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誰才是摩洛哥『2·20』運動的最大受益者？」當我問起左翼青年朋友時，他們大多無言，這是困擾革命之後的摩洛哥的新問題。 2月 28日，一部反思 2003年 5月 16日卡薩布蘭卡連續五起自殺式襲擊事件的電影《神馬》（Horses of God）在拉巴特首映，頗為轟動。影片細膩講述了十年前卡薩案中幾個人肉炸彈的成長史。故事發生在卡薩的貧民窟，家庭困窘，愛情無依，水果小販生意又有黑社會騷擾，更遑論與黑幫沆瀣一氣的警察暴政，內裏貫穿着這樣的邏輯：當家庭和國家都不能給青年提供保護提供未來時，貧民窟無望的生活和賽萊菲極端意識形態，就會一步一步引導原本純良的青年走上「毀滅世界而進入天堂」的道路。 10年前的卡薩布蘭卡自殺式襲擊，以及 2011年4月28日馬拉喀什恐怖爆炸案，都由摩洛哥賽萊菲聖戰主義者策劃實施。自 2003年始，摩洛哥政府一直在嚴厲打擊被描述為極端分子的賽萊菲派——雖然其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將他們口頭宣稱的暴力原則付諸實踐，他們要麽被逮捕監禁，要麽被迫流亡。然而最新的狀況是，自從兩年前阿拉伯之春「2 ·20」運動，摩洛哥的賽萊菲主義者與世俗分子在街頭並肩戰鬥之後，他們的社會能見度和活動空間大大擴大了。 「2·20」運動爆發之後兩個月，為了安撫抗議群體的不滿情緒，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大赦，190個政治犯被釋放，其中數十位是賽萊菲分子。像 Mohammed Fizazi，原是摩洛哥著名的賽萊菲領袖，2003年卡薩布蘭卡的人肉炸彈就是他的信徒，刑期本是 30年。另一位流亡沙特的賽萊菲領袖 Mohammed Maghraoui也被批准回國。他之所以流亡，是因為2008年，這位氣急敗壞的原教旨主義領袖頒布了一條臭名昭著的 Fatwa（伊斯蘭教令），認為伊斯蘭教法允許迎娶未成年少女，以此號召信眾抵制2004年摩洛哥新修訂的家庭法——新法賦予了女性更多的婚姻自主權。 真正令外界吃驚的是，這些獲釋後的賽萊菲領袖的言論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賽萊菲主義者向來極端教條主義地堅持古蘭經和聖訓，認為凡是在古蘭經以及聖訓中找不到出處的事例，都應當被禁止，凡是古蘭經和聖訓中出現並許可的事例在今天都可以被繼續，所以長期以來，他們拒絕進入政黨政治進入議會，一些人比如Fizazi甚至認為，民主是拒絕偶像崇拜的伊斯蘭的敵人。而 Maghraoui認為可以迎娶未成年少女，則是因為穆罕默德聖人曾迎娶了 9歲的阿伊莎（也是他的第 9位妻子）。 但也正是這位Fizazi，在出獄之後，除了公開宣稱表示放棄暴力原則，接受民主制度，認可國王作為最高宗教領袖的地位而不再要求回到古老的哈里發制度，更表態願意組成政黨，代表賽萊菲進入摩洛哥正常的政治遊戲規則中，甚至也略微軟化了對於女性介入公共生活的態度。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在各種公共平台，例如大學、媒體上與世俗分子展開對話和討論，一時之間真可謂氣象萬千生機勃勃。 除了賽萊菲主義者的活動空間增大，「2·20」運動後，在按左翼青年們要求而進行的國會提前大選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所謂的溫和伊斯蘭主義政黨「正義與發展黨」（PJD）。儘管因為與皇室曖昧的關係，PJD從來沒有表態支持過「2·20」這場批評甚至反抗皇權的群眾運動。但根據新憲法，摩洛哥國王第一次被限權必須從國會最大黨中選擇任命總理，於是 PJD的黨首 AbdelilahBenkirane順理成章成了摩洛哥的總理。PJD與賽萊菲關係也非常曖昧，一些賽萊菲背景的 NGO與 PJD有着同盟關係，在大選時，賽萊菲的領袖們不似以往，開始公開號召信眾投票支持PJD。 摩洛哥王室對於賽萊菲分子的仁慈，用意顯然在於消解「2·20」運動中的强大世俗力量，另一方面又想通過幕後交易將極端分子納入政治遊戲以實現規訓。然而看看革命之後的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亞，誰又能預判這樣的决策對於阿拉伯國家中最為穩定的摩洛哥而言，究竟是福是禍？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茉莉花革命」實質上是金融風暴後，中東國家的普通民眾對寡頭制的反叛。