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對當下中國的社運來說，當前的任務不在於重建反對黨或者反對派，重要的是重建反對派文化。佔房可能創造一個契機，培養出反對的文化和力量。 文/吳強 從 2011年 1月 25日起埃及青年佔領開羅塔希爾廣場，到當年 7月數萬市民佔領特拉維夫的市中央搭起帳篷要求社會正義，再到 2011年 9月 17日紐約華爾街佔領運動，佔領運動這一最新的社運形式蔓延全球，以最溫和的激進方式要求社會改變。 在中國這個晚期威權的、對社會實施強大的社會控制、不斷進行所謂社會 管理創新的國，社運發展當然不能寄予如此厚望。然而，當維權運動在各地遭遇低谷，愈來愈多的維權積極分子受到打壓，在北京雨灾「7•21」的頭七，一小群人在北京的一隅，正式發起了佔房運動。在哀鴻遍野的社運低潮之際，以進攻性的佔房運動再次吹響了社運的號角。這個信號值得所有關心中國社運未來的人們、深受住房不公正、城市非正 義之苦的市民大眾們重視。 城市空間不正義 中國城市化二十餘年來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城市非正義的方方面面正在嚴重破壞城市生活和秩序本身。比如自行車道路面積的縮減、胡同區原住民被迫搬遷到城郊、奇形怪狀大型建築破壞了傳統城市天際線等等。其中，最嚴重的又莫過於住房的不正義，而且情形在愈發達城市愈嚴重。 2010年，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高達6540萬套住宅的電錶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同年，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城市科學系課題組，對北京50多個2004年到2006年售出後入住的社區用電情況進行抽樣調查，得出27.16%的住房空置率結果；2012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的電子網格地圖錄入居民住房房間數為1320.5萬套，空置房屋381.2萬戶，空置率28.9%。 高空置率意味着顯而易見的腐敗、投機、剝奪和浪費，而它的另一面是弱勢群體逼仄的生存狀態：大約100萬生活在北京地下室的「鼠族」，至少10萬 「蟻族」生活在燕郊、唐家嶺這樣的城郊結合部或者城中村，或者在市內其他地方依靠群租降低租房成本。此外，較為隱性的一個群體則是住在傳統城區、胡同裏的人群，不確定且野蠻的城市改造可能將幾乎所有舊城區居民一夜間變為無家可歸者，而等待分配廉租房、限價房和經濟適用房的人群則面對複雜、不透明、官僚主義、被內部控制的福利房分配制度而無所適從。更為急迫的則是棲身北京南站附近天橋下的上訪人群，他們是真正的無家可歸者，受城市空間不正義受害最深的人群。 歐洲的佔房運動經驗 而在1970年代的歐洲，也經歷了規模相當的城市改造，主張住房公平的佔房運動隨之興起，一度佔據了68革命後社運的主流。戰後歐洲福利國家體制的建立，雖然較好地解決了住房分配的問題，也實現了階級緩和，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少數群體的住房需求被忽視，還有68革命之後產生的自治運動，他們不僅着眼於促進城市的住房正義，也堅持通過激進的佔房方式來吸引公眾對城市空間不正義、環境問題等的重視，還努力尋找自身的集體空間，這便是歐洲佔房運動的起源。從1970年代以來，整個歐洲最著名的佔房運動分別發生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德國的柏林。在當時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抗議活動中，都運用了佔房戰術，尤其在城市改造中，佔房者和城市改造的受害者結成同盟。 1970年代初，法蘭克福大約有5、6千人參加了佔房運動，最後以撤出告終，但是通過佔房運動，宣告了法蘭克福實際存在着兩個權力結構，一個是掌權的社會民主的，而另一個是佔房的激進主義者。這種類似於捷克反對派的平行空間，幾乎存在發生過佔房運動的任何一處，也是佔房運動的政治意義所在。 1979年，在柏林的Kreuzberg，佔房運動開始，並在翌年底演成「造反81」(Revolt 81) 運動。到1981年夏季，165棟房屋被佔領，分佈在Kreuzberg和Schoeneberg兩區。 東柏林1963年到1981年也經歷了一場拆遷運動，大約一萬套住房被拆，而柏林牆倒塌之後，再度興起新城市主義的改造熱潮，東柏林的新佔房運動便始於1989年12月，集中在內城。當時的內城空置了大約2.5萬套住房，其中一棟稱作Tacheles，也叫藝術百貨商店，便被一群由藝術家和學生組成的無政府主義者佔領。他們的佔領和實際使用，將Tacheles變成了公寓、酒吧、影院和藝術空間的混合體，變成了柏林的社運據點和無數次運動的發起地，一座始建於1907、曾經歸屬AEG公司後來成為東德的一間藝術學校，便有了「活着的廢墟」的意義，成為柏林的新地標建築，每年有多達30萬遊客前往參觀，以至於當他們面對1990年代直至21世紀的數次「強拆」之際，都有大批柏林市民加入到捍衛Tacheles的隊伍中。對普通的柏林市民來說，被佔領的Tacheles已經成為柏林精神的一部分。 佔房運動的前景 放在中國的語境下，雖說還難以預見，佔房運動是否將在可預期的時間內成為一場規模巨大的群眾性運動，但是，佔領空屋，特別是佔有那些對城市不正義負有直接責任的貪腐官僚的金屋、以經濟適用房名義興建的公務員住宅和大型國企住房，則有着現實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便於佔房活動分子以小組方式佔領，或者組織拆遷受害者集體佔領。