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沟油

OhMyMedia | 中国周刊:失信如柴 危机似火

2011年第11期【封面故事】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信任危机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每个中国人感同身受。新技术的发展,又为信任危机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干柴。 岳敏君作品《The Execution》 一段时期以来,被中国人反复温习的一个概念是,这个社会似乎充满了“陷阱”。 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包括: 2011年8月的一天,江苏一位名叫殷红彬的大巴车司机,发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他停车,下来搀扶。可一个普通人“学雷锋”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老人非但没有感激他,而且向他泼了一盆污水,指责他就是“肇事者”。 司机的清白最终被车上的电子眼证明。但在类似的事件中,南京的彭宇、天津的许云鹤等人均被法院判决赔款,引发轩然大波。遇到倒地的老人是否搀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问题从未这么难以抉择。 2011年7月23日,D301次动车与D3115次动车在温州发生追尾,41名乘客遇难。事故发生后,铁道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极为拙劣甚至荒唐,事故原因的调查报告也迟迟未出。 很快,新的动车驶过事故列车残骸,但它是否意味着更加安全?很多人恐怕会套用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那句“名言”——“反正我是不信”。 2010年1月的一天,一位唐姓女士,花费了280万元,购置了四十余件达芬奇家具,她以为高昂的价格意味着高档的做工,但是这些家具自从送来,便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后来经央视曝光,人们得知这些所谓进口家具,不过是冒充贵族血统的劣质产品。于是,达芬奇家具的销量在两周内下跌九成,连其他进口家具品牌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当然,你可能不会遇到讹诈的老人,不会登上出事的动车,或是消费高档家具,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别的“陷阱”。 也许你在商场中乘坐的扶梯会突然改变方向,将你重重摔落;也许你在街边饭馆中吃饭时,后厨的师傅正往锅里倒地沟油;也许你为某慈善组织的募捐箱投上十块钱,回到家中打开电视,发现刚刚捐出的钞票,可能正好圆了某个炫富女的玛莎拉蒂之梦。 “市场、政府、社会三个领域同时遭受信任危机的现象,前所未有。”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指出。 一则来自最高政府部门的消息,或许可以从侧面证明中国当下的信任危机严重到了何种程度,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将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这一切也许让人很难想象,中国曾是一个以“守信”为最高美德之一的国家。 失信没好报,这个道理曾经被中国的古人深信不疑。据明代笔记《郁离子》载:有一个商人坐的船沉了,见渔夫时呼唤:“我是济阳最大的富商,你救我,便给你一百两金子。”但获救后,商人却翻脸不认账,只给渔夫十两金子。还说:“你打鱼,一生都挣不了多少钱,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后来,富商又在原地遭遇沉船,有人想救他,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故事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说话要算数,不然后果严重。第二,陌生人难信,富商必须开出一百两金子的价码才确信有人救他。 从中可以窥见,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形成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张关系网。这种社会便是“熟人社会”。它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 可当人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就必须从“家”中独立出来,频繁接触“难信”的陌生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社会强制方式对承诺加以监督、制约和实施,可以从制度上保证人们的互信。例如,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尽管对过往车辆中的驾驶者一无所知,但依旧可以信任司机会靠右侧行驶,而不会撞到他,这是由于靠右行驶是交通法规的规定。