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

天安门母亲张贤玲来到万安墓地纪念，尽管今年当局对难属的看管比往年都严，但10家难属还是得以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亡灵。六四死难者亲属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到万安墓地扫墓，但他们的聚会受到警方严密地监视。 六四难属张先玲： 04/06/2013 张先玲 ：看守比往年都紧。来看守我的人众多，有十几个。而且，现在被看的家属也不少，看得也比较严厉。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今天突然间紧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去万安公墓去祭扫倒还比较顺利。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去祭扫之前，我还想今天可能会有很大冲突，可能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不让我们碰头，像往年一样，不让我们一起来祭扫，把我们隔开，或者拉着在马路上转来转去……墓园的门口当然还是大门紧闭，所有记者都不让进，也不让我们下车。一直从旁门进到墓园里边，才让我们下车—当然是警方的车，每年如此，但是今年有一个表面上的改进，不是警车，用的是普通车。 中间有些周折，到陵园祭扫之前和祭扫之后这段时间里，我们难属之间的电话都打不通。原先我们几家预计在一起集合，但彼此电话都打不通，只能通过警方来联系。我就去找了这个（看我的）警官，他就去给我联系。过了一会儿他来告诉我说：放心罢，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果然，其他人在十分钟之后就到了。 我们这几家人凑在一起，举行了我们每年都进行的程序：默哀、致敬、念悼词，然后倒祭酒、扫墓、摆花。大家一起说说话，就走了。 法广 ：大概有多少人一起去呢？ 张先玲 ：我们今天大概有十几个人罢。 法广 ：丁子霖丁老师也去了么？ 张先玲 ：没有。她的孩子不在万安公墓。我们几个都是遇难亲人在万安公墓安葬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有理由不让她（丁子霖）去。 另外，六四死难者到底有多少人？由于中国官方的隐瞒和阻拦，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数字。天安门母亲群体收集的死亡名单是202人。但张贤玲表示，六四当天，她在北京一所医院亲耳听到红十字会的人讲，死亡的人是2600多人，她相信这是真的。 张先玲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的确切有名字的遇难者是202人。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本人在六四的那一天，亲耳听到红十字会有一位男士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候说：我们收到的报告是两千六百人左右。所以，我相信这个数字是真的。” 中国官方媒体把六四相关的话题视为禁区，并对所有的社交网络进行严密封锁和删减。星期二，一些关键词比如天安门、比如六四，比如蜡烛都被封锁。 当局还让一些异议人士噤声。维权律师刘晓原通过推特宣布自己的微博在公布一颗蜡烛的图片后遭关闭。艺术家艾未未说，在这个国家，所有的挑战都集中在两个字上：点燃蜡烛或者熄灭蜡烛。 习近平掌权后，不少人对习李政权平反六四抱有期待，当年八九六四的学生领袖王丹对此却不抱任何希望，他说，从江泽民开始，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现在又轮到习近平，人们一次一次期待平反六四，一次一次落空，吸取教训的时候到了。

报道称因土地紧缺，澳门自1970年代以来已绝少批出永久墓地。 澳门检察院宣布就一起公立墓园墓地审批的腐败案件起诉四名官员渎职罪，并移交初级法院择日审理。 被起诉的是澳门民政总署管理委员会主席谭伟文、副主席李伟农，以及该署属下环境卫生及执照部的两名官员。检察院表示，四人一经定罪可处最高五年徒刑。 当地媒体此前揭发此案时称，澳门最高级官员——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也牵涉其中，但陈丽敏一直拒绝评论是否涉案。 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星期四（6月6日）表示已收到两名官员被起诉的通知，并已委任预审员开展相应的纪律调查，但不愿说明会否把两人停职。 澳门将于今年9月举行立法会换届选举。据澳门媒体报道，身兼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谭伟文已经辞去选举职务。 崔世安拒绝评论这起案件，也拒绝揣测谭伟文辞任选举委员会的原因，但称特区政府将服从法院和法律工作。 澳门检察院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说，2010年初，检察院接获市民针对10幅墓地批给的检举而立案调查，并多次要求谭伟文提供涉案墓地的文件。 