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8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10:15:30 李涛：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 ——寻找穿透“屏蔽社会”的“思想望远镜”* 标签： 中国大师 屏蔽社会 今日渐行渐远 文化所指 思想望远镜 ● 李涛       [摘要]伴随“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中的崛起，“双面中国”的形象也愈发在国人心中震荡：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作为人权内在前设结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以切实保障，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势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饱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自强，历经中西体用之争而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进而彻底引进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西方学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事实上从未逃离西方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轨道，由西方现代性梦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国，客观上注定今日中国学术亦步亦趋于西方主流而难有真正的思想原创，由此，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碎片状地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今日中国出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师，进而以平等身资对话于把持世界话语与学术规范的西方，同时又不免无意识的以西方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大师之追问，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问题所指而衍变为一种隐蔽的新中西之争，当然这个新争论内在地包纳了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客观生长的诸多深层危机与弊病。          [关键词]中国大师； 屏蔽社会；今日渐行渐远；文化所指；思想望远镜          读完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由希拉•斯劳特与拉里•莱斯利合著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之后，联系到“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公共性热门困惑，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大师问题的系列深思[1]，本文试图在兼顾中国大师本体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公共困惑的危机治理角度去阐释今日中国大师这一公共命题。           一、“大师”：今日何以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并不打算在廉价的意义上使用大师一词的话，就必须首先给大师一个准入标准较高且相对清晰的界定，否则由大师所衍生的系列问题都将注定陷入结论迥然的彩绘化尴尬之中。显然，要准确的定义大师并使每位读者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对大师的本质主义定性就需要笔者将大师内涵建基于其不是什么的反向诠释基础上。从一般意义上来追问，大师是否应是德学兼备之人？大师是否应是知识分子？大师是否必须首先是言传身教的老师？大师是否必须是原创学术？大师应该由谁来认定？大师被认定的标准为何？大师的内在生长逻辑是可以被蓄意建构与体系生产的吗？大师的社会认同是否一定具有普遍性且是否为一般公众所共同熟知？大师是否是人类每个时代都必定拥有的客观社会资源？对大师的以上追问实质上是要回答大师的德、学、名、份、业、绩、格等系列问题。中国人的大师情节事实上被传统的圣贤崇拜所同质化了，因此大师一词被象征所指为学术与道德的绝对完人，这实质上是对大师本身的苛刻，大师主要是就学术思想而论所得出的概念，它本质上是无关于公共精神与世俗伦理的，开创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崭新路向的大师海德格尔，其一生也没有为自己给纳粹服务的行为忏悔，显然这是有悖于公共精神的，若以大师的完人高标来审阅海德格尔，那么海德格尔注定也难忝大师之列，同样再以世俗的道德伦理标准来检视存在主义之父克而凯郭尔、德国古典主义大哲谢林、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福柯，他们无疑都不能再称之为大师了，显然，严格意义上的大师仅仅与学术与思想有关，不能以所谓的道德高标来裁剪和遮蔽大师本存的光芒，但是在中国语境下，我们又必须将大师渴望还原为圣贤崇拜，可见大师本身需要做中国语境的独特性处理。在“50年中国未出大师”振耳发馈中的呐喊声中，我们的大师追问显然已经被固化为即定的知识分子，似乎大师注定是以知识为业的一群职业知识人，这明显从前提处屏蔽了艺术界、体育界以及劳动技能界出大师的可能性，艺术大师、体育大师以及各类技能大师都被国人单一的大师习惯思维屏蔽了，大师实质上被绝对定格为学术大师，由此可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师“在学术、艺术等方面名望大、造诣深的人”的定性明显是泛化了习惯性的生活概念而难以去适应日常实践了，否则赵本山、刘翔、姚明理所当然该被称之为大师，那又何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尴尬追问？显然，不廉价使用大师一词的高准入标准应该将大师有意窄化为学术大师，而学术大师注定是以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卓越政治家或者成功经理人。