扶起老人不用担心被讹,因为人们天然认定,向善行为可以得到保护。 但是,随着僭越法律和规则的行为不断涌现,由公权力构筑的一道社会心理堤坝,已经日渐脆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河北大学的一起轰动全国的车祸,当满嘴酒气的青年人高喊“我爸是李刚”时,他引爆的除了公众的愤怒,还有难以抚平的不安——如果有人能够肆意作恶,又逃脱制裁,还有什么法律可以切实保护自己,什么规则又可以确信不疑? 对郭美美事件的质疑,则更加直接地指向了公权力本身。 据报道,2011年9月22日,山东泰安彩民张鹏(化名)喜中双色球一、二等奖,获得863万元巨额奖金。他考虑将部分资金用来资助慈善事业,但想到“郭美美事件”后,决定把奖金的一部分用来给家乡修路。就连其他慈善机构也遭到了丑闻牵连,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志愿者在广州募捐时,甚至被市民直接询问其行为与郭美美“有没有关系”。这些慈善机构基本均被老百姓认定和公权力有关,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建立的、不受监督的团体。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 而今,政府失信的后果体现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地震或高铁事故所报道的伤亡数字,还是某某政绩成果,抑或是与政府有关的慈善组织募捐,都备受质疑。一辟谣,人们就发笑。 一幅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漫画,颇能代表当下中国人的无奈心境: 一男一女相遇,发现对方还活着,喜极而泣。 男:“你没有被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毒馒头毒死真是太好了!你家的楼也没有着火!你家门前的桥没有塌吧?上班扶梯也没有故障真是幸运!太好了!我们又活了一天!” 女:“我真担心你上班路上遇到70码!或者被人连捅8刀!最担心的还是城管打人误伤了你!害怕你坐动车!也不敢给你打电话,怕你手机爆炸。” 这时,铁道部前发言人王勇平的声音传来:你们都是生命的奇迹! 这段对话中所提到的种种事件,几乎无一不是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新技术的发展,为信任危机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干柴。 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曾被广为诟病,而今天,那些曾掌握在某些人或者机构手中的信息渠道,正逐渐被网络瓦解。互联网公开、平等分享的特点,让普通百姓也可以从被动的听众,变为主动生产信息的自媒体。 2009年1月,24岁云南玉溪青年李乔明死在了晋宁县看守所。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对此事的解释是,李乔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头部受伤而死的。这种离奇的死亡方式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激起强烈质疑。更猛烈的质疑来自无数的自媒体,他们挑战而且咒骂了看守所官方结论。“躲猫猫”一词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并公开面向社会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李乔明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相关责任人陆续受到处理。 毫无疑问,新技术手段使那些见不得光的丑恶更迅速地曝光,激发了普通民众更多的情绪,与获得真相的信心。 2010年兴起的微博,是这场新技术浪潮的后起之秀。和美国的社交网络不同,它还主要承担了自媒体的功效。很多人改变了网络习惯,从此不看门户网站,而从微博上攫取新闻。 此前的郭美美事件正是这件技术利刃的结果。2011年6月,微博网友发现了一个网络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年轻女孩,挎着爱马仕包包炫富,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她真实身份的猜测,以及对她背后认证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不透明、官僚化的非议。不久前的723动车事故,也是典型的新技术推动结果的案例。从事故原因,到营救生还者,对各种官方说法的广泛质疑及全民讨论,其过程都在网络上时时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认为,微博的流行,根本上是社会有这个需要:“微博是对传统媒介言路开放程度受到限制的补充性反弹。” 不过,新技术一方面实现了民间对社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信任危机烈度的放大器。