至少，可以塗鴉的方式在這些不正義的空房外、社區外噴塗，象徵性地宣告佔領。這些小型行動和象徵行動，都將可能極大地鼓舞起社運士氣，向日益倡狂、特別是那些以保釣口號為掩護、走上街頭對平民財產進行打砸搶的法西斯主義者進行回擊。 至於佔房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有內地法律專家指出，佔房是佔用空置房屋的使用權，以自我賦權的方式實現房屋的使用功能，並非主張房屋的所有權，法律上不構成以侵佔他人財產為目的的非法侵佔，相反卻促進法律界和社會認識到私有財產不得違背公共利益的現代財產權原則，對於匡扶社會分配正義特別是住房公平有着重要的自發矯正作用。 而更重要的，作為一種直接行動，無疑，佔房是激進主義的，但也是最為溫和的激進運動。對中國今天的社運來說，當前的任務不在於重建反對黨或者反對派，這些努力在過去二十年裏先後多次勇敢嘗試均失敗了，重要的是重建反對派文化，佔房可能創造一個契機，培養出反對的文化和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性的佔房運動幾乎是擺在所有中國社運和自由派面前的必選項。

雕刻藝術家陳維明隻身潛入敍利亞，與敍利亞自由軍並肩戰鬥數十天，成為敍利亞戰場上的唯一中國人。因為得不到敍利亞簽證，他借道土耳其，偷渡進入敍利亞領土。由於土耳其三 個月簽證到期，所以他不得不離開前線、惜別戰友，借道土耳其返回美國。 為什麽陳維明要到敍利亞幫助自由軍，與阿薩德政權戰鬥？作為陳維明的朋友，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的言行和思考，也向他請教過這個問題。在我看來，「藝術家」和「中國人」的雙重身分影響了他的决策和行為。 藝術與自由的緊密關係决定了藝術家對不自由、壓迫的敏銳感受超出芸芸眾生。自由沒有邊界，藝術也沒有國界，所以文學、藝術家更容易成為以世界為家鄉的國際主義者、以人類共同體為效忠對象的人道主義者。19 世紀詩人拜倫離開英倫到希臘抗擊奧斯曼帝國並最終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20 世紀作家喬治∙奧威爾奔赴西班牙向法西斯開戰，到21 世紀雕塑家陳維明到敍利亞支援人民反抗阿薩德專制政權，都是在踐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誓言：為了自由，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拋棄！ 陳維明於1982 年畢業於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他早期的自由之路追尋了富蘭克林的足迹，因為後者說過，「哪裏自由，那裏就是我的故鄉。」為了創作自由，陳維明離開了中國，在新西蘭和美國定居和工作。但中國人情結再次把他引向了潘恩的自由觀：「哪裏沒有自由，那裏就是我的故鄉。」 自由具有無限性的特徵。如果自身獲得自由，同時又能尊重他人的尊嚴和自由，但還容忍在自己所能觀見和想見的範圍內存在奴役和暴政，這樣的人實際上也未獲得全面的自由。他/ 她不僅要接受心獄，還必須與道德不安和內疚共處。身處自由世界的陳維明向所有的專制發出挑戰，不僅是要他人獲得同樣的自由機會，也是通過拓展自由的疆域來捍衛自由。 無論是在踐行福蘭克林的自由觀，還是潘恩的自由觀，家鄉的自由都是共同點。陳維明最為關心的還是他家鄉的自由。他的最著名作品包括「六四大屠殺」浮雕、「民主女神」像和「西藏自由之路」群雕，還有他把民主女神像竪立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和香港中文大學，以及未來把她竪立在台灣金門島和最終讓她回到天安門廣場的各種努力。有人說，「愛國主義是雕塑家最後的避難所。」從雕塑家陳維明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濃厚的中國情結。他從杭州行走到新西蘭、美洲新大陸，再到絲綢之路的終點城市敍利亞內戰的「死亡之城」阿勒頗，其實都在圍繞着他的故鄉這個原點。他自己說，當看到中國3 次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投票否决聯合國干預敍利亞草案後，他要用自己的行動向全世界、尤其是敍利亞人民表明，儘管中國政府與阿薩德政權捆綁在一起，但二者都是自由、民主的共同敵人。 最好的藝術總是留給人們許多想像的空間。藝術家陳維明給我們留下了什麽空間呢？作為藝術家，他不乏想像力和創造力。同時，作為手拿刻刀、榔頭和鑿子來再造世界的人，他懂得打擊和破壞是造就藝術精品的開端。雕塑家的陳維明能將想像和行動完美結合起來。那麽，藝術家陳維明在公共空間的行動又在傳遞一個什麽樣的信息呢？當他放下手中的刻刀、拿起AK47 衝鋒槍時，他是在幻想更大的破壞力、威懾力和創造力。 為了自由，在過去一百年裏，中國人有流血、也有犧牲。對暴政的反抗有以個人形式進行，也有以群體形式出現；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的。現在的抗暴維權已經經歷了上訪、請願、遊行、騷亂和自焚多種形式。對社會全體來說，自焚是非暴力抗爭的最後質變。如果突尼斯孤身一人的自焚掀起了中東「茉莉花革命」、帶來了「阿拉伯之春」，藏人的一百人自焚卻仍然無法改變中國的死水微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雕塑家走上戰場，想迫使我們每一個渴望自由的人深思：我們還需要何種的想像力、創造力和威懾力？