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亚

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告诉我们：“旧中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制造，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以至于很多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带一个“洋”字，称为“洋火”、“洋蜡”、“洋钉”、“洋灰”。还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建国前，中国真的就这么落后吗？ 其实，“旧中国”不但能生产“洋火”、“洋灰”，还能制造飞机、大炮、轮船。北洋军阀后期，全国各地有火柴厂 100 多家，上海“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不仅在国内是抢手货，还打入南洋市场。 1906 年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该厂生产的水泥由于产品质量好，销路顺畅，为全国重大工程所采用。 1926 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在美国建国 150 周年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甲午战争时期，江南制造局就已成功量产了 120mm 、 150mm 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 1919 年 8 月，福州船政局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 17 架飞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拥有直辖兵工厂 24 个，能够完全满足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的消耗，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还能生产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早在 1920-1921 年，中国就有能力建造“万吨级轮船”，而且一口气建造了四艘，分别是“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这些船根据美国政府的订单建造，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 K. 张的研究：在 1912 — 1949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5.6 ％；在 1923 — 1936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8.7 ％；在 1912 — 1942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8.4 ％。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 8 — 9 ％的高速增长。 那么，“新中国”又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呢？ 1 ，摒弃西方主流国家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 1945 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 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只好转而寻求第三世界的穷国的支持。直到 1964 年，中国才与西方主流国家——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们常以为中国与西方交恶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然而，历史资料却显示， 1949 年前后美国曾一度向“新中国”示好。 1949 年 1 月，美国将其“当前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 4 月 22 日 ，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 6 月，司徒雷登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接触，要求罗隆基向中共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 50 亿美元援助。这接近印度 15 年所获得的贷款。遗憾的是，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的报告时，不敢把“ 50 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久，美国把它在亚洲的战略工作中心放到了日本。 “向西方学习”是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叙事。中国加入苏联帝国主义阵营，意外地打破了这一历史进程，也让中国自绝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 2 ，清除外资企业 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 1933 年，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后来，巫宝三进一步修订了普查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全国有华资工厂 3167  家，外资工厂 674  家，雇用工人总数 73.8 万名，总产值 2.2 亿元，其中外资工厂产值约占 1/3 。据 C.F. 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 1936 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达 34.83  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占 35% ，日本投资占 40% ，美国投资占 8.6% ，法国投资占 6.7% ，德国投资占 4.3% 。 建国伊始，中国仍然存留大量外资企业。据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估算：外资企业 1192 家，职工 12.6 万人，资产 12.1 亿美元，其中美资企业有 288 家。徐京利则认为：中国当时有外资企业 1700 多家，投资总额 8.6 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最多有 299 家，美资企业次之有 212 家。 1949 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第二阶段，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比如，本朝军事管制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友邦银行、美孚火油、美国 X 光医疗用器公司等 115 家企业。 1951 年 4 月 30 日 ，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被人民政府征用。到 1952 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 1192 个减至 563 个，所属职工减至 2.3 万人，所有资产减至 4.5 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 409 个，职工由 10.4 万人减至 1.5 万人，资产由 6.9 亿元；美国企业由 288 个减至 69 个，职工由 1.4 万人减至 1500 人，资产由 3.9 亿元减至 1600 万元。 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本朝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就这样，到了 1954 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还有一个可喜的功绩：不欠外国一分钱！ 3 ，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解放前，民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 2/3 左右，占全部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 ％，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 44 ％的轮船吨位。 1949 年上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到 1949 年底，共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 2858 个，职工 129 万人。 1951 年 1 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至此，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完成。 1953 年 9 月，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此后三年，本朝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是“赎买”呢？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老毛明确地说，“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全国私营企业的资产被评为 24.1864 亿元，此数额不及实际数额的十分之一。改造完成后， 71 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 10 万资方代理人最终全部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普通职工。 做了普通职工就没事了吗？夺其财，还要杀其人。 1949 年《共同纲领》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 184270 人被捕， 119355 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133760 人死亡或伤残。在以后历次运动中，资本家都成为重点迫害、折磨的对象。 4 ，消灭乡村士绅阶层 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 1949 年以后，本朝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 1950 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 1953 年结束，将近 3 亿无地农民获得了 7 亿亩土地，近 300 万头耕畜，近 4000 万件农具，以及 3800 万间房屋和 105 亿斤量食。