检察院称，谭伟文决意拖延向检察院提供有关原始文件，而李伟农和其余两名犯罪嫌疑人顺应谭伟文之要求，决意拖延提供这些文件。四人的行为涉嫌触犯渎职罪。 澳门中文与葡萄牙文媒体在2010年披露了这起案件的调查，并普遍称这起案件为“墓地门”。 当时的报道称，案件涉及行政法务主要官员涉嫌滥用职权，在2001年年底制作内部规则，让临时澳门市政厅审批永久墓地，不久就批出了10幅永久墓地。 但事发时距离新成立的民政总署接管市政职能的日期只有两个星期，而民政总署并无墓地审批权。 随后的报道指出，这10幅墓地安葬的死者当中，一人为陈丽敏一位法律顾问的家属。此外，在1999年葡萄牙移交澳门治权前夕，陈丽敏的亡父也获批一幅永久墓地，而澳葡政府的澳门市政厅自1970年代后因土地紧缺而极少批出永久墓地。 这引起了澳门立法会内代表民主派和土生葡人利益的议员关注，但行政法务司司长办公室曾发表声明反驳以权谋私之说，并称被质疑有问题的内部规章实际上一直生效至2003年。 澳门廉政公署曾介入调查，但因时效问题而无法起诉任何人滥权罪行。 至今年5月初，媒体报道称有人到澳门终审法院提出刑事预审，且可能涉及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陈丽敏称要严格遵守司法保密原则，因此不能对此作出评论。 根据澳门《司法组织纲要法》，行政长官、司长与立法会主席等主要官员涉及的刑事审判由终审法院直接审理，即只设一审。 2007年，澳门原运输工务司长欧文龙因巨额贪污被起诉，数案审结后，合共被判刑29年。

废弃的火车和铁路拥有一种令人无法抵御的吸引力，也因此成为一些城市探险家的最爱。看着在风沙雨雪的侵蚀下锈迹斑斑的机车和车厢，他们不由得心生感慨，慨叹岁月的无情。编译：shooter。  比利时一座废弃的火车站，机车上的漆完全脱落，生满铁锈。比利时的国有铁路公司计划将这座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一座博物馆，对外展出废弃的货运和客运列车。但当地政府也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座停车场。也就是说，这些老古董的命运仍是一个未知数。 两节废弃的车厢趴在铁轨上，经受着岁月的无情摧残。  车厢内的景象，座椅破败不堪，积满尘土，曾经的舒适已经一去不复返。  驾驶室的控制台，让人联想到一艘废弃的潜艇或者一部在火车上展开的恐怖片。  玻利维亚乌尤尼的一辆废弃的火车。很难想象，这辆火车曾经在铁轨上风驰电掣。  乌尤尼郊外一辆废弃的火车，机车上生满铁锈，车轮也陷入沙地中。机车一侧写有“这就是生命”和“它需要一个出色的机修工”字样。  由于处在乌尤尼盐沼边缘，废弃的火车遭到更猛烈的侵蚀。这辆火车至少有100岁，所用的铁轨于19世纪晚期由英国工程师建造。  几名探险者爬到车厢上，显然很相信老化的车厢仍能够承受他们的重量。当时的玻利维亚总统认为打造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能够让这个国家变得富有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乌尤尼火车站是当时玻利维亚最大的火车站。  竣工后的铁路主要用于运输在当地开采的矿石。生活在这里的艾马拉族印第安人对铁路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火车破坏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经常搞一些破坏活动。上世纪40年代，随着矿石的枯竭，当地采矿业跌入谷底，很多火车遭到废弃。现在，这座火车墓地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废弃的火车虽然看上去有些诡异并且有害环境，但由于孤独的存在状态，它们也拥有自身的魅力，让人感受到另一种宁静。  美国新泽西州的温斯洛铁轨汇合处，废弃的火车早已经无人问津。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美国东岸最繁忙的铁路道口。  温斯洛铁轨汇合处归新泽西州南方铁路公司所有，虽然仍有一些火车处在运营状态，但大部分已经废弃。  站在这两辆火车之间，你能够看到远处一个微小的橙色斑点。摄影师查瑟·斯切菲表示那是一辆正在靠近的机车。  锈迹斑斑的黄色车厢与黑色罐车形成鲜明颜色对比。温斯洛铁轨汇合处曾是一个事故多发地。1922年7月2日，一辆开往亚特兰大的火车因速度过快发生脱轨事故。  1922年的脱轨事故导致司机、司炉工、车长和4名乘客死亡，另有84名乘客和5名工作人员受伤。  泰国曼谷废弃的邦素火车站，车厢内的座椅早已经破烂不堪，窗户上也积满尘土。曾经的邦素火车站非常繁忙，现在却变成一个火车墓地。  邦素火车墓地的一辆德国造机车，年代可追溯到1963年。1909年，亨舍尔公司成为首批为泰国皇家国有铁路公司制造火车的制造商之一，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80年代。  破败的火车驾驶室。泰国的铁路系统效率低下，利润在所有运输方式中垫底。由于设备老化和维护不善，很多火车处于“半失修”状态。