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陈少铭：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 ——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的考察 进入专题 ： 朝鲜战争 中央情报局    ● 陈少铭   　　 　　〔摘要〕在中情局影响下，美国政府认定在苏联没有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意愿的情况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新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从而作出了军事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的决策，逐渐把新中国逼到墙角。为维护国家安全，新中国艰难地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中美两国最终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考察美国的判断和决策过程，可以看出，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并不是美国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对中苏关系的错误认识是美国政府战略误判的根本原因； 安全受到威胁是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美国； 新中国出兵朝鲜； 判断与决策； 美国中情局； 情报评估 　　 　　朝鲜战争是冷战开始后东西方阵营之间爆发的第一场热战。它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甚至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中美之间20 多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局面。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美在朝鲜战争决策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外交决策的研究上，也有相当多的成果问世。本文主要以美国中情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研究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和决策过程，以期深化对朝鲜战争及中美关系的研究。 　　 　　一 　　 　　朝鲜内战爆发前，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尽快从朝鲜脱身。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把战争与苏联的全球战略联系在一起，把朝鲜的行为看成是苏联支援和怂恿的，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应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否则 “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的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基于此种认识，为防止朝鲜半岛落入苏联手中，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强烈的反映。6 月 25、26 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连续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事态，会议决定向韩国军队提供全面援助。27 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朝鲜的决议。29 日，实地考察日本、朝鲜半岛的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在报告中提出，战争是苏联全球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不加限制，就很有可能在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报告肯定了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性质的判断，认为美国政府为此所作的应对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 　　在确定苏联是朝鲜战争的幕后支持者后，美国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上。为此，杜鲁门要求美国的情报机构除搜集苏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并作出情报判断外，还应特别警惕苏联 “在南斯拉夫一带，尤其是保加利亚一带，以及在北欧一带所进行的活动”。6 月 29 日，苏联发表声明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召回苏联在朝鲜军队中的顾问，因为 “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 ( 指美国———笔者注) 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军击落，苏联也保持沉默。中情局充分注意到苏联的表态和轰炸机被击落后的反应。7 月28 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报告说，从苏联报纸或官方声明中看不出苏联会在形势不利于朝鲜时作出反应。8 月底，在中情局情报评估的基础上，美国政府认为，苏联不会、也没有能力 “在 1950 年实施大规模的核条件下作战”，苏联不愿意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干预朝鲜战争。9 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文件认为，如果苏联或新中国 ( 在苏联支持下) 在 “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之前没有占领朝鲜，那么 “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已决定实施不干涉政策，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失去对北朝鲜的控制”。随着“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苏联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美国逐渐放松对苏联干涉朝鲜行动的警惕。 　　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中情局很快就开始考虑新中国在苏联支配下出兵朝鲜的可能性。6 月30 日，中情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对中国在苏联掌控下出兵朝鲜的问题进行评估。报告指出，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可以将中共军队投放到朝鲜战场，从而尽可能地使美国人为卷入付出高昂的代价和威望受到损害。7 月 8日，中情局再一次提出苏联可能动员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看法，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方案，苏联 “也许会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动用中国军队予以干涉”。应该说，中情局对中国军队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有一定认识。为此，美国制定了军事应对计划，准备打击在朝鲜战场上可能出现的中国军队。7 月 19 日，中情局在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北平政权不可能主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投入大批军队参加作战，但几乎肯定它将遵循苏联的要求采取军事行动。言外之意，新中国不可能主动出兵朝鲜，但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是否出兵朝鲜，将遵循苏联的全球战略。9 月 8 日，中情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认为，中国介入朝鲜的冲突也许会 “破坏苏联对北平和平壤的影响”。可见，虽然美国中情局对苏联利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使中情局判定，囿于苏联无意与美国发动全面的战争，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可能性很小。 　　