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對於習近平來說，權力的名分只是來自於黨內少數人的授予，而根本沒有人民授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况下，言之不順，講的話不符合國民的主流意見，那只會進一步削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這是孔子的教誨，針對的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局面。當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亂臣國賊當道，導致「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孔子為此提出「正名」，主張「君君臣臣」。按現代政治原則看，孔子以人倫等級秩序構建政治秩序當然已不合時宜，但正名所包含的對政治合法性的訴求，依然是現代政治的應有之義。 在民選國家，選票是執政者名正言順執掌權力的惟一依據。而在中國現行制度下，最高權力名分是在執政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通過各種博弈而形成的。在鄧小平時代，名義上的最高執政者並非實際權力的最高擁有者，胡耀邦尊享總書記之位，卻被輕易拿下；趙紫陽也是如此，有其位而無其權。所以，江澤民進京接任總書記，首先要求名正言順，在中央全會上正式受命，而不是私相授受。即使這樣，他依然遇到了有可能被廢棄的風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放出風聲，誰不改革誰下台。江審時度勢，及時調整船頭，按鄧規定的航向行駛，終而避免了非正常下台的命運。 胡錦濤儲位 10年，執政 10年，看起來積累了龐大政治資源，享有法統和正當名分，理應大顯身手，一展宏圖。然而世人看到的卻是一個謹小慎微的形象，言之諾諾，行之濁濁，既不敢放言，更不敢放手幹，白白流失了 10年黃金時光。對國家民族而言，放任權貴坐大；對個人而言，錯失成為歷史人物的良機。究其原因，個人禀賦志向不足是其一，權力受到各種制肘是其二。雖坐在大位，享有大統，但實際上有兩個權力中心，胡缺少統合能力，身在中南海，眼睛不時盯着玉泉山（編者注：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所在地），心有旁騖，顧此失彼，故不能善始善終。 黨內實際存在着兩個權力系統，或鄧及元老和胡趙的分野，或江和胡的分庭抗禮，明爭暗鬥，縱橫捭闔，長達 30餘年，使名義權力和實際權力無法統一，最高法統名不副實。而名不正，必然言不順，政令不能一以貫之，行動瞻前顧後，做事畏首畏尾，終無法成其大事。胡溫十年治理，積累諸多問題，現在積重難返，均是這種雙重權力配置制度的後果，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 十八大權力交接，胡徹底放手，裸身而退，既是高風亮節，也是大勢所趨。中共最高權力配置由此終結雙中心主導，再次回到單中心體制，最高元首實至名歸，法統不再分裂，名義掌權者就是實際掌權者。相對於前 30年的權力格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轉變，由此為習近平創造了極其有利的執政環境：他無需像胡那樣左顧右盼，應該可以按自己的意願施展抱負。吳稼祥用「定於一尊、將相和、元老退避」這三條來評價習李體制，認為習李可以有大作為。 習近平有名分又有實權，只要順利執政 5年，7常委班子中將有 5人退休，再次配置班子，將進一步鞏固自己的位置。有實之名，可以言順了，可以一言九鼎。古人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之重要性可見一斑。現行體制下，權力交接的同時已定下大政方針，個人似乎不必交代治國綱領，但畢竟政改延宕 10年，國人對習李新政是有期待的。因此，習李說什麽話，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習近平自十八大結束以來有過若干次講話，有內部的，也有公開披露的，這些講話均在民間引起不同反響。從講話的內容來看，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有一些新的說法。我的概括是：1，淡化黨的的意識形態色彩，突出民族主義，主張以民為本；2、提出了中國夢，强調國家好了人民就會幸福，訴諸經濟增長和福利保障，承諾 2020年國民收入增長一倍；3、重視反腐敗，强調依法治國，提出把權力關進籠子；4、認為建國 60年是一個整體，改革前後的兩個 30年不可分割，同樣重要；5、總結蘇聯亡黨亡國教訓，認為蘇共在關鍵時期沒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出，軍隊失控，由此要求加强黨指揮槍；6、提出「鞋子論」，認為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 很顯然，習近平的講話並不符合當前民間日趨高漲和普遍的憲政言論。