荷兰尼尔森公司2010年9月发布了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称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古罗马政论家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这样解说他的执政和思考结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葛晨虹认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在这个新技术来袭的时代,已经真切地摆在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走出这种‘低信任度’的社会怪圈,首当其冲是重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那么,一切又回到了一个根本的命题上——今天的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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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高人:哀生民之多艰

高人:哀生民之多艰 作者:高人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7 14:37:54 阅读量:79次   14日,我就地沟油、北京空气污染和三峡工程是否引发干旱,写了篇《 民生三事四议 》——再加上对“文化”的议论,故题。   第二天,前两件事又有了可议的话题。   一   15日,深圳警方称“地沟油”已流入某些政府机关饭堂。   消息一经披露,便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有网民怀疑不可能,因为“特权”都有“特供”。   但我,则是“反正我是相信了”——厨子都能建造大桥,用地沟油炒菜还在话下?!   “吃在广州”一说早就被“吃在深圳”代替,其酒店餐馆的厨房垃圾富含油水,而正规的回收企业,全市仅存一家,且处于整改状态;何况,仅福田的“915”特大制贩“地沟油”案,就缴获半成品“地沟油”20吨呢!   更多的网民,则是为此而兴高采烈,并有赋诗“昔日庶民盘中食,流入豪门官宦家”者——大概是翻新了唐诗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算是“反其意而用之”吧。   高兴的原因,除了“仇官”的报复心理,就是认为只有政府人员吃了地沟油,他们才会加大整治力度,百姓跟着沾光了。   想得有理。   记得文革告结之初,有位政治局委员(恕我隐其姓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愤愤于文革的没有“王法”,连他们这些打江山的老革命,都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大声疾呼起“法治建设”来——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功不可没,因为,只有“自上而下”,才是改革得以施行并见效的不二法门。   问题是,之前咋没想到?   那是因为之前的政治运动,整肃的都是“地富反坏右”这群“牛鬼蛇神”,或曰“领导整群众”——此“领导”一身二任,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唯独文革,史无前例,发动群众,“四大”自由,自下而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领导首当其冲,几乎无一幸免,才使得他们也尝到了被整的滋味。   还有网民幸灾乐祸说,“在地沟油面前人人平等”。   这话就得说道说道了,且看——   二   世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   就拿北京的空气质量来说,气象局公布的只是27个监测站所得数据的“平均值”,看似“人人平等”地在喘气,但具体到某一地点,则是“或高或低”的“不平等”了——中关村与玉泉山的空气能一样么?   所以,说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呼吸,共命运”,人人平等,其实呢,每人吸入的颗粒物,因地而异,大不一样——从这个角度说,美国驻京使馆测出了“危险”,只是他们那旮旯的实情,尽管不能“以点带面”北京的空气质量,但并非“不科学”,而是“高标准”——别看骆大使出行坐经济舱,美国人对喘气却是“严要求”。   所以,关键还是改善大环境,从总体上降低有害气体和粉尘的排放。   15日,著名大气环境专家张远航称,若将PM2.5纳入评价,全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会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因为,北京目前的PM2.5小时监测值,多在100到200之间,超标美国标准好几倍。   PM2.5的直径还不到头发丝粗细的1/20,可进入肺部甚至肺泡,还能携带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对呼吸系统、心血管、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生育能力和遗传等,都有很大影响。   上述情况实则“真像”,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第一次听说。   同样的问题就又来了——咋不早说,何以等到美国使馆公布测量结果,“纸里包不住火”时?   