与此同时，中情局也认为，很多现实困难也制约着中国的出兵计划。这一判断助长了美国的军事自信和傲慢情绪。中情局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面临着十分棘手的国内问题，政权基础很不稳固。如果出兵朝鲜，国内脆弱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国内反共势力，会 “危及到新政权的长久存在”。中情局还认为中共军队不适合在朝鲜的国土上作战。中国军队不仅从来没有遭遇过 “具有高昂士气、手握现代武器，还有使用那些武器的强烈意愿和技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 “实际上毫无能力”去强化或支持朝鲜海军，特别是中国的空军更不值得一提。这些因素无疑限制了它向朝鲜大规模派遣军队的能力。 　　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对美国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情局情报评估的基础上，美国政府认为，一是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 “如果苏联人或中共威胁要进行干涉”，那么 “很有可能意味着是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行动”。二是中共更可能把军队使用在解放台湾上。“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是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为防止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威胁和恐吓。8 月17 日，美国通过印度向中国表示，朝鲜战局的发展要由中国的态度而定。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将对中国的运输系统和有限的工业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8 月 25 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军队进行报复的设想，提出万一中国在朝鲜公开使用有组织的军队，就应该授权 “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以外的地区，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攻击共产党的军事目标。9 月 10 日，艾奇逊宣称：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普遍认为： “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即使中国单独行动也“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变化”， “实际上倒有可能遭受丢脸的失败”。可见，在确定苏联不会干涉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不会主动干预朝鲜战争，即使中国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朝鲜，也不会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国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表示： “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杜鲁门在 8 月 31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他还向英国参谋长简单介绍了这一政策。甚至到了 10 月 5 日，美国再次通过潘尼迦向中国传达信息，表示就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一事表示遗憾，并愿意通过中立国家调查损失并进行赔偿。可见，在判定苏联不会军事介入朝鲜战争的前提下，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也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没有从战略上做好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交战的准备。 　　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国内事务，并没有出兵朝鲜的打算。毛泽东访苏期间，在同斯大林会谈时，特别强调保障和平问题对新中国政权的重要性。虽然朝鲜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沟通，但战争爆发的突然性仍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意外。战争爆发后，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再加上金日成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很有信心，认为朝鲜在两三个星期之内就可以结束战斗。因此，朝鲜战场并没有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6 月30 日，在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同一天，中国颁布了 《土地改革法》，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1950 年军队复员工作。可见，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新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的基本判断，客观上与中国对战局的判断以及采取的并不激烈的应对措施是相吻合的。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仍在冷静地观察战局的发展，估计到这场战争将不会轻易结束，因而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作 “未雨绸缪”之计。6 月 30 日，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共中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转移到东北地区的决定。7 月 7 日、10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等各项问题。13 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当然，中国政府只是积极做着应对准备，朝鲜战局还没有紧张到迫使新中国必须作出战略决断的地步。 　　随着朝鲜军队攻势受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逐渐稳定战局，美国在三八线上采取的进攻态势成为影响朝鲜局势发展和最终促使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性因素。 　　在冷战背景下，三八线成了东西方阵营的心理分界线。而处在冷战前沿的中国对三八线的得失则更为敏感。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军事介入朝鲜战争的范围作了诸多限制。杜鲁门将美军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强调 “美军目前不能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6 月 29 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允许其使用美国空军、海军及有限的陆军来为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但强调 “应该不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对其权限进行了限制。当天，杜鲁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明了美国的政策，“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 “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可见，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的军事目标极为有限，就是恢复战争爆发前的地域和边界，即以三八线作为韩国和朝鲜分界线的状态。 　　美军不越过三八线的政策目标并没有维持多久。至 7 月上旬，随着战局逐渐朝着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12日，麦克阿瑟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会谈时声称，“美军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军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 ‘统一朝鲜’。”