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5月-6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政经】 1、Double Paradox：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By Andrew Wedeman 按照常理来说，增多的腐败会损害经济增长，然而从1978年到2010年，尽管官员的贪污国家财产、受贿、吃回扣、寻租等行为史无前例地增多，中国经济仍实现了每年9%的高增长。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教授Andrew Wedeman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日益猖獗的腐败没有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在Double Paradox一书中，他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作者发现，经济改革带来迅猛发展之后，腐败现象才爆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腐败其实是产权从国有到私有部门转化时估值偏低的副产品，作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解释说，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因此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乐于拿出一部分暴利作为回扣。 作者在书中同时指出，虽然有不少瑕疵，中国的反腐行动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避免腐败失控，这是最为重要的。 作者研究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数据，以及韩国、台湾、赤道几内亚、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内部的腐败与发展关系之后，给出了建议：经济高增长不仅仅要求持续且力度不断加强的反腐行动，还需要巩固和加强不同的财产所有权权。 如果腐败情况没有好转，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作者认为，如果不加控制，腐败迟早会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2、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y Nicholas Lardy 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其实与外界观察者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国家经济转向扩大内需，这一目标也反映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当中。但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看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步伐其实很缓慢，进步非常小。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提高利率、允许人民币升值、提高能源价格，使中国更好地与全球市场接轨，通过敦促国有企业增加上交利润，为庞大的不断扩张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足够资金……这些建议都不新鲜，只不过作者把他们放到了一个条理分明、有说服力的框架中。他预测中国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从现有政策中获益良多，因此他们对重大变革保持着并不积极的态度甚至是强烈反对——目前看来，现状比较符合他们的需要。 作者提出，如果当代中国执政党中能够出现一个建设性的核心角色的话，应该能够推动公共利益高于并取代特殊利益，并且推动关键、重要的改革。   【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 3、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By Judith Shapiro 中国面临的巨大环境挑战对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健康和良好状态，也影响着地球的未来。 中国研究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调查了在严重的农村贫困和高涨的中产阶级消费背景之下，中国试图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她从五个核心分析概念切入，探究了这些措施的复杂性，包括全球化的含义、治理的挑战、存在争辩的国家认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正义和公正等。 她提出了多个犀利的问题：中国人能享受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所享有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吗？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严重，它会影响政府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控制吗？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西方消费模式？在一个资源限制和污染愈演愈烈的世界里，能否建立一个公平的系统，让人们平等的享用资源，无需损害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或是从弱势群体或是其他物种那里抢夺资源？ 中国和这个世界都已经面临关键时刻，通往更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道路仍然开启着，但正如作者分析的那样，选择可持续发展，需要谦让、创新、拒绝部分利益诱惑，毕竟机会的大门不会永远敞开。 4、Prostitution Scandals in China: Policing, Media and Society By Elaine Jeffreys 本书呈现了当代中国媒体对于性交易相关丑闻的报道分析，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Elaine Jeffreys认为，关于性交易的话题讨论广泛，延伸到了影响中国公民的一些重要社会、法律和政治议题上。此外，这本书还介绍了公共讨论对多个问题的影响，包括公民权利、政府腐败、警察虐待、少年儿童保护、公共卫生等等。 作者还强调，今天中国新出现了有法律依据的应得公民权益的概念，比如儿童权益、隐私权、工作、性、健康、以及因为国家工作人员采取非法律手段而受到伤害和损失的，可以诉诸法律申请赔偿的权利。 5、China’s Pension System: A Vision By Mark C. Dorfman, Robert Holzmann, Philip O’Keefe, Dewen Wang, Yvonne Sin, Richard Hinz, Yu-wei Hu 中国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改革，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要素。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考虑了各种方案，也采取了几个重要措施。2009年，中国启动了农村养老金试点项目，2011年则启动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过程体现了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些原则有力支持了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承诺。 