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四，系列之一至之三請見本刊第38-40期） 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是一場浩劫。文革中那麽多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整死，那麽多人受苦不過含冤自殺，那麽多人被當成階級敵人消滅；文革中冤獄遍地，冤假錯案不計其數，正直、清白的人被當成是叛徒、特務，不小心打碎毛澤東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畫像的報紙墊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鬥發展成毛澤東歡呼的「全面內戰」，群眾組織用正規軍的武器開戰，無辜的、無組織的群眾被武裝組織甚至軍人開槍屠殺；文革中數千萬青年人無學可上，被發配上山下鄉吃苦，虛耗大好青春，耽誤自己並殃及家人。 對於這一切，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有沒有責任，有什麽樣的責任？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承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的……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照這樣的說法，對於文革這樣的大災難，毛的責任只是認識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沒有辦成好事。 我認為，僅僅用認識上的偏差和錯誤不能解釋毛澤東的罪過，我們不能迴避這樣的問題：毛澤東做了那麽多錯事、壞事，有沒有他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其中涉及到人命關天的部分，該不該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正統的解釋是，他對中國出現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估計過高，把劉少奇當成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就算我們同意毛澤東的看法，認為劉少奇搞了修正主義，而且也同意毛澤東的看法，應該打倒劉少奇，在這種假設下我們還是要問：毛澤東有沒有權利把一個與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戰鬥幾十年的同事整得那麽慘？對於劉少奇在極痛苦、極悲慘的狀况下死去，毛澤東有沒有個人責任？ 「打倒劉少奇」，這是一個政治概念，但這只意味着剝奪劉少奇的職位和權力，完全沒有準確地說明毛在文革中對劉的所作所為。事實上毛是「誣陷和整死劉少奇」，毛通過中央專案組誣陷劉是「叛徒、內奸、工賊」，專門挑選劉少奇 70歲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遠開除出黨，在精神上殘忍地打擊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劉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用飛機押送到開封，最後慘死在那裏。 有人會說，毛大概不知道劉臨死時的慘境，這不可能。從鄧小平女兒的書中可以看出，鄧下台後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關注備至，了解得一清二楚；從陳伯達的回憶中可以知道，對於被關押的高級人員，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工作人員不敢不報到毛澤東那裏。毛對劉的境况的關注，只會超過而不會小於對鄧、陳的關注。對劉少奇生命處於絕境的情况不向上報告，下級執行人員中有誰敢負這樣的責任？ 其實，很多罪責是不能用「認識」輕易開脫掉的。錯誤認識和實際上發生慘劇，二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繫，其間有若干重要的環節， 涉及法律、道德、常識、人性等等，在任一個環節堅持良知和常識，遵守法紀，都會阻斷錯誤認識導致慘劇。如果僅僅是主張「毛澤東比馬克思、列寧更偉大，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那麽這種認識方面的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但如果把這個主張推演為「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從而要受到嚴厲懲罰，就像張志新、王申酉、史雲峰因此被槍斃那樣，就遠遠不是認識問題了。再打一個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認為「猶太人是惟利是圖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紙上，那麽這個完全錯誤和荒謬的主張可以說是個認識問題，但基於這個主張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和毒氣室，還能說僅僅是認識錯誤嗎，難道希特勒僅僅是犯了認識錯誤？ 