既然大师的前提是知识人，那么知识人的线性联想不可避免的让国人将大师归类为老师中的佼佼者[2]，这里的老师一方面指作为职业的教师身份，另一方面则指作为属性的教师功能，前者教书为业，后者育人为本，前者以传统的书斋式积累型传播为主，以固化的教室为场地，而后者则以开创崭新的学术思想以引领时代和服务人类为主，以研究室与公共空间为场地，因此前者多为教师，而后者多为科研人员与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在当前的中国语境，后者更具有大师生成的合法性，而前者难以被公众认可为大师，若前者要被认可为大师，必须要求其首先是作为后者中的杰出人才，这进一步深化了大师的追问，大师是否必须是原创学术？若作为积累式的书斋式传统学人，能否成为大师？很明显这初步触及到了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尴尬命题的根本，中国学术历来重积累和强考究，五千年华夏学术，尤以史学和经学见长，其内在的深层逻辑正是书斋积累式，故清末民初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学术规范体系以前，按今日大师合法性认同来检视，中国大师者实在寥寥，众览五千年华夏，仅春秋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等可为大师，除春秋诸子纯粹原创以外，其他时代能流传至今的学术与大师无一是完全守成的，尽管其绝对原创的能力远不及前辈诸子，但在原有经典文本上的意义再注使的他们也终究成为了学术大师而扬名千古，尽管如此，继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国版图上真正的第二次群星辈出的时代依然是清末与民国时期，原因在于知识人在本质上更易因原创学术的开创而声名远扬进而成就大师之业，塑大师之名，可见，正是现代学术规范、体系与方法论的中国化引进、开创或者与中国传统知识论的融合成就了民国时期苒苒生辉的大师们，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胜利，所以，大师的生成不一定非得绝对化的革命性原创，对原有体系、文本的再诠释、意义再造和深化研究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师，但这样造就的大师合法性及其认同度远远小于绝对的革命性学术原创，中国春秋战国之后到清末明初的数千年间，大师寥寥的事实即证明了此，因此，在现代学术规范体系、方法论被民国大师引入中国并革命性地开创了一条我们今天也必须顺之前行而尚未被超越的学术范式后，尽管今人各领域的成就早已超越开拓者了，但是今人仍难以名正言顺被公认为学术大师，这正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主体性原由。当然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还有诸如大师认定主体、认定标准、认定规范等客体性原由，因历史原因而割断与传统学术联系的今日中国在深化沿袭现代学术学科规范体系下的学术创新注定难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家园，民国大师们尚且可以将西方学术与本土思想深度融合进而做出独一无二且精彩绝伦的中国学术，那么今日的中国学人则只能亦步亦趋于西方学术，在西方所导引的现代学术规范话语下苦苦挣扎努力求学，并套袭西方学术规范与思想来解读与分析完全异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中国版图上的人与事，这种与传统难以接续而只能全盘移植西方规范的现代中国知识人生存特征注定了中国大师只能是西方学生，学习西方先进学术当然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这种因多年学习而形成的未断奶学术心态又进一步阉割了独立的绝对性学术原创的勇气与锐气，这种学术心态由个体不断推延，进而成为中国学术共同体普遍的学术心态，而未断奶的学术心态注定中国知识人敢为大师的心态普遍侏儒化，且即便真有了敢提出学术原创的中国知识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普遍侏儒化的自卑情节又不敢予以确认，甚至极尽打击之能事，因为其个别锐气知识人的原创体系与思想或许完全不同于学术共同体早已被西方现代规范驯化了的所谓现代学术标准，把持大师确认权的这个虚拟共同体完全可以以“学术平庸”或者“政治不正确”的名义对潜大师的原创学术思想予以谋杀，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复杂的内外交困、主客二悖的艰难困惑，这正如北京大学赵敦华先生所论：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前提，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这个问题的前提，部分是事实，部分是假设[3]。           二、“大师”沦为中国“传说”的文化所指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这一殷殷追问，实质上衍射了当今中国社会诸多深层而复杂的文化现象：     一方面，大师的渐行渐远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脊梁其公共精神的集体颓废，特别是80年代后的二十年，今日的中国学人早已远离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指现实生活的批判者、先进思想的代表者和时代发展的引领者，以“五四”知识分子为代表标志中国有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4]），二十年来中国学人的习惯态度是以晦涩的学术研究之名逃避公共责任与公共话语，或者以“大众通俗”、“日常消费”、“文化产业”等知识工业生产为名阉割公共价值情怀与推卸公共危机的思考责任，这样的直接后果是解构了中国学术存在的实践意义、阉割了中国学者知识创新的价值理性、割裂了中国学人与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纽带，这成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普遍性公民疑问得以鲜活的学术生态，实质上，普通公众并一定真的在呼唤中国大师的诞生，而是哀叹与圣贤精神同质化的大师精神，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学人传统朴实的独立之学术精神为何远逝？实质上今日中国经现代性洗礼而逐渐催生、萌芽、塑形进而发展而成的新型知识分子之所以令公众难以满意，其本质上正是因为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因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从而造就的依附性生存方式[6]和非独立人格的弱点而造就的，圣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主观美化的“远古乌托邦” 以用以批判当世社会的思想武器而已。