他至多只是滿足人民的民生要求，對反腐敗有所承諾，而對於人民更為關心的民權問題毫無涉及，對於憲法賦予人民的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等各項權利閉口不談，一如既往地以中國國情為藉口，反對照搬西方制度，拒絕普世價值。他的兩個「30年論」，完全混淆兩個不同時期的根本區別，既抹殺了改革的偉大意義，又在客觀上掩蓋了文革災難，此等言論已經突破了人民可以接受的底線。「男兒論」和「鞋子論」一經披露，在微博為主體的民間意見市場中即招來種種質疑。蘇聯崩潰是民心喪盡所然，豈有獨夫可以阻擋？鞋子穿在腳上，由腳選擇，一人從小到大，該換多少雙鞋？豈有一雙鞋穿到底？習講這些話，道理不明，邏輯不通，修辭不當，怎麽能讓民眾信服？ 名正言順才可治國，名正而言不順呢？對於習近平來說，「名正」所包含的合法性其實極其有限，權力的名分只是來自於黨內少數人的授予，而根本沒有人民授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况下，言之不順，講的話不符合國民的主流意見，那只會進一步削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恰因為公義不再，國民議論紛紛。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領導人看起來虛懷若谷，實則固持己見，依然我行我素。這正是當國者固有的傲慢和偏見，以為大權在握就是真理在握，臨政不能如履薄冰，待民不能敬畏民意，求賢不能從善如流，身子在新世紀，腦袋在舊時代，雖有自察而不能行，口惠而實不至，大道偏廢而施小技，豈可治國？ 人民之所以接受中共推舉的領導人，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但是中共領導人必須意識到，中國已經從民生時代進入到了民權時代。民權時代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國民不僅享有經濟權利，即有自由勞動、遷徙、居住、生育、創業、消費等權利；還享有政治權利，即有自由言論、集會、結社、罷工、選舉、監督等權利；而且享有社會權利，即有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約束等權利。這些權利均已載入憲法，受法律保護，神聖不可侵犯。 在民權時代，中共領導人所編織 的中國夢，如果僅僅是承諾滿足人民豐衣足食、有房有車、2020年收入翻一番，而沒有實現人民應享有的選舉、言論自由和批評政府的權利，那這個夢一定不會是個好夢。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提高，帶來的必定是人民對政治更高的要求， 對自我應享有權利更清醒的意識，對安全、法治、公平、正義更深的關切。人不僅僅是經濟動物，人天然的也是政治動物。 未來十年，中國不受約束的惡性發展將遭遇雙重硬性約束，一是來自於大自然的懲罰，迫使掠奪性開發不得不遲緩下來，進而引發經濟結構調整，經濟下行勢在必行，其社會後果難以估量；二是來自國民權力和權利意識的普遍覺醒和高漲，愚民政策難以為繼，國民訴求從經濟領域蔓延至社會政治各個領域，形成了不可阻擋的趨勢。為政者必須順應時代潮流，慎言慎行，凡事以民意為大，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以言順求名正，以社會共識為輿論導向，以憲政重鑄權力合法性。這是中國的正路。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萬般寵愛聚一身的蘋果這回是真攤上大事了，而目前的輿論文攻只是一個開頭，後續的司法以及政策措施會陸續出台。也許，蘋果最後會面臨當年 google一樣的抉擇：屈服順從，還是決裂？ 現在有關中國的很多事都會引發激烈的爭議，幾乎人言言殊，很多爭議陷於自說自話的境地，或簡陋的對對方人身的政治攻擊，除了增加公眾意識的混亂，無助於澄清事情的本源。本次央視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甚囂塵上的反蘋果運動自然也是如此。 事情的源起是央視今年「3·15」晚會曝光了蘋果的中國大陸地區服務質量問題。鑑於央視本身的標誌性地位，這種曝光當然不是一般的消費者投訴那麼簡單，而是具有政策含義的事件。果不其然，在微博曝出神秘且曖昧的「八點二十分發出」的動員消息後，《人民日報》和央視等官方媒體連續數日組織了不亞於當年文革式大批判的攻擊蘋果新高潮，並組織駐美記者前往矽谷討說法。這就更凸顯了對蘋果的輿論攻擊不是一個正常的商業批評行為。 中國大陸地區的商品售後服務之惡劣與欠規範，企業態度之傲慢和差勁，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問題是，蘋果的服務即使再差，是不是已經到了一堆白羊中的黑羊的程度了呢？是不是比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以及工行等壟斷國企更差呢？是不是相比於其他品牌，他們真的已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了呢？ 即使絲毫不抱為蘋果辯護的態度，我們也知道答案是否定的：第一，蘋果的服務相比而言絕不會是很差的，應該是比較規範和高標準的；第二，由於蘋果品牌的技術優勢，理念創新和新奇使用體驗，其產品在社會上深受喜愛和追捧。