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

颜昌海: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十年文革”

长 期以来,大陆官方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 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大陆官方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比如 十年“文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十年“文革”,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之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至今也无法估量,难以估量。从 1966 年 起,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 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 革”之疯狂、之残忍、之乖戾,对人性的极度摧残与灭绝,令人晕厥,古今无有,空前绝后,无法用文字描叙。当时的中国,像刮起了十六级台风,摧枯拉朽;又像 印度洋大海啸,席卷一切。人们像发烧至失去理智,至疯狂,血脉贲张;又像鬼魂附体一般不由自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白昼,人人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有 自己的思维,唯有“造反”二字。时而像潮水漫卷,急进骤出;时而似无头苍蝇,忽东忽西;时而如旷野中奔跑的野兽,亡命狂奔;疯狂之极,荒唐之极,邪性之 极,迷乱之极,真是群魔狂舞,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大疯人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恍若梦中。 那 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 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湖北、广西、北京、内蒙、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 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泽东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 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 1968 年 8 月 27 至 9 月 1 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 325 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 80 岁,最小者仅满 38 天,其中有 22 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直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的杀人事件才平息。…… “文革”的滥杀不仅滥觞于“文革”高峰期,甚至在接近结束的后期,也同样如此。据“文革”后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的张志新惨死真相:张志新在狱中身背 18 斤重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精神崩溃,脱光了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等等。在经历了长达 6 年的惨绝人寰的磨折之后, 1975 年 4 月 4 日 早上被执行枪决。“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 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 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 3 寸长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 因 言获罪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喊冤,就是高呼口号,这被当权者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因此而提出了这一“创 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在江西赣州,因质疑“文革”, 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被判处死刑的李九莲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她不仅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还被活摘器官!在执行死刑 前,被 4 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由两个穿白大褂的用手术刀活体取肾,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这颗年轻的肾被移植给了一个等待已久的“革命干部”。“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 4 月江西省新建县,为李九莲鸣不平的中学女教师钟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而不是一枪毙命,早有安排的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手术流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了半桶血!…… 她们仅仅是 10 年“文革”中几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缩影! 2009 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泽东发直竖”。“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   “文 革”之荒唐乖张令人匪夷所思。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宁要社会主 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却要去农村接受文盲、半文盲的农民的再教育;交白卷就可以上大学,手上的茧子厚、脚上的牛屎多 才配上大学。这种颠倒乾坤的混蛋逻辑,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全球绝对独此一家,绝无分店。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巨罪,有“中共良心” 之称的胡耀邦认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 “文 革”对人性的践踏与扭曲登峰造极。诗人郭沫若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曾亲自抄写亡子遗留的日记八大本,以缓释巨大的丧子之痛,但还要公开发表文章吹捧 毛泽东,以苟全性命:“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泽东主席语录、毛泽东主席选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 看到毛泽东主席,亲耳听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鲁 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夫人许广平为求自保,还要贬抑鲁迅、烘托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 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是无限 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泽东主席,跟随着毛泽东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同 样不得不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 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 特殊人物尚且如此,普通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作家老舍, 1966 年到香山看望一位老友时说:“腹中已有的三部书稿,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言毕,泪水夺眶而出。 8 月 23 日, 他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举着黑牌挨斗,深夜了才被赶回家,还要求第二天顶着黑牌再来挨斗。