尽管过去二十年间，养老金体系改革一直持续开展，部分政策制定者还是建议应该有进一步的改革，以适应中国快速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变化需要。遗产税、体制碎片化和覆盖有限等问题尚未得到完整阐述。 与此同时，新的挑战已经涌现，如急剧城市化、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城乡差别悬殊、更多的劳动力非正式化、家庭结构的转变、全球化趋势加剧所带来的影响等。 财政部提出了到2040年实现的整体规划中期远景，意在加强中国老年人的收入保障，这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相一致，这份报告正是因应规划远景的需求而生的。这本书的主体部分陈述了远景的纲要，总结了设想中的中期养老金体系的若干要素，在附件部分则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和具体内容，有力支撑了建议，为问题提供解答。   【外交】 6、China and Africa: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By David H.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中国曾经限制过参与非洲事务，比如建造临时铁路或港口、支持非洲自由运动、在受压迫的非洲鼓吹社会主义团结。现在，中国的外交官员、国有和私营企业以及涌入的中国工人，已经遍布非洲。这一转变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这本书以全面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曾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大使的David H. Shinn和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高级研究员Joshua Eisenman分析了中国与四十五个非洲国家关系的各个方面。本书评论了自1949年以来中非关系的历史，横跨政治、贸易、投资、对外援助、军事、安全和文化等各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研究结合了仔细的观察、谨慎的数据分析，而David Shinn的外交官经历也提供了不少细节详尽的见解。 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方式跟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都很复杂。中国和非洲国家对对方的认知都还在发展之中，这些变化的观点既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层面。 7、Power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The US, Russia and China By: Martin A. Smith 权力就好像天气：人们总是在谈论，但极少人能真正懂得它。本书试图解开这个复杂概念的神秘面纱，通过深入吸引的介绍让读者了解当代全球秩序权力转移的形态。 作者认为，并不能仅仅把权力简单看作是一种物质能力，更应关注其被忽略了的社会维度，从冷战后中美俄三国的国际角色、地位、能力变化的细致观察中，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挖掘。 本书的结论是，多极化世界远未能实现，当下世界仍然保持着基本的单极化状态，美国正致力于纠正小布什第一届政府期间所犯下的错误，而中国和俄罗斯则以不同的方式，“限制”自身挑战美国老大哥地位的能力。 8、Europe and China: Strategic Partners or Rivals? By Roland Vogt 如果要给中欧关系赋予新的含义的话，它对官方语境中的中欧“建设性交往”和“战略伙伴关系”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将解释中欧互动关系内部外部的局限和约束。香港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Roland Vogt分析称中欧并不是静态、统一的存在。中欧关系正日益成为一张涵盖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相互连接的复杂网络，并受到利益有分歧的各方的驱使。 虽然经贸是影响中欧关系的决定因素，中欧双方除了商业交流之外也有意加强了联系。对于能源、气候变化、人权和对非洲政策的关切、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中国崛起给欧洲带来的普遍焦虑等，都成为影响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因素。由于双方没有边境接壤或在对方区域内有战略利益，因此关系较为诚挚友好，但仍然保持了距离和暧昧。互动的增多并未带来双方关系质的提升，中欧之于对方还都是次要的伙伴。误解、错误的期待、对政策的内部力量缺乏基本的了解等因素，还是中欧双方提升联系的主要障碍。   【思想】 9、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ebates and Perspectives by Fred Dallmayr and Zhao Tingyang 西方国家的人们都认为中国已经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崛起了，而且这种成功毫无疑问将继续下去。但是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走向，他们却少了几分确定。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脚步令外界期待中国更民主，采纳更西式的政治体制，然而中国人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西方人只能从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看来中国政治，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政策和目标。 在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ebates and Perspectives一书中, Fred Dallmayr 和赵汀阳与多位顶尖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同辩论了正在不断改变中国的政治思想。他们探讨了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中国模式”，中国儒家思想的复活及其当代世界的应用，自由社会主义等等，讨论者们跳脱了常规的分析框架，用两位作者的话来说是“脱掉了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在比较了一系列观点和想法之后，本书用英语最好地呈现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态度和表述。   【史论】 10、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By Yuri Pines 从公元前221年始，中国封建君主统治持续了2132年。两千年来，君主们遭遇了内战、外来入侵、同盟占有、毁灭性的叛乱，然而封建国家的基本制度、社会政治、文化特征仍然完好无缺。本书追溯了中国封建制度保持长久和稳固的根源所在，也由过去的封建统治联想到当下中国，分析它带来了什么经验教训。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Yuri Pines指出，封建制度国家将严苛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灵活的行事方式罕见地结合起来，使得封建国家得以维系，并且能够适应各种内外挑战。封建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们与他们的邻居享有共同的基础意识形态准则，比如团结在一个帝王的统治下。