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

网络异见者哈达及其家人自从2010年12月19日开始至今被非法拘禁。最近，无国界记者终于得到了相关信息，颇感欣慰。另外，无国界记者谴责对哈达亲友持续不断骚扰的行径。 网络异见者哈达及其家人自从2010年12月19日开始至今被非法拘禁。最近，无国界记者终于得到了相关信息，颇感欣慰。另外，无国界记者谴责对哈达亲友持续不断骚扰的行径。 根据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MHRIC)的消息，哈达之妻新娜的兄弟Khas在向中国当局办理了众多手续之后终于在2011年7月5日见到了新娜。见面时间达一小时，见面地点是内蒙古第一看守所。尽管多次申请，他并没能见到被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哈达和哈达的儿子维勒斯。 新娜因为经营书店，被以“非法经营罪”起诉。虽然当局没有相关证据，但是仍然关押了新娜。 哈达是记者、网络异见者，捍卫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权利。15年来一直被关押，2010年12月10日服满刑期后仍然没有被释放，这种情况和中国当局的说法背道而驰。由于遭受的非人待遇和自由被剥夺的原因，哈达表示出狱后坚决要起诉当局。 新娜的姐妹Naraa和母亲Hanshulaan常常遭到当局施加的压力，当局目的是让她们说服哈达放弃活动，她们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 无国界记者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哈达、新娜和他们的儿子维勒斯，并停止对哈达的亲人施加压力。 哈达的妻子和儿子自从2011年1月起正式遭到关押 5月10日 维权人士 哈达 的妻子 新娜 和儿子 维勒斯 在2011年1月17日分别被控“非法经商”、“持有毒品”，无国界记者对此给予严厉谴责。新娜和维勒斯自从2010年12月4日、5日开始被拘禁。实际上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支持网络异见者哈达维护基本权利。 哈达的小姨娜拉在5月4日接受非政府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SMHRIC)访问时表示，哈达及其家人并没有获得自由，也不像中国当局宣传的那样在豪华宾馆里休息，他们实际上遭到了关押。维勒斯可能已经在4月末出庭应审，但是对他的诉讼不知被推迟到哪一天。 在采访中，娜拉解释说，哈达及其家人只有在在签署了承诺不再从事异见活动的保证书后才能获释，但目前他们拒绝签署保证书。为了抗议自己和家人被关押的条件，哈达几次绝食，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身体情况堪忧。 有关他们三人的信息被严密控制，要延迟几个月才能获得。哈达一家亲友的行踪和通讯情况也被严密监视，电话和电脑都被没收。 无国界记者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哈达及其家人，停止监视哈达一家的亲友。 另外，无国界记者要求当局公布胡钦夫的近况，他通过网络呼吁释放哈达，1月27日从医院出院后失踪。 历史 : 2010年12月4日、5日，哈达的妻子新娜和儿子维勒斯被捕。 2010年12月10日，哈达应该在这一天获释，但被转移至内蒙古一所监狱。 2010年12月11日，哈达全家的照片被在网络上公开，并注明“家庭团聚”。 2010年12月14日，当局通知哈达的小姨娜拉，哈达一家在五星级宾馆“休息”。 2011年1月17日，正式拘捕新娜和维勒斯。 2011年1月25日，一段匿名视频传到网络上，展示哈达和叔叔哈苏鲁见面的情景。 2011年2月1日到4日，当局要求哈达家属签署保证书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 2011年2月6日，新娜和维勒斯在拒绝签署保证书后被关进两所不同的监狱。哈达开始绝食抗议。 2011年2月20日，娜拉获准最后一次探访。