第二天一早,老舍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离家 到了太平湖,坐了一天,投水自尽。著名文人胡风得悉后发出如此感慨:“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上,脖子里被 灌滚烫的沙子,被用皮带抽,拧耳朵,揪头发,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吴晗夫人袁震于 1969 年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吴晗撒手西去。同年 10 月,吴晗被折磨至死。女儿小彦也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 1976 年跳楼自杀。 原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回忆,毛泽东问他挨了多少次斗?他说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泽东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 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被自封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是无法想像的。在被批斗、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人中,同 1957 年 反右一样,知识份子占了很大成份,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专家,是真正的精英、国家建设难得一遇的人才。当年英法联军毁了一座圆明园,让国人直到今天 还痛心疾首,而文革毁掉的却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园。毛泽东一个“破四旧”指示,他教导出来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就替英 法联军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多少价值连城的名胜古迹、传世文物、稀世珍宝被当做“封、资、修”毁掉,那是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仅北京一地, 1958 年“大跃进”时千方百计被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有 4922 处 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有人说,单是那被损毁的文物,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对此,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 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历 史上,中国的文物古迹历经四大劫,第一劫是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对北京特别是圆明园的洗劫,第二劫是太平天国对六朝古都南京的毁灭性破坏,第三劫是日 本侵华的大肆掠夺与破坏,第四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如果说外族入侵,实难回避,那么这第四次浩劫,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文化遗 留的灭绝性的毁坏。 “文 革”所导致的国民在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全面堕落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断裂和崩溃,更是多少个世纪都难以挽回的。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全面大滑坡完全是“文 革”之罪。官方深知那齐天罪恶的巨大,至今不敢组织人全面反思,全面研究。“文革”结束后,官方一句“向前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打发掉了,这样一场由昏 君引发的政治昏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难,就这么淡化了,没有了。“向前看”,而且毛泽东作为直接的罪魁祸首连责任都不用担,黑锅让林彪、“四人帮”背 了。毛泽东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责任,按他的说法,“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怎样搞“文革”,在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猜不透:“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周恩来也猜不透,他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 1966 年 10 月 1 日 国庆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 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什么 时候完呢?没人说得上。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 国家总理不清楚。谁清楚?他老婆,江青同志。他成立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叫自己的老婆在里面负责,让自己的亲侄子担任他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 联络员。他家里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这时候,中国已经是毛泽东的家天下了。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着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 提 到林彪,大陆官方对全世界宣称,林彪是叛逃国外,看得见的理由是他飞到了蒙古。然而,一个已是二号人物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 他有必要叛逃国外吗?到国外能当得了一把手吗?林彪会如此弱智吗?林彪是坐飞机了,可林彪的飞机是到外国去吗?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飞机不 是鸽子,中国的机场都关了,你让他往哪飞?!林彪是走了,他为什么不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走,还要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后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预谋 的,这又作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一听到林彪死了,高兴的拍手笑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时 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语)。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究竟是否存在个林彪反党集团?那个《 571 工程纪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至今不正面回答。 1968 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让他活着干什么,一个已经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人? 196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 133 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 11 月 24 四 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即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还没等揣摩出他们心事的 时候,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气得浑身颤抖, 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这就是让他活着的目的!从此以后,刘少奇至死再未说一句话。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刘少奇就这么垮了。刘少奇死时白发一尺长,化名刘 卫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实际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相距不过 60 华里。