但不幸的是，當中國的權勢階級已成為寡頭化的主要推力時，中國的「99%」卻未能清醒地認識到寡頭制的威脅。 「轉型」在中國是一個敏感詞，因為它通常和「民主」結合在一起。其實，中國政治的冷酷現實是，「民主轉型」步履維艱，而中共領導層在過去 20多年裏已把中國推向了通向寡頭制的「寡頭轉型」。 政治學之父亞里斯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做了明確界定：「所謂寡頭制，是由少數人統治、僅為少數人私利服務的非自然的、不義的政體。它與由多數人治理、並為多數人服務的民主共和政體迥然不同。由於寡頭們可以利用國家政權任意瓜分財富，到了某一階段，財富的高度集中於寡頭之手又反過來支撑和强化寡頭制。」所以，現代政治學家在談論「寡頭制」時，不僅針對少數人的自肥政體，而且也强調權力的高度集中和財富的高度集中形成的同構互助現象。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杰佛瑞∙溫特爾斯（Jeffrey A. Winters）在新近出版的《寡頭制》一書中就寫道：「寡頭制是一種由一小部分富人佔有物質資源，並因此獲得權力，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過程和政治安排。它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應對來自民眾的政治挑戰、捍衛財富高度集中。」 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共「兩會」集聚的人群和他們討論的議題，就可以清楚地認清中共「寡頭制」的實質：今年的兩會，共有 83名億萬級富翁參加。他們的平均資產大約為 33.5億美元，而美國眾議院以及內閣最富有的 83人的平均資產，僅為 5640萬美元。 今天，鄧小平、葉劍英、王震、江澤民、李鵬、曾慶紅、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周永康、戴相龍、王岐山和習近平等家族，都已經成為擁有上億資產的豪門。最近發布的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中國的十億美元富豪數量已經達到 212人，超越美國的211人，成為全球富豪最多的地方。而近年來中國的學術機構和學者都有硏究調查證實，90%以上的億萬富豪來自高幹子弟。難怪，路透社的《中國關係網》（China Connected）硏究報告宣稱：中共領導的社會資本從家庭開始：一是「太子黨」，二是「金女婿」。 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體從一個所謂的「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貧富差距已居世界前列的寡頭制，整個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階級」的形成。 正如南斯拉夫前領導人吉拉斯（Djilas）在《新階級》一書中所揭露的，所有共產黨以「建立無階級社會」為口號領導的革命，在奪取政權後，造就出了以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和官僚幹部組成的又一個特權階級。該書在1963年就已翻譯成中文，並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內部發行出版，但 50年過後，始終還是中國的禁書。一方面，它的出版，反映出毛澤東在文革前對幹部官僚化和特權化的警覺，實質上配合了毛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半個世紀的查禁，又說明該書直接而又深刻地揭露出中共政權的實質和演變。 吉拉斯寫道：「新階級的核心和基礎是在黨和黨的領導階層以及國家的政治機構中創造出來的。一度曾經是生機勃勃、組織嚴密和充滿首創精神的黨正在消失，而逐漸轉變為這個新階級的傳統式的寡頭統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階級的人，壓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第二階段，權力成為「點金術」，完成「權錢聯姻」。 