作者： 刘十三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二娘与两个堂姐 这里说的二娘，就是《三叔》那篇里给文迪打针的二大爷的老婆，也就是二爷爷的儿媳妇；两个堂姐，是她的大女儿和小女儿。 二娘在村里，也算是个人物，因为忽然有一天，她宣告说自己能下神了。我还小，住在爷爷奶奶家，奶奶因为哮喘和其他病症，总是身体不适，常常卧在炕上几天不能下地。看了邻村大大小小的医生，总不见好转，二娘就拎着自己的烟袋说，大娘，我给你看看吧。家里人起初也并不信什么，姑且一试。 晚上黑了天，二娘来奶奶屋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二娘指使小姑去拿了一根筷子，一只碗，把桌子放在炕中间。二年端坐在炕上，把晚扣在桌子上，拿起筷子问：“不要新的，要老的。”小姑就说，是老的，用了好多年了。二娘点点头，把已经磨得圆圆的筷子小头立在碗底，说：“站住，站住。”然后慢慢撒开手，那根黑黑的筷子竟然就立在光滑的碗底了。然后二娘就说，快看看，快看看，是不是没影。果然就没影子。 二娘让众人都不要出声，屋子里只听见奶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过了大概一分钟，灯花啪地爆了一下，那根筷子开始倒向一方。二娘嗖地地下，到筷子倒的一方去，似乎在捕捉什么，嘴里念念叨叨：“回去吧，都回去吧，别折腾老太太了。知道你们不放心，都回去吧，家里好好的。”过一会回来，到奶奶耳边说：“大娘，没事了。” 之后到西屋，大伙都问二娘是怎么回事。二娘拿出烟袋，说等我歇歇，抽袋烟，把烟笸箩抓过去，从里面捻出细细的烟末填在烟袋锅子里，摁瓷实了，划一根洋火，把烟袋点着，深深吸一口。灰色的烟从她嘴里吐出来，话也吐出来：“我大娘这不是病，是爷爷奶奶想家了，从那边回来看看。看看归看看，可大娘身子弱，经不住呀，就害病。我已经把爷爷奶奶送回去了。”然后二娘告诉父亲和三叔，让他们明天去买点海纸，给我太爷爷太奶奶烧了去，老人估计也是没钱花了。“送回去是送回去了，可不能什么也不给拿呀，那边过日子也不易。”二娘补了一句。 第二日，父亲他们去上了坟。又过了几天，也不知道是哪味药起了作用，还是二娘的法力见了效，奶奶缓了过来，又能下地烧火做饭，能背着小孙子到街上遛弯了。 自此，在大家半信半疑中，二娘也就小有神明，算做一号人物了。二娘的神通，也不见得总是灵，否则她不会被蛇咬一口。村子里一到秋天，都会去山上打羊草，草里常有各种蛇。二娘在打草的时候，被蛇咬了一口，急急被送回家，村里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处理，赶紧找车到林东去，开刀，往外挤黑血，一连挤了好些天，加上打针输液吃药，才算是把毒清理干净。后来，她又得了一次掉檐风，也就是中风，治了许久才好，但嘴却斜了，她本来就洗好抽烟袋，一面嘴斜了之后就把烟袋叼在那边，好像嘴斜全是烟袋压的。有人打趣她，没算到自己有此一难，她摆摆手：“医生治不了自己，算卦的也算不了自己。” 二娘的大女儿，读书比我早三年，小学时在父亲的班里，常被她用杨树条打，后来还埋怨父亲：“二叔，都怨你，念书的时候不狠点打我，狠点打我学习好，也考上学，不种地了。”父亲会笑着说：“这打你们几下子还不乐意的，拿眼睛瞪我，还狠点打。”大姐念书，并不是很好，但自有女孩子的刻苦用功，也曾奢想过通过读书摆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读初一，她读初三，初一放农忙假，初三补课，我却在村里的地头看见大姐在耪地。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她说不念了，二娘不让她念。她是回来要补习费的，因为十几块钱的补习费，让二娘觉得读书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也不够花，还觉着，姑娘家读得再好，将来嫁了人也就是别人家的人，亏。 几年后，我到镇子上的高中读书，大姐曾给我写信，诉说辍学务农的苦恼，我年纪也小，只能回信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种听来的话，没想到大姐一直记得，后来在一起吃饭喝酒，有些醉意的时候，她便唤我的小名，谢我，说这句话对她的安慰和鼓舞。 二姐也辍学，她们便同二娘家东院的一个沾着亲戚的兄弟到沙那水库打工。