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经想过要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说到宪法的问题,大陆官方从未给宪法应有的地位,甚至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只知有党,不知有宪法。官方不仅违宪,连自己的党章它也从来不当回事。比如,中共“六大”于 1928 年召开,“七大”则是 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 17 年,而“八大”是 1956 年召开的,中间隔了 11 年,“九大”是 1969 年,中间又隔了 13 年。而按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可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召开,好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 1945 年是如此, 1956 年也是如此。按照党章规定“九大”应在 1961 年举行,但 1961 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 4 千万,凄惨的现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 不仅是党代表大会,届中的历次全会也全凭毛泽东个人的兴趣。例如, 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 1944 年 5 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 6 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 11 个 月。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 按毛泽东的意愿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达到毛泽东的目的了,什么时候散会!正因为如此,专制独裁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才非 常困惑,他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记》中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不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 1980 年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一拖就是 30 年, 2010 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儿子交权,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开第七大了。 2011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时隔 30 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中共所谓的十一次 “路线斗争”,其实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全都是头头们的争权夺利,每一任都否认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他们所谓的的“斗”,不仅体现在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国外斗、国内斗,也体现在窝里斗。 毛 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无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泽东死后不久,全国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们的哭诉,讲述的都是土改、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 等时期的冤屈事实。当时胡耀邦、陈云、习仲勋、万里都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一切 冤假错案!陈云甚至说:“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 不过后来,官方认为此事对自己比较负面,也就不了了之。如今,几乎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比如林彪、“四人帮”不能平反,一平反没人给“文革”顶罪了。 但 对“文革”这样一场闹剧,从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 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在七封信中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 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 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 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 1962 年 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郭世英也于 1968 年 4 月 26 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 19 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 1966 年 8 月 18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 9 月 24 日, 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 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 DDT 杀 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锈 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祸国殃民运动,“文革”结束后,不少党内外人士,积极倡议大陆当局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78 年,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 “文革”。 1980 年 4 月他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因 此,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 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 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有学者为此而感言:我们知道,一个不敢铲尽罪 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气的民族,一个不想反思罪过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个不能直面丑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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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2011年12月01日 17:04:59        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鄢烈山        常听朋友抱怨现在人心太坏,动辄被“忽悠”;官家也在批评群众“冷漠”,又在许诺建设“诚信”体系;一些学者在说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对于这些说法,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完全赞同。       人们的抱怨、愤慨,都有亲身经验和无穷尽的新闻事实做依据,但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期望值提高了,认定了我们应该享有、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应该更公正更安全更幸福。       不要说对外开放,我们知道了境外人们的活法,就是教科书、文件许诺和央视描绘给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这个样子”呀:当年共产党号召闹革命时说,工农“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1949年建政时,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天天在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反差咋就这么大呢?于是……       其实,我不认为人们的良心都变坏了。