除了整死劉少奇，文革期間毛澤東可以在法律意義上定罪的另一明顯事例是縱容、支持和推動武鬥。毛對於武鬥中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槍下負有直接責任。 1967年夏季，毛澤東向軍方發出指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論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請注意，那個時候的國共關係與今天的國共關係迥然不同，那是「革命與反革命」、「你死我活」的關係，是必須「用戰爭來解决問題」的。 1975年，毛發布「重要指示」，其中說：「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 很難設想，毛澤東作為被全體中國人無限熱愛和擁戴的領袖，怎麽可以把一部分中國人說成是共產黨而把另一部分中國人視為與之不共戴天對立的國民黨，怎麽可以下令叫軍隊送槍給一派去消滅對立的一派。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有一個高尚的社會理想，要實現社會烏托邦，他的動機是好的。就算如此，問題在於毛澤東有沒有資格、有沒有權利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億萬人推到一場劫難中去？我們要問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沒有權利拿人來搞共產主義實驗？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運動，甚至命令林彪「武裝左派」，發槍給一派以鎮壓和屠殺另一派？你有沒有權利把中國幾千萬青年學生推入一場殘酷的政治鬥爭？哪怕是要鍛造一代新人，你有沒有權利把一千多萬中學生流放山鄉，讓他們背井離鄉、遠離親人，吃苦受罪？認識和理想是一回事，犧牲民眾的利益、剝奪人的基本權利是另一回事。 其實，身受其騙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認為毛澤東的問題只是認識問題，他們早就提出了毛澤東的個人道德和品質問題。以下僅舉幾個見諸於文字的例子。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紅色家族檔案》中寫到，毛澤東完全清楚羅瑞卿無限忠於自己，但「想不通毛澤東為什麽要整羅瑞卿，毛澤東從來沒有認為羅瑞卿有野心，是壞人。所以，除非是毛澤東品質有問題，否則他為什麽會白白冤枉一個好人……」當然，這裏沒有明說但大家都知道的是，為了換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的愛將羅瑞卿。 林彪身亡後，毛澤東陷入空前尷尬的境地，因為正是他本人，給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澤東居然毫無慚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給江青的一封信證明他早就對林彪有認識，自己還是一貫正確。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記敘了毛在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讓周恩來把這封信出示給林彪，並在林彪看後當面燒掉，但萬萬想不到的是，他卻叫秘書抄了一份。徐景賢寫下了當時人們普遍的疑慮：「毛主席既然對林彪『早有察覺』，為什麽仍舊堅持選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這一點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他還委婉地提示：「這封信從燒毀到公布的過程，也是耐人尋味的。至於寫信人、送信人、讀信人、燒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麽心態，就只有留待讀者和硏究者自己去細心揣摩分析了。」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中寫到，1962年7月，劉和毛發生了一場爭執，劉說：「餓死這麽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卻憤怒地反問劉：「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毛對千百萬中國人的死活持何態度，由此可見。 其實，毛澤東的人品如何，作出結論並不困難。人們既可以從他的政治鬥爭手法中認清他——比如在「反右」鬥爭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從與他最接近的人的評價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或毛的私人醫生的回憶錄。不敢正視毛澤東的道德品質問題，一定要把惡人說成是偉人，只能表明維護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問題。對毛澤東作出正確評價是中華民族必須邁過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經 30多年了，難道我們還只能生活在這個老魔頭他陰影之中？