不管做什么，总算是离开了土地，且离开了家长的约束，有了难得的自由，她们开始显现出一种青年人该有的活泼。偶尔回一次家，带回来些泡泡糖、面包类的东西给家人。这一段时间的大姐和二姐，似乎看到了某种朦胧的希望。村里有喜事，请人坐桌吃饭，她们渐渐被当成客对待，可以上桌子，和从前只能仰望的叔叔伯伯一切划拳斗酒。而且因为从来都不许她们喝酒，这一放开，就有点天生好酒量的意思，不久她们姐俩都有了点酒名。 大姐曾立誓要嫁到远处，离开这个山沟沟，后来经人介绍，她果然嫁给了一个远处的男人。大姐夫家在内蒙集宁，离我们村几千里地，十几岁就到草原上去放羊，一干就是七八年。大姐实现了嫁得远的誓言，却始终离不开这个小小的村庄，因为大姐夫家那儿，似乎比我们这儿还要穷困。大姐和大姐夫，便在村子里买了一处二手院子，定了居。好在大姐夫若干年的风水雨打，练就了一身手艺：泥瓦活、木工活都能，大姐的户口没有迁走，也就还有口粮田，两个人日子过得还算顺当。只是大姐夫爱喝酒，因为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整日和蒙古人喝酒，养成了习惯。一旦喝多醉了，便满村子串门，有人家的狗扑过来撕咬他，他竟然能捉住狗的两条前腿，对着张牙咧嘴的恶犬嘿嘿笑。 大姐生了一个女儿，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让我给小孩起名字。“你念书多，给起个好听的名字。”我在家里许多次受此重托，几乎是翻遍了手头的字典词典，起了四五个名字给她。后来再回去，听见人们喊她女儿的名字，知道我挖空心思起的那些名字，都不入她们的法眼。大概，我给亲戚们的孩子起的名字，一个都不曾采纳。这些被父母给予了无限期待的孩子，只是叫了敏、峰、明之类的普通名字，当时我曾有挫败感，后来终于警醒到自己眼界的浅显。她们给孩子起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规划和总结，孩子就是她们的天和地。 从女儿出生起，大姐已经给她规划好的几十年的道路，上了幼儿园，她去接孩子，经常和老师讨论教育方法，过年过节时，也会同其他家长一样给老师送点礼物，每一次都为送什么和送多少费劲脑汁。是的，大姐把所有的一切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几乎所有的农村人，都是如此。我能理解这些，我也悲哀这些，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她们有没有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活过。结婚之前，他们是父母的延续，结婚之后，他们又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投注到儿女身上。他们也想为自己活，但现在的生活不给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绝不能接受儿女再重复他们的命运。那好吧，就把最好的衣服、食物给他们，期望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走过这艰险的独木桥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姑 我和弟弟五岁之前，多是住在爷爷奶奶那儿，那时小姑才十几岁。小姑和一个叫凤英的表姐一起初中，中学的日子极苦，有人去乡里看自己的孩子，老姑让人捎话，说不想念书了。爷爷听了，说不念就不念吧，赶着骡子车，跑了四十多里路把她给接了回来。凤英却一直坚持念书，考高中不中，复读，高中考大学不中，连年复读，终于考到了呼市去，毕业后成了国家正式职工，住上了楼房。每每说起这个，小姑都后悔之极，埋怨爷爷过去把她接了回来。 辍学后，小姑在家里烦躁郁闷，幻想着过不一样的生活，我和弟弟两个不大的孩子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她不开心时，就会呲我们一顿，或者让我们到院子里罚站。但有时候，小姑又同我们玩得很好，比如她幻想自己是舞蹈演员，就在墙头、炕沿上压腿，也指导我们压，引为同类。听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她也幻想自己是个歌手，用一块木头做吉他，最终只做出了一个类似吉他形状的东西，很快变成了烧柴，填了灶膛。