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亮：地方政府怎样提高舆情应对能力
这些细枝末节正是体现官场权力品质和政府舆情应对能力的绝佳标本。 好在，时下各地对此重视力度在不断提升，比如同日消息称，南京今后政府网络舆情工作将纳入机关绩效考核。此外，各类学术或媒体机构发布的年度“中国行政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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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改革必须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
税收改革必须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责权利 2010-8-27 北京青年报 1994年的分税制包含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利不匹配的先天缺陷，已经严重到改不可的程度。 中国税费体制改革尚未达到路径共识，有人认为应该有增有减，有人认为全面减少，有人认为全面增加。最近显示出税费改革的危险兆头，一些关键部门的政府官员试图全面增加税收，即不减国税，增加地税，如此一来，我国实体企业的税负更加沉重。 8月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表示，我国计划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统筹企业税费负担，实施资源税改革；推进房产税改革；继续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优化增值税与营业税税收制度改革、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是税收改革的关键，也是中央与地方重新分配财政收入的核心举措。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排除在外，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第一产业“体弱”和第三产业不发达，就是征也征不了多少。随着第三产业与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壮大，服务业的营业税开始纳入增值税的视野。 增值税隶属国税，是我国中央财政收入的大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当年中央财政收入35915.71亿元，国内增值税13915.96亿元，完成预算的95.6%，增值税占比高达38.7%。而营业税则是地方的税收支柱，大约占地方税收的70%，如果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已经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将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只能更加依靠土地与资源，走向以收费取代税收政府的歧途。 地方政府新的税收来源将附着在土地与资源上，这只是杯水车薪。 以资源税为例，对西部资源大省的财政收入有促进作用。从今年6月1日起，中央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中央明确表态，资源税改革将在整个西部地区推广。去年改革之前，我国的资源税占比极小，据财政部的数据，2009年全国资源税税收收入为338.24亿元，即便在西部各省增加了资源税的收入，达到千亿规模已属不易，新疆改革资源税首月只增收1.6亿元人民币就是明证。至于土地增值税，则是让地方政府自断其臂，土地增值税是抑制地价的有力武器，地价一旦下挫，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就会受到致命威胁。 其他可能纳入地方财政盘子的税种可能包括房产税、环境税等，最近出台的消费包括征收社会保障税。房产税正在紧锣密鼓的研究过程当中，将来必定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据此前媒体披露的计划中的房产税税率，与卖地收入根本不能匹敌。 环境税则有重复之嫌，目前的水费中已经包含排污费，如果对煤气水电等征收环境税，已经收取的排污用等费用必须退出。去年11月，北京市上调排污费，非居民用水水资源费上调0.22元人民币/立方米，污水处理费上调0.18元/立方米。取消排污费统一征收环境税，对于各成公司主体的企业是沉重打击。 社会保障税同样如此，个人与单位已经缴纳了不低的社保金，仍然弥补不了庞大的养老金缺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给出的数据是2.5万亿，世界银行的数据庞大，从2001年至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此时缴纳社保税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养老难题，无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只不过继续在纳税人身上拔毛，中国的普通居民的消费热情将更趋下降。个人所得税改革能够增加多少税收，取决于中国是否有公开透明的财产申报机制，如果财产申报机制无法建立，个人所得税大幅征收就是无本之木。 上述改革都是技术上的修补，而没有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税收体系进行整体改革，尤其没有在提高税收使用效率上着手。 中国需要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匹配的税收体系，由中央收取更多的增值税进行转移支付效率低下，缺乏公开而详尽的公共财政体系，将使增税行动遭遇普遍的抵制，最终多缴纳的税收无法弥补增加的税收成本。 注：一篇旧文。 房产税要出台，税费改革的基本问题不能转变。税费改革不能重走黄宗羲怪圈老路，厘清，增税、再厘清新税变旧税，没完没了，应该有法治税收的制度性转变。