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有读者朋友来信问，说我常常介绍些四九年后的诸种史料，使其受益。但他说，很遗憾，很少看到我介绍关于知青的史料，难道是因为我不曾见到或者懒得说吗？他希望我介绍一些，满足他对爸爸妈妈那个时代的了解，因为他的父母正是知青。我当然不是没有看到知青史料，也不是没有兴趣谈。事实上，我见到不少知青史料，也愿意且有兴趣谈，只是时间太紧而已。要言之，我对四九年后的中国当代史，都极有兴趣来了解。事实上，不客气地说，因为查阅了不少史料，我的确比不少人都了解。我了解四九年后中国当代史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我们为何身处这样的厄运中，并从中分析出一些可资思考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许多灾难如国进民退、如变态维稳等，如果你了解四九年官方运营的历史及其宣传的话，你就会得出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的初步判断。 我读过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也读过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也看过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亦正准备读潘啸鸣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所以说对知青的历史脉膊有个大致了解是不为过的。但要说从史料的原始性来看，截至目前为止，就我目力所及，还没看到过一本可与曲博、罗小文主编的《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虽然该书的史料主要涉及云南知青，不及其它地方知青群体，但史料价值却超过许多书。因为事后回忆固然重要，但彼时的一手文件及相关档案却更加重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很多原始资料及档案，已很难寻觅，故将其编辑出来公诸于众，泽惠后世多多，实非其他书籍可比。 《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的主编之一曲博，我有比较长的交往，知道他搜罗了不少知青史料，致力于研究自己从中参与过的历史，以及所受的现实磨难。正如该书前言所说：“我们毋庸讳言：如今绝不是少数的三十岁左右的国民，对那段长达三十年之久、危害三千万之众、波及数亿人，对国家、民族、社会负面影响巨大深远的、因‘黑暗的知青政策’导致的历史悲剧的了解，已是要么空白一片、抑或是面目全非。” 其实何止是后代对知青所经历的苦难没有了解，其实后代对四九年后的所有苦难了解都不多，其原因何在？原因非常复杂，但其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当事人的文过饰非，不愿直面现实，不愿面对自己曾经被愚弄过的历史。而不愿面对曾经被愚弄过的历史的原因也很多，但其中一条恐怕和无法直面后代的追问，无法面对自己的过错，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不仅没有认错的传统，也没有向后代讲述真相的诚实。也就是说，不少知青本人经历了许多苦难，但依旧文过饰非，这才是使得不少后代不理解他们所经历过的荒诞岁月的原因。 不少知青说“青春无悔”，这话在我看来，除了情感上可以理解外，从理智上来讲，我断不认同。你既然把自己无端所受之苦，视之为“青春无悔”，那么将来再发生这样的苦难，甚至祸及你的子孙，你有什么抱怨的理由呢？ 我承认一个人在青春时期所经历的一切，哪怕非常糟糕的年代，都有难以言传的美好回忆。这是青春本身的特质所赋予的，却非那个时代所赋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记住自己青春中的美好，却要理智地反省那个没有人权，把人愚弄后又当泥巴团随意捏使的时代。一个人只有情感并且被那些带有回忆性的情感所左右，失却了理性思考和反省能力，那么这样的悲剧，你就是白受了。就像不少曾经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从来不曾反省自己和时代一样，我不知这些朋友如何面对自己已经是爷爷奶奶的身份，如何一边说爱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孙女，却不为揭露你曾经的荒诞时代做贡献。难道你真的不怕你所经历过的荒诞时代，会重新降临你的子孙吗？你真那么自信，你们干过的荒诞事及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远走了吗？可以这样说，你们子孙今天所经历的苦难，也有你们不曾反省你们曾经过的荒诞所带来的灾难。如果你们真爱自己的子孙，岂能把自己所受愚弄所受苦难，吞进肚子里，带进坟墓？ 关于曲博、罗小文主编的《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中国国际实业出版社）的具体评价我暂不多说。我只想罗列出其间的附录（共占130多页），因为这附录是关于知青的原始史料。1：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文件汇编（包括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等二十一件）、2：史籍文件汇编（包括赵凡就勐定知青问题处理情况的谈话等七件）、3：云南农场知青歌曲十首、4：《呐喊》诗文选，包括诗歌和文章三十四篇首、5：“总委会”解密文件（包括给国务院办公厅的电报等十五篇）、6：遮放十二团请愿语文件二份、7：知青家信选（含黑五类家信选等三类）、8：1978—1980非常时期大事记。从以原始资料，大家不难看出《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一书的特殊价值，惜乎此书印量不多。   2010年9月4日9：11分于成都

清官比贪官更坏？   一 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扭曲乃至颠倒了各种正常的是非观、价值观，善恶颠倒是否淆（文革就像一头野蛮的驴，把无数人的脑袋踢坏了），大量反文化、反道德、反人性的思想观点纷纷出笼或者沉滓泛起，“清官比贪官更可恶”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曾有长篇文章论证“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基本逻辑是：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觉悟和斗志，所以比贪官更具欺骗性。因为，清官清廉，让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人民不那么仇恨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相比之下，贪官的贪婪豪取，更能激起人民的仇恨，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推翻旧政权。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只不过，这仅仅是“革命的道理”，是暴力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标准和逻辑。为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激怒弱势群体，革命者唯恐天下不乱，当然希望执政者及各级官员们坏事做的越多越绝越好。   岂仅清官？在革命者眼里，任何人，任何比较缓和的措施和办法，只要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缓和官民矛盾、促进政权改良和社会进步，都是坏的，不可接受的。   从革命的角度看，“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可以局部成立。