表面看来，土改运动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实际上，土改的真实目的是让农民跟党走。 1956 年 9 约，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说，“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 《人民日报》前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 2742 个乡中，有 200 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 218 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广东省则流行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 200 万“地主分子”被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 450 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乡绅阶层一方面垄断了农村的部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以其宗族凝聚力和儒家人格成为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地主阶级被腥风血雨地消灭，彻底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5 ，消灭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这些精神气质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难容的。毛泽东说：“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1949 年以后，本朝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 1951 年“思想改造运动”、 1954 年批判胡适运动、 1955 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 1957 年“反右”运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批判和“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的“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接受亿万“工农兵”的批判。运动过后，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彻底被打倒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出现惊天谎言没有人敢去捅破。 1957-1958 年“反右”运动中，有 400 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 1978 年，全国只有 55 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 345 万右派神秘消失。纪念一下这些消失的民族文化精英吧：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小白玉霜……   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朋友和老师；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盼望有一天能春暖花开。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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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对青年一代寄以希望，似乎是敌我双方都爱做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而在此前四年的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1月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所作的证词中提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强调，要用“精神与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断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而在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地将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概括为六点：1.“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2.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它们并未被遗忘”；3.“决不牺牲它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4.“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5.“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6.“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如果我们剥除杜勒斯言论中的“冷战”色彩，而将其还原为一种希望世界大同乃至世界共同进步的追求时，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策略取得了完胜。不妨先看苏联和东欧。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他的回答是“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美前驻匈大使马克·帕尔梅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正在拉开帷幕》一书中表白：“为了鼓励各种形式的接触，美国正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美国之家，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游，并且提供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同时，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应设有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家。如果能找到资金，也可以在匈牙利兴办一所美国大学。教育交流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东欧人都渴望能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此英、美每年应向东欧派出1000名教师和2000名学生，并接纳2000名东欧学生，让他们与西方家庭同吃同住同学习。这样，既花费不多，又可传播西方思想，如能逐步地把一个或更多的东欧国家引导到民主世界中去，对西方的安全则是一项重大收获，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交流中多花些钱。”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果如何？可以说如愿以偿——30多年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苏联和东欧迅速瓦解，纷纷抛弃传统专制体制，走上现代民主道路。苏联分裂成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15个国家。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发生了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剧变的类似事件。其中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分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后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五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实现了统一。 对中国，西方也有意焉。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强人员往来，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中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从而完成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者达到91%或以上。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此话如何说？乃因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 纽约是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高干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尚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干子女，并无确切统讦数字，有人估计约在三百人之谱。比如刘少奇次女刘亭亭，文革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一九八一年考取哈佛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纽约。最初给著名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后来自立门户，她的前夫是中国文化名人萧三的儿子萧和平。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又比如，重庆红歌书记的儿子薄瓜瓜现为牛津大学学生。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学生会主席、牛津大学最高联合总会常务理事、2008北京奥运会海外学生志愿团团长、英国亚当史密斯经济研究会会员。全球亚洲协会曾将他评选为38名杰出华人学生之一。 据说他“多才多艺 精通马术击剑”！ 我们说“贵族产生起码要三代”，这些远渡重洋到资本主义世界镀金的高干后代大都已经是第三代，我们完全有希望他们在民主社会的生活工作会给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追求，因而也有可能从所谓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有地位有财富有思想有追求有创造”的“五有新人”，从而为中国的顺利转型做出类似英国贵族在他们国家转型中做出的伟大贡献。 毕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