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改变美国原定的战略目标。14 日，杜勒斯在致政策设计司司长尼采的信中说： “三八线从未打算被作为、也从不应该成为一条政治界限。”不但军方，政府方面也有人对美国把目标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对此，杜鲁门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在战争局势明朗之前，应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但他维持这一政策目标的决心却在动摇。17 日，他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一旦朝鲜军队被推回三八线，美国应如何行动提出政策建议。22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在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南部的情况下，施加政治压力，提出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这一政治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提议遭到了主管朝鲜事务的东北亚处处长艾利森的强烈反对，他坚决主张军事越过三八线，认为企图通过绥靖政策来避免“刺激苏联”是行不通的。艾利森的意见得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支持。28 日，美国国务院讨论了这个报告，一致同意暂不对此问题作出决定，但对外应开始强调朝鲜统一问题。虽然美国决策高层对是否越过三八线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把军事目标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已经开始调整。8 月 10 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言时指出，华盛顿关心的首先是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朝鲜。美国政府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并把其决策通告给全世界。 　　对于美军是否应越过三八线，中情局的立场则显得比较谨慎。8 月 18 日，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必定会在三八线以北采取防御立场。苏联因此会有新的机会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打入更深的楔子。苏联会在战争的任何阶段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朝鲜战争 中央情报局   

周树山：托洛茨基之死 进入专题 ： 托洛茨基    ● 周树山   　　 　　夜已经很深了，托洛茨基的幽魂仍在我的书页间徘徊。1940年，这个人就已经死了，死得非常惨烈和可悲。这个年份距我出生的日子还很遥远，我为什么对这个死去已久的外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呢？ 　　比那更遥远的日子，他和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从此，世界变得动荡不安，如火如荼，分裂成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红色政权之下。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概而言之，就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原典信奉者。如今，他参与创造的党和政权已经瓦解和覆灭（当然，不是以他期待的形式）；他当年热烈信奉并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也不再时兴（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然而，岁月无情，时间改变了一切，人类在天堂实验的废墟上思索，一切都将被重新审视，一切都将被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托洛茨基的魅影在历史的烟尘中时隐时现，这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农民之子，旧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无数的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和他命运相连。他们或者死于非命；或者一生蹲在大牢里；或者不断地被追查，如一只惊悸不安的鼹鼠躲进幽暗的洞穴，一夕数惊，捱过凄凉无望的余生；或者在生前和死后被打上罪人的黥印，抹上耻辱的污渍……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托派。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他们所要推翻的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自己的营垒。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殉道者。 　　托洛茨基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列宁不在国内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红色政权。他是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无论在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和列宁并排悬挂在一起，没有人怀疑，他将是列宁的继任者。 　　1921年秋天，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认为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是虚假和错误的。斯大林有严重的作风粗暴、弄虚作假、冷酷专断的性格，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在斯大林的蒙蔽和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已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除了赞扬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外，对斯大林有如下评价：“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在信中再次补充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互相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而阴谋、谎言和权力狼狈为奸，就可以创造另一种历史。不消说，列宁的“政治遗嘱”不仅没有被执行，就连公布的可能也没有了。指鹿为马向来是肮脏政治中权斗的惯技，环绕在权力宝座周围的人可不是圣徒，或者说，抱有信念的圣徒凤毛麟角。今天和甲抱团干掉乙；明天再和丙结盟干掉甲，如此循环往复，恶斗不休，正是专制权力运行的常态。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裂痕已深，列宁死后，忠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很快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1926年，托洛茨基被褫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各地不断地爆发捍卫托洛茨基的游行，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又加上一条罪名：“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并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木图。从此，他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 　　这个对革命有着狂热信仰的人曾因1898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宣传推翻沙皇政府而被逮捕过，1902年秋天才从监狱和流放地逃出，参与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再次面临被驱赶和流亡的命运。