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重慶的「唱紅」像一場熱病在幾乎整個中國傳染了一陣子，連香港也不例外。去年 2月間，由香港某報主持組織的「重慶紅歌唱響香江」活動，在港隆重登場，數百名專程從重慶請來的男女老少歌手盛妝打扮，登台高唱紅歌。唱紅團分別在香港大會 堂、香港理工大學及駐港部隊軍營舉行演唱，其中在大會堂的首演，更吸引香港眾多政要名人捧場，據稱有 1400人出席觀看演出。而主持者每場必看，並稱「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還說唱紅「反映全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是中華民族精髓彙編」。 薄熙來也是強調「紅歌」價值觀的，他有一首詩「火紅六月燃激情，穿山破霧赴山城；唱響紅歌頌黨恩，堅定信念强國民」，說的就是紅歌能用價值觀來堅定全國人民的信念或信仰。現在看來，薄熙來自己未必有什麼「全人類共同普世價值」的信仰，他只是在用紅歌為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神道設教而已。問題是，為什麼在中國居然有這麼多的人相信他呢？ 「信仰」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來指不同性質，具有不同內容的「信念」或「確信」，可以指對神的信服和尊崇和虔誠，也可以指對鬼、妖、魔或天然氣象的恐懼，還可以指對傳統聖賢或現代意識形態、政黨、領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誠的信仰才會把它所尊奉的信條當作人生行為的準則，因此，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討論信仰的範圍之內。 信仰與崇拜經常聯繫在一起，但是信仰與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針對「觀念」，如極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針對某個「個體」，例如上帝、耶穌、太陽、領袖等。信仰與認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說認知（相信）一種理論，而不是說信仰一種理論。信仰帶有情感體驗色彩，這特別體現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能指導人們的人生行為。 有信仰的人同時也選擇了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人生行為有了原則的指導，不至於全憑功利的考量，隨波逐流、附膻逐腥、無法無天、無所不為。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不是因為缺乏某一種信仰，而是什麽信仰也沒有。這時候，由於普遍存在的焦慮、不安，特別容易出現對信仰饑不擇食和病急亂投醫的情况。各種打扮成信仰的宣傳、蠱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別容易乘虛而入，隨時有可能出現「神道設教」的偽信仰。哲學教授鄧曉芒曾把中國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實用宗教」兩種，神道設教是一種實用宗教。他在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對三種宗教的區分（自然的，藝術和啓示的）比照中，發現宗教在中國從來沒有上升到啓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個不同的層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術等等。第二是「實用宗教」，因為有需要、有效，這才用宗教來做教化和馭民的工具，這樣的神道設教相當於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第三是「啟示宗教」，又稱「自由宗教」。 中國沒有自由宗教，這與中國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極大關係。神道設教是一種在中國千百年來行之有效的實用宗教。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功利主義的理解是，你祭祀神靈的時候，要好像那個神在那裏一樣去祭祀。至於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許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樣子。對老百姓進行教化，你要做出樣子來給老百姓看，讓老百姓有所敬畏，這樣才能夠管治他們。「唱紅」的宣導者就是這樣的功利主義者，他們自己貪腐、專制，甚至冷血地殘害和謀殺他人，對「紅的普世價值」只是做出相信的樣子，但卻要別人真的去相信，去實行。 