跟着家人种了几年地，她实在熬不住，求了爷爷好些天，终于跟着姑父去到北京打工。可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她说在饭馆里洗碗，活累钱少，还被人瞧不起，变辞了工作回了老家。此后，她再也不想外面的世界，老老实实接受了自己做农民的命运。 如果说小姑还有过另一次小小的抗争，那一定是连她自己都忘记了的那次爱情。我记不清哪一年，总之是个夏末初秋的时候，二爷爷家来了一家很远的亲戚，是弹棉花的。他们在二爷爷家的仓房里支起弓子，嘭嘭嘭地整夜整夜弹棉花，村子里的妇女们连忙把盖了许多年的被子拆洗，将已经发黑发硬的棉被芯拿去，让弹棉花的人把棉絮重新弹到松软。这一家里，有一个小伙子，很高的个头，头发略略有些卷，因为走南闯北见识过许多的事情和场面，说话办事也都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息。小姑和他两个，渐渐有了好感。 有个晚上，15瓦的灯泡周围盘旋着许多小蝇虫，老姑和这个小伙子一个坐在爷爷家的炕头，一个坐在炕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同几个弟弟在炕里，玩一把几乎烂掉的扑克，小姑几次柔声细语地和我们说：“你们去外面玩吧，外面凉快。”我和弟弟们叫嚷着，说外面黑，没有灯。过一会，小姑又让我们去西屋玩，我们也没有理睬。又过了一会，小伙子站起来走了，小姑把他送出门，回来后冲我们发火：“这群破孩子，整天在这干啥，自己又不是没有家。”可她得愤怒很快便成了伤心，我们知道无意中闯了祸，赶紧鸟兽散了。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小姑趴在了炕根的枕头上。也许，她哭了。 没过几天，村子里该弹的棉花全都弹完，这家人收拾家伙事，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小姑和这个小伙子，再也没见过面。若干年后，当我谈起恋爱，通晓了一个青年人的心思，才发觉当时我们这群孩子，给小姑留下了多么大的遗憾。或许，她并没想过要嫁给这个流浪的手艺人，而只是觉得他和村里的小伙子是不同的，只是想同他畅快地谈一次心。又或许，她也谋划过同这个可人的青年一起走掉，不再缠绕在老家的土地上。这种懵懂而朦胧的情感，是她一生中仅有的浪漫机会。我没问过小姑是否还记得那个夜晚，但我能猜到她的答案。 小姑谈了别人介绍的对象，她和对象去乡里置办结婚的东西，特意到中学去找我，还悄悄问我这个对象怎么样。我说，嗯，看起来挺好。小姑很快结了婚，生了孩子，身材发胖，性情变得越来越温顺，除了和最熟的几个人之外，很少说话，总是无声地微笑着。我和弟弟骑着摩托车去给她拜年，她就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我和她开玩笑，说：“小姑，小时候你老打我们，现在把好东西都给我们吃啊。”小姑就会开心地笑，说：“谁让你们那时候气人呢。” 她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为何会容易生气了罢，她的人生，都被种田、养猪、喂鸡、做饭、伺候丈夫和儿女占得满满当当，不再有个人的空隙，没有这个空隙，也就不再有气了。她的人生，悲哀而又幸运地融进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系统之中，缓缓地、无意识地转动着。 写到这，想起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那个，人们执着地为里面的包袱捧腹大笑，却不知最有价值的是一句普通的话：“昨天坐火车来的，今天录节目，明天回去。”对农民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是他们意识中的概念，昨天、今天、明天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隐喻就更毫无意义。在农村，时间和空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子循环往复，犹如一条田垄掉过头来是另一条田垄，犹如耕种完了收割，收割完了继续耕种，犹如一代人总是沿着上一代人的足迹过完一生。