这次的迫害来于他参与创建的党和政权，来于他曾经的“战友”，来于“自己的营垒”，他的敌人不仅是他立志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增加了 “自己人”，他腹背受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他的心境如何？怎样面对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谁使他走投无路？谁又使他死于非命？我们从何处去窥知这个殉道者复杂而隐微的心迹？我们可以看他留下的某些著作的名字：《俄国革命史》，不错，他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不断革命》：这是他一生的信仰和实践，；《我的一生》：很好，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即使打不开那扇门，起码我们可以从锁孔中窥到他心灵深处幽微的光亮…… 　　我很关注他的后半生，从他被“自己人”流放开始…… 　　“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他说。的确，他的妻子关于流放的记述写了一大篇文字。从这篇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如下情况： 　　托洛茨基被开除后，从原来受人景仰的革命领袖变成了一个罪人，他被从克里姆林宫赶了出来，他的妻子写道：“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来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显然，他被“自己人”扫地出门，处境十分狼狈。本来这一天，他们夫妇将被强行押解走，但是在车站，发生了支持托洛茨基的骚乱和示威，“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托洛茨基姓名简称）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他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方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了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苏联的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后来几经变化，后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这样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加重了托洛茨基的罪名，也使他的对手更加坚定了将其置之死地的决心。这天，托洛茨基没有走成，行李被从车站运回，通知两天后出发。可是第二天清早，托洛茨基的房间里挤满了穿制服和便服的格别乌人员，“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秘密警察不准托洛茨基接电话，不准他向过去的朋友和同志告别，要把他秘密押解走，并想在群众中造成他自愿流放的假象，以便欺骗舆论。托洛茨基把自己和妻子反锁在屋子里，格别乌人员请示上级后，打碎门上的玻璃，破门而入，把他拖了出去。他们把他强行押解到火车上，托洛茨基只好接受现实，安静下来。此次随同流放的，除了他的妻子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廖瓦。 　　对异己分子采取了冷酷无情的铁腕措施，托洛茨基当年也干过，现在轮到他自己了。托洛茨基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有一个协助他工作的秘书处，这个秘书处的人员全部被清除。其中谢尔穆克斯追随托洛茨基来到阿拉木图，当晚被格别乌人员逮捕，先是在地牢里关押了几个星期，随后被押解回莫斯科；另一个波兹南斯基也想自愿随同托洛茨基流放，但在塔什干被捕，两人被流放到后被索尔仁尼琴称为古拉格群岛的不同“岛屿”，分别死于不同的流放地。在托氏身边勤勉工作，被称为“和蔼可亲而谦虚的格拉兹曼”于1924年被迫自杀；还有一个“勤劳而恬静”的布托夫，被捕后受尽折磨，斯大林一伙要他作伪证，他因长期绝食死在监狱医院里。 　　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十天，在铁路终端的伏龙芝车站下车，然后，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一路上都有众多格别乌人员的押送。1928年的阿拉木图，偏远而落后，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这里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游荡的疯狗也很多。但阿拉木图也并非一无可取，冬天过后，皑皑的白雪融化后，草原上开满了红色的罂粟花，甚至绵延几公里。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和主人一同摘苹果和煮果酱。托洛茨基本人还记述了一次伊犁河边的狩猎活动。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但是，托洛茨基是一个革命家，他可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庸常的生活里。如他的妻子所记：“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已经全速进行了。” “6、7月间，在苹果园盖着苇箔的小房子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打字机不停地敲打着，这在当地是没有见过的现象。列·达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显然，托洛茨基还在干，他的信念没有被摧毁，他的网络还在运行，他还在以革命家的身份指导着世界革命，对世界和国内大事发言。他在给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大量研究亚洲问题：地理、经济、历史等……印度共产党的作用很暧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能引起理所当然的担心，国民党当初不也是自称工农党吗。千万别重蹈覆辙！”这里可见托洛茨基对发生于中国1927年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事件的看法。显然，他坚持左派立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警惕打着各种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破坏活动。可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亚洲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会听到他的声音吗？他写道：“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这种事情能实现吗？马克思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和论敌作战，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血腥的权力的囚徒。他在遥远的边城自说自话，不久就会被迫闭嘴！托洛茨基被割断了和他的党以及广大群众的联系，他的流放地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前，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有随同流放的妻子和儿子是他的助手，他只能和失势的小圈子里的人保持着通信，这个小圈子在镇压下不断缩小，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人身威胁在不断分化。他的信件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焦灼和忧虑。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的和右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他意识到，他的所谓“群众基础”会在对手的政治高压和欺骗下迅速瓦解，历史是胜利者写下的，即使是天使，权力也会把他变成人人厌恶的魔鬼。而群众是什么呢？群众不过是“政治原料”，它会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政治产品，它在各种势能的作用下会不断地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这种认识真是深刻极了，如果没有经过从天堂到地狱的跌落过程，没有反目成仇和落井下石等刻骨铭心的体验，托洛茨基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斯大林血腥的清洗刚刚开头，坏消息不断地传来，“几千名完美无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处决、流放和投入监狱，托洛茨基的年仅26岁的女儿尼娜身患重病被开除出党，她参加红军的丈夫也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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