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两篇对比，你上当了吗？
长期以来，一些势力和一些人为了阻止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诋毁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内容的 “宪政改革”方案，认为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是混淆视听，迷惑群众，是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归结到一点，就是认为我们不应当学习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认为西方的“政党轮替”、“三权分立”、“议会制民主”等是腐朽堕落的东西，是危害中国社会稳定的搅屎棍。这种认识，在思想上有错误的，在行动上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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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BBS的对话
与莫之许对谈“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记录整理（全本） （博客上只能放出节本，无法放出全本，所以这里放出全本，欢迎各位广为传播。） 1984BBS大讲堂第五期：与莫之许对谈“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 Live!大讲堂第5期 【主题】莫之许与1984BBS组员对谈“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在线问答形式。 【时间】2009年12月15日，晚上20点-21点。 【嘉宾介绍】莫之许，“八九一代”学生，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牛博等网站的blogger，牛博最受欢迎的博客作者之一。网易等媒体专栏撰稿人；图书策划人；其经济政治类的 文章受到一定欢迎，主张民主政治，是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者的一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9年9月17日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候补理事，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和菜头曾评论莫 之许“他几乎符合所有武侠小说中高手的描写”。（via wikipedia） 附： 莫之许的博客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mozhixu/ 莫之许的Twitter https://twitter.com/mozhixu 【策划】上肛上腺 【整理】李夏 （共享资源，请注明来源1984BBS） 【开场】 宋石男： 各位组员兄弟姐妹，今晚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向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师兄，民间思想者、行动者莫之许莫大总统。我为有这样的校友而自豪，同时也为我和莫师兄还有李鹏这样的校友 而悲愤。 一般人只知道莫之许是资深异见分子，不知道他还是资深媒体人。6、7年前，莫之许是华夏时报的评论部主任，而他当时在报社的同事，大伙儿熟悉的就有安替、魔鬼教官、秋风 等人。 我最佩服莫之许的不是他的异见，也不是他的资历，而是他的意见。莫之许常常有比一般人的常识更多走那么一小步的本领，而这一小步，对绝大多数时评家来说，则是不那么好 跨越的一大步。也正因这一步，莫之许跟他们就成了高手与中手的区别，或者高手与低手、庸手、烂手、断手、没手的区别。 一句话，莫之许最大的长处在其过人的洞察力，可以呵气溶雪，以及不凡的逻辑思辨能力，可以一剑穿心。 下面，就让我们围攻莫之许莫大总统吧，我们攻的是他的虎躯，一震的是他的锐思。 一、关于89 xazei:抢先一问莫大总统，89年那事在30年社会转型与思潮变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莫之许：89事件的作用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打破了此前近10年的某种平衡状态，一般认为，当时主要有四种势力在起作用,，一是所谓的改革派，其实就是邓小平为首的当权 派，由他们在推动改革开放，但同时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一是陈云为首的保守派，陈子明先生称之为还原派，我以下也称之为还原派，因为他们也反对文革，理想 是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状态，由国家主导经济等等，这一派也得到了第三派也就是更左倾的文革派的支持，所以面目比较模糊，海外尤其分不清，常常将他们统称为保守派；其三就 是文革派，但经过文革后的多次整肃后，这一派已经难以公开正式地发挥作用，所以一般是依附混合在前一派中；其四就是改革后因思想解放等等而兴起的自由派。要注意的是， 当时尚不具备如今这样的社会空间，以上四派其实都在体制内。 朱学勤先生认为在这10年前存在所谓的改革共识，其实就是说的改革当权派与自由派的共识，或许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共13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改革当权派的总 头目也就是邓小平对于自由派始终是警惕的，他反复在强调反对自由化，因此，是否真存在共识是可疑的，我的看法是改革派和自由派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有共识，但也有根本的分 歧。89事件中这种分歧表面化了，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改革派老大甚至不惜动用暴力对自由派加以清除。 如果从这个框架来看，89事件的作用首先就彻底破坏改革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关系，使其根本分歧无法调和，后者或出走体制，或流亡海外，即使有部分留在体制内的，也因89事件 被边缘化了，所以可以说89事件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自由派和体制的决裂。 89事件的第二个作用指向89之后，在我看来主要就是实现了改革派和还原派的合流。一度还原派偕同文革派,在1990年代初颇占上风,但邓通过南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将文革派 彻底排挤掉，但与大家一般认为的相反，南巡后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清除还原派，倒毋宁说是改革派与还原派的某种结合和折中：既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又要国家主导，所以 一开始就提出抓大放小，随后就是分税制改革增强国家能力，然后是做大做强，这才是近10几年发展的主线，顺便说一句的是，朱容基其实出自陈云的计委门下，他出面主掌经济 ，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改革派与还原派的合谋。 因此，89事件一是打破了80年代的平衡，进而实现了改革派与还原派的合流，经过多年演变，原来的四派一是由改革派与还原派结合形成了官方主流，一是出走的自由派与体制内 残留的自由派等等形成了泛民间反对派（零八宪章在很大程度是一个反映），此外文革派就成了现在的毛左派，体制内也还有一帮改革派的老人，既与民间异议保持距离，但又坚 持改革理想，这或许可以叫做炎黄春秋派？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理的话，其所对应的思潮也很清楚，80年代主要是主流改革话语与自由派启蒙话语的结合，其他如还原派、文革派，其实也各有其话语，而 89后，则一变为四 :一是官方主流话语，一是民间自由话语，此外炎黄春秋等还在重复坚持80年代的主流话语(强调要回到13大政治报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就是毛左派的话语。我的基本看法 是，无论是 80年代的主流话语（其最重要的说辞就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毛左派的话语，暂时都不具备大范围的影响力，未来中国的思潮演变主轴，还是在官方主流话语与民 间自由话语之间展开，这个问题太大，以后再说。 