在那些实实在在的劳作和无形的命运中，有一个巨大的齿轮循环往复地转动着，无论是母亲、二娘、大姐还是小姑，她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运转中，既是它的润滑剂，又被它一点点地碾碎。 预告 老家人之六：邻居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刘十三的最新更新： 老家人之五：女人（一） / 2011-12-05 13:33 / 评论数( 1 ) 老家人之四：老人 / 2011-11-28 10:47 / 评论数( 9 ) 老家人之三：三叔 / 2011-11-18 00:32 / 评论数( 2 ) 老家人之二：舅爷 / 2011-11-15 21:50 / 评论数( 6 ) 老家人之一：四叔 / 2011-11-11 11:00 / 评论数( 4 )

作者： 刘十三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二娘与两个堂姐 这里说的二娘，就是《三叔》那篇里给文迪打针的二大爷的老婆，也就是二爷爷的儿媳妇；两个堂姐，是她的大女儿和小女儿。 二娘在村里，也算是个人物，因为忽然有一天，她宣告说自己能下神了。我还小，住在爷爷奶奶家，奶奶因为哮喘和其他病症，总是身体不适，常常卧在炕上几天不能下地。看了邻村大大小小的医生，总不见好转，二娘就拎着自己的烟袋说，大娘，我给你看看吧。家里人起初也并不信什么，姑且一试。 晚上黑了天，二娘来奶奶屋里，点着昏黄的煤油灯。二娘指使小姑去拿了一根筷子，一只碗，把桌子放在炕中间。二年端坐在炕上，把晚扣在桌子上，拿起筷子问：“不要新的，要老的。”小姑就说，是老的，用了好多年了。二娘点点头，把已经磨得圆圆的筷子小头立在碗底，说：“站住，站住。”然后慢慢撒开手，那根黑黑的筷子竟然就立在光滑的碗底了。然后二娘就说，快看看，快看看，是不是没影。果然就没影子。 二娘让众人都不要出声，屋子里只听见奶奶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过了大概一分钟，灯花啪地爆了一下，那根筷子开始倒向一方。二娘嗖地地下，到筷子倒的一方去，似乎在捕捉什么，嘴里念念叨叨：“回去吧，都回去吧，别折腾老太太了。知道你们不放心，都回去吧，家里好好的。”过一会回来，到奶奶耳边说：“大娘，没事了。” 之后到西屋，大伙都问二娘是怎么回事。二娘拿出烟袋，说等我歇歇，抽袋烟，把烟笸箩抓过去，从里面捻出细细的烟末填在烟袋锅子里，摁瓷实了，划一根洋火，把烟袋点着，深深吸一口。灰色的烟从她嘴里吐出来，话也吐出来：“我大娘这不是病，是爷爷奶奶想家了，从那边回来看看。看看归看看，可大娘身子弱，经不住呀，就害病。我已经把爷爷奶奶送回去了。”然后二娘告诉父亲和三叔，让他们明天去买点海纸，给我太爷爷太奶奶烧了去，老人估计也是没钱花了。“送回去是送回去了，可不能什么也不给拿呀，那边过日子也不易。”二娘补了一句。 第二日，父亲他们去上了坟。又过了几天，也不知道是哪味药起了作用，还是二娘的法力见了效，奶奶缓了过来，又能下地烧火做饭，能背着小孙子到街上遛弯了。 自此，在大家半信半疑中，二娘也就小有神明，算做一号人物了。二娘的神通，也不见得总是灵，否则她不会被蛇咬一口。村子里一到秋天，都会去山上打羊草，草里常有各种蛇。二娘在打草的时候，被蛇咬了一口，急急被送回家，村里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处理，赶紧找车到林东去，开刀，往外挤黑血，一连挤了好些天，加上打针输液吃药，才算是把毒清理干净。后来，她又得了一次掉檐风，也就是中风，治了许久才好，但嘴却斜了，她本来就洗好抽烟袋，一面嘴斜了之后就把烟袋叼在那边，好像嘴斜全是烟袋压的。有人打趣她，没算到自己有此一难，她摆摆手：“医生治不了自己，算卦的也算不了自己。” 二娘的大女儿，读书比我早三年，小学时在父亲的班里，常被她用杨树条打，后来还埋怨父亲：“二叔，都怨你，念书的时候不狠点打我，狠点打我学习好，也考上学，不种地了。”父亲会笑着说：“这打你们几下子还不乐意的，拿眼睛瞪我，还狠点打。”大姐念书，并不是很好，但自有女孩子的刻苦用功，也曾奢想过通过读书摆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我读初一，她读初三，初一放农忙假，初三补课，我却在村里的地头看见大姐在耪地。