討論此次反蘋果運動，不能忽略這些基本事實。 已經有評論者說了，央視如果真是那麼關心消費者利益，比蘋果惡劣的監督對像多得很。這個說法其實有問題，不能因為有其他必須批評的對象，蘋果因此就豁免了被批評的義務。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是蘋果？央視和《人民日報》都是代表執政者最高聲音的喉舌，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媒體，他們採取行動不僅出於經濟或市場的理由。能如此大規模地發動輿論討伐運動，背後必有從最高決策者立場看不得不如此做的必要，哪怕明知有負面的作用。 熟悉執政黨思想和社會運動模式的朋友應當不陌生，過去執政黨那些兇狠的政治運動，最初起點都是很隱晦的，符合戰略學上所謂「間接路線」的思維。文革本身的起點是對吳晗編劇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藝批評，以及對戲劇和文學等文藝的理論與實踐批判，這很難令人聯想到會導致一場根本改變社會與思想面貌的全局性大清洗。而 1974年，為了打倒再次復出的鄧小平及其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整頓路線，「四人幫」等文革派系則利用了國產萬噸輪「風慶輪」試航數據問題發難，指責鄧代表的租購外國遠洋貨輪政策是「洋奴哲學」的錯誤路線。所以，對蘋果的本次批評背後隱含的政治和政策含義是很值得人們深思的。 說到底，蘋果到底有什麼罪？有人說是因為蘋果商店 APP的審查問題不與中國官方合作，這也是可能的，官方很容易認為，自由擴散的自媒體會削弱本已脆弱的各種自信。但我以為，這還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解讀。就技術進步而言，我相信，匯聚了眾多技術精英和建造過超級網絡長城的當局不會不知道，翻牆是容易的，在當代技術環境下要像朝鮮那樣禁絕內外信息聯繫，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划算的。而且，APP自媒體可能是個觸媒，但從純粹意識形態上進行對外冷戰，這對經貿和整個經濟狀況沒好處。因此，理解此事得從更宏觀的角度考慮。 其實，要理解這件事並不難，只要想想波音、空客、微軟或google、twitter及 facebook的案例就可以知道大概了。前三個例子表明，反蘋果運動不是要建築新柏林牆，與歐美搞楚河漢界，中國是要跟歐美發展更緊密的利益聯繫的；而後三個例子卻表明，中國作為購買力和前景都無比的新興市場，歐美企業要分享中國紅利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在中國採取與政府更合作的政策，或者直白點說，就是要聽話。原則上說，這不違背包括歐美在內的通行做法，而利用市場優勢促進國家利益，這本身也不能說有什麼問題。 問題是，中國特殊的政治情況使這一般常規成了不正常的事。直接點說，中國對外經貿政策的基點不僅是簡單的經濟利益計算，或正常的技術與國家安全考量，而是在執政正當性與合法性焦慮情況下的特殊考慮。實際上，在中國現實的體制面前，如何在實踐層面而不是理論上界定正當和合法的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與專政的政治安全等利益完全混為一談（在蘋果這個例子中，與國家安全利益幾乎完全無涉）。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凡事從嚴，寧願過當防衛，這就成了常態。 直接點說，當執政黨政治利益與外國大型公司所屬國的一般政治理念處於敵對狀態時，對這些公司在政治上進行有罪推定也就是自然的選擇。這也是當初 google被迫退出的原因。至於蘋果，除了 APP應用之類的審查問題帶來潛在直接危害之外，更大的罪行是，沒有什麼比蘋果產品更能作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的最新象徵物了。而這本身就是個絕對的威脅。所以，蘋果會被選來當做祭祀的羔羊。 長期以來，蘋果給中國公眾的鮮明印象是：肆無忌憚的科技創新，產品豐富的人性化內涵與人文價值關懷。而這些在數字化的世界潮流中，都不僅僅是一般的科技創新，而是直接被聯繫到社會體制與生活方式的事物。這也是蘋果、google、facebook等科技企業在中國官方不被歡迎的原罪。中國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對這些潮流產品的追捧從根本上說也是對現實體制的一種否定熱情，往深裏說，抑制公眾對蘋果一類外國品牌及產品的普遍熱情，本就是政權自我保護的本能反應。 據最新報道，蘋果公司已經發布致歉聲明，並承諾將改進在中國市場的服務。此舉相比中國的壟斷企業，已是天壤之別的「不傲慢」姿態，也是正常企業在受到公眾嚴重批評時應作的反應。然而，溯往歷史，人們不難設想，如此高調的官媒批判運動，以這樣的商業性回應想蒙混過關，可能不會令批評者輕易收兵，這一點可以從官媒發聲後網絡的意見回饋中看到端倪。那些堅持新文革極左路線的人們已經立即將此事與愛國及賣國等帽子話題掛上了鉤，直言蘋果是美國的化身，而對此運動持謹慎或非議觀點的人則是美國在華的「第五縱隊」。