用平常心看,人的良心(人性)从来无所谓好坏,有兽性有神性,总体上讲是,从“异于禽兽者几稀”(主流价值是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二战”后以加速度在向更具神性的“人道主义”进步。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都是陈辞滥调。希腊神话与传说说远古才是“黄金时代”,孔夫子向往尧舜禹汤,民国初年盛产“九斤老太”。后人盛称的“文景之治”,在当时的贾谊看来,是应该“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读点正史、野史和小说家言,便知中国从来就没有社会正义和普遍和谐。对当下不满,很好:有公民意识、忧患意识,用鲁迅的话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所以要改革,要有紧迫感,要有时间表,不能燕巢于幕、鱼游于釜,混一天算一天。       有人总在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多么好,我呸!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除非你说饿死人好,说把人往死里整好,说不认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大义灭亲”就是好就是好,说大地震发生了就是不该让外界知道、就是该自力救灾拒绝外援,那我就服了你!持平而论,毛时代有毛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问题。“无法无天”与“权大于法”一脉相承,而在命令经济与准市场经济的大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当然不一样。       你说,吃什么都不放心,说医生把活婴当死婴扔厕所,说老师强奸小学女生……这都是事实。这当然都可恶,但恕我直言,掺毒作假是中国人的老本事,不过科技进步现在有更多化学手段了,不信你读读道教劝善的《太上感应篇》;后两个案例,相信从来也不少典型,只是当时没有发达的媒体,张志新那样被公然糟践的事例也不可能让你知晓。       官员里有良心没坏的,比如为民工讨公道的“御史在途”;普通人里也有良心大坏的,比如那些帮老板制售地沟油的打工仔(被收买的工价也太贱了吧!),比如那些政府和房产商雇用的“强拆”打手。当然不同阶层的好坏有个比例问题,但我相信官民的本性是差不多的。       别拿小悦悦之死说事了。那同时,广东有牛作涛跳水救人牺牲;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助学活动,不到半年就筹集善款近2000万元;更不要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国人踊跃捐赠了。这些都表明,虽然某些社会机制有问题,只要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数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同情心。       我还要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在不少重要的方面是大大地提高了,开始与普世价值接轨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在广州海珠桥搞“跳桥秀”求媒体关注讨公道,严重影响公共交通,一老伯爬上去把他推下来,这个自以为见义勇为的转业老兵,当场被围观的群众掷鞋,官方也不支持他这样“维护公共秩序”。这种对个人权利、对生命的尊重高于所谓公共利益的思维,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记者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远征军“遗骨回家”,也得到了民间与官方的支持,这在视“一将功成万骨枯”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是前无古人的道德标高!       说“底线失守”,中国人有什么“底线”?所谓“底线”,古代大概就是儒家讲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基督教、佛教讲的“不撒谎、不偷盗、不奸淫”等戒律。说得好听,做的又是一回事。武则天佞佛却为掌权杀亲生儿子;“十字军”当年东征是为了“圣战”,还是为了抢劫?曾国藩激励将士的,不就是破城之后可以“大索三日”吗?在前现代,在非民主时代,强者从来不知“伊于胡底”。       当今世界的“底线”,应当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及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吧?可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一)载明的“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在中国不是至今公然不被遵守吗?搞歧视和排斥“农民”的野蛮的户籍制度已有50多年,仍然不得废除,遑论其他“底线”?       人大通过的国内法,是中国大陆的“底线”吧?法律既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底线,也是个人道德的底线,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社会规范。然而,然而,请听这个段子,看是不是造谣污蔑:“中国法治现状:1)三个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2)三个诉讼原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人情。3)三个效力原则:法律服从红头文件,红头文件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决定。4)法治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报纸公开的宣传是“三个至上”,“法律至上”殿后!       有两点是不容讳言的现实,一是“权力高度集中”,比1980年邓小平指出时更集中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二是权大于法,因此群众不信法院不起诉而百折不挠地越级上访找高层批示,或者各出奇招在网上曝光吸引眼球。       权力高度集中,官权嚣张,必然带来官德堕落。不能不承认,买官卖官之严重超过历朝历代,因为从前没有那么多官位可卖,县级政权也就那么几个职位,还是朝廷命官;除了盐铁专卖更没有几个国企的官位可卖。什么A局长党委会上拳打坚持进人程序的B副局长,C副局长当街踹伤出言不逊的D科长,E副局长为争医院的停车位而殴打妇女,这些官员跟“烂仔”有什么区别?不仅有领导写通奸日记、与女下属“微博开房”,还有在办公楼强奸女下属的,这些官员不是土匪和人渣吗?至于贪污受贿上亿元早已不是惊天大案……要说良心大大的坏,这些官员是首选。       公权力失控、官德败坏的大背景是“文革”结束以后,不搞误国整人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了,废止了“大字报”等“四大”手段,这当然正确;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比如民主选举(官权民授)、民主监督(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却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流于纸上宣传。因此,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上一篇: 从“三妈的”考察言论自由的边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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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北京是如何输给台北的?