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普通公众所面对的社会从三十年前开始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已经走向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在这个深化改革的转型艰难期，因资本利益分散化、社会结构碎片化、权力政治祛魅化以及信息网络瞬时化四重交叠的社会发生机制，注定必然直接导致中国社会传统共同话语的流失与共同理想信仰的缺乏，而话语交融与信仰共振的不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解答中国时代困惑的频率与难度，三十年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全面热销也促使中国普通公众内心深层的虚无主义与怀疑论，而社会公共思潮愈加如此，饱受圣贤崇拜和思想一统影响的中国普通公众也就愈加渴求本土的“超人”式大师能尽快横空出世而将数亿万蚁民从精神虚无与彻底怀疑的精神困顿中拯救而出，以使大众得灵魂安宁与内心平静。           三、仰望“大师”：从今日中国社会土壤的结构分析开始          正如鲁迅先生所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 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大师”的深层追问必须要引入对今日中国社会这块培养中国本土“大师”的土壤追问开始，今日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构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逻辑转型，传统意义上以单位为进途而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个人已经被市场的资本逻辑所切断。在面对私人资本自由漫溢的巨大利润诱惑时，组织化的个人纷纷或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海热”）或被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风”）逃遁出公共组织（如单位），组织作为社会小共同体以保卫个体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的能力被弱化：一方面，被产业化和市场化治理机制调整后而建构起来的新社会组织其唯一的生产职能就是实现资本的自我复制与升级；另一方面，更多的原组织中的社会个体被私人资本残忍角逐的利益聚合链所击碎，不断变成需要独立承担社会风险的被裂化了的原子型个人。     三十年来，个人参与社会并形塑社会的能力显著增强，以私人资本为注脚而被区隔出来的新富阶层作为社会精英不断膨胀并逐渐把持了社会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以媒介、广告、建筑、时尚、品牌等为意识控制工具而钳制了被原子化分割了的社会个人，缺乏小共同体组织生存形态的基层原子型个体很容易被这个强大的资本化的意识控制工具所控制而丧失社会基本反思能力。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缺乏小共同体组织风险过滤的原子型个体不得不提高警惕，一方面，社会风险责任承担的主体绝大多数将被个人与家庭百分之百地吸收，没有任何小共同体（如单位）的风险缓冲或者缓冲的能力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被资本与权力霸权所控制的社会阶层流动逐渐在2000年后出现了板结化的趋势，原子化的社会个体在严峻的风险自理中通过奋斗再实现阶层自由上升的机会成本更高。基于此，国人从2003年“非典”时期的“抢口罩”、“抢板蓝根”事件到2011年日本核辐射时期的“抢盐”事件，无一不在爱护生命、保卫健康的表层现象中折射出中国社会三十年整体构序结构与个体生存逻辑的深层变迁，由此变迁所导引的社会集体心理即是：期待大师作为社会的“思想望远镜”，从而得以帮助原子化的社会个体走出“屏蔽社会”而认识真相，进而让今日断裂社会中以原子化个体存在的人们生存成本得以降低。从中国三十年社会构序结构与个体生存逻辑发生深层变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那就是现代资本已经将现代人从组织化的安全堡垒中彻底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个人与家庭）无力单独应对巨大的群体式社会危机，社会危机的“软着陆”一方面需要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与权威，另一方面则必须有赖于作为专家的“大师”，能以各种小共同体式公共组织社会与微观社会公共组织重塑的形式，去独立而负责任的揭弊真相，以弥补公共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不足以及监督政府和预防政府的不作为或者行政作为的不合理，以此在当今开放社会中，形成社会稳定的三角力量结构之一，另两方面来自于政府和民众。     实际上，以2011年注定成为年度关键词的“抢盐”事件为例，我们就已经逐渐看到了学者“大师”式精神的某种回归。相比于八年前的“非典”时期，为什么此次国内的“抢盐”事件能够如此迅速的平息呢？笔者思考，除了本次危机的严重性不如八年前以外（核辐射危机本身不在中国本土）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学者作为独立力量而参与中国社会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增强有关系：一方面在中国政府作出透明的、理性的、公开的、及时的危机应对之后，专家为公众做了核辐射相关科学知识的客观化普及，法律在谣言传播中做了更及时的、透明的责任问责和刑事惩戒，媒介及时报道了谣言形成的嬗演过程，学者们多维深入地挖掘和剖析了危机形成的社会缘由；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借助于各式网络虚拟小共同体（QQ群、短信群等），使个体因原子化孤立状态所造成的巨大恐慌被虚拟性的小共同体所缓冲，巨大的精神能量在虚拟中得以传递，个体安全指数迅速提升，另外学者积极介入社会中各式实体小共同体型公共组织，他们以各式负责的独立的科学精神为支撑、以专业知识为根据、以理性观察为依托以研讨会、讲座、论文、评论等形式也开始更多地承担起第三方危机缓冲的职能，很多企业、NGO组织、社区、村委会、行业协会等等公共组织也请相关的专家学者依据扎实的专业知识逻辑严密地展开辟谣，这些各式大师精神的回归，实质上对中国社会微观空间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大师”：中国公众呼唤“大师”的真实作为          