据统计，泰国铁路每年输送旅客大约5000万人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节车厢在风吹雨打中不断遭到侵蚀，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在曼谷，一些废旧的车厢被改造成学校，让街头流浪儿和失学儿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废弃的亚诺夫火车站，座落于乌克兰的普里皮亚特，是本文中唯一一个核灾难（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制造的火车墓地。  看着生锈的车厢、满地的金属碎片以及月台上的残骸，我们难免对亚诺夫火车站的命运心生慨叹。这里曾经熙熙攘攘，将来自苏联各地的工作人员运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亚诺夫火车站距离普里皮亚特的“死亡桥”不到1公里。1986年的核事故发生后，好奇的当地人跑到桥上观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因辐射中毒死亡。值得一提的是，普里皮亚特本身就是为了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提供住所而建。  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抵达亚诺夫火车站的乘客被立即送上巴士，撤离普里皮亚特。普里皮亚特位于隔离区，无人居住。有报告称，有人曾在这座废弃的火车站发现蛇的踪迹。  亚诺夫火车站的机车，早已经无人问津。废弃的火车和车站有害环境。燃料和润滑油可能泄露到土壤中，尤其是在火车长时间处在同一位置情况下。此外，煤尘和金属颗粒也会在空气中传播，对造访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如果用作他途，废弃的火车和车站必须首先进行彻底清理。  比利时，废弃的巴斯罗德火车站的一辆蒸汽机车，上面被志愿者盖上防水油布，防止其继续遭到雨雪侵蚀。这辆1846年制造的机车曾先后在德国的一家钢铁厂、一座煤山以及一家工厂服役，是这座火车墓地内最大的机车。  废弃车厢内的木制座椅，让人不免联想到一间破败的教室。  看着严重侵蚀的金属外壳和红色电灯，你的脑海中是否出现恐怖片《电锯惊魂》和《人皮客栈》的画面？  一辆废弃的蒸汽机车。在20世纪中期前，蒸汽机车一直是最主要的铁路运输工具。现在，它们的位置已经被柴油和电动机车取代。  美国辛辛那提州的铁路博物馆，占地24亩，创建于1975年，收藏曾在辛辛那提州7条铁路上运营的火车。  一辆得到修缮的火车，黄色和橙色的搭配非常赏心悦目。辛辛那提州铁路博物馆的藏品包括卧铺和行李车厢以及老式邮政列车。  铁路博物馆收藏的一节车厢，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壳。  铁路博物馆收藏的车厢，轮子已经不见踪影。 相关文章 从黎明到黄昏：CD播放器的三十年沉浮 《华尔街日报》互联网到底是谁发明的？ 皆应湿度而起：纪念现代空调发明110周年 路透特写：经典款“拉达”车成为历史 国家文物局再次研究是否勘探武则天墓 揭秘：中国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花了多少钱？ 钱学森是如何回国的？ 焦点大图：那些核实验的岁月 连线：回顾Gmail历史—猛击网页邮箱的G点！ 2012诺贝尔化学奖揭晓 两位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

核心提示：重庆沙坪坝，一个最近在新闻上曝光率很高的词。8月14日早晨，悍匪周克强在这儿，他的出生地，被击毙。如果你的记忆力上佳的话，也许你还能记得，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打黑唱红”中的另外一位主角，文强，也是出生在这里。或者，你还能想起，文强的人生定格画面之一，脚下所踩的悍匪张君也曾在沙坪坝抢劫金铺。沙坪坝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何以能聚首这么多凶悍之徒？这一章节将带你走进沙坪坝的前生——中国唯一的红卫兵群墓。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电子版图书封面】 节选自Phillip 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本章，给重庆。 以下是本章节选： 文革在中国的国民意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离开它震撼全国的时代还太近，并有太多人直接被它影响过，因此无法完全被忘记。毛泽东利用全国的青年发起了”无休止的革命”，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他在领导层内的对手。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波及。如果反右运动只是小小摇晃了一下，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地震，毁掉与失去的生命数量远远超过前者。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考虑到其破坏性的规模，党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对其内幕的讨论。