不能说这是北京市政府在有意“欺骗”,我只是有受骗的感觉——原来,北京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若干,竟然全是TMD(不是“国骂”,是“他们的”拼音字头)扯蛋!   也不说他们是在故意“隐瞒”,我只是认为此举绝对是自欺欺人的“猫盖屎”。   但我敢说他们是在玩弄“治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才是第一要务。   其实,让国民“知情”,并相应提高监测标准,人们只会更加重视低碳生活,注意环保——起码能在出行时戴上防毒面具或是口罩防污。这么多年了,藏着,掖着,捂着,盖着,糊弄着,百姓不知多吸入了多少2.5的屁嘛(PM)东西,真是害人不浅。   首善之区如此行政,其他地方情况可想而知。   屈子有言:长叹息之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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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方可成 | 南方工作手记(9)新闻实验

  《 红网: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一文刊发于《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B10时局版,这是一篇采用非常规的手法操作的报道,或者可以称为一次新闻“实验”。能够在宝贵的版面资源中给出这样大的空间进行一次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实验,证明了《南方周末》的开放、包容和创新活力。   对于这次实验的效果,就我目力所及,受众给予的评价两极化趋势明显,既有“大赞”者,也有激烈反对的声音。而在报社内部,仅从评报会上的发言来看,这样的两极化评价同样存在。   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出正反两方的不同意见,对于一次实验来说无疑是好事。但更为重要的是,操作实验的个人和组织应该有所总结和评估,否则,这样的实验便是不完整的,一些宝贵的实验成果和经验教训也可能被错过。   作为具体操作此文的记者,我在此写下自己的采写过程和所思所惑,并求教于方家。 一、采写过程   9月底,我接到编辑马昌博的电话,他交给我一个初名为“共产党员的纪律生活”的选题,简单来说,就是研读中共党纪文件,梳理其庞大而细致的脉络,通过描述一个严格遵守党纪的人将如何工作和生活来展现这个纪律系统。   后来我才得知,此选题早在数月前就已被提出和讨论,但一直没有操作出来。为了避免延误太久,小博催促我赶紧买书,研读资料,他还给我开了一个书单。   接过这个选题时,我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它可以用一种相对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严肃的时政话题。而且,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入职一个多月的新记者而言,操作这个选题会逼迫我恶补相关知识,让我得到学习和提高。   国庆节前,我在卓越购买了一百多元的相关书籍,并拜托实习生周冠诚和梁琪分别在各自学校的图书馆帮我借阅了若干本书,开始研读。   真正开始构思和写作是国庆之后的事情了。其间,我和小博商量了几次,定下一些原则,比如将人物设定为县处级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因为大多数党纪针对的都是这一类人而非普通党员;再比如,尽管廉政纪律是大家最关心的,但它只是共产党纪律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在文中要涉及包括政治纪律、人事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等等在内的各种其他纪律。   在初稿中,我将人物设定为一个叫严守纪且人如其名的县委书记。为了方便叙述,我在文中仅仅虚构了他一天从早到晚的工作生活,并从他在这一天中遇到的事情延展出去,最大限度地承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   小博对初稿给出的修改意见是:一天的容量还是太小,他希望故事能够足够复杂,比如这位官员经历过问责和复出,有挂职的经历,有更多关于出国问题、配偶子女问题的细节(因为近来中纪委正主抓这些问题),等等。于是在最终呈现的稿件中,时间跨度从一天变成了一生,承载的内容也更为丰富。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所展现的纪律都是以当下作为时间节点的,但主人公的一生是有几十年的,我们不得不将同样的纪律标准用于30岁时的他和60岁时的他,这是不符合逻辑的,算是叙述设计上的一个瑕疵。   在人物设定上,我提出了自己写完初稿之后的感受:这位严守纪的所作所为过于天方夜谭了,在现实中根本不会存在,以至于看上去有些滑稽。我们商量之后的解决方案是:将其略作调整,变为一个总体上严格遵守党纪,在生活上基本能做到清心寡欲,以做“本分官”为追求,但也犯过一些错误的共产党官员。一方面,这可以使人物设定变得更合理;另一方面,也可以承载更多的党纪规定。   此外,小博提出多用一些贪官的事例作为对比,但我觉得这样会使得讽刺的意味过于明显,一方面会增加稿件的风险,另一方面似乎也不如不动声色的叙述来得有意味。   