在三十年中国社会构序结构与个体生存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下，作为知识人的学者“今日学者若要成为大师人物，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从自身内部着手，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作为当代中国知识人对于中国公共困惑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继承上个世纪80年代那批传统式公共知识分子型学者的公共精神与怀疑理性，在这个被各种后现代话语去中心化、去启蒙化多元解构了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当代中国年轻学者，要认真反思与总结三十年中国学术自觉担当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弱化的深层原因，以严肃的理性态度坚决质疑在全球化风险社会中将中国公共问题全面西方式治疗的形而上学情节，同时坚决反对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信息遮蔽、暴力处置以及简单同质的做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要坚决采取针对性的公开化处理与公共性治理；二、继承上个世纪80年代后二十年这批学者学术规范的专业态度，在继续深化学科体系和规范学科话语的基础上，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强化社会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方法、疏通学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公共、面向中国与世界的发言渠道，坚决反对学科殖民的无理扩张、反对学科自治的非法封锁、反对学科宏大单一体系构架的独断研究方法、反对学术、学科自说自话、经院哲学式浓厚的精英情节。如此这般，针对以中国公共问题为话语，中国学者才能汇聚足够的理性力量、学术精神以及公共民意以社会良心与国家脊梁的高格去合理承担，由此才能摆脱中国社会普通公众原子化的不安宁状态，从而相信中国学者，相信中国学者具有大师精神，进而尊称当世某些学术佼佼者为今日中国之大师。     另一方面则要从社会外部着手，中国学者必须努力提升国人应对当代公共困惑与社会风险的能力，由此，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必须要为中国社会考虑如下问题：一、由资本所单一建构的强势社会话语逻辑应该被有效规制，资本的绝对逐利行为需要在合理边界内实施，这就需要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体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深入反思，资本的制度边界与社会边界究竟如何有效连接起来，如何确保资本逐利不以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为代价，从而以此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本身不动摇，一方面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社会民生保障；二、三十年以来，尽管中国原子化个体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有所提高，但面对日益国际开放和逐步深化改革的中国社会，原子化个体尽管在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上能起到巨大作用，但日益风险化的开放社会也给个体制造了更大的生存危机，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深入探索，一方面，积极培育社会小共同体组织，实现小共同体组织本身的互交叉性和可融合性，将原子状个人还原到组织之中，这样的组织功能主要是在经济、文化、社会、健康、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帮助个体在面对风险社会时能承担相应的社会缓冲，同时提高各式正式组织的社会责任，对个体予以实际关怀；另一方面，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今天，应强化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支付能力，统筹二元社会中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确保社会原子状个体在因不可抗力所导致阶层衰变后的弱势格局中能有基本生活保障，提升国人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的国家保障能力。三、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上应该如何组织和动员，如何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治理社会公共危机的合力，应该说，“抢盐”事件中的中国政府对此已经清晰和明晓了很多：2003年以后实现民生转向的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凝聚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强化和突出公平也是生产力的理念，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和政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国民的科学教育的力度、重视信息与媒介在开放时代中的社会传播作用、培养专家与学者客观理性与可持续性的社会解释能力、突出中国的社会公共治理能力、严厉惩罚社会精英集团的违规行为，打破阶层流动的板结化硬冰，实现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和谐。在今日中国学者做好以上内外两个方面的工作之后，笔者相信今日“大师”的衰落将注定成为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          作者简介: 李涛，男，四川绵阳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要从事政治（法律）哲学与文化哲学、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教育政治学与社会思潮研究。           原载《学术界》2011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参见拙文，《“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1期第4版）2011年5月26日；《今日中国为何患上“大师臆想症”？》