它还非常有效地把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某种警告，告诫人们民主改革的后果就会造成那样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文革正是一党专政带来的症状。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自愿配合这样的遗忘行为。他们当中有太多人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言论所迷惑，太多人参与或默许了暴力，因此党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全社会忘掉过去。妻子因为丈夫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而离婚，子女谴责家长，兄弟姐妹互相揭发，无数的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之后，不再谈论它，而是向前看，对许多人来说更容易做到。即使是那些遭受许多磨难的人也渴望忘记，因为他们的双手也很少是几乎完全干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只有含糊不清的理解。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许多家长选择不与子女讨论这个噩梦，而党也确保文革的话题不会出现在教室里。因此，很可能是党的执政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已成为一个不安的微笑就可以打发掉的灾难，悲剧在记忆中只变成一个印有毛泽东形象的手表，或者媚俗的红卫兵主题餐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国内外人士而言，他们只记住了它的荒谬——铺天盖地的人群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广场挤成一团，横冲直撞的青少年高呼着愚蠢的口号打碎珍贵的古董，教师被强迫戴上可笑的高帽并坦白荒谬的罪行。当然，文革的确是荒谬的。但它远不止这些。它的恐怖与邪恶被变得模糊和微不足道。根据政府自己的出版物所估计，在农村有3600万人以上被迫害，其中约75万至150万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遭受到永久性伤害。在全国城市里的伤亡数量不太确定，但可能有几十万之多。在北京，根据官方的报告，仅仅在1966年的两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770人被杀害。在上海有100万人受到迫害，仅1968年一年就至少杀害了5000人。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数字的背后，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分男女在街头被殴打，或在体育场的人山人海面前被殴打，子女被迫谴责和殴打自己的父母，因不堪虐待而有无数受害者选择自杀，有的还是和他们的亲人一起自杀。杀戮不仅发生在狂热的红卫兵手中，或在对立造反派的街头武斗中，也发生在由党员干部组织实施的农村屠杀行为之中。这些大规模屠杀的对象，往往是以前的地主，或其他阶级敌人及其亲属，他们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年。刽子手有时甚至对儿童也不放过，因为他们担心年幼的会长大报复。1966年夏天，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五天血腥屠杀之后，有325人被杀害。最年轻的受害者是1个月大的婴儿。在湖南省道县，在短短两个月内近5000人被杀。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在会上被大声念出来，并由投票表决来确定那些人的命运。人们被打死，被绞死，被枪杀，有时甚至被活埋或被迫跳下悬崖。在广西，至少在5个县有吃人肉的证据。 这种暴力行为并没有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被勾销，只是被压抑了下去。而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要求国人面对文革野蛮行径的呼声。他们认为，只有对那个时代做出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省，国家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诚信等遗留问题。早在1986年，小说家巴金就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并树立文革受害者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伤口的愈合，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正视过去。