因此，人們不妨拭目以待，蘋果公司的危機公關能否化解本次危機。 中國在實施開放政策後一貫有政經分開的傳統。國際商業勢力前來做生意很歡迎，而且做得愈大愈好，但一切均以不妨礙我自己穿什麼鞋子為前提。目前，中國的市場潛力愈來愈大，在全球經濟份額中的地位愈來愈高，但與此同時，在顏色革命到茉莉 花革命的驚嚇之中，走夜路吹口哨似的「N個自信」（編者按：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談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強調，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卻愈來愈小。兩相對照，採取象徵性行動，以運用市場力量，這就是很自 然的新政選擇。冷戰以及冷戰後從伊拉克到利比亞的事實證明了，只要有歐美的合作，首先是有歐美大企業及社會精英階級的合作，則政治安全可保無虞，反之，則是玉石俱焚。因此，拿蘋果試刀，這不是偶然的行動，而是新政深謀遠慮的結果，也是為其合法性「購買時間」的新政戰略之初始步驟。 假如上述分析是基本合理的，則可以預知，萬般寵愛聚一身的蘋果這回是真攤上大事了，而目前的輿論文攻只是一個開頭，後續的司法以及政策措施會陸續出台。也許，蘋果最後會面臨當年google一樣的抉擇：屈服順從，還是決裂？這恐怕不是一紙聲明、保證提高服務質量就能應付得過的。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在文革期間，當毛澤東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奴隸時，他實際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終結篇，系列一至八請見本刊第38-39、41-44，47-48期）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發生的，在此之前，有個別人表達過民主的信念與追求，有零零星星的捍衛公民權利的抗議活動，但具有一定規模的，明確地以社會民主化為訴求的運動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正是文化大革命，為民主運動的產生和形成創造了條件。 不少人力圖在文革後的民主運動和文革中的「大民主」之間建立聯繫：有人認為，文革本身就是一場民主運動，或者至少是日後民主運動的預演；有人提出，中國人在文革中真正享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有人提出，毛澤東反官僚特權的思想為中國人爭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從這些說法可以推論，文革後的民主運動不過是在繼續實踐毛澤東的文革理想，不過是要恢復人們在文革中一度享有的政治自由，我不同意上述這些說法。 人們可能很難想到，早在文革剛結束的 30多年前，一些年輕的思想者、文革的參與者就曾討論和爭論毛澤東、文革與中國民主之間的關係。晉君於 1979年在《談毛澤東後期可貴思想》中說：「毛澤東同志的偉大之處正是在於，他對他親自建立的國家採取了批判態度，衝擊了一個他當主席而應當維護的社會秩序，對他擔任主席的黨採取了批判態度，衝擊了一個他之所以稱為主席的黨……」 王希哲堅決反對這種觀點：毛澤東鼓動群眾攻擊現存的黨政體制，說明他站在群眾一邊，為他們爭自由、爭民主，說明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摧毀官僚特權。他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說：「毛澤東的反動之處恰恰在於，他不滿意這個按照斯大林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黨和國家已經達到的專制程度和集權程度，他要求更加專制和更加集權，而黨內的民主改革派阻礙了他的這一企圖。這一阻礙嚴重到了這個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繼續騎在這個黨的脖子上號稱主席的前途，於是，他才下决心衝擊這個黨，粉碎這個黨，建立一個毛澤東法西斯黨。」毛澤東不能以黨內合法鬥爭手段清除反對派，「除了欺騙人民，利用人民，別無他法。而要欺騙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實的意圖隱蔽起來，粉飾起來。於是，毛澤東告訴人民，那些反對派們都是一些很壞的傢夥，是一些官僚。他們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反對派打倒而讓毛澤東永遠在台上。理論上這就叫做使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澤東之外再沒有別人了!」 如果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沒有追求民主與法治的目的，而是恰恰相反，那麼，怎麼解釋文革之後的民主運動呢？