，《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08期第4版)2011年7月26日     [2]崔平，《老师与大师——中国“学术大师”确认潜规则的现代破产与未来显规则》，《学术界》，2009年第4期     [3]赵敦华，《“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问题还是伪问题？》，《哲学动态》2008年第8期     [4]范丹卉，《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与理论抉择》,《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     [5]参见拙文，《学术资本主义：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5期     [6]戴清亮，《知识分子出路的寻觅与探索》,《江淮论坛》2005年第5期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7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李涛：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 李涛：学术资本主义：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 李涛：流动的音符还是游弋的病毒？ 李涛：今日中国为何患上“大师臆想症” 李涛：“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 李涛：家族观念与中国文化精神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老田：文革中间的“政治迫害” 老田：浅谈文革史研究中间的“史论”对立和“史料”分歧 李雾：哈佛教改的启示 “刘涌改判”体现着“权力寻租”与“话语权寻租”的合谋关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一） 现代化的大馅饼 二十世纪中苏（俄）双边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深入领会美国的“伟大”决心和美国民众的“良好”素质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从三峡大坝的安全看中国必须实施等效核威慑战略 二十世纪中苏（俄）双边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来自美国的勇气 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意义和道德意义 相同主题阅读 李涛：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  

“港大「八一八」风暴，不知道是谁想坑害谁，总之是香港大学、特府警方、中国副总理，都赔上了形象，是个三输之局。”   唔够秤 （编者注：粤语，缺斤少两之意） 2011年08月21日 这两日忽兴众议，讲大学校长的操守，尤有人怀念民国北大校长蔡元培。 当大学校长，岂止不可攀附权贵，更要与政治保持最大的距离。蔡元培校长曾在上海申报为文：「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蔡元培主政的北大，时值北洋政府，从来没有邀请过吴佩孚张宗昌之流来北大演讲。 我也说过：政治是很卑劣的事，中国的政治，尤为猥贱黑暗之最。此等见解，有出处的，也脱胎自蔡元培。今日许多中国人──尤其有点学历的中国人──嘴巴上也说尊敬蔡元培，嘴巴讲的，跟他们行为做的相反，因为中国人早就没有了灵魂，只剩一具具穿挂 LV和欧洲白人名牌、啖食鲍鱼珍肴的躯壳，今天，居然还有人记得蔡元培这个名字来，这个民族，沉沦得令人发笑。 首先，蔡元培不是理工科技的一名学僚，他是中国博学传统里陶镕出来的人物，趣味庞杂，凡哲学、文明史、美学、文学，他是文科的一位博雅之士。因为留学过德国，故此既有中国读书人儒家理学的沉潜含蓄，也有普鲁士之后日耳曼人的激越狂狷。蔡先生是一位很激进的知识分子，他守护大学，如高僧守护寺院；捍卫学生，如传教士开孤儿院之捍卫名下的孤儿。他对教育有宗教般的执着，北洋军阀谁来玷污他的领土，蔡先生是要把五尺之躯抛出来，拚了一条命的。 今天的特区香港，掂一掂那点轻飘飘的份量，不要误会，不是要求大学校长都学蔡元培。权贵就是金钱，钱是该要的，政治的宠幸也不必推辞，只是人家英国前殖民宗主辛苦奠下才一点老薄的本钱，那副舔吃之相勿太难看，要知道份量呵，仅此而已。 还难得记起蔡元培呀？哈哈，我告诉一伙九〇后：蔡元培是谁？他是Twin屎（编者注：对香港娱乐组合Twins之蔑称）歌手阿Sa，蔡卓妍的曾祖父，该名长者你们不必知道，出卖了你们的年龄，太老饼（编者注：老家伙之意）了，咄，我最喜欢阿Sa的港产经典名片，叫「我老婆唔够秤」。   百年梦销 2011年08月22日 香港大学百年清誉，英国人辛苦经营，真没想到特区十四年，又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高潮中败掉，又为国际添笑话，令人惋惜。 最大的得益人，我认为是远道前来出席「百年大庆」的前港督卫奕信。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这位香港的英国前主子，见证历史，目睹香港大学百年大庆变成一座警察城，在大学当局的指令下─这是保安局长和警方说的，警察无权进校园，只负责「协助」校方的保安决策─羁留学生，聪明而得体的「中国通」卫奕信，心中有了数，英国人今日是局外人，香港的小记者不会问他有何感想，即使问，他也不会告诉你，只脸上露出一丝人类学家的学术式的微笑。 幸好校长的「危机处理」，功力也不差，当天尚胡里胡涂的「表示遗憾」，眼看校友和学生都很激愤，来个鲤鱼打挺，即刻划清界线：贵宾方面，「对方自己说要来的」，对警方粗暴禁锢学生，也表示了不满。 那么就是特府警方要陷害港大和中国副总理了。副总理在礼堂里的英语演讲，声音微弱了，没有什么报道，反而被禁锢的港大学生，哭声震天，特区警方的城管式布防，京奥式戒严，也把百年学府的百年喜庆，变成丧事一般，不知这是外国学来的那一门「政治化妆术」？令人费解。 说起鲤鱼打挺，战前香港有一位高僧，口占香港前途，说了一句谶语：「鲤鱼有日翻江海，百载繁华一梦消」，众皆不解。高僧仰天一笑，往青山禅寺那边走去，很快就消失了。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主力从鲤鱼门攻进来，也就是今日香港海防博物馆俯见的海坳，香港自此沦陷。那时的香港人，没有今天香港人之失忆，想起高僧的谶诗：算一算，一八四一年割让开埠，至一九四一年，刚好百载，赞叹高僧知过去未来，真是神仙。 但是，神迹还没完呢。今日香港大学喜庆百年，港大女教授龙应台刚出了一本畅销的学术著作，叫「大江大海」。中国文化有一支索隐派，中国副总「理」姓「李」，也是一个「鲤」音，港大校长贵姓徐，也是半边的「余」（鱼），加上双人旁，也就是两位大人物，是主持港大百年梦销的主角了。战前高僧的谶句，隔世再灵验一次，他妈的，你说邪不邪门？ 一切都是宿命，你信不信？反正我早就信了。而我相信，对此也深信不疑的，还有一个笑瞇瞇看热闹的卫奕信。   好可惜 2011年08月23日 香港大学的事件，本来有更好一点的解决办法。 