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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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是企业排污的“鼓风机” 冯永锋 一轮又一轮的灾难砸向遍体鳞伤的中国。紫金矿业这样腰缠万贯的显性灾难大家看得很起劲，而像辽宁营口造纸厂持续向辽河、渤海非法排污的重大灾难，很多人假装双眼茫然一片，什么也没看见。 这样的灾难也不是隐性的，所有业内人士都清楚，住在两岸的居民和住内水体里的鱼虾也都心知肚明。话说2006年的冬天，笔者也曾随环境保护总局与其他八个部委联合组成的督查组，到过这个造纸厂，当时官方的说法是“马上要关，马上要关”。 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造纸厂在时间奶奶的煎熬下变成了更老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稳定”成为这个企业合法排污的更为强硬的理由。营口市政府左右为难，四面讨好，牺牲来牺牲去，最后还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他们相信，反正污水是排向大海，知道的人不多，有缘“直接体验”的人，更是稀少，因此遮掩、拖延上几年十几年，终究困难有可能自动消解，到时候，一个最不要脸的“拖字诀”，可能是中国式环保智慧的上佳案例。 在中国，地方政府确实一直处在角色混乱之中。人们不知道政府到底是要公共利益还是只追求经济利益，人们分不清政府的一二把手与企业的一二把手除了名号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地方政府被经济发展的指标压迫得丧失了最起码的尊严和道德，丧失了作为政府的最基本立场，丧失了公众信任政府的最普通法理。 于是乎，我们看到政府四处派员组队，四处打探，八方出击，开出没有任何底线的优惠条件去拉拢高能耗高污染低品质的企业入驻；于是乎，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层层分解招商引资的指标，甭说环保局、林业局分到了高额的任务，就连档案局、司法局也可能分到不少招商要求。本来仅仅可能是由招商局、发改委需要完成的工作，居然成了“全体公众的共同责任”。这样的后果就是，政府在企业面前，没有了任何公共管理的职权。 因此企业也就很放肆和胆大。所有的企业都会把当时政府的承诺一一写下“会议纪要”，仿佛“立字为据”的婚约，势头一不妙就拿出来要挟政府。当时你说好了鼓励我免费排污三十年，如今我刚刚排污不到十年，就要我关张，就想凭一纸休书把我扫地出门，我当然不干。纵你再搬出千条法律万字新政策，反正我抱着当年的山盟海誓就是不松口。 政府此时更是为难，要说当年只是一时糊涂，为了几个臭钱，为了满足一下发展的欲望，而做下些许轻佻放荡之事，倒也可以理解。要命的是企业入驻之后，更是贪上了这些企业的财色，有事没事都要去揩点油割点肉，有理没理都要人家交纳些份儿钱管理费。所有的企业都是天下最会算账的主儿，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贿赂都会纳为“科研经费”，所有的上贡上香之资都会被摊入“管理成本”，因此，政府的各部门或者各部门的员工从企业身上横征暗敛走的每一分钱财，都会化为企业勇敢排污、非法生产的高昂动力。企业之所以敢在一方地面上肆意妄为，实则是受了政府明里暗里的指使和鼓励。 企业和政府本来是这个社会相互独立的两个团体，企业管的是生产和销售自家想要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而政府是帮助法律出台者使用各种已经施行的条文，对企业进行监管和引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政府官员接受的是公众和环境和委托，帮助企业践行其企业基本环境责任、随时提醒企业，该付的资源费要付足，该上的治污设施要全部运营到位，该交纳的环境修复费要交纳足，该公开的环境信息要足金足银地公开。而企业一旦违犯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制定出来的环境法规，政府有权利以公众委托的手段，对企业实施相应的惩罚。 因此，当环保部门说自己权力太小的时候，这个部门一定是在说谎。因为中国政府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全体人民，而全体人民都发出呼声，要对非法排污的企业实施严厉惩罚的时候，环保部门居然不敢有任何的动作，显然是其没有尽到工作责任。 因此，当政府蹙眉掻首，说企业没有能力上马治污设施又为了照顾职工情绪而不敢关停的时候，政府同样也是在说谎。确实，过去的企业是有其困难所在。但所有的企业都很清楚，上马治污设施其实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其在市场上还可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他们在内心里充斥着治污的渴望。他们迟迟无法动弹是因为有太多的因素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有太多的未明因素让他们对政府不敢抱有期望。政府此时该做的，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企业，上马治污设施没钱不怕，从银行贷款，一家银行贷不足，几家联贷，只要你企业真心想发展，只要你企业真的愿意对环境负责，政府哪怕越轨一回，帮你组织一下供需方见面会，“协调”一下贷款，也都不为执政之失。 放眼全国，无论紫金矿业还是营口造纸厂，我们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在企业背后的“鼓风吹火”之功。紫金矿业如果没有福建省政府、上杭县政府的阻挡和拦截，也许今天早把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辽宁营口造纸厂如果没有营口市政府表面上聪明实际上无能透顶的“会议纪要”封挡，也许今天早在中国纸业市场上叱咤风云，成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好榜样。 地方政府每每看似护佑企业、帮助企业的行动，其实都是在胁害企业、坑害企业，就像地方政府表面上是为当地招商引资，其实是给当地引来了生态灾难一样。因此，紫金矿业和营口造纸厂的荒唐故事，又一次提醒全国各地雄心勃勃想要快速致富的大小企业老板们，永远不要相信政府，政府是座永远靠不住的假山，它今天在你面前表现出的万种风情，不过是勾引你为它贡献所有色相的美人计而已，它今天在你面前许下的万语千言，最后都将证明是未来迫害你的甜蜜陷阱。 企业还是做回企业本行，遵守一切法规，践行一切给公众和消费者的承诺。最终，只有获得了公众和环境信任的企业，才可能挣得踏实，花得放心，活得长久，过得舒坦。
