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用先进文化引领发展,发展将呈现境界之美;用先进文化浸润生活,生活将呈现细节之美。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以文化高地建设引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升了发展的境界,创新了发展的思路,聚集了发展的合力。2011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等6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都位居全国第一,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市民安全感指数和市民生活满意度也位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重庆还被一些国际知名媒体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亚洲最佳投资城市”和“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 　　“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也是抓民生、抓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不断增强的“文化软实力”,正成为重庆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 　　 “思想解放”催生“内陆开放高地” 　　文化的高度,决定发展的高度。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只有文化才能让人类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只有‘以文化人’,人的素质和境界才能全面提高,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11月24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主题演讲。几天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又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专题讲座。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注意学习方法,要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和文化品位。市委中心组举办的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系列讲座,从此成为“受欢迎、起作用、有实效”的“思维盛宴”,使“理论之树常青,创新之泉常涌”。 　　市委中心组学习是引领重庆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发动机”和智力引擎。2008年初,薄熙来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动员会上,提出要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中央对重庆的要求这“三把尺子”,“量”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三把尺子”使全市干部群众的头脑更加清醒。查找差距、“加塞”学习成为时尚,“5加2”、“白加黑”成为常态,重庆跨越式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方法的创新。学习过程既是提高认识和水平的过程,更是解决问题、科学发展的过程。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常委会定期确定重点课题学习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市委全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内陆开放高地”和“文化高地”、“文化强市”,成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奋斗目标。 　　重庆市委精心办好中心组学习这个“干部队伍建设示范班”,着力解决“不敢解放思想”、“不愿解放思想”和“不会解放思想”的问题,将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的直辖市。 　　2011年,重庆外资投资实际到位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5%,增幅全国第一;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350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增幅全国第一;完成海外投资60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这三项令人惊叹的指标,标志着重庆已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唱读讲传”形成“干群和谐如一家” 　　古人讲:载舟覆舟,可畏惟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政权的核心就是人心,一个政权稳定与否就在于人心向背。得人心,有两个方面极其重要:一是执政者能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大家都理解你的政策。执政者不仅要懂得自己应该干什么,而且要让广大的民众知道你在干什么。大到国家,小到城市,都是这个道理。 　　干部队伍的境界,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境界。重庆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主旋律,变生硬说教、简单灌输为潜移默化地感染,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使广大干部群众由被教育对象变为自我教育的主体。由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策划,市委宣传部每月编辑出版的《读点经典》丛书,选取古今中外诗词佳作,开本小巧,好读好带,很快成为深受干部群众喜爱的“口袋书”。这套丛书目前已编辑出版37辑,单辑发行量超过70万册,并成为一些兄弟省市领导干部的“必读书”。 　　“唱读讲传”强化“公生明,廉生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理念,培养了各级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大智慧”,奠定了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人文基础。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先后召开了8次全委会,次次都关乎民生。会委会相继作出了“五个重庆”建设、“民生10条”、“共富12条”、“民主法治15条”等重要决定,形成了重庆科学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全市各级干部不当“和稀泥”的瓦匠,不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木匠,人人争当“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迎难而上“硬碰硬”的铁匠,一心一意谋发展,俯下身子为民生。 　　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在基层党组织建立“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三项制度;同年,启动“干部大下访”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形式,带着感情、责任、法律、政策下访群众,推动矛盾大排查,问题大解决;2009年,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 　　3年多来，重庆干部累计走访群众5026.3万户次，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结穷亲”57.6万户，投入127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27万余件。干部下去了，民意上来了;问题解决了，民心回来了，“草鞋作风”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和谐如一家”的鱼水关系。