因此，即使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反对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也会接受这种帝国规则系统。而规则的细节是可以不断协商和调整的。 作者还说明不同的政治角色之间的紧张制衡关系，包括君主、文人、诸侯、平民叛乱者，能从多大程度上确保国家基本制度既能保持批判的活力，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 虽然21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强盛阶段，作者仍然认为，过去封建国家留下的遗产在塑造未来国家的道路过程中，会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11、Chinese Migration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Four Millennia By Diana Lary 现在席卷中国国内的移民潮看起来是个新现象，很多人说它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结果。然而，通过研究几千年来中国持续的扩张和收缩变化，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Diana Lary指出，当下的迁徙只是漫长移民历史中的最新阶段，无论是国内的迁徙还是移民国外。 一般来说，扩张时期会导致大规模的迁徙，当然间或有向内转变的停滞期。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讨论了各时期的迁徙，我们把移民看作范围宽广的迁徙，还可以从短期和小范围的迁徙讨论到永久性、长距离的迁徙。同时，它还可能作为一种有力的媒介，带来商品、文化、宗教和政治影响的变迁。 儒家传统并不认同迁徙，它褒扬安于故土的快乐，比如“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Lary认为，尽管儒家思想中存在这种观点，但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因素，来自国家批评和鼓励的声音并存。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政见书情（2012年3月-4月）：中国的诡秘、困惑和悖论 政见书情（2012年1月-2月） 花钱的艺术：中国要出手援助欧盟吗？ 村村通工程：集体负债之路？ 无觅

【“政见”系列访谈之三】 黎安友：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精彩观点预览 ◆美国确信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一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构建的世界格局对美国来说更为安全，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如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成民主化进程，美国必然感到释然。 ◆民主化不会使中国对美国惟命是从，也不会让中国采用亲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实会缓解某些矛盾的紧张程度，并且让一些问题更易于解决，例如台湾问题。 ◆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反映了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我不认为政策会从学术界的争论中产生，因为政策始终是政府决定的。 ◆当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之后，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应对社会的变化、引导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做出让人民接受的改革，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不至于崩溃，而且政府在执导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很多技术人才和成功经验。 ◆中美社会的联系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印度和日本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大体上是正面和合作性的。以刘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并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亲美，她们只是更加国际化、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她们，中国和美国可以做深层的交流。 ◆我在中国的学生享受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学术自由。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出贡献，而政府也已经给他们很多讲学和出版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中国不仅需要知识分子做贡献，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方便将他们纳入现有的体制。 上世纪70代初，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重启了中美交流的大门。这项突破的受益者不但包括美国的商人与外交人员，也包括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却未能身临其境的美国学者。 1973年，三十岁的 黎安友（Andrew Nathan） 以青年学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接近40年后的2012年5月，这位以研究中国内政外交闻名，并且培养出孙哲、刘瑜等中国政治学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就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土争议及中美人权分歧等热门话题分享了独到的见解。 一、“人权在美国外交中有三重作用” 【政见CNPolitics】 最近，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再次暴露了分歧。在您看来，人权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诉求，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的工具？ 【黎安友】 人权在美国外交中有三重作用。 首先，人权有纯粹的 政治工具性 。美国可以把人权问题摆到谈判桌上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 第二，人权具有一定的 战略意义 。当中国成为完全的法治社会，那么美国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届时美国的在华商人和学者将受到更好的保护。而且，一个法治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更稳定、更可靠、更可预测。 第三，人权对美国有 更实际的意义 。美国确信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一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构建的世界格局对美国来说更为安全，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如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成民主化进程，美国必然感到释然。 