但是，党绝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反省讨论，因为它害怕可能由此导致的情感释放，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一党专制的质疑。2006年，在文革开始40年后，党的宣传部长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这个周年纪念。2007年，他们再次发出指令，要求”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利用文革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党提醒其宣传审查员说，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都必须符合政府在1981年做出的官方历史结论。 …… 置身于墓地中，回忆总是会汹涌而来，把他拉回到当年埋葬这些死者时的重庆，他青少年时期的重庆。他仍然能感受到炮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他仍然可以看到空荡荡满是弹痕的大楼，死者的尸体散落在被坦克履带轧出痕迹的街头。他仍然可以闻到空气中的硝烟和火药的味道。他也仍然可以听到他还是红卫兵时，被他殴打并折磨之人的哭声。当他闭上双眼，席庆生还可以想起他母亲的面容。他还记得母爱的温暖，以及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之坚定。他记得她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去卖血，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她挖来野菜给她的孩子们糊口。他记得文革期间她来到他的学校里，从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中把他拽走的那一天。他还清楚的记得，她躺在菜地里，头枕在他手中，鲜血从她胸前的枪伤中涌出，她的眼睛直瞪着他，然后渐渐翻白，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就是在这个消除文革恶果的运动中，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成为一个问题。廖伯康上任前，市里其他文革受害者的墓地已被拆毁，但沙坪坝墓地幸存了下来。它所处的位置在当时还是城市的边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曾是八一五派成员）悄悄把它保留着。但是现在，党内有股想要拆掉它的势力。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并试图抹去与这一运动有关的所有其他痕迹，因此拆除这个墓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干部认为，保留这个墓地将发出一个信息，即党认为八一五派是正确的，武斗是合理的。但是，意见远远没有统一。在1985年，如何处理墓地的问题摆上了廖伯康的办公桌。 点击 这里 向”译者”捐赠USD0.99即可下载阅读全章。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iPhone、iPad上阅读的本章试读章节（ epub版 ）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Kindle上阅读的本章试读章节（ mobi版 ） 另外，为防止盗版，本书的第八章 《诚实的医生——蒋彦永》已经下架，曾经购买下载的读者仍可阅读，其他欲购买本章的读者请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纸质书后购买实体书。我们不再推出这一章的电子版。本章内容在下一章推出后也将下架。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作者及相关出版社所有。©译者遵守知识产权协议并保留相关权益。未经允许的传播会被视为非法。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中国人现在活得艰难，普通人家不仅为了生前一套房子发愁，还得为死后的墓地发愁。这墓地的发愁除了付费日益高昂之外（据说北京一块墓地就需要20多万元），还有个死后使用期限的问题。现在纷纷流传的使用期限20年之说。将生者搅得很不安宁，因为中国现在处于人口流动性极大、社会变化极快的时期，谁敢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在20年后一定有能力续上这么昂贵的费用？如果续不上，结果难道是抛骨扬灰？ 话说中国这墓地之劫，并不始于今天。只是1949年之前，不得安宁的主要是帝王陵寝与达官贵人的墓葬。中国的殡葬文化历来重视厚葬，凡有钱人家莫不厚葬其先人，以示孝顺。这就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盗墓这个行业。尤其是汉唐帝陵集中的长安、咸阳与洛阳一带，盗墓成风，盗墓利器“洛阳铲”据说就是洛阳盗墓高手发明的。我当年曾到西安，据当地一位文物专家告知，帝陵无不被盗，只是程度不同，连秦始皇陵与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都出现盗洞。