香港精英不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腔调，说大学校长，最重要筹经费，要有CEO的本色吗？ 中国的副总理要来百年庆典，可以。港大今年经费目标三十亿，校长如果是CEO和政治家，可以几封电邮，这样告诉「对方」── 「小店是殖民地学堂，跟您副总毕业的北大不是同一水平。香港的大学生也不像北大学生之乖驯谦恭。他们很粗野的，没有教养，让英国鬼子惯坏了，见到国家人物来访，都要示威抗议。我很想镇压，但香港情况特殊，您明白的。 李副总，不，李总您肯赏光来巡，自然是我们三生修来的洪福。听说李总还想坐一坐彭定康屁股沾过的那把英式校监太师椅过过瘾。行行行，一切包在小弟身上。 不过实不相瞒，今年我们经营，有点困难。经费三十亿，尚未到位达标。国家有储备一万亿美金，如果李总以您的权威，像亚洲电视的老板大手一挥，就召唤了中海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华为、联想等十大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站台，拍胸脯，为我们香港大学未来三年承包三百亿经费捐款，那时候，莫说李总要坐龙椅，我大学校长，亲自跪下来做垫子，让您踏着我的背坐上去，也没问题。 第一笔善款，人民币一百亿，如能这两天送来校长室，我马上跟曾荫权讲，要七千防暴警，把一座大学堂封成北京奥运会场，这一点，请国家放心。 四大地产商，听您老的英语演讲，是来学习的，自然也不能免费，入场费每位三千万，这一亿两千万元，他们答应了，在您走后，建一座克强教学大楼──取『克尽己忠，强国富民』之意──给您永垂久远。校长顿首。」 香港是一座经济城市。港大请一位有争议的领袖人物，以有争议的方式主持百年红喜，再敏感也不怕，不论从生意眼，还是政治，只要讲Give and Take。 大学生禁锢了一小时，哇哇大哭，港大校长会见记者时，得意洋洋，把一百亿的支票拿出来一扬，不就像婴儿服的惊风散，立马就止哭了吗？见到钱，不但不哭，全香港都会一跳一跃，拍着手，大笑呢。这不就是完美的危机管理？   保安是什么 2011年08月24日 港大「八一八」风暴，不知道是谁想坑害谁，总之是香港大学、特府警方、中国副总理，都赔上了形象，是个三输之局。 其中以港大赶上百年大庆高调把处子之身玷送掉，比较令人可惜。 特区政府的警务处长，成为民愤第一目标。特府警方学大陆，把「保安」念成「安保」，就像香港的「知识分子」把「质素」改为「素质」，连同那一身浅蓝色的公安制服，在潜意识里，早就跟「上面」挂上号，统了一。其余的手段，把港大百年庆典办成深圳大运会一样的铁桶专政，更不希奇了。 奇怪的是，警务处长曾派赴英国受训。英国白人的苏格兰场，虽然看不起第三世界来进修的土著，但你交了昂贵的学费，英国人很客气，不会坑害消费者的，政要的保安工作，英国的警务教官，绝不可能这样子教法。 「保安」（Security）不等同清场和戒严，不然，「保安」工作就太容易了，找个维园阿伯，也做得到。中国的副总理来港大，只要把一座西半山都封掉：般咸道、罗便臣道、干德道、坚道，连同什么地利根德阁的豪宅住客，连同菲佣，通通赶跑，不肯走的，吆喝着用鎗托子往脑瓜子猛砸几下，再把大学校园戒严，哭爹叫娘之间，一定能「完成任务」。 但人家英国警方的真保安，看看皇室大婚，几十万平民，涌到街头，挤到白金汉宫前的圆场，黑压压一片，但电视屏幕，见不到一辆警车，看不到几重军警的封锁线，「保安」的特工和便衣，浑在人丛里，也许还有狙击手，隐在四周的楼房，画面清丽欢乐，这才是举国的庆典，而不是举丧。 美国总统就职礼、教宗圣诞文告，一样人山人海，何来恐怖气氛，要就地强行禁锢些什么青少年？这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专业保安，香港的警务处长，去英国受训，从白人前主子身上，学到些什么？外弛内张，而不是像老女明星一张整烂了的脸孔，里外一片绷紧，所以文化基因之说是真理，世上有些民族，无论怎样努力，模仿西方，学不到，就是永远学不到。看了港大之乱，基因之说，你信不信？反正你终于信了，哈哈！   黑强的礼物 2011年08月25日 港大「八一八事变」，像乌云蔽月一样，遮掩了中国副总理李克强的行色和大礼，是很大的罪恶。 拨开乌云看月色，就知道李克强带来的一些政策，是对香港好的。 譬如香港人可以北上自驾行，这就是很大的突破了。开车北上，可以到河南洛阳，热河承德山庄，可以去新疆青海。四万亿热钱，大陆建了那么多公路，香港的交通那么挤拥，取消所谓「两地车牌」的限制，只要有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一国统一承认，高于两制关卡，让香港的中产阶级，用驾驶盘来贴身感受中国，就胜过一百万小时的什么「国民教育」了。 从你家大厦的停车场出发，三天之后，一辆汽车开到丽江，这就是突破。当然，中国的公路很危险，开着开着，会有一辆堆载着比山高的鸡笼大货车跑错了线，迎面撞来，风险驾车者自负，但也有中国特色的「优势」，譬如沿路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像金鸡一样独自蹲在公路中间的石栏，在路边留宿，或会遇上蒙汗药捅刀子把你宰掉做人肉包子的水浒山寨店，有看不尽的惊奇，吓不尽的刺激，开车北上一趟，回到香港的跑马地，像唐三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回来，香港人是会更聪明灵巧的。 渐渐，就可以在公路两旁开 Motel，与美国人合资，示范一下怎样走出母夜叉孙二娘或母大虫顾大嫂的世界了。自驾游可以令香港的大学生和九○后多点北上，胜过瘀积在小小的香港，跟警务处长曾伟雄手下的几排铜墙铁壁般的香港公安对峙着，互瞪眼。 还有让香港的旅行社北上开分号，康泰、Jetour、胜景游、永安，先在广东开分公司，信誉保证，带团去星马欧洲，虽然又要与大陆的公司合资，但打破大陆的保护主义，总是好的。 嘴巴上说中港炎黄子孙一家人，香港人要李克强拿出点诚意。现在，开始有了点苗头，下一步，就是由曾荫权政府拿着这根令箭，叫特府驻大陆的办事处来联络地方官执行，这就是问题：香港人要一把扯着李黑子的衣袖，叫他政令下达，防各方诸侯阳奉阴违，中国人把简单的事变成复杂，有太多的权欲、机心、嫉妒、贪婪，还有不想无端见到别人好。   母难 2011年08月26日 跟几位英国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闲叙，说起香港大学的事情，都有点惋惜。 港大校友学生格外激动，是一个语言文化的问题。 「身为校友，看见这种不幸事，激动而心如刀割，是因为中文的问题，」我说：「毕了业的学生，中国人终身都称为『母校』，就多了一层血缘和伦理的感情，有没有发觉，西方人士毕了业，只会自称校友，也就是Alumni，并无『母校』，硬要译做Chinglish，即Mother University之称？」 几位朋友一想，都认为有道理。「母校蒙羞，」E说：「就像自己亲生老母给人玷辱了一样，做子女的，焉有不悲愤恸哭之理。这样说来，英文没有这种叫法，就没有了悲情。做中国人，一生下来，比别人多许多沉重包袱，这是一例。」 大学是母亲，中国的黄河长江又是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是中国人的母亲，还有各省市县数不清的父母官，中国人的母亲比其它民族多许多倍，示威抗议写血书喊口号的风险，自然比别人多。 