可以這樣說，它是文革發動者為了施展爭取群眾的策略手段不得不吞下的苦果。當毛澤東自以為得計地把群眾動員起來打倒自己的政敵時，他低估了群眾的智慧。「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最喜歡用這句話來奚落政治對手，這次用到了自己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動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揭發和批判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雖然本意是要揭發這些人「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但給人印象最深的，人們熱心地口耳相傳的內容，主要是官員們利用職位搞特權、謀私利的行為，還有就是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即男女關係方面的問題。這種揭露始而使人震驚、令人氣憤，繼而使人聯想到黨組織、政府的問題，個人貪腐暴露的是制度的陰暗面。文化大革命使中共大大地失去了威信，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巨大傷害，它解除了人們思想上的禁錮，開啓了政治上覺醒的第一步。 毛澤東和文革派為了爭取群眾，證明他們代表的是「支持和保護群眾的革命路線」，而其對手劉少奇代表的是「壓制和反對群眾的反動路線」，把現存制度中最壓迫人的，最招人憎恨的部分挑出來加以攻擊，把帳算到劉少奇頭上。比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說，檔案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檔案像陰影一樣追隨人的一生，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人的頭上，讓人生活得膽戰心驚。人們永遠不知道决定自己命運的檔案袋中到底裝了些什麽：也許是告密信，不管是否屬實，你無法聲辯和澄清；也許是上級給你作的鑒定。不管是否公正合理，在决定前途、升遷的時候，是別人對你的判决，而不是你本人的所作所為决定了你的命運。 又如，江青、陳伯達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北京接見「全國紅色造反者總部成員」，對他們起來反對不合理的勞動制度表示支援，對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表示同情。這些人是臨時工、合同工，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幹活，工資低，勞動保護條件差，沒有正常的福利待遇。這些「革命路線」的代表當着最弱勢的工人斥責在場的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官員，駡他們做官當老爺，毫不關心勞動者的疾苦，承諾要徹底改變壓榨人的勞動用工制度。掌權者沒有把自己的承諾當真，但受壓制的群眾是認真的，他們不管掌權者事後怎麽做，自己是下了决心要改變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防修反修」（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和「興無滅資」（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的方針做得非常過火，但物極必反，文革使得極左的革命意識形態對一些人是大大地動搖了，對一些人則是破產了。文革後人們熱心欣賞和追逐的恰恰是與文革相反的東西。與文革中的禁欲主義相反，人們醉心於歐洲18 世紀充滿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文學藝術作品；與文革中的階級鬥爭學說相反，人們沉迷於輕鬆的、有人情味的鄧麗君的流行歌曲；而在政治上，則是肯定自由、民主的價值。 毛澤東出於打倒政敵的需要，大打民主牌，「大民主」成了他爭取群眾的手段。但事情還另有一面，人們一方面在行動上實踐毛給民主規定的內容（打倒「走資派」），同時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價值。當毛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奴隸時，他實際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長期以來，在共產黨體制和傳統專制文化雙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於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心中，很難得到公開的表達和肯定，而文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使「民主」成為具有正面價值的概念被廣泛言說。