在稿件的标题方面,小博说很喜欢我初稿中关于“纪律之网”的表述,他由此联想到了“红网”一词。按我的理解,“网”自然是指纵横交错的党纪系统,而红色,是警告的颜色,也是共产党的颜色,带有原教旨的意味,应该说是一个挺贴切且有内涵的标题。 二、这是新闻吗?   作为一篇刊发于《南方周末》新闻版面的文章,通过虚拟人物的方法写成的《红网》一文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这是新闻吗?实际上,领导在审稿时将文章的字体从宋体改为了楷体,也正是对此文的性质有所质疑。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分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回答“介绍常识算不算是新闻?”   《南方周末》时局版面有一个不定期出现的“常识”栏目,其宗旨在于介绍民众本应了解但却基本不知道的政治常识,近期的报道有《部委出差:森严的等级,难查的漏洞》《“领导批示”:微妙技巧与传阅逻辑》等。按我的理解,这个栏目的意义在于加强民众对政治的了解,提升民众的政治素养,更能使得政治祛魅化、透明化、日常化。   那么,“常识”是不是新闻呢?如果套用那些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比如“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可能的确不是,因为“常识”往往是静态的、长期存在的。但这样的套用显然过于机械,如果一定将此标准生搬硬套,可能一则揭露地沟油被长期广泛使用的调查报道都无法被称为新闻,因为那并不是新近发生的事实。   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证据能够说明介绍常识的文章是新闻的一种:首先,这些文章所介绍的常识是人们很少了解的事实,起到了告知的功能;其次,这些文章将目光投向之前公众较少关注的角落,起到了监督的功能;第三,这些文章展现了政治运行中的一些现象、规律和趋势,起到了解释的功能。   单就《南方周末》的办报宗旨来说,这些文章也绝对能够对“在这里,读懂中国”有所贡献,理应成为这份报纸接纳的新闻形式。    第二步是回答“《红网》一文是不是在介绍常识?”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此文虽然以故事的方式呈现,但其主题是展现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之网,这是民众理应知晓但却往往不清楚、不了解的信息,所以此文应归于时局版面的“常识”栏目下。   那么,结论就很明显了:《红网》是“常识”,而“常识”是新闻,所以《红网》是新闻。   实际上,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基本的职业规范,但另一方面应该对新闻的内涵和外延保持开放的心态。从几百年前诞生之日起,新闻的范式就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前,商船的航期就是新闻;后来,黄小孩就是新闻;再后来,宣传又成了某些国家的新闻代名词;而现在,全媒体时代又给经典的新闻范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唯有保持开放和包容才能应对这样的挑战。 三、虚拟等于想象吗?   在针对《红网》一文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颇具代表性,那就是认为此文背离了被称为“新闻的生命”的真实性,是对“合理想象”的推崇。我想,这样的批评弄混了“想象”和“虚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想象”?是对原本不存在的事实或是没有采访到的事实进行无中生有的编造,这样的编造合理也好,不合理也好,都为新闻所不容。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新华社长篇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中的那段话:   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枪声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他似乎看到后面坑道里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于是,黄继光一跃而起,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   什么是“虚拟”?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文字表达上的加工,可以简单理解为使用了英语语法中的“虚拟语气”。例如,《南方周末》前高级记者李海鹏的名篇《车陷紫禁城》中有这样一段名句:   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最怀念这些记忆。但这些闲情逸致对于今日北京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如果崔钢林在交通高峰期到这些地点去,那么他花费的时间将分别为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去任何地方都需要两个小时。   