【政见CNPolitics】 今年4月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了激烈摩擦。您在过去的著作中曾指出，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依然不会降低对领土完整的诉求。那么您是否认为，无论中国体制如何演变，类似南海问题的领土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黎安友】 我认为，即使中国建立了法治社会、加深对人权的尊重并且变得更加民主，诸如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依然会存在。 民主化不会使中国对美国惟命是从，也不会让中国采用亲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实会缓解某些矛盾的紧张程度，并且让一些问题更易于解决，例如台湾问题。在一个民主的中国，军事策略将更加透明，那样一来，美国也会放松对中国的疑虑。 但 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降低一些中美之间的冲突，而不会将其完全消除 。中美两国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 【政见CNPolitics】 既然内政的变化不能改变中国的领土诉求，您认为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应当如何降低邻国的紧张情绪呢？ 【黎安友】 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成功地取得了中亚邻国的信赖。急需中国减少摩擦的地区包括中国南海、日本、台湾和印度。 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在这个区域的主权诉求相当广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中国应当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因为各国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有合理的成分。目前中国的策略是先发展海军实力，然后以军力为后盾进入谈判阶段。我认为这种策略有其道理，但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也许中国应进入谈判的阶段了。 【政见CNPolitics】 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往往引用历史上对某一区域的控制来巩固自身的诉求。您认为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当前领土问题提供了依据？ 【黎安友】 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并不希望恢复清代的所有领土，比如中国并不主张将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版图。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对此前没有争取的领土宣誓主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一个扩张性的政府。 在南海问题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中国于1996年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份公约解析了国家在宣誓主权时所需要的依据，其中既包括历史上对争议地域的控制，也包括地理位置的远近。总之，历史上对争议地区的控制的确可以为中国的立场提供合理性，但这并不能阻止与争议区域邻近的国家对其宣誓主权。 二、“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 【政见CNPolitics】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您觉得左右的分歧是否会在政府决策中体现？ 【黎安友】 我对自己的答案并不自信，但 我想在政府内部，左右的争论并不存 在。过去邓小平和陈云曾经就中国是否应当融入国际经济和参与国际组织出现过分歧。这场争论早已结束了。 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希望中国能逐步增强政府透明度，加强公民社会，放松对学术界和言论的控制，走向实实在在的民主。相反，左派认为中国脆弱而且震荡的局势需要依靠集中的权力应对。右派认为过于集中的权力已经造成腐败和低效，但左派声称集中后的权力不但可以加强党内的纪律，同时可以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进攻。 我想 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反映了切实存在的问题 ，因此左右两派很难达成一致。但我不认为政策会从学术界的争论中产生，因为政策始终是政府决定的。 学术界大体上还是向开放的方向发展的。 许多知识分子提倡自由和法治。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 【政见CNPolitics】 您在2003年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这个观点，指出中国体制的活力正在从领导层有序交接、人才选拔逐渐重视个人能力而非派系划分等变化中得到延续。但您在2009年的著作中又对中国局势表达了悲观情绪，认为政府在社会压力面前疲于使用被动、保守的方式压制矛盾。请问过去数年中，您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黎安友】 我不敢说我是否变得更悲观了。在阐述“韧性权威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会永久保留顽强的生命力。它目前的活力比我们的预期强许多。很多事情都在改变，比如最近重庆发生的事件。相较于过去，人民对生活状况有更多的不满情绪。此外，世界在经历一场大萧条，中国政府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所以事情在不断变化，而新挑战也层出不穷。 我认为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领导换届将如期进行。从某种角度讲，海伍德的死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当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之后，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应对社会的变化、引导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做出让人民接受的改革， 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 。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不至于崩溃，而且政府在执导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很多技术人才和成功经验。因此我既不认为中国的韧劲权威主义会就此终结，也不认为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三、“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 【政见CNPolitics】 您是如何对中国政治产生兴趣的？ 【黎安友】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修了东亚历史课，随后便发现它非常有趣。那是1960年，我的教授是费正清。他不仅是个有意思的老师，而且常常强调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了。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中文和政治科学。