毛澤東的本意是先「放」後「收」，「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但結果是只有天下大亂，沒有天下大治，或者說，當他搞成了天下大亂還沒有天下大治時，他就撒手人寰。整個國家長久以來是一部結構嚴密、運轉有效的專政機器，文革結束時這部機器已經故障纍纍，轉動不靈。 文革使人們經歷了一次鬥爭的洗禮，人們不再膽小怕事，或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文革這場複雜、曲折的政治運動使人感到被批判、鬥爭，被孤立、恐嚇，甚至被抓捕，也不是多麽不得了的事情。文革後湧現出眾多的「民運人士」，表現出不怕鎮壓、打擊的勇氣，堅持到底的决心，其中多半是在文革中經過風雨、見過世面。 文革還有一個重要後果，中共黨內少數思想比較開明，有一定民主意識的領導人鑒於文革的慘痛教訓，在一定程度上主張中國要走民主化道路，以避免文革再度發生。黨內一些資深的知識分子如黎澍、于光遠等，更是大張旗鼓地呼籲民主。原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主張思想戰線上要反對封建主義（實際上是專制主義）。他說：「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裏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因為林彪、『四人幫』是用封建主義去反對所謂資本主義、所謂走資派、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採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現在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但封建遺毒還很深，需要徹底清算，否則，很難保證『文革』不再發生。」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在講話中說：「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列寧說過：『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 在文革結束，中國民主運動剛剛萌芽的時候，中共黨內民主力量對民間民主呼聲的回應，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支持。事實上，體制內的民主傾向，直到今天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網絡實名制討論由來有時，國務院辦公廳 28日發文正式規定信息網絡實名登記制度的實施方案。網絡實名制將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會同公安部負責，計劃於 2014年 6月底前完成。與此同時，通知還要求推動建立統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以公民身分號碼為基礎的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2017年完成）。 當局醞釀推行網絡實名制，一是造成某種寒蟬效應，這對於普通網民是有效果的，但對於活躍分子來說，效果並不明顯；因此，主要目的其實是第二個：定位活躍分子，並將之從特定信息輿論平台上清除，猶如如今的傳統媒體將異議知識分子的文章徹底清除一樣。 2011年，一場莫須有的「茉莉花革命」引來大範圍的防範和打壓，很大程度上就在於跨越境內外的隱匿信息流動及其可能的動員能力給予當局某種危機感。此外，微博等社交信息平台的興起，讓各種突發事件擁有了瞬間迅速傳播放大的能力，並可能形成連鎖反應，這也給予當局相當的警惕，對於日漸增多的活躍人士也愈來愈難以容忍，網絡實名制遂變得不可避免。 雖然登記身分證號碼、手機號碼驗證等各種形式的網絡應用實名登記推廣一段時間，實施效果並不彰顯，對於實名註冊需要的身分證號，甚至網上隨便一搜就是一大堆身分證號碼，導致很多人對於這次國務院正式發文實施的網絡實名制度並沒有多少感覺。可是，未來真正實施的網絡實名制，一旦與統一信用信息平台、社會信用代碼相結合，所有人都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所有的活躍分子，都將成為網中待斃之魚。 首先，只要實行網站後台實名，一個身分證對應一個 ID，如支付寶那樣嚴格執行，從網絡上搜來的身分證號碼很快就會因重複使用，而不再有用武之地；其次，針對活躍分子借用親朋好友身分證，如果常規的專政威懾一招不管用，則可以寓控制於服務當中的辦法，讓身分證以及其所對應的社會信用代碼變得有價值、有利益。 建立統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納入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建立以公民身分號碼為基礎的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後，居民信用信息中也必然會含網絡使用相關信息。如此一來，網絡實名制與社會信用制度乃至福利制度就捆綁在了一起。 