無論是上個世紀80 年代的經濟「改革開放」過程，還是90 年代後20 年以來的經濟貨幣化、金融化和全球化過程，政治權力都佔據了制高點，從而在攫取全民資產時，自然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但有一點區別還是很重要的：80 年代政權在工農業流通和生產領域，與人民分享部分機會，以至民間財富成長很快。但在過去20 餘年裏，大型國企和權貴家族基本上壟斷了金融、保險、房地產、通訊、能源、外匯、資訊、電影和電視等新興產業，以至權貴和平民在機會和財富上面的鴻溝愈來愈大。 教育負擔讓愈來愈多的平民子弟只能對着名牌大學「望牆興嘆」；「考公務員熱」則凸顯出「權力成為第一生產力」的怪相；高級領導子女「紈絝子弟化」已成中國社會道德之癌……諸如此類，無不反映出寡頭制的最終確立。 觀察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自70 年代中國的基尼系數低於0.2，到90 年代惡化至0.3，再到2008 年的0.49，已量化地勾勒出中國寡頭化的進程。匪夷所思的是，2008年之後，官方停止發布基尼系數。中國政治的常識告訴我們，沒消息就是壞消息，有消息常是假消息。2012 年年底，西南財經大學的經濟學家發布的硏究報告顯示，基尼系數在中國已高達0.61。針對這一資料，沉寂5 年的國家統計局，一下子發布多年資料變化，宣稱中國的基尼系數連續走低，2012 年已回落到0.474，試圖掩蓋中國社會發展真相。 第三階段，全面維護寡頭權力和財富的集中和安全，成為國家，尤其是軍隊、警察、武警和國安等暴力機器的核心工作。 「維穩」體制不僅表現在國家暴力機器對民眾的肆意欺凌和傷害，以及對權利的剝奪和侵犯上，「權力的技術」還表現在對統計數字的控制和捏造，對民眾心智的鈍化，把民眾馴化為「幸福的奴隸」。 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剝奪民眾的選舉權，另一方面又買官賣官。上一代中共領導通過權力把子女送上「撈金的特快」，現在又在後面使力，用金錢收買，從而使自己的子女登上權力的高台。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恒從網通老總變為中科院的領導，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從總裁職位退下變成清華高官，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從華能國際董事長的位置跳到山西省長的官位，無不顯示出中共豪門過去依靠權力的世襲，現在又有金錢做幕後推手了。 如果說，「八九民運」時的中國社會還沒有出現對財富的壟斷和集中，中國還有可能順利進入民主轉型，那今天希望已經變得更加虛無縹緲了。 由於財富的集聚以及由此產生的貧富差距，再過若干年，當今中國的寡頭們就會放心大膽地採納選舉政治——因為「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可能因為權力資源配置不均而輕易地被扭曲。中國當今的暴力寡頭（黨魁和軍頭們在拉薩戒嚴、「六四屠城」和新疆鎮壓中都不再講理，而只使用暴力）也會用選舉做幌子，來操縱和運作類似印尼和菲律賓的「伊斯蘭蘇丹式政權」的寡頭制。 耶魯法學院教授、以「虎媽」著稱的蔡愛眉在《起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釀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蕩》一書中犯下了一個重要錯誤，她把「民主制」和「寡頭制」混為一談，把「寡頭轉型」誤認為「民主轉型」，從而否定自由民主轉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價值和意義。 在這樣的理論和概念的混亂背景下，一方面，中共的御用文人得以利用第三世界國家民主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寡頭制」，來否定民主轉型在當下中國的價值；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又在急劇地推動寡頭轉型，以捍衛和鞏固他們對權力和財富的雙重壟斷。 不幸的是，寡頭化傾向在歐美和日本都有抬頭。過去30 年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拉大了社會各階層和世界各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但歐美的進步勢力已經出現聚合和反擊。