这就是典型的“虚拟”,而非“想象”。实际上,《红网》一文只不过通篇采用了这种“如果……那么……”的句式,讲述了一个共产党官员“如果严格遵守纪律,那么他的工作生活将会如此这般”的故事。   “想象”和“虚拟”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对事实的无中生有,而后者则是给客观存在的核心事实披上了一层虚拟的外衣,这层外衣的目的在于改善传播效果,而非改写事实。   所以,尽管我欢迎针对《红网》一文的各种批评,但如果有人说此文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是憋在办公室里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出来的报道,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此外,也有人认为,《红网》是评论性、观点性的文章,不是新闻。这我也是不同意的,因为这篇报道是用客观叙述的语态写成的,并没有任何主观的评论在其中。尽管严守纪的经历是我主观设计出来的,但这只是表达上的虚拟,就如同李海鹏主观假设了出租车司机崔钢林要去那几个地方一样,这并不是评论。 四、此文可以做何改进?   必须承认,以我浅薄的从业经历而言,我并不是写作此文的最佳作者,甚至可以说是本报内的最差作者。如果换做一名对党纪话题有长期观察的资深时政记者操作,最终呈现的文章可能会丰满、有趣得多。   在评报会上,郭光东老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文章说这个虚拟人物一直严格遵守党纪党法,但是没有回答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文件真的这么有约束力吗?我们的直观感觉是没有多少约束力,但是为什么没有约束力,这篇文章没有体现。”   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没有约束力”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大可以请一帮专家来谈——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已经谈得很多了。就此文而言,解决“是什么”(What)和“怎么样”(How)的问题才是重点。   当然,此文依然有着非常大的改进空间。如果能够通过设计出更丰富的场景,引入更多的人物关系,展现出这些规定在现实操作中有无被异化消解,有无对付的办法,这些规定本身的荒谬性,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等等,会传达出更加丰富的内容,读起来也会更有味道。   简言之,由于个人能力不逮,《红网》一文仅完成了第一层面的内容,在这一层面的内容之下仍有广阔的开掘空间。对照相对单薄的内容,其所占篇幅显得过于巨大, 五、这次实验的意义在哪里?   对于一次新闻实验来说,成败是次要的,关键是能否从实验中得到启迪和思考。我想,《红网》一文所进行的文体探索和表达创新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是一次改进传播效果的尝试。   有朋友对我说,这篇报道令她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我想,且不论此文的内容和写作如何,但是形式上的创新就是有利于我们吸引读者的。当然,好看的形式需要与精彩的内容配合。另外,我也承认,这种创新不可能在以严肃新闻著称的《南方周末》成为常态,甚至可能不会再出现,但其他类型和定位的报刊未必不受用。而且,就《南方周末》而言,这种探索背后的创新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尤其是在如今这种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媒体大变局之中。   其次,此文可能预示着一种媒介融合的方式。   《红网》刊出后,有读者提出建议:将文章的内容给出注释,比如出自哪份党纪文件的哪一条,比如哪个贪官曾经在这条规定上跌过跤,这样既能证明文章的真实性,又能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信息。但就报纸而言,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此文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做出这样的注释,如果一一标明,那将会是一篇注释比正文还长的文章。   但是,包括米兜大叔在内的网络技术达人的提醒我:这项任务在新媒体上简直小菜一碟。通过超链接技术,可以将文中每一句话链接至相应的党纪规章;甚至无需点击,单是将鼠标移至文字上面,就会出现相应的注释。这不仅能大大增强文章的延展性,还能为读者提供有趣的互动阅读体验。   我想,这或许为平面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起码是在目前简单的电子化基础上,根据新媒体的特性,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它不仅仅适合于常识类文章,还适合于其他一切有延展空间的报道。我们甚至可以尝试:不仅仅由作者来给字句增加注释,读者也可以进行圈点批注,提供背景信息——这会不会是一种有意思的新闻跟帖模式变革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向,如果新媒体的同事对此有兴趣的话,我愿意配合制作报道相应的新媒体版本。   