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干群关系“好”或者“很好”的重庆市民，已经由3年前的56.2%上升到2011年的75.8%。 　　 文化民生培育城市“根与魂” 　　最宏大的文化工程，在社区的楼栋院坝里;最美丽的文化风景，在居民的举手投足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重庆提出了“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未成年人中开展“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大学生中开展“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以建设“民生国企、责任国企”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积极培育重庆城市精神，实现了文明城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全覆盖，创新开展了餐桌文明大行动，推进户外公益广告建设，坚持每年评选“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和道德模范、美德少年、“雷锋式警队”、“白求恩式医院”。 　　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山村小学任教，在讲台上坚守到癌症晚期的“80后”“最美山村女教师”曹瑾;20余年资助300余名农村贫困学生，自己至今居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的水泥厂普通职工郑书明……一个个践行核心价值的动人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凝聚着城市的精神，催生出知荣辱、守法纪、讲诚信、树新风、做好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文化要贴近人心，文化设施要贴近普通市民，实现在“惠民”中“慧民”。2009年，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将文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重庆市委全委会又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介绍，近5年来，全市预算内文化投入每年都明显递增，文化设施建设已累计投入300亿元，每年的经常性文化运行支出也由5年前的5亿元增加到了近30亿元。全市实行城市住房开发投资的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大投入夯实文化发展的基础。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城镇“15分钟文化服务圈”、农村“半小时文化服务圈”，基本建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财政每年为远郊区县划拨3000万元，兴建了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四大件”。从主城区征收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照每平方米4元用于街道文化中心建设，累计建成街道文化中心100个、社区文化活动室2169个。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914个，配套村文化活动室8967个，标准农家书屋5400个，文化大院12000户。2010年以来，累计投入7.3亿元实施“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工程，安装广播终端6万个、直播卫星接收设备90万套，发放彩电11.4万台，解决了500万人口看电视难的问题，广播“响在了老百姓的耳朵、通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遍及城乡的群众大舞台，是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广泛开展的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戏剧、送展览、送春联等“六送”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实现了从“文化吃饱”到“文化吃好”的跨越。 　　贴近时代，经典才有魅力;把握市场，文化才有活力。2005年，重庆以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为着力点推进专业文艺院团改制，“第一个吃螃蟹”的市歌舞团整体转制，划入重庆广电集团。市财政对市级专业文艺院团的扶持从“养人”转为“养事”，按演出场次进行补贴，鼓励和引导院团贴近演出市场，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市委宣传部牵头拍摄和重点组织创作的《周恩来在重庆》、《记忆之城》、《解放大西南》、《医者仁心》等50余部影视剧作品，成为立足本土优秀文化资源、彰显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控方指出，葛宏从1997年至2010年间担任报社一把手，收受南阳市绝大部分县区行贿，购买党报头条，并将258万元人民币的广告管理奖金中的大部分分予自己和报社其他成员，六年来，葛宏累计分得现金47.8万元。 不过，葛宏否认有收取宣传口负责人送的钱，其辩护人也指称，没有物证证明葛宏有收钱，有些负责人对送钱数额亦有矛盾，而广告部把奖金发给领导，属葛宏合法所得，不属贪污。 法院23日一审判决时，完全接纳控方的证据，判葛宏入狱16年。 报章把部分广告收入作为奖金发给报社员工在中国甚为普遍，但当局有时会以私留款项控告「不听话」的传媒，《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当年便因此被控，扣押一年多后因证据不足箪放，记者喻华峰减刑至8年，刑期仍远低于葛宏。 葛宏案件披露后，引起媒体和法律界关注。《南方都市报》报道，在2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多位刑事辩护律师及法学学者认为，镇平县法院的判决是错判。朱明勇指出，报社作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绩效分配是正常收入，即使有问题顶多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集体行为，即使涉罪，也只能是私分国有资产，裁定葛宏贪污，明显定性不准，而只将葛宏治罪，其他同样分钱的报社高层未受追究，选择性执法也有选择性打击的嫌疑。而贪污亦缺乏证据。 另外，《第一财经日报》亦指出，案件折射出时下地级党报的经营困局：《南阳日报》既为事业单位，又不得不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尴尬双重身分。 《财经》引述葛宏的辩护律师李肖霖指出，《南阳日报》每年仅从南阳市财政获得20万元的拨款度日，连发工资给编辑记者都不够，只好每个月向一些区县借钱。而在合并小区报纸作为财源之一的事件上，又受到《南阳晚报》阻挠，并因此负上高价印刷合同。更有人指，葛宏这次被告，可能与《南阳晚报》被并入《南阳日报》有关。 《财经》指，在对外无常规的广告可供赢利，内无子报可以输血的局面下，葛宏惟有为政府部门做宣传，吸纳广告费。事实上，河南省有报纸头条的公价在万元左右。而《南阳日报》的广告收入，亦甲此由1996年底的不足800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4300万元，还上交税金2000余万元。期间，市政府基本没有给该报拨过款。 据李肖霖提供的书面材料，目前全国500多家地市级党报中，有300多家有生存困难，有的报社不得已又回到政府供给的老路。若新闻出版总署如期在2012年底展开党报党刊改革，地级党报的生存空间将更窄，只能进行变革、创新和转型，才有望赢来发展。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过的很清苦。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看的。白天看老师们带着菜色的橘子皮老脸，晚上搬凳子到邻居家看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很幸福。外国的小朋友就没我们这么幸运。他们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非常可怜。我想：全世界这么多人，我真是很幸运，出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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