饭碗:请教莫老师2个问题: 在您看来,89之后的二十年相较于89之前的十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哪些好的变化和坏的变化? 如果我们再次面对89的情况,这些变化会让事件的结果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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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魏京生，中国逃亡海外的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的变革，政治经济改革的可能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影响，以及西方对中国的迁就。 原文： Blocking ‘peaceful evolution’ will lead to instability in China 来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全球观点 魏京生访谈 采访人：Nathan Gardels 发表时间：2010年10月19日 译者：nicolas 校对：@xiaomi2020 魏京生，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目前居住在美国，周一的时候接受了《全球视角》编辑内森·加德尔（Nathan Gardels，以下简称“内森”）的专访。 内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七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了。 习近平晋升为军委副主席的重要意义是什么？这次会议有什么值得世界关注的呢？ 魏京生： 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党内领导层已经让其准备继任胡锦涛总书记（中共）的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显示党内斗争已经放松了一些。习近平在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之前，曾经担任过厦门市长（1985-1988），后担任福建省长（至2002），然后是浙江省委书记（至2007）。这些地方都是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在2009年，他还负责过一个党内小组，主要任务是力求镇压自由知识分子和非政府组织，同样包括严格控制互联网上的敏感政治议题。 对美的经济强硬政策 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主要议程就是如何在美国施压要求RMB升值，以及相关的因中国巨额顺差引发的贸易战争的危险下，还能保持经济的继续发展的计划。 国外很难理解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分成了不同的派系 — 改革派和强硬派 — 两个派别在经济政策上是一致的。这两派对于美国的经济政策都持强硬态度。 尽管美国的一些观察者认为，围绕在温家宝总理周围的改革派，包括一些中国的顶级富豪，想维护其经济利益，因此强烈的抵制人民币的升值。在这方面，他们获得了围绕在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围反对政治改革的强硬派的支持，这些人同样也要维护其既得利益。 尽管如此，我相信党内多数倾向于在汇率上妥协以及扩大国内市场尺度，目前，这仍是个僵局。 政治改革 花瓶还是现实 内森：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深圳和接受CNN专访的时候，一直在谈论政治改革。他说了诸如此类的话，“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言论自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当然，这不可能完全是漂亮话，肯定有所指。党内的改革派是否正在赢得优势？ 魏：温家宝总理是谨慎的、精打细算的、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不喜欢引起冲突。尽管有以下事实，在1989年，他陪同时任党魁的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中的学生，他仍然成功的在党内崛起。他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这些年在中共党内看起来成为了惯例，就是当一个人即将离开政治舞台时，才会谈及改革。在权力逐渐淡出时，提及改革不过是维护其派别地位和塑造其在人民心中形象的交易中的一部分。 改革者在党内并非主流 除了温家宝之外，党内有其他人对政治改革更感兴趣。不同于西方观察家所认为的，他们是在现行体制下获利不菲的一群人，想保护其所得利益，时间越长越好。同时，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很难继续维持一党统治。于是，他们主张“和平演变”。去年他们甚至成立了正式派别。 但是这些政治改革者在党内并非主流。今天的主流仍然是那些自己还没有捞够钱的官员，因而他们想尽可能长久的维持现行的政治框架不变。他们不支持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怀疑一旦“暴民们”有了权，他们不会原谅这个党。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的压力是如此之弱，这些人目前仍然占据着党内决策时的绝对多数。 内森： 温总理在党代会上在谈诸如政治改革之类的话。与此同时，刘晓波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会引起反对政治体制改的声浪吗？ 你认为刘晓波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会和你一样被驱逐出境吗？ 对刘晓波获奖的过度反应会伤及改革 魏：对党内强硬派来说，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完全是颜面扫地。对于改革者而言，则是极大的鼓励。当然，这会强化两派的斗争。 然而考虑到权力平衡，改革者会输给强硬派，因为此番被西方羞辱和冒犯的中间派会更加强烈的反对改革措施。很明显，改革派的时机仍未到来。 同样，考虑到刘晓波和中国政府有超过20年的合作，在与共产专制的斗争中，这个政权会利用这一地位，温和地引导民众接受更多的合作和更少的对抗。这会减轻对共产党施压，要求其改变的力量。 当民众还在跪求改革时，当权者仍会维持其统治。 西方现在仍顺从中国 毫无疑问，西方的大企业仍然会欢迎这些，由于他们相信这不会影响其在华利益并保持稳定。在这方面他们错了。 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清朝末年宪政改革失败的重演。当和平演变的机会失去后，这就意味着另一场革命。 目前，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相当自信。由于这一原因，当局很可能会释放或者驱逐刘晓波—并不是基于西方的压力，那是我被驱逐出境的原因；而是由于现在的西方顺从中国并会做最适合它的事。 魏京生，中国逃亡海外的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在1979年时呼吁邓小平实行“第五个现代化”—民主，而被判刑入狱15年。1997年，他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给予的压力下释放并逃亡美国。 