此外,若往学理方面深入探讨的话,此文为新闻的真实性这个永恒的问题带来了新的观察维度。   新闻的客观真实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一种在学界和业界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渐近线”——我们可以通过改进报道手段来接近这个目标,但永远不可能触及。为了让报道尽可能的接近客观真实,我们创设了一套职业规范,形成了一些新闻的范式,以保证产品质量。然而,永远不可能有一种完美的范式能够表达出本质的真实,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范式既有其先进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和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一个朋友认为:《红网》这样的新闻其实更能传达出“深度的真实”,这种深度真实靠经典意义上的采访和写作是无法获得和表达的,而这种虚构文体则弥补了这一遗憾。我对她的这番意见亦有共鸣,客观真实是新闻人的永恒目标,为了接近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和讨论。 ■ 采写时间:2010年9月28日-10月20日 稿件名:《红网: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刊发版面:2010年10月21日B10时局版 (本文修改版发表于刚刚出版的《南方传媒研究》第2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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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我们去那边吧这儿不让抽烟

> > 一周语文> 2011 2011-11-7-2011-11-13> 右 为本周单字“光”。汉字“光”为会意字,《说文-火部》对“光”字的解释说,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本义为明亮。后衍生出光亮、日月星辰等天体、景色景物、时间、风采、荣耀、照耀、光辉、华美、滑溜、裸露、空、完、净尽、单、只、广大等诸多义项。 本周写下“光”这个字,是指“光棍”的“光”。自十月中旬至本周,“光棍节”已然从一句玩笑,变成话题、商机、聚会的理由或分手的借口。 相关词语亦花样繁多。从“小光棍节”(11月1日)到“世纪光棍节”(11月11日),从“脱光”“脱光族”,到“灭剩族”等。因“2011年11月11日”这一词组包含6个“1”,也有网友将这一天戏称是“六一儿童节”……也是啊,没成家,或男或女无论多大,也都还是孩子吧。 从造词乃至语文角度看,当“单身”状态不断被“剩”“脱”“灭”之类的新词表述言说,那种状态里便被注入了某种三分唏嘘外加七分期许,是好事儿。至于“光棍节剩男剩女加紧脱光组团爆满渴望邂逅之缘”之类的 耸人听闻 则大可忽略无视,那些多是针对单身男女钱包存折绞尽脑汁拟写的大惊小怪。 “今天是2011年,11月,11日单身的叫‘光棍’,结婚的叫‘脱光’,初婚的叫‘开光’,二婚的叫‘反光’,离婚的叫‘抛光’,闪婚闪离叫‘闪光’ ,单身聚会叫‘借光’,四处相亲叫‘走光’,电视征婚叫‘曝光’。光棍节,不管你‘光’没‘光’,让你也来沾沾‘光’,相信生活总有灿烂的阳光”……饭友 飞过山 在光棍节当天写下它,其中写到十来个“光”。 “喊着过光棍节的这些家伙,未必趣味有多高雅,但你反着想……更多的情感状态都被接受了,隐婚、伪单身、一夜情,都不再是绝对禁忌词汇,也不需跟道德严密挂钩。虽然社会新闻版还是会出现许多狗血故事,但真的,依然胜于人人都是道德小标兵”……前面这段精妙解析出自作家庄雅婷周三博文,在 这儿 。 ————————————————————————————————————————— ■ 我相信朱莉娅继承了她母亲的长相而不是她父亲的长相> > 来自德新社本周报道。上周,在法国戛纳出席G20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用上面这句调侃法国总统萨科齐,恭喜萨科齐喜得千金。 ■ 男闺蜜> > 语出网友陈小呆子周六饭文。本周,新片《失恋33天》热映,饭友陈小呆子发现由这部小文艺小清新小制作“票房黑马”除口碑上佳外,亦衍生出“一个新的人群,他们叫做——男闺蜜。他们陪逛街陪唠嗑陪K歌陪犯二,既可以在你犯贱撒泼时甩你耳光,也可以在你落魄绝望时借你肩膀,他们不花心不劈腿偶尔浪漫些许搞基,偶尔化身知心哥哥给你的恋情献上锦囊妙计,毒舌挑剔但眼光独到。” ■ 不是怕斗争是怕在斗争中妥协> > 来自作家比目鱼周二博文,语出作家冯唐。比目鱼老师与老同学冯唐闲聊新作《不二》,回答“下一部”,冯老师说:“下一部是《安阳》……至少未删节版不可能在内地出版。”“不能和审查系统斗争,我放弃。我 不是怕斗争,是怕在斗争中妥协 ,得了自我审查的癌症。对于一个作家,最可怕的不是审查制度,最可怕的是自我审查。一个作家一旦自我审查,他就注定被时间打败。哪怕被没参透的佛教徒打死,哪怕什么地方都出不了,我要写作时候的绝对自由。” ■ 狗哨政治> > 来自译者钟建国本周推荐。