我问她怎么回来了，她说不念了，二娘不让她念。她是回来要补习费的，因为十几块钱的补习费，让二娘觉得读书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也不够花，还觉着，姑娘家读得再好，将来嫁了人也就是别人家的人，亏。 几年后，我到镇子上的高中读书，大姐曾给我写信，诉说辍学务农的苦恼，我年纪也小，只能回信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种听来的话，没想到大姐一直记得，后来在一起吃饭喝酒，有些醉意的时候，她便唤我的小名，谢我，说这句话对她的安慰和鼓舞。 二姐也辍学，她们便同二娘家东院的一个沾着亲戚的兄弟到沙那水库打工。不管做什么，总算是离开了土地，且离开了家长的约束，有了难得的自由，她们开始显现出一种青年人该有的活泼。偶尔回一次家，带回来些泡泡糖、面包类的东西给家人。这一段时间的大姐和二姐，似乎看到了某种朦胧的希望。村里有喜事，请人坐桌吃饭，她们渐渐被当成客对待，可以上桌子，和从前只能仰望的叔叔伯伯一切划拳斗酒。而且因为从来都不许她们喝酒，这一放开，就有点天生好酒量的意思，不久她们姐俩都有了点酒名。 大姐曾立誓要嫁到远处，离开这个山沟沟，后来经人介绍，她果然嫁给了一个远处的男人。大姐夫家在内蒙集宁，离我们村几千里地，十几岁就到草原上去放羊，一干就是七八年。大姐实现了嫁得远的誓言，却始终离不开这个小小的村庄，因为大姐夫家那儿，似乎比我们这儿还要穷困。大姐和大姐夫，便在村子里买了一处二手院子，定了居。好在大姐夫若干年的风水雨打，练就了一身手艺：泥瓦活、木工活都能，大姐的户口没有迁走，也就还有口粮田，两个人日子过得还算顺当。只是大姐夫爱喝酒，因为当年在草原上放羊，整日和蒙古人喝酒，养成了习惯。一旦喝多醉了，便满村子串门，有人家的狗扑过来撕咬他，他竟然能捉住狗的两条前腿，对着张牙咧嘴的恶犬嘿嘿笑。 大姐生了一个女儿，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让我给小孩起名字。“你念书多，给起个好听的名字。”我在家里许多次受此重托，几乎是翻遍了手头的字典词典，起了四五个名字给她。后来再回去，听见人们喊她女儿的名字，知道我挖空心思起的那些名字，都不入她们的法眼。大概，我给亲戚们的孩子起的名字，一个都不曾采纳。这些被父母给予了无限期待的孩子，只是叫了敏、峰、明之类的普通名字，当时我曾有挫败感，后来终于警醒到自己眼界的浅显。她们给孩子起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规划和总结，孩子就是她们的天和地。 从女儿出生起，大姐已经给她规划好的几十年的道路，上了幼儿园，她去接孩子，经常和老师讨论教育方法，过年过节时，也会同其他家长一样给老师送点礼物，每一次都为送什么和送多少费劲脑汁。是的，大姐把所有的一切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几乎所有的农村人，都是如此。我能理解这些，我也悲哀这些，我甚至无法确切地说出，她们有没有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活过。结婚之前，他们是父母的延续，结婚之后，他们又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投注到儿女身上。他们也想为自己活，但现在的生活不给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绝不能接受儿女再重复他们的命运。那好吧，就把最好的衣服、食物给他们，期望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走过这艰险的独木桥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姑 我和弟弟五岁之前，多是住在爷爷奶奶那儿，那时小姑才十几岁。小姑和一个叫凤英的表姐一起初中，中学的日子极苦，有人去乡里看自己的孩子，老姑让人捎话，说不想念书了。爷爷听了，说不念就不念吧，赶着骡子车，跑了四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