「佔領華爾街」運動和以此推動的「佔領全球運動」，奧巴馬的兩次當選，美國「茶黨」運動的興起，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的慘敗，都反映出「99%」對「1%」的反抗。「茉莉花革命」實質上也是在金融風暴後，中東國家的普通民眾對寡頭制的反叛。但更不幸的是，當中國的權勢階級已經成為全球反動的寡頭化主要推動力時，中國的「99%」卻沒有覺悟，未能清醒地認識到「寡頭制」的威脅。 「快速轉型」已經是中國過去20 年來不爭的事實。但問題的實質是，這種轉型是通向「民主制」還是「寡頭制」。顯然，在中共權勢集團的主宰下，中國已經踏上了、並基本完成了「寡頭轉型」。 如果中國人民還不能幡然醒悟，如果中國的民主進步力量還無法聚集起來，抵制寡頭制，推動民主制，中國人民最終只會被永遠禁錮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我們留給後人的「中國夢」，恐怕就只能是讓他們永遠做夢而已！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07年我去紐約，終於看到慕名已久的《大紀元》報，但還沒細看就先笑了：版式看上去咋那麼像《人民日報》？再細看社論，也跟人民日報社論一樣八股不堪，甚至抽換某些主語和賓語，整個句式和人民日報社論幾乎一模一樣。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當然理應受到譴責，但用中共的語言和思維模式去反共，這是另一種「深度中毒」。最近在香港街頭看到顯然有中共幕後支持的各種反對法輪功的標語，跟法輪功的標語遙相鬥法，而這種標語文化，都源於紅色革命文化。 這也是很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面臨的、或許最難的困局：我們所謂的政治正確，是否掩蓋了語言的腐朽？而用一種腐朽的語言武裝起來的政治正確，是否也是可疑的？這種武斷、獨斷、自戀、誇張的語言，充滿啓蒙精英優越感的語言，是否真的可以通往澄明而開放的公共社會？ 公知的社會責任感當然令人敬重，他們在微博時代的及時發聲尤為珍貴，但微博貼身肉搏的快感也很容易加劇他們的優越感和幻覺。典型的就是趙楚先生關於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的劃分，他指出：「公知只是一種含義模糊的社會學劃分，籠統指的是就公共問題發言的知識分子，所以對公知的攻擊本身是一種新文革鬥爭策略，即把對公共問題的討論轉變為對社會一部分人的人身攻擊，以壓制和取消公共討論。因此，凡是以抹黑攻擊所謂公知說事的，基本都可以看作網絡特務，或新文革分子。」 這段話是邏輯不通的，或者只能說是一種極權思維邏輯。在這樣的公知視角中，似乎只剩下專制政權和暴民二者。「五毛」這樣的詞的流行，一開始確實說明自覺效忠乃至受僱於官府的「五毛黨」愈來愈多。但當網絡論爭中，人人言必稱「五毛」，爭相用「五毛」去互相謾駡攻擊，以致「五毛」充塞整個公共言論空間時，這就像公厠被衛生紙給堵住了。而把「五毛」進一步提升到「新文革分子」的革命高度，將公共討論一筆勾銷的，恰恰是高傲而又脆弱的公知。他們更習慣一種單向的發聲而不是互動的交鋒，更習慣自上而下一呼百應的啓蒙而不是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新媒體社交網絡公共空間，更習慣把參差多態的社會網絡一股腦簡化為對立的群體——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很不幸，「我黨」（編者按：大陸網民對中共戲謔的稱謂）最拿手了。「凡是……都」這樣的句式難道不是很文革嗎？公知和新文革分子當然是對立的，但有趣的是，公知和新文革分子有時候會同穿一條褲子——我指的是他們的語言，以及背後的思維邏輯。 極權主義的成功，還在於它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培養出一種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泛政治化思維，一種草木皆兵的陰謀論。革命年代四川有句俗話：石頭裏面也有階級鬥爭。 例如李承鵬對《少年派》的觀後感：「少年派就是一船上開會的故事。