「从炎黄子孙的角度，」我呷一口Expresso，干咳一声：「我们这些是异类：英美大学毕业，不论哈佛剑桥，还是牛津LSE，只要用英语思维，都是平等的Alumni，没有什么母亲呀外婆的这个那样。留学外国，胸襟广阔一点。虽然，加入了美国籍，对于爱国的中国人来说，等同认贼作父；而毕业自英美的大学，亦如同认鬼婆作母，但幸好我们的洋妈妈，不管名牌不名牌，也不论世界大学排名第九百九十七，校长都不会叫警察来禁锢学生，毕业礼或其它庆典，谁上座，谁下宾，清清楚楚，我们的洋妈妈不会有受玷辱的风险，身为炎黄子孙，从长江黄河万里长城的感性角度来看，这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 大家听了，一呆。这是哲学上的「悖论」（Paradox），其中逻辑是非，须要写一篇论文来探讨。投票之下，一致同意：还是认洋婆做妈妈，把英美大学尊为母校的我们这伙隔岸小汉奸，哈哈，活得比较快乐。   母校说 2011年08月27日 「母校」这个名词，本来有情，但不幸当「母校」横生玷辱，就会令毕业生格外伤心。 「母校」不是英语名词，中文本来也没有。宋代的时候，中国早有四大书院：岳麓、嵩阳、白鹿洞、应天，却从来没有「母校」之说。「母校」原来是日本人捣的鬼──清末京师大学堂聘有日本教习，有一位日本教育家宇之吉，从东瀛来到中国，在京师学堂第一届毕业礼训话，正式宣播了「母校」这个观念。 从此中国的大学生，离开大学，又适逢战乱，北大、燕京、南开，各大学堂不是沦陷就是逃难，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感像孤儿，想起毕业的大学师长，「母校」的感性，增加了情感的滥觞。 从前的老电影「桃李劫」，有一首大学生的主题曲；「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得慷慨激昂泪水汪汪的，这就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母校情结」的哭喊。 百年中国的读书人在司徒雷登或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母校」和中国帝皇的「父权」之间备受煎熬，十分痛苦。像孙隆基教授说的「未断奶的民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大学的恋母情结，对中国皇权的仇父意识，基因承传下来，在香港大学八一八事变「秃鹰七十二小时」的魔影侵扰之下再受创伤（Trauma）──别看他们平时说英语、喝下午茶，到底还是中国人。这就是港大徐校长不得不向「一小撮反中乱港滋事份子」低头认错的原因。 但中国的「文化人」，对于「母校」，还有解决不了的伦理逻辑：母校父权，不一定对立，如果「母校」与「父权」勾结，默许大学校园「城管化」抓捕学生在密室里关起来呢？中国的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子不嫌母丑」、「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母校」即使变成父权的妻妾，以大局为重吧，也是为你好。 这一切烦恼，对于早就选择去英美升读大学的，终身免疫。所以，当你的「母校」是英国的Warwick（不，千万不要叫她做「华威」），你该暗自庆幸：来生做不做中国人，将来的事，至少，你的今生，从来不是中国的大学生。   拍手笑路旁 2011年08月29日 美片都兴说得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那个时辰，人人都记得在「八一八事变」香港前殖民地学府据说是公信自由沦亡之日，我开车在薄扶林道，警察封了半座山，三步一岗、五尺一哨、截停可疑车辆盘问，不叫停的，警察目光烱惕，只差一道铁丝网、几只德国狼犬，令我想起电影「色．戒」开头上海日汪宪警抓捕重庆份子之肃杀。此一感觉，恐终身难以磨消。 在市场学里，西方有「间接宣传术」（Indirect Advertising），不必喊口号，经营法裔哲学家罗兰巴德所谓形象符号，商品隐在符号之间，为公众营造良好的感觉。 英语电影「真的恋爱了」（Love Actually）即是国家形象 Indirect Advertising经典之例：戏中的伦敦，时维一九九八年圣诞前夕，家家欢聚天伦，许多个情感温馨的小片断拼凑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物，还是爱上女助理的英国首相。其时贝理雅（编者注：即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不久，经济好景，编导营造好感气氛（Feel-good Factor）向全球推销，潜移入植，世界都觉得英伟的首相、民主自由和爱心，是文明的品牌。 特区中环精英最喜学舌西方名词：Feel-good，政治化妆，形象公关学，像鹦鹉聒噪般模仿了几组。只是领导人宠临港大，众人都很认真地协调成一场「间接自我妖魔化」（Indirect Self-demonization）的互动大戏：主宾的形象，他来访问的主题，完全在重重城管的灰黑铁桶气氛里淹没。 明眼人知道「上面」的斗争激烈，这位主宾，也许有许多政效，他们明白特区政府揣摸上意的下人基因，只要给一句抽象的「意思」。英国人教出来的仆侍会加紧三分力来求表现。 中国文化有借刀杀人之计，希腊神话的特洛伊之战，也是天神分为两帮，宙斯做仲裁，凡间特洛伊和希腊自相厮杀而已。最好笑的是还重金请来英国的前总督卫奕信来看这场「港人治港」戏。卫奕信是中国通，这里的玄通，他看得明白。 了解中国文化DNA的，也一样明白，「八一八」大封山那天，你在哪里？哈哈，我忘了，只记得曹雪芹的诗：「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陶杰，毕业于伦敦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著名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新穗诗社社员，并任香港电台驻英记者。原文链接：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6658.html）

张召忠受了谁的欺骗? 作者：诚言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1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 21:01:16 阅读量：27次 　　当利比亚义军势如破竹般直捣阿齐齐亚兵营、剥夺了卡扎菲政权妄图垂死挣扎的最后一点资本之后，张召忠，这个一直在中国最大的官方电视台上人模人样地充当“嘉宾” “军事评论员” 的少将级教授，这个一直被其主子看好并颇听唆唤甘愿代人受过的资深喉舌，据说承认了自己对这场全人类都关注的战争发生了错判。真认错了的话，当然值得欢迎。但缴纳了无数税赋养活了这批“官人” 的民众有权追问：在关乎国家形象、关乎中国外交政策、关乎我国巨额投资安全的这场重要战事的解读上，张召忠为什么会视同儿戏信口雌黄、没有说对一句话呢? 　　这位“盲眼”将军似乎早有准备，这样回答：“我感触最深的，导致我预测不准的关键是，我被利比亚人民骗了，过于相信利比亚人民对卡扎菲的拥护，过于相信利比亚人民在镜头上的表情了。现在来看，我是被利比亚人民打败了—利比亚人民简直都是表演艺术家，明明在心里头对卡扎菲恨得要死，却非要在镜头面前表现出对卡扎菲的坚决拥护。