面，交给大家讨论。仁青桑珠说:“民主讨论的好处是，让大家自觉行动。” 　　他们曾讨论过如何对待狼吃羊的问题。2002年前，狼多成灾，村民们最心疼的，是自家的奶牛被狼咬死。他们决定，谁要是打死一只狼，罚款50元。这意味着，当狼威胁到农牧民的生活时，可以打死狼，但是，通过罚款，又告诉大家，这种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2004年到2005年，一只牛羊也没被吃掉，山洪也开始少了。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灵！我们自愿参与环境保护才做了一年！” 　　村民持续地瞪着眼睛观察身边的变化，他们发现，青稞地里有动物来过的痕迹，像是岩羊。岩羊似乎提供了对这一奇迹的解释:村民们巡视周边的山，在上面植树种草，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狼有了食物，就不再袭击牛羊。有的村民说:“山神给动物们打了个电话，说这村的人保护环境和动物，你们都去吧，狼也不要再吃他们的牛羊了。” 　　对于村民来说，巡山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监测野生动物的变化，他们还勇于对破坏环境的人提出劝告。尤其是那些仍旧拥有枪支并且喜好打猎的人，当他们嗅到孜荣河谷的野生动物的气味以后，到孜荣河谷打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村民们每天都散落到各处劳动，因此，只要有人进来，只要有人鸣枪，他们就会迅速地察觉并快速赶往现场。如果只是刚刚进山，他们会耐心地劝说。如果是在村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已经有所斩获，他们就会将其拦住，没收其狩猎所得，并打电话通知当地的公安部门。 　　昌都地委副书记王东升对孜荣河谷11个村庄联合起来自愿保护本区域环境的工作非常欣赏。他说:“藏族人民本来就有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而仁青桑珠与1700多个村民持续坚持了五六年的自愿保护行动，是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非常有益的补充。他们的保护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帮政府完成了许多项目，比如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发改委支持的森林更新项目，他们完成得非常好。” 　　贡觉县公安局局长向巴江村也说:“村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对我们公安系统也是个极大的促进。我们发现，村民在环境保护的拉动下，越来越团结了。村民与我们之间在生态治安方面的工作，也合作得越来越愉快了。大家都在一起努力，为了美好的山河能够永世留存，永远美好如初。” 　　 对话 冯永锋与仁青桑珠面对面，仁青桑珠说:不要让你的智慧被河水冲走 冯永锋:你用DV，都拍过什么？ 　　仁青桑珠:我做了一个小片子，与我们的刊物一样，也叫《自觉》，2009年3月份参加了“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我们拍下了“森格南宗生态保护自愿者协会”如何独立完成首本藏区村一级杂志《自觉》的过程。记录从一个想法，一张白纸，通过汇集各个村民的意见，最终形成一本内容丰富杂志的故事。也记录了杂志制作过程中看似艰苦却趣味横生的细节，以及这样一本杂志如何在我们的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内产生的影响。一些寺院的活佛讲经时，手里拿着的是这本杂志，有30多个寺院曾经联系我们想要杂志。 　　冯永锋:你能说说是怎么开始用上DV的吗？ 　　仁青桑珠:我做生意的弟弟嗄玛桑珠，拿来一台DV，我就开始拍点东西。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我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一些工作、会议。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用电脑软件编辑素材，放给村民看。村里有很多VCD播放机，过节时大家特别喜欢看自己人拍的东西，也算是影像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冯永锋:整个孜荣河谷11个村都做环保志愿者，这个说法真实吗？每个人都那么积极吗？ 　　仁青桑珠:有许多人现在习惯说我是负责人，其实我不是。我也不是什么发起人，我只是在村里说了一下大家应当联合起来保护我们村里的环境，大家都觉得是好事。我们藏族人平常都喜欢想这些问题，有时候看到树被砍了，心里很难过，可想不出什么办法，大家都在默默地伤心。后来我和大家说了说，大家都说，早都应该做了。于是我们就一起讨论了许多事情。男人们来参加讨论，女人也来参加讨论，孩子们也来了。参加完了，大家都回去和没有来参加的家人说，如果同意参加，那么就是我们的成员。每个人回去和家里人一说，大家都愿意。 　　冯永锋:这么多人参加环保活动，是不是很困难啊？ 　　仁青桑珠:其实也不花什么钱，大家都像做自家的事一样。你在地里干活，你到山上放牧，顺便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顺便看看有没有人在伤害动物，顺便把垃圾清理干净，这都不是什么难事。早年，我觉得最困难的是编辑和印刷出版刊物《自觉》。还有一个困难是种树买树苗的钱不够，可县林业局、地区林业局对我们支持很大。有时候我在想，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我们可以自愿做环境保护。 　　冯永锋:现在有人担心，你这个协会会被人当成“非法组织”，你们想过去注册的事吗？ 　　仁青桑珠:我们倒没什么担心的。但我们也在准备正式到县里面去注册。我知道扎西多杰他们的青海三江源保护协会已经到西宁注册了，办公室从玉树州搬到西宁，说是从州级变成省级了，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倒不在乎是省级还是村级。现在国家也鼓励环境保护，我想我们一旦要开始注册，应当会比较顺利的。大家也在说要有一些制度，不能只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这方面我们都会很注意的。大家一定要民主协商，大家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智慧，就在你的意见中。如果你什么都不说，那么你的智慧就被河水冲走了。 图为仁青桑珠(右)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 图为孜荣村的村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