他們都有信仰和求生需要，經短暫試探，身子骨最弱的被最貪婪的幹掉，心理最差的也被最貪婪的幹掉，最貪婪的被最强悍的秒了，只剩最强悍和最聰明。二者誰也幹不掉誰，劃定勢力範圍後，彼此提防又聯手抗敵。等遍體鱗傷終於上岸即相忘江湖。最重要的是：沒人知道真實版本是什麼。」當然政治解讀沒問題也可以自圓其說，李承鵬迫切的政治關懷也可以理解，但我只是納悶中國人怎麽那麽愛開會，看個好萊塢電影也非要九九歸一兜兜轉轉兜到那艘革命的船上去。 批判毛粉毛左當然是公知的要務，但毛語言和思維模式滲透力之强、流毒之深，遠超想像。有時候公知們是毫無反省地繼續濫用毛語言去評判毛左，有時候則是無意識地學舌。 金雁先生的《倒轉紅輪：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一書很紅，充滿反抗極權的政治訴求和道德情懷，然而動輒用「逃避現實躲進宗教的象牙塔」這種革命唯物主義的語言去形容一些俄羅斯知識分子，這多少有用紅輪用剩的同一種油去「倒轉紅輪」之嫌，這究竟是顛覆，還是迴圈？ 在昂貴劣質油釀造的灰霾中，我們不只是受害者，往往也是同謀。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近月來，香港熱議由一位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所提出來的「佔領中環」構想。這構想的目的是要透過一次有高度組織的「公民抗命」，逼使政府推出 2017年真正符合普選標準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一向屬於「溫和派」的論政學者，以及公民黨和民主黨都相繼表態支持。抱懷疑態度的意見領袖，反建議以全港為單一選區的「超級議員」、民主黨何俊仁首先辭職，以觸發「補選」來作「變相公投」。何俊仁也聲稱「現在已是決戰時刻」，「辭職是微不足道」。所以，雖然計劃仍未到具體落實的階段，但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事實上，對香港人來說，公民抗命並非什麽石破天驚的建議，只是這次的計劃的思慮比較周詳，而且是由一貫立場溫和低調的學者提出。在目前香港政治低氣壓底下，它適時地為民主運動提振了士氣。 近兩三年以來，「泛民」陣營內溫和派與激進派之間嚴重分裂，無止盡的互相攻擊，互不信任的懷疑主義不斷蔓延，客觀上已對民主運動造成破壞。社會上冷漠、猜忌和走偏鋒的風氣正日漸滋長，民主運動陷入了「犬儒—躁動—更犬儒」的惡性循環的困局。在形勢繼續惡化前，如果還沒有提出一種溫柔而沉實，堅定而不退縮的「非暴力抗爭」主張，香港就只會在鷸蚌相爭之中，讓建制漁人得利。 戴耀廷解釋佔領中環的構想，認為重點不在癱瘓中環，而在參與者願意承擔罪責所帶來道德感召。筆者認為，這項見解十分正確。不過，其意義也許不在於這些行動激發出來的道德感召，會保證在爭取當政者讓步時十分有力，而是在於「承諾」、「責任」，以及促成人們作出這些「委身」的決定所必需的「對話」、「聆聽」、「說服」﹑「慎思」、「辯論」等等。因為，這些東西正是修補或者重建香港正在日漸崩壞的「公民社會」團結所最必需的元素。 事實上，香港人在過去十年，錯失了兩次在政治生活中實現真正公民社會團結的契機。第一次是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在「民氣」絕頂旺盛的情況下，並沒有接續以一些其實可以很溫和但亦堅定的方式 (例如「百萬人聯署」)爭取立即落雙普選，展示香港人的團結。當其時，人人都開口讚頌香港人「和平理性有秩序地」展現了公民社會的自發性。但實質上，對於如何從「自發性」落實公民社會持久的團結，和展現對民主訴求的執著，其實毫無頭緒。於是乎，董建華下台後，「七一」所象徵的「公民社會興起」便日益空洞，每年節慶般的遊行便迷失在「多元」的假像背後。 第二次香港公民社會錯失其團結的機會，是 2009年失敗的「五區公投」運動。「泛民」黨派缺乏互信，也沒有展現足夠的政治技巧，領導公民們進行有效有誠意的民主討論，在差異中尋求共識，為共同目標作出負責任的決定。這既是泛民領導無方、心胸淺窄所致，但也正好暴露了公民社會低沉苟且，對政治議題有心無力、坐以待斃的實況。 事實上，公民社會是抵擋國家權力的最重要防線。但它的組成，不是純粹的尋利者，也不是頭戴光環的英雄，而是有公共責任感、承擔感和執持公共理性、參與公共討論、守護公民道德的具有公民自覺的人。只有具備了上述這些超越了自利目標的公民，才會對公共生活作出犧牲和承擔，相互尊重每個公民的權利和尊嚴，而不會單純視「他人」為工具。 然而，沒有經過運動歷練的「私人」，就只能抽象地肯定公民社會的價值。