何以仅“局部成立”？因为，贪官的贪婪豪取对人民生活会造成怎样严重的痛苦，对社会道德会造成怎样的巨大的破坏，还有，“激起人民的仇恨”之后他们是否一定会奋起反抗（也有可能官与民烂成一团，造成社会溃败），奋起反抗是否一定能够推翻旧政权（也有可能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共同归于毁灭），新政权是否一定胜过旧政权（充满仇恨的人民建立起来的政权更有可能新不如旧）…，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多数革命者一般是不予考虑的。   二 离开“革命立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就是颠倒荒唐的，简直岂有此理。 清廉可敬，腐败可耻，清廉值得称赞，腐败必须惩罚，这才是人之常情、社会之常理。   清官品质高尚，无疑更富有奉献利他、爱民爱族的精神，对于不良的体制和政治，其改良的内在动力和冲动（道德力量）肯定要比贪官大得多。（即使某些清官无意于体制改良，也不能将体制之恶不分青红皂白地栽在清官们头上。）   另复须知，儒家并不绝对反对暴力革命，对于汤武革命，儒家就非常支持，高度赞扬。只是儒家为人民和社会考虑，不到迫不得已，不忍诉诸暴力，只要还有改良的希望，就不轻言革命。因为，和平转型比暴力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低得多多。   可笑的是，某些自由派在看待“清官贪官”问题时亦坚持“革命立场”，充满文革精神，表示反专制但不反贪官，希望贪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博讯螺杆在东海《海瑞孝乎不孝？》文后跟帖：“现在已经没人对什么包公海瑞的感兴趣了，因为清官比贪官还可恶。” 可见，“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还颇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呢。   对于这些自由派，东海只想问一句：清官与贪官相比，谁会更关心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面对明显落后于时代、违背了民意的现行体制，谁更有改革的冲动？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 “清官比贪官更可恶”的观点从文革开始流行，但四人帮并非始作俑者。这个观点的发明权要归于清末的刘鹗，他在《老残游记》写到清官可恨时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其实，这段话只是刘鹗的激愤夸张之辞，逻辑并不严密。清官当然并非一定都好，其中不免有酷吏，有刚愎自用任性妄为者。但不可一概而论。贪官中刚愎自用任性妄为者，廿四史中，更加指不胜屈。   将清官等同于酷吏再来论清官的危害性，偷换概念，对古今中外的清官们都是极不公平的。如果说“酷吏比贪官更可恶”，倒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绝对。汉朝一些酷吏，其实是勇于犯上、严于执法的好官，他们不畏权贵，对民众却颇为温柔。说“酷吏比贪官更可恶”，要看酷吏是对权贵还是对民众酷。 2010-9-8东海儒者余樟法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 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近日翻看40年前的日记，有一段政治趣闻。1971年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全国掀起批林高潮。当时我在内蒙古巴盟当记者，上面传达的文件里有一句话说：“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生产队开批判会，队长向大家传达说：“这个林彪很坏，他还偷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 这则政治笑话，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老百姓怎样看政治？”40年了，我们的政治口号、中心任务已不知几变，而不变的是老百姓看政治的目光。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就是说，我们提政治口号并宣传解释时一定要能和普通百姓的具体利益相结合。 什么是政治？政治学解释：政治是人民群众将自己的权力出让出来，委托给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来执行。这个机构可以是执政党也可以是政府。这里有几点本质之处常被掩盖忽略：一、这权力属于人民，执行机构不过是代行；二、代行之时要能提炼、概括人民的具体要求，使之上升为一项方针政策，凝炼为一个口号；三、这口号必须为群众所理解，与其利益紧密关联。这三者哪一个环节缺失或欠完美，都将影响政治运作的效果。至少宣传工作者要懂得这个规律。 其实这规律和艺术也很简单，就是能不能从老百姓的目光来看政治，能不能把一个政党、政府大政方针翻译成群众语言，能不能把一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的本质和群众关心的具体利益相联系。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反正，你的政治目标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联系。联系得好就成功；联系得不好就失败。 这已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李自成起义，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一下就说到赋税重压下的农民的心里，从者如云。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口号是“保卫胜利果实”，分得土地的农民就踊跃参军。而抗美援朝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将国际义务、爱国精神和“保家”的具体利益都概括进来。这对新中国刚成立正在建设幸福家园的群众来说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堪称政治动员口号中的精品。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大包干的概括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对推动农村改革也极具号召力。 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新政策出台时，都有一些好的动员口号，如：环保方面的口号“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教育方面的口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也都很有号召力。一般来讲，越接近基层，宣传就越能联系实际。一次我到甘肃采访，车在无人的田野上行驶，路边埋着光缆。一条红色立地标语映入眼帘：“光缆无铜，偷盗判刑。”它讲得再明白不过，光缆里面没有铜，你偷了也无处可卖，还要判刑。何苦呢？八个字，把最要害的利益说得清清楚楚，还宣传了科普知识。这虽是一条标语，比站一个警察还有效果。 政治是什么？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让百姓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自觉去行动，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也是管理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