「神道設教」的原意有兩種︰一是《易經》所說的，君主順應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孟子所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在位的君主稱為天子，順應天命而治理國家，都是神道設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統治並教育人民，這是《後漢書》所說：「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則的運行；後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給予人類的啟示和指導。前者尚是理性的，後者即屬於盲從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轉化為神道設教，成為邪教。稱其為「邪」，是因為它能夠氾濫成災、惑亂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託鬼神的降靈（如太平天國時的楊秀清），也可能根本就是靈媒、乩童等巫師、術士的操縱，後一種情況更為嚴重。他們能够翻雲覆雨、顛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濟人、益物利生，信從者愈多， 他們的「靈力」愈強，若為野心家所用，即成為亂世的禍種。大多數現代的中國人都能認識到這是迷信，但在現代文化不發達地區，這種迷信仍然不乏信眾。例如，湖南邵陽一名婦女對鳳凰電視台採訪記者說，她曾經被毛澤東附體，當地民眾更是盛行在韶山毛澤東銅像前用卦木祈求預知禍福。 現代國家的統治技藝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設教」，所謂的「道」，就是統治意識形態，而「教」則是統治的黨、政國家機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神道設教中留有古代的兩個原意的痕迹。它會具有某種老百姓愛聽的自然之理和順應民意的內容，因此總是會使用「人民」的名號；它同時會用某種系統的說辭，通過一整套的組織方式來統治並教育人民。因此，順應民意與教育群眾是它的兩個組成因素。 比如說，當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向德國人民作出諸如消滅貧困、保障就業、和平、民族復興、國家富强等美好承諾時，很少有人會想到希特勒會給德國和世界帶來戰爭，或是會殺害數百萬猶太人。同樣，二戰後的東德執政黨允諾人民一個和平、民主、保障社會福利、沒有剝削、戰爭和痛苦的社會主義平等生活，這使得東德的人民願意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一開始並沒有人想到會築起一道柏林牆，政府會壓制公民的言論和集會權利，會有秘密警察監視每一個公民的一舉一動。 與這樣的高效率的體制化神道設教相比，前現代神道設教的「道」簡直太簡單了，而「教」的力量也實在太單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這樣的「道」只能用來造反，但不能用來統治。現代的神道設教既可以用來造反（革命），又可以用來統治。它能够從事兩種性質不同的使命，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多用途的，可以稱作為「信仰」的東西，那就是某種可以無限解釋、隨機應變、詭異莫測的「主義」或「思想」。然而，即便它是柏拉圖說的那種利人利己、利害參半的「高貴的謊言」，它仍然只不過是一種實用宗教性質的僞信仰。那些被稱為是「紅」的思想，包括唱紅思想的歌，就是這一類偽信仰謊言。 一個民族、人民或社會如果沒有以自由為靈魂的信仰，那麽敵視自由的神道設教便有機會成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僅控制個人的精神和思維方式，而且滲透到整個群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 彼特沃克 (Randall L. Bytwerk)在《彎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前後發生在同一個國家裏的兩種神道設教——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和二戰結束後到 1989年的東德黨意識形態，都是專制的黨國統治。他稱這種神道設教為「世俗宗教」和「國家宗教」，它「致力於對歷史的一種完美構想（an ideal vision），並以實現這一構想的世界作為自身使命。它擁有一個願做一切必要之事以達成目標的政黨，一個源於天命或歷史法則而選擇的領袖，一種將其主張滲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觀，一種對大眾宣傳充滿自信的依賴，以及對至少大多數制度的中央控制」。 偽信仰是由於民眾精神不獨立、思想不自由、人格不能擺脫奴性而形成的一種習慣力量。它最初被狂熱地接受、盲目地依賴，後來沒有遭到徹底的清算，有機會在潛伏中延續，因此獲得了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一些人那裏被當作信念或信仰接受和保存了下來。「紅歌」像一場熱病似的發作，並在沒有得到治療的情況下嘎然而止。由於沒有治療，它的停止只是一種偶然的幸運，很難說它或它的變化形式不會在潛伏中延續，保持着它的心理力量和影響力，並在下一次適當機會到來的時候，又一次成為一場新的瘟疫。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