只有在公共生活經過危機的挑戰，人們才會真正珍重支撐良好公共生活所需的對話能力、聆聽能力，反思能力和責任感。不同於那些基於族群、膚色、宗教、利益、國家權力等的團結，公民社會的團結是建基於平等對話而達成的。它的根底是自由主義，但它堅固而強韌。 香港人過去所擁抱的自由是贈予而來的，香港人的自由主義價值是淺層而不耐衝擊的。或者只有透過諸如「佔領中環」的運動，香港人的自由主義公民主體性方會真正站穩。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在日本福島核電事故屆滿兩週年之際，台灣上百個公民團體聯合推動的廢核遊行也在台北、台中、高雄和台東同步展開。若從 1988年核四廠當地貢寮鄉民組成「反核自救會」，以及同年發生的第一次台北反核遊行算起，這是 20多年來台灣規模最盛大的反核遊行活動。年年參加反核遊行的人說，今年參與遊行人數「比過去 20年加起來還要多」。 為何反核遊行突然捲起這麼大的風雲？ 毫無疑問，福島核災是當頭棒喝，而對那場災難捐出最多善款的台灣人民不可能對腳下這塊土地的核災風險繼續無動於衷。如果面積較大、風險預防與控制能力較強的日本面對核災都束手無策，萬一台灣發生核災，後果難以想像。 台灣目前運轉中的核能電廠，分別是位於北海岸的核一廠、核二廠，以及位於台灣南端恆春的核三廠。興建中的核四廠也同樣座落在北海岸。這四座核電廠風險相當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全球有 14座核電廠位處高活動斷層地震帶，台灣 4座核電廠都榜上有名。而核一廠、核二廠還同時面臨海嘯風險。更可怕的是，台灣運轉中的三座核電廠燃料池內儲放的高階廢燃料棒，已達原先設計容量的四倍，不符合國際核能安全標準。再者，英國權威科學刊物《自然》雜誌去年刊出的一篇文章更點名全球最令人畏懼的 3座核電廠裏，台灣就佔了 2座，因為核一、核二廠半徑 30公里內涵蓋台北都會區，周邊人口數將近 600萬人。 被稱為「拼裝車」的核四廠則更令人擔心。至今已耗資近 3000億台幣，期間曾三度追加預算，目前估計還需要再增加數百億元。這還不打緊，根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估計，核四廠完工後還要繼續花大錢，包括未來 40年的核燃料、運轉維護、除役、核廢料處理等成本，會再花費超過 1兆元。這一切換來的卻是令人提心吊膽的核災風險，以及永遠揮之不去的核輻射污染、健康和安全疑慮的夢魘。 回首 20多年來的核四廠存廢爭議，歷經大小抗爭不斷，朝野政黨對峙，甚至曾引發罷免總統的政治危機。停建過的核四廠後來復建，始終堅持續建的國民黨繼續堅持，始終堅持非核家園理念的民進黨一直無法有效制衡，而大多數的人民則彷彿置身事外。 直到兩年前福島核災的發生，開始改變了這場賽局。關心核四廠安全問題的人增加了，媒體有關核電廠管理不善、安全疑慮的報道變多了，「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的橫福布條開始出現在台灣的許多角落。 兩年來，除了數十年來參與反核運動的老面孔之外，許多新面孔也陸續站了出來。當中有為了反核理念寫了 300多篇專欄文章、參加上百場座談的旅日作家劉黎兒，有自稱「仍流着記者的血液，必須捍衛下一代的權益」的豪門貴婦陳藹玲號召成立的「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眾多演藝界明星如林志玲、伊能靜、陶晶瑩、蔡康永等人公開表態反核，許多年輕學生投入這場反核的社會運動。與此對照，閃躲核電爭議且拒絕表態的羅大佑，則被質疑不再是社會批判先鋒。 3月 9日的這場廢核大遊行，雖然有遊行民眾喊出「叫馬睡核電廠，叫馬吃核廢料」的口號，但這並非一場反馬（英九）遊行。同樣的，這場遊行雖有不少民進黨政治人物參與，但已完全超越了藍綠對抗的舊格局。 這場遊行代表的是新公民社會運動。它拒絕「怪獸電力公司」繼續一手遮天，拒絕承受電價上漲和經濟衰退的恐嚇，拒絕政治人物廉價的承諾和保證，更拒絕政黨利益的算計。相反的，它要求的是公開所有核電廠的資訊，要求立即停建核四廠，要求將興建和營運核電廠的經費用於研發替代能源，要求建立非核家園。最近媒體民調更顯示，多數民眾支持停建核四廠，並且堅定表明「就算漲電價也要停建核四」的立場。 是的，福爾摩沙島不要成為下一個福島，因為美麗島要繼續美麗下去，這是台灣這一代人的責任，也是下一代台灣人應該享有的權利。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