相关阅读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马英九访谈：台湾不会是香港 纽约时报 诺委会主席观点 为什么我们颁奖给刘晓波 金融时报 中国内部的看法 CEIP 问答裴敏欣 中国的诺奖 CNN 可能的未来中国领导人 纽约时报 刘晓波和中国民主 经济学人 铁窗里的折桂者 纽约时报 方励之 刘晓波和中国幻象 外交政策 中国不能承受之耻 纽约时报：中国不想得的诺贝尔奖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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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大军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 社会学 ——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痴人说梦” “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在圣彼得堡发酵的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他严肃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1904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权的另外一些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开放，会议迅速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组建工会的权利。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压倒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宗旨里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联合。”21 1904年的两起事件有助于激起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一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灰心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走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七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内务大臣普列韦。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必须与温和派“和解”。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人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制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人士从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参加人数超过600人——作家、律师、‘地方议会的人’，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和‘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右翼的温和自由派，还有它的天然支持者城市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到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包括该国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大臣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过他的内政大臣却非常关注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梅斯基告诉沙皇：“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或者根据某位部长的臆想发布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范围，取消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呼声。26 不过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27 十二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快速形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的冬雪消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7,000名会员和11个地方分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都成了工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解放同盟成员到工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月28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工人们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于是他们决定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十二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受到解雇的威胁。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他专横行为的打击。十二月的最后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在1月2日星期日这一天，6,000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12,000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他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400家工厂的1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跌至新低。1月6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外的宏伟广场，在那里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1月9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一个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种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燥热、密闭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演讲者问群众：“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期四才传到政府。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大臣们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大臣正在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流血。政府于星期六发出警告：“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骚乱将依法采取果断措施。”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如果我被杀害了，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大家都承认他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未完待续）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大军的最新更新：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 / 2010-10-13 11:30 / 评论数( 10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 / 2010-10-09 15:04 / 评论数( 18 )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1） / 2010-10-07 11:20 / 评论数(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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