这个表演水平太高了。这对我是个教训。”这种蜻蜓点水言不及义的检讨，与他肉麻地吹捧卡扎菲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卡扎菲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共渡难关、卡扎菲在利比亚的支持率远高于奥巴马萨科齐卡梅伦在本国的支持率、就是被赶下台也会成为利比亚的丰碑相比，与他教训利比亚人民不知道珍惜幸福安稳的生活、诬蔑反对派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威胁义军不要把卡扎菲逼急了否则卡扎菲将动用生化武器相比，与他恶毒攻击美法英等一大批主持公义的国家是抢石油的强盗、粗暴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是颠覆合法政府的侵略者相比，与他一次次颠倒黑白妄测战争趋势、蓄意欺骗误导国内民众的大量评论相比，如此轻飘飘地声称只受了这么一点“欺骗” ， 显然份量不足。如果张召忠真的那么单纯幼稚，如果张召忠真想吸取教训尽快成熟起来，我倒愿意邦助这个可笑又可怜的受骗将军剖析一下他究竟受了哪些欺骗，以便他提高认识擦亮眼睛，今后不再上当受骗。 　　依我看来，张召忠至少受了这样几种欺骗： 　　被卡扎菲的“光辉形象” 所骗。卡扎菲自1969年横空出世后，对外把自己包装成反帝反殖拯救阿拉伯世界的英勇斗士，尤其是他“长期以来，利比亚都致力于反美” 的言论与行动，都会被“打倒美帝” 思维长期熏陶的张将军视为可靠的难得的盟友。在国内，卡扎菲“以《绿皮书》和第三世界理论来教育大众” 的愚民手腕，以消灭剥削、推行公有制为名进行经济垄断的治经方略，取缔一切反对党、随意废除法律、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大搞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人人手中高举的卡扎菲画像、人手一册的《绿宝书》、矗立各地的卡雕像、极力宣扬个人崇拜的领袖颂歌等等、等等，都会唤起张召忠大脑底层的记忆，使他倍感熟悉和亲切。一旦在情感上引起共鸣，屁股自然坐在卡氏一边，在这次战事评论中就会不遗余力地挺卡扎菲了。 　　被过时的“主权至上” 论所骗。在弱小民族弱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时期，“主权至上” 论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推翻了殖民统治后，被人民授权的执政者运用主权维护本国涉外的合法权益，比如保卫领土领海领空不受侵犯、维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时“主权至上” 仍然十分正确和重要。相反，若在这些场合执政者不敢行使主权采取果敢应对措施，轻者免不了软弱无能之讥，重者会造成卖国祸民之果。但是，在内政上，执政者就应该具有“主权在民” “人权至上” 的进步史观，就不能凭借政权对人民予取予夺，莫于予毒。有的国家领导人自称“被关在笼子里” ，我们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倡导“人民监督政府” ，就是这个理。在利比亚，卡扎菲一家控制了主要的政治权力攫取了大部分经济利益，民众既无选举权、言论自由权，也因高失业率高物价而生计艰难怨声载道，稍表不满，即遭关押、暗杀和飞机轰炸枪炮扫射。卡扎菲政权的合法性在他向示威民众开枪的那一刻起即自动丧失。可叹张召忠见不及此，硬袭用“干涉内政” “颠覆主权” 这些陈腔滥调做评论的价值标准，剑指义军和北约诸国，能不大错特错吗? 　　被央视等媒体的恶意宣传所骗。人们记得，利比亚战事一开启，以央视、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就不体会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两个“决议” 表决时如何投票的良苦用心，自甘堕落地把自己绑架在卡扎菲的战车上，一意孤行地反对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正义事业。这些无耻的喉舌一扫卡扎菲长期轻蔑中国的前嫌，给卡扎菲脸上敷上一层厚厚的伟光正金粉，赞美卡扎菲镇压民众是“维稳” ，恭祝卡军攻打班加西“胜利在望” ，把驻利外交工作人员靳蕾扮成一般侨民进行“连线采访” 以愚弄观众，欺负大多数中国人不识阿拉伯文字把“法兰西万岁” 译为“法国人滚出去” 给民主国家抹黑 ，对卡扎菲蓄意屠杀人民一声不吭却大肆渲染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是北约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 ……总之，随着战事的每一步进展，这些媒体都能相机做出歪曲性报道和评论。心地单纯的受众还难免惶惑，本来就是非不分居心叵测的张召忠更会如苍蝇见血，当作歪评的素材。如此这般一次次恶性重复，张召忠怎能避免在错判的泥坑中越陷越深呢? 　　被官方制造的虚假民意所骗。张召忠把自己错判的原因归咎于误信了利比亚人民，虽多少沾一点边，但有假装糊涂、诿过于人之嫌。以张召忠的年龄和阅历，应该不难区分民意有真假，也应该洞察在专制社会民意不能真诚表达的苦衷，现在却把自己犯错的责任一古脑地推到不敢真实表达意愿的利比亚人民身上，这是不是诛心之论?就拿张将军来说，你在文革中高呼“打倒刘少奇!”是不是你的真实意愿?现在你一边在太平洋此岸疾言厉色地妖魔化美国、大弹爱国高调，一边煞费心机地把“犬子”送往彼岸深造，究竟哪一个行动代表了你的内心意愿?在人们连说真话都十分恐惧的地方，民意本是个奢侈品。张召忠所看到的民意，是卡扎菲政权一手导演的民意，历经沧桑的中国人早已屡见不鲜。张召忠不能透过民众被迫“坚决拥护卡扎菲”的表象、体察民众“其实恨得要死” 的内心世界，已是大大无能，继先把敢于表达真实意愿揭竿而起的民众诬为“暴民” “叛军” 之后，又用“利比亚人民简直都是表演艺术家” “这个表演水平太高了” 的油腔滑调，嘲讽在专制铁蹄下受苦受难忍气吞声的老百姓，充分暴露了张召忠及其同伙甘当独裁者鹰犬的丑恶面目。站在这种反人民的立场上，能乐于预见到利比亚人民的胜利吗?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已经可以收笔，但张召忠一句“我是被利比亚人民打败了” 的 疯言疯语，又使我如同吞了一只苍蝇一般无比恶心。利比亚远在万里之外，与你何碍?那里的人民反暴政闹革命，我们不能施以援手，对一贯标榜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为伟大目标、崇高信仰的国度来说，理应抱愧才对，为何从精英个体到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大泼冷水恶语相加呢?可爱的张教授，利比亚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矛头对准的是以卡扎菲为首的反动派，何时向你和你们下过战书?你和你的团队又何时向利比亚人民宣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