所谓“狗哨政治”是指政客们一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特定目标群体的中,在为掩盖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信息信息时,政客们常选择此类修辞。此词(dog-whistle politics)最早来自澳大利亚英语,“dog-whistle”(狗哨)是澳大利亚牧羊人呼唤牧羊犬使用的一种高频口哨,它的声音人听不见,只有牧羊犬能听见,此后,合成词“dog-whistle politics”(狗哨政治)在澳大利亚政界开始流行。 据说,它曾助力不少政客连连获选。 ■ 我想打动未来的自己> > 语出剧作家史航。谈到新近与导演孟京辉合作音乐剧《初恋》,史老师在微博中说:“与老孟合作编剧《空中花园谋杀案》,我的野心就是打动自己,打动现在的自己。这次陷入‘初恋’,我的野心膨胀了, 我想打动,未来的自己 。” ■ 鬼德> > 来自中华读书报记者王胡报道,原题是“吸血鬼该不该一遍遍地上中学:一场 关于鬼德 的口水战”。“吸血鬼小说界的两位超级大腕在万圣节期间卷入了一场口水战。事关吸血艺术、鬼的道德和永生的哲学。”“ 两派读者争论的焦点是:死鬼与靓鬼哪个更像鬼,鬼该不该见光,该不该上中学,该不该和活人少女谈恋爱并拉人下水。” ■我们去那边吧这儿不让抽烟> > 来自南都周刊人物记者沈玎、闫鹤本周人物专访,原题是“尹丽川:从现在起,演一个导演”。“从美女作家、’下半身‘女诗人到新锐电影导演,十年来尹丽川转换着身份。愤怒、挑衅、性感在最新导演的商业片中,已不见踪影。”不过,“采访她的感觉还是一点未变。在上海柏悦酒店的大堂休息区,尹丽川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仍然带着凛冽的气质,‘ 我们去那边吧 ……’她说:‘这儿不让抽烟。’” ■ 庆东排比> > 来自网友 史质 推荐,本周新成语之一,亦称“庆东排脏”“庆东排骂”。本周一下午,北大教授孔庆东在微波吐脏引起网友围观热议。 ■ 我们还在吃地沟油但都不玩植物大战僵尸了> > 语出新京报周四娱乐新闻“看图说话”版:“最长的半年,答高晓松问:‘卡扎菲死了,乔帮主去世了,爱疯5没了,锋芝还是离了,凤姐移民了,芙蓉85斤了, 我们还在吃地沟油,但都不玩植物大战僵尸了 ,我们都还好,就是缺船票’……昨日网友争相答高晓松问,罗列这‘最长的半年’,‘外面’都有哪些大事。” ■ 这米出饭> > 语出学者陆谷孙本周东早《上海书评》文章,原题为“志虽美,道难达”。陆老师文章从主编《大中华汉英词典》前后点滴故事说起。言及选词考量,陆老师说:“收词收例也要适当照顾古今平衡。古代帝王宝座旁边的“宥坐之器”(或称“宥坐器”),今日青少年不看下面的英文释义可能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与此同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和今日口语中常说的‘博眼球’以及衣食住行中老百姓常用的大白话,如’ 这米出饭’ ,”……尽管陆老师已将这一早年口语详尽阐释,可今天的少年或青年里懂它的人已不会很多。 ■ 这是我最好的时候来遇见你> > 语出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姬十三周四博文,严格说是则征婚启事。这则“征婚启事”全文长3000字上下,清澈精准,满怀诚意。谈“对感情和婚姻的理解”,姬十三老师写到:“爱是人格整体的体现。你不自强,就没有足够能力去爱人。慢慢去掉不明确的游移,去掉不成熟的暧昧,把时间都空出来等你…… 这是我最好的时候,来遇见你。 ■ 精神> > 语出饭友 李铁根 饭文:“经过1000余万市民紧张激烈的投票,天津市政府公布了‘天津精神’——煎饼、果子、多放、香菜。”李老师此类饭文连发多条,句式一样,内容近似。一则是:“经过3亿注册会员的紧张激烈投票,淘宝公布了“淘宝精神”——亲、包、邮、哦。”另一则是:“经过20余万市民投票,福建沙县公布了“沙县精神”——烧麦、拌面、鱼丸、糍粑。” ■ 你得隔着一大层棉被子才能抚摸她的胴体> > 语出作家宋石男饭文。写饭那天,宋老师刚刚入手一套“全宋词”,喜悦无比,口无禁忌:“买到全宋词(中华版,竖排繁体,全五册)。不到200元。全宋词这类的书,一定要买竖排繁体版,你不知道读横排简体的古典诗词有多操蛋,就像是一个好好的美女, 你得隔着一大层棉被子才能抚摸她的胴体 ! ”饭友饭饱茶亦有同感,不过,他的比喻是:“我觉得倒正好相反,像美女被剃掉皮肉了。” ■ 好庄严> > 语出网友短人周三微博:“在昨天进行的人民大学选区投票中,真的有人在‘另选他人’里填了‘ 好庄严 ’。(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 ■ 这个世界有着鲜活的黑暗和鲜活的光明> > 语出作家草威周一博文,原文标题是“不被提及的伤痛”。文中草威以零思考简单化思维为标靶,探究身处乱世乱象中的出路与方向:”我们在一个粗糙的世界长大,像是有人用钝器一寸一寸地割着内心,我们感觉到伤痛,却叫不出声,无法言语。心里有个说不出的心愿,想叫这世界快点好起来,但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一个开关,可以‘忽’地一下变好,再‘忽’地一下变坏,于是有些人率先绝望了,觉得完蛋了,有些人还在坚持,尽管收效甚微,这需要勇气和有趣。”“我并没有生活在那么不透光的一个世界,我感受到的真实世界是介于《新闻联播》和网易新闻之间的状态。 这个世界有着鲜活的黑暗,和鲜活的光明 ,它没死,它还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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