阅读更多[股闻天下] 地方政府不良贷款规模初露端倪
悬 在中国银行业头上的一个大问号终于有了些眉目，这个问题就是有多少银行贷款发放给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工具，这些贷款的问题又有多大？ 由于对地方政府可直接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有限制，表外融资就成了地方政府获得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资金反过来刺激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支撑中国强劲经济增长的投资热。 2009年中国1.4万亿美元的放贷潮期间，这些投资工具的使用激增。令人担心的是，很多贷款投在了无法产生经济回报、没有适当抵押品的项目上。从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泄漏出来的数据让人既喜又忧。 报告显示，6月底，银行向地方政府相关工具发放的、尚未偿还的贷款约有1.13万亿美元。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提交给中国银监会的数据，其中约有20%的贷款（也就是约2,300亿美元）可以被归为高风险贷款。 分析人士此前估计未偿贷款在总额在0.9万亿美元至1.6万亿美元之间。即便当前估计的数字在这个区间靠近下限的部分，也让人很是震惊。 举例来讲，这显示出官方数据可能严重低估了不良贷款的规模。截至6月30日，官方给出的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670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1.3%。如果算上地方政府工具获得的2,300亿美元高风险贷款，假设没有重复计算的话，不良贷款总额就会增加四倍多。至少，看起来中国银行业将不得不对目前为止公布的不良贷款水平进行一些调整。 好消息是，即使对数据最悲观的解读也并不表明中国银行业存在系统性问题。即使银行业不良贷款增加四倍，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也比10年前的高点要低的多，当时中国银行业需要一次政府牵头的重大救助。尽管如此，有人最终将必须付出代价恢复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已经开始呼吁股东为银行投入新资本：保持银行间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较宽的利差等帮助支撑银行利润的政策需要延长，这会进一步延缓中国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系统迈进的可能。 收拾中国放贷潮残局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对于需要做的工作有多少，至少有些曙光开始穿透迷雾。 Andrew Peaple 相关阅读 中国20%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或成坏帐 2010-07-28 中国审查向地方政府发放的贷款 2010-07-28 报导:中国地方政府银行贷款面临违约风险 2010-07-27 报导:中国银行业高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为1.5万亿元 201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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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地方政府平台债务的宏观成本 何谓宏观成本 国务院已经下专文彻底清理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可见兹事体大。 截止到 2009 年末，央行口径所统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 7.38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 2009 年新增投放 3.05 万亿元，按照正常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进度（三年） 2010 年余额或会上升 10 万亿， 2011 年或有可能达到 12 万亿，这是预期内的。 当经济未来遇到波动时，平台项目未来正常偿付肯定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因为根据我们来自全国 120 个城市平台债务的调查，只有约 10% 项目是可以完全靠项目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 90% 左右的贷款都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作为支持。 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未来中国银行体系不会出现不良贷款飙升的结果。 因为，现行体制下，政府肯定是要保银行的，既然银行不承担偿付风险，处置不良项目的成本谁来承担？经济中只有四个部门：政府、企业、住户和金融部门，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 宏观成本 ”— 这是真正的风险之所在。 因为任何政府有征税权、有铸币权，所以不需要也不会承担最后的成本。那只有住户部门来承担。 住户部门承担成本的方式无非三种。 