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不仅看不到研究中国的必要，甚至认为那是个愚蠢的想法。我只是出于学术兴趣开始学习中国政治，后来才发现它是个重要的话题。 【政见CNPolitics】 当您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和想象中的不同？ 【黎安友】 我在1973年随着一个教师团体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不开放旅游，所以只有受到邀请的美国人才能一睹中国的真面目。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很多事情并不为美国人所了解。 我们甚至认为相较于西方的体制，毛泽东倡导的模式才是前卫和环保的。 在中国的时候，许多工厂和公社的领导以及从五七干校归来的教授为我们作了报告。这些教授当时正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重建大学。我们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那里的教授说乡下的生活净化了他们的精神，而他们正在这股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改写教科书。我们怀疑他们的精神是否真的经历了一场革命，但是这些教授们众口一词，让我们颇为困惑。 【政见CNPolitics】 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曾经撰文指出，当今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过于强调方法论，而忽视了广泛阅读和知识的积累。请问您对中国研究的发展有同样的担心吗？ 【黎安友】 我想李侃如所指的是中国研究中的中国政治研究，因为中国研究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以及文学等方方面面的学科。 我并不同意李侃如的说法。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有许多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足以帮我们做成功的研究。有些研究采用了量化的方式（quantitative），有些则是定性的（qualitative）。除此之外，很多学者从事着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很健康，并且已经在政治经济、互联网、外交内政等话题上创造出许多详实的研究。李侃如认为中国政治研究过于青睐量化研究了，但我觉得量化研究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实在的贡献。调查性研究（survey research）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政见CNPolitics】 您认为对哪些话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黎安友】 有一些话题需要更深层的研究，但它们都面临着实际困难。以中国的宗教为例，有些学者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了，但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者本身都面临着一定风险。少数民族问题也已经引起了一些研究人员的兴趣，但他们受制于该问题的敏感性，还没能进行更深入的研讨。另外 还有一些非常有趣却没能得到足够探究的话题 ，比方说中国的公安系统、党内纪律的执行、甚至党自身如何运作。对这些话题的研究都能深化我们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但研究者面临的困难很多。 【政见CNPolitics】 美国近年来培养出不少来自中国的政治学者，其中不乏您的学生。您认为这批学者会对中国研究界或者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黎安友】 首先，这也是我不赞同李侃如的原因之一。他似乎认为花时间学习方法论和通过大量阅读了解中国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当你直接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还有一些非中国的学生也有过硬的生活经验和语言能力去了解中国。 另一个让我比李侃如更加乐观的原因是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广泛接触。这种接触一部分源自中国留学生，比如刘瑜、张健、孙哲等，另一部分来自于商业界。同时，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中国。中美社会的联系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印度和日本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大体上是正面和合作性的。 以刘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并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亲美，她们只是更加国际化、更了解这个世界。 因为她们，中国和美国可以做深层的交流。我对此感到欣慰。 【政见CNPolitics】 您是否认为一个有韧性的权威政府会给归国的政治学者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 【黎安友】我在中国的学生享受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学术自由。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出贡献，而政府也已经给他们很多讲学和出版的空间。 同时，我也对中国政府的教育基金印象深刻：教育部愿意拿出大量资金将自己培养的博士生送往海外进修。 我认为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 中国不仅需要知识分子做贡献，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方便将他们纳入现有的体制。我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系统会一成不变，但是现有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起了稳固作用。 【政见CNPolitics】 您能为政见的读者推荐一些有关中国政治的著作吗？ 【黎安友】 我想推荐我自己与Andrew Scobell（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合作完成的一本新书，希望这听起来不是太自私。这部《中国对安全的追求》将在九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布。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只是不知道是否找到了合适的中方出版商。（完） 【版权所有。个人转载请著名出处及文章链接（ http://cnpolitics.org/2012/06/andrew-nathan/），媒体及商业网站转载、摘编请联系授权： 】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约瑟夫·奈：中国可能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一些误解 伊朗核问题：美国不可能绕开中国 美国人怎样看中国人和中国政府 美国研究者如何应对复杂的中国政治 无觅

英国已经就一名据称与薄熙来家庭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死亡一事要求中国政府展开调查。

我的朋友、在中國、俄羅斯、以及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記者，我要告訴你我的同胞正遭受種族滅絕的屠殺。

“我们”的多数朋友不是灭亡，就是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