曾做过土匪、毒贩的军阀孙殿英公然派军队盗挖东陵，将乾隆、慈禧毁棺抛尸。 但那时无主的穷人墓地即义冢还算安生，因为那是“旧中国”的一项慈善事业，即当地的大姓士绅之家集资买地，归葬贫而无家之人，盗墓贼知道无利可图。遍布全国的义冢的被毁坏，始于中共建政之后的“新中国”。 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平坟在中共治下被视为天经地义。山西省晋祠镇赤桥村之西的卧虎山下，原有一座“义冢”，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赤桥村人集资建立。当地因为常有乞丐云集，死后不得归葬，于是村人集资建立义冢，此事得到当时的周姓县令鼓励，赏钱四千文，批准义冢占地一亩。时人专门刻了一块《赤桥村创置义冢碑记》，立于古刹兰若寺中，以记其事。从1834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10余年间，义冢已扩张为4亩多地。直到1960年代，义冢也被平整后恢复为耕地。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同类举动，我当年在湘西修铁路之时，所修路段就平了一座坟山，迁葬是不可能的，全当做废土处理了。那坟山埋葬的死者除了土匪之外，还有当年死于湘西剿匪的解放军战士，因为遗物中有军用水壶与搪瓷杯，上面画的红五星还依稀可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下，中国历史名人的墓葬遭受前所未见之浩劫。普通将相之墓难逃厄运，就连历史上很受尊崇的文圣孔子之墓、宋代清官包拯之墓都被挖掘。中共本党的前辈也难逃厄运，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墓也被红卫兵挖掘，其遗骸抛置野外，还标上“瞿秋白的狗骨”字样拍成照片，登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上。大概对这类因政治鼎革而累及亡灵的事情见多了，中共两位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邓小平都生前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 改革开放以来，修桥修路建住宅等基础建设从未停过，凡这类工程所需要之地，不仅活人让路，死人更得让路。信奉无神论的的中共政府，对挖掘坟墓毫无顾忌，口号是不能“让死人与活人争地”。 公共墓地商业化经营就是近20余年以来出现的现象，随着地价飚升，墓地价格更是飚涨，最后“发展”出只给20年使用权的“中国特色墓地市场”，让中国人有“死不起”之叹。中国人在社会主义人间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在死后的世界里。各地有钱有势者占用几亩甚至几十亩地修建豪华坟墓的事屡见不鲜。山东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委、海德集团董事长李德海，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昆嵛山中，毁林数百亩，耗资数百万元，为其母及前妻修坟，其规制超过古代王公。湛江开发区龙潮村支书梁杨辉利用权力倒卖土地敛财44亿元，占地50余亩，为其母亲修建“天下第一墓”，据说聘请踏勘墓地的风水师酬金就达一百多万元。而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王小喜无钱葬母，只好将母亲遗体捆在两个麻袋中，再绑上几块石头沉入江中。 无数往事与今天正在发生的事，证明中国是一个生者活得痛苦，死者不得安宁的国家。盖洛普2010全球幸福调查发现，七成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虽然造成墓地价格飚升的深层原因是需求无限与土地资源供给有限这一原因，但中国不重视人权才是上述现象发生的根源。在北京政府眼中，活人的人权都无需尊重，死人不是“人”，当然更不需要尊重其安眠权了。中国人的先人要想安宁长眠地下，需要特权。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之所以被其家乡父老深表感谢，原因是他的“面子”使骆氏祖先安葬之地得免迁坟之痛。财经记者叶楚华在微博上说，骆氏家乡是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两年前曾被政府强制征地，所征地块包括骆氏集体坟场，那里是众多骆氏先人亡魂栖息地，骆家辉曾祖墓地亦在其中。骆氏乡亲多次力争，当局置之不理。直到骆家辉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当局才算是停止征地。 我曾去美国康乃狄格州的雪松岭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拜谒过容宏之墓地，也曾在台湾大学校园拜谒台大首任校长傅斯年墓园。在那安宁祥和的墓前，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竟是“幸亏他们未葬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