一是平台债权私有化，这是一种风险对冲的安排。央行前不久号召要积极推进平台贷款的证券化。把集聚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宏观风险社会化一直是货币当局梦寐以求的事情。美国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如不控制杠杆率，分散和转移风险反倒会成了扩散和放大风险。 二是要长时间保持低储蓄利息率，银行部门可维系长时间的利差，这相当于住户部门实质性给银行部门注资，如此，银行至少能够为未来可能的坏账率上升争取时间和储备应对的弹药，同时低利率也降低了平台的真实债务。 三是变现其他政府资产（将政府企业股权、项目收益权等注入平台）以偿付平台贷款，而这些政府资产本就是应该是属于全民财富，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住户部门福利受损，因为未来给私人部门减税空间减少，住户部门会变相高成本地消费这些平台提供的所谓公共品。有经济学家经常讲“我们是在做好事，我们不是在做投资，我们是在做未来的公共消费”。只不过这种消费多少有些强迫和高成本。比如京津高铁一年得亏上好几个亿。我们会花上数百亿在某两个大城市之间再修一条高铁，为的是节省十几分钟的行程。 未来经济增速和楼市决定正常偿付的风险 地方融资平台 7.38 万亿元债务，若按照 70% 的抵押率，意味着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土地的价值高达 10.5 万亿元（假定土地估值准确），这一金额是过去五年（ 2005-2009 ） 土地出让净收益（若收地补偿金占土地出让收入平均按 15% 左右）的 4.4 倍。按照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 CRIC ）的土地出让数据，其数据直接来自各地土地交易中心，较真实地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力。 另一种方式表达，以 2009 年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这 7.38 万亿元债务，需要 6.15 年时间；以 2008 年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需要 14.76 年时间，而且，这还不包括债务利息和未来两年平台余额要达到自然增长的峰值。 以上估算同时假定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将用于偿还当前债务。换句话说，将不会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如此怎么获得继续推进城市化所需资金呢？ 眼前现实的压力在于利息偿付。以 2009 年末余额 7.38 万亿债务的平均融资利率为 6% 计算， 2010 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 4500 亿元。以 2010 年末余额 10 万亿债务的平均融资利率为 6% 计算， 2011 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 6000 亿元， 2012 年高达 7200 亿。 考虑到很多项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产生任何资金收益，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只能依靠已获贷款或新的贷款（如果银行愿意继续贷的话）来支付利息。还有一个选择当然是卖地筹资。 宏观上看，这只是一个 “ 以时间换空间 ” 的游戏：现在来看，可能一个城市里并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人口，但是却已经开始修建地铁，没有多少住宅小区，却开始修建广场公园等基础配套设施。这一切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即未来中国如果仍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地方政府未来将获得预期的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可能现在看来不是太挣钱的项目以后能够逐渐挣钱，并且挣得越来越多。现在看起来不合理投资未来会变得合理。 但是，假如土地收入回落，或者市场低迷，地方政府仍需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这个游戏将不会有圆满的结局。 地域的不均衡、政府级别的差异将会放大这种风险。根据我们的调查，沿海省份获得平台贷款 58% ，却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 70% 。内地获得平台贷款 42% ，却只不到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的 30% 。 去年大量新上的平台多为县区平台，地方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其持有的土地价值越低，那么 2010 年以后他们在偿付债务本息方面的困难就越大。 光鲜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背后 既然正常偿付会遇到困难，所以大家现在才会坐下来谈未来债务清算，以求从资产负债表中求得安慰。为的一个事，那就是要证明平台债务在未来不会是一个什么大事。 尽管和深陷债务重围的西方政府相比，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一直比较光鲜，但我们相信政府真实地已经囊中羞涩。 简单盘算了一下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来自以下六项。 1. 国债： 2009 年末 6.47 万亿人民币 2. 外债： 3868 亿美元， 2.7 万亿人民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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