大膽設想一下，將統一信用代碼作為全網唯一的上網識別碼也不是什麼離奇的事情，到那時候，誰還敢將綁上這麼多利益乃至福利的信用代碼借給別人呢？打個比方，這就好比給你發了一本言論的「駕照」，一旦言論違規、扣分完畢，就徹底不准再「上路」（在信息輿論平台上發言），既然有太多利益捆綁，也不會有誰願意或者敢於把「駕照」借給你。 如此一來，可以想像一下牆內網絡輿論平台的狀況：終生全網禁入的威脅，會形成更強大的寒蟬效應。相應地，網絡輿論空間也會出現與現實世界的網格化維穩相似的狀態，任何活躍分子一經暴露，就會被終身禁入。當然，寒蟬效應和積極分子的禁入，會降低網絡平台的活躍度，即使是那些相對不敏感的突發事件，由於活躍度的降低和積極分子的匱乏，也就不再具有爆炸性的傳播，也不大可能出現連鎖反應。可以想像，這一結果正是執政者所夢寐以求的。 活躍人士或許仍然可以通過翻牆的方式來到牆外，獲取信息、並在境外輿論平台上發表言論，相互交流，但是，由於缺乏牆內輿論平台的配合，活躍人士的圈子將變得封閉而狹小，並且難以介入到現實的事件進程中來。 這無疑是一個灰暗的前景，但並不陌生，網絡興起以前的異議反對活動，也一直處在這樣的狀態。讓人悲哀的是，這樣一種全新的信息極權制度，卻看不到有什麼現實力量可以阻攔它的降臨，在全球化的今天，大中華「1984」的建成卻並不遙遠。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紀念張國榮逝世十週年的晚會上演，引起不少強烈反應，懷念與批判共存而同樣澎湃。讓我先由負面的講起，因為它反向地涉及了美好的價值。 全晚編排最大的災難位，就是陳慧琳翻唱哥哥的五首快歌串燒。黑色午夜 +Stand-Up+不覊的風 +少女心事 +H2O+Monica，都是哥哥早期最紅的代表作。可是陳慧琳表現極糟：一出來舞蹈乏力，而且穿着紅色閃片短外套和男孩風帽子，白色七分褲鬆垮垮全無氣派。友人在旁怒道：「她為什麼要穿兒子的衣服來？！」再加上唱腔生硬如讀稿，唱 STAND UP時令人感覺是班主任喝斥頑皮學生，簡直是張國榮當年的反叛形象之徹底相反。 本來一個歌手表現不佳，令SHOW不好看，也是不值一提的。但陳慧琳（以及其他部分歌手）的演繹失敗，我覺得象徵性地表現出，這群已進入中年的藝人，全部有一副衛道保守的主流味道，撲鼻而來。陳慧琳一度是文藝中產風格的代表女性（奚仲文導演的《安娜瑪德蓮娜》），後來替商家金至尊賣黃燦燦的廣告，及至於成為人母——她那種扮成學生哥的衣著彷彿我們明白表示：中年一群，對於昔日年輕人大膽行為的今日評價，其實是幼稚。 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張國榮以壞孩子、油脂風的跳舞風格，開出一側另翼而大紅，一如妖艷而令少女尖叫的貓王，曾引來不少爭議。當年筆者還是乖乖的小學生，對這種風格不甚了了，只覺是危險的東西，隱約有「捧張國榮就不要讓家長知道」的印象。而哥哥在《倩女幽魂》大紅之前，一度曾是票房毒藥。他大紅後上黃霑、倪匡、蔡瀾主持的深宵清談節目「今夜不設防」，也曾大談他被冷遇、杯葛、不被大眾接受的挫折遭遇。但他挺過這種種難關，憑的就是一份傲氣、不服輸和我行我素——這些也可能就是打安全牌的主流香港人所認為「幼稚」、「博出位」的東西。就是這樣發自內心的長年堅持，哥哥可以不管娛圈與社會壓力，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者身分。猶記得被八卦周刊拍到他與唐鶴德在街頭拖手，哥哥落落大方的灑脫背影，仍是阿飛旭仔的本色。 紀念晚會不是沒有亮點，莫文蔚堅持以哥哥原聲合唱盡顯身位格調，梁朝偉以哥哥電話錄音和《春光乍洩》對白傳情，商天娥一首〈儂本多情〉為全晚驚喜。徐克依舊是充滿論點，毛舜筠意在言外情意動人，其實說話和表現恰如其份，真是不難的。 只是，我 EXPECT更多的。 辛亥以來，嶺南的戲班、紅船，往往是支援革命的組織，鮮血斑斕不輸衣箱冠佩。到《十月圍城》，令李玉堂決心報國的，也是戲班滅門，屍體齊齊整整排在影院裏。香港演藝界本有關懷社會的傳統。徐克等導演電影寄託大量政治諷喻，89年義演籌款、暗地營救民運人士，這些不在話下。後來關懷社會的能量被慈善事業吸收，此即王菲〈出路〉的自嘲：「翻開娛樂版／慈善大表演／大家都來捐錢／這就是我們的貢獻。」 慈善安全因為無人會反對，而政治涉及陣營切割與利益，娛樂業需要龐大資金運作，儘量不要得失任何一方，要西瓜倚大邊……慈善安全，而政治必要。如果藝人也是社群情感表達的一個重要代言環節，那麼我們仍然期待大膽的藝人挺身而出。如黃耀明何韻詩的挺身出櫃，青年歌手影星藝人如藍奕邦、何山等在微博留一兩句和六四、投票相關的暗語，人們都銘記心上。 陳景輝引述陳海琪席間笑語：如果此刻人仍在，張國榮應該組織大愛同盟，梅艷芳應該去了力撐李旺陽，家駒則會帶頭佔領中環。此語引來瘋狂讚好及轉載，但有人補充，現實是：黃秋生成了梁粉，周星星當上廣東政協，譚校長心繫家國，曾志偉為DAB（民建聯）助選……據說不少內地張迷會來港參加紀念活動，我幻想，可以把這些過去美好的前行者足印，如同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一樣，成為日常民主教育的一部分，真正的「自由行」戲碼。我希望，香港對於中國，永遠是個叛逆挑釁的前衛孩子。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