衡量一个国家的强盛兴衰除了要有硬指标,还要有软实力。有大陆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拥有核弹,氢弹和航母, GDP 排名世界第二,用这些硬指标来比较的话,台湾确实比不上。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由度等软实力方面,北京则输了。 2011 年 11 月 8 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删除了“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和“人民入出境,应向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请许可;未经许可者,不得入出境”的条款。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林文程教授表示,这个立法修正案,台湾把它归为言论自由。法学家袁红冰教授认为,台湾修宪是有进步意义的:“表明台湾的自由民主已经趋于成熟,法律相信人民有能力去判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相信人们有权力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反观中国大陆,他们反而要以国家的力量,用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宣扬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仍然要用一个国家的暴力,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国家权力去推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一种思潮。” 目前,随着明年台湾大选日期迫近,选举进行得热火朝天,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纷纷登台亮相,各出奇招。各界媒体报导也紧随其后,选举中发生的每一个吸睛细节,新闻媒介都不舍得放过。 反观中国大陆,基层人大代表换届也正在北京、上海、福建、贵州、广东等地进行,当局一直在阻挠独立候选人参选,不断传出独立参选人被打压的消息。独立参选人进行选举演讲、与选民互动、张贴选举资料都被当局粗暴的干扰。很多候选人最终被踢出局,有的参选申请则“石沉大海”。 此外,在今年中共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件中,找不到“自由”两个字,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等。 对此,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林文程教授认为,“ 民主化的改革,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方面,你要容忍不同的声音对你的批评、对你的批判,有时候甚至是辱骂。如果说你要推动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那你,就是当政者要有这个雅量,接受别人对你的批判 。” 明年中共将举行十八大,也更换新一届领导人。大陆学者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 姚监复认为,在 2012 年的两岸领导人选举的民主程序的优劣比赛中,共产党已经输了,国民党已经赢了。 近日,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台商去中国大陆投资被骗的新闻,每个案件都是触目惊心:比如台商沈柏胜被天津市政府农林局的招商单位诱骗赴天津投资,结果全部财产被天津市政府强行霸占。他向天津市政府、检察院举报、法院控告,均不受理,他无路可走曾经到天安门自杀过 3 次,最后 1 次切断了大动脉,失血 3 千 CC 休克,险些丧命,留下了长达 30 公分的疤痕。一位经营食品工厂的台商到山东投资,开始时他非常不情愿把巨额资金投资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但是当地的县委书记对招商异常热情,要土地免费赠送;要资金马上给贷款;水电优先供应;各种审批手续也在短时间内就办完了。所以台商才决定在当地设厂,并陆陆续续的投资了大量的资金。后来工厂开始盈利,市场逐渐扩大,这种情况让当地的县政府非常眼红。县委书记就找到这位台商说:“你背井离乡搞经营很不容易,把你的工厂卖给我的表弟,你回台湾享清福吧。”但是价值数百万元的工厂,县委书记只肯出价 20 万元,所以台商不肯出售。不久工厂就出现了断水断电的状况而无法继续生产,然后税务局也来工厂逼供要求台商承认偷税漏税,后来这个台商被逼得精神失常,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驾车外出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失踪了;……。台湾舆论称, 20 年前,大陆曾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依法保障台胞权益”为口号诱骗台商前往大陆投资; 1999 年之后则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再次行骗;现在又提出签订所谓的“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向台湾示好。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的具体策略上,一直宣称实行两岸互惠的双赢政策。但台湾最终赢得了什么,却是不言自明。 而最近,大陆一个又一个企业老板的“跑路”与靠高利贷经营者的跳楼,把温州乃至中国大陆民间高利贷的疯狂之态和凶险后果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台湾舆论却以为,还有比中国大陆高利贷经济更可怕的,那就是大陆政治的“高利贷”赌徒心态。 今日中国大陆的高利贷经营者,从根本上讲,抱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即拿自己的明天赌一把。在当今中国,有几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业,会有年利高达 100% 乃至 180% 的回报?精明的高利贷者一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仍要不惜豪赌一场?首先,他们在刚开始放贷之时,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能在接下来的投机中捞一把就走;或者能在“击鼓传花”中把包袱甩给别人,而不会自此越陷越深至难以自拔。 而大陆的政治赌徒,也如 高利贷者一般,心态几乎与此一样。这类政治赌徒,说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赌一把。以他们的学历、智商与所处官位,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人伦道德?什么叫宪法法律?什么叫政治底线?他们难道不知道,把民众祖传的土地房产低价强征,派警察扮便衣殴打无辜民众,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毫无理由抓捕监禁,把说了几句真话的作家记者秘捕秘判这些恶行,会激起民愤?他们统统知道!但是,他们也总是在开始施恶时信心十足:手里牢牢掌控着的政经军警宣等资源,可以摆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将自己酿就的矛盾“击鼓传花”传给后任的。 高利贷者确实也有很多会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矿、炒金、炒银、炒铜、炒外汇、炒期货,乃至参与赌博、开赌场等经济高度投机领域中赚取一桶金,而这刺激了他们胃口进一步膨胀。政治“高利贷”赌徒们最初也几乎都能凭着掌控的绝对“优势”而轻易得手,这往往也刺激他们由此更加狂妄至肆无忌惮。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疯狂的投机至最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报复,高利贷的窟窿于是越来越大。所以,高利贷赌徒在最疯狂的阶段,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资源,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弥补日益扩大的债务窟窿。 大陆的政治赌徒们也一样,最初的压制与欺骗可能会在某时间段有效,但民意不是可以永远欺负的。按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说法,对人民对历史欠下政治债也是要付出“利息”的,而且欠得越多,拖得越久,压制越甚,要付的“利息”就越大。于是耗费天文数字的血汗钱封锁网络,监控网民,隔绝信息,培植“五毛”,“引导”舆论;动用黑洞般的资金,调用无数的干警阻截殴打正常上访讨说法的访民;……,在很多地方,不仅已经 赔上了整个体制的公信力,更赔上了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赔上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赔上了民族的未来 ! 高利贷赌徒为安抚债主们的心,往往喜欢穿一身名牌,开几辆豪车,办一些豪宴,也喜欢时不时做一些“慈善”,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底气。政治赌徒们也喜欢摆弄排场以“安定人心”,搞“访贫问苦”,搞XX工程,搞XX运动会,鼓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鼓吹“救希腊”“救欧洲”……。 高利贷赌徒到最后,绝大多数会沦落到不要廉耻的地步。为了弥补日益巨大的窟窿,他们不管是否亲朋好友,不管是否别人养老钱、保命钱,只要能拿得过来以填补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骗到手再说。大陆的政治赌徒们也一样,他们是不管什么人类良知,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党纪国法,什么政治底线,只要能维持住眼前垄断利益的“稳定”,只要能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一概毫不犹豫统统踩在脚下,饮鸩以止渴。省委门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参选的公民可以让他们神秘失踪;依法行使职权的律师可以予以秘捕;对付探访一个理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可以安排“不明身份”者予以粗暴拦截、搜身抢劫、无理关押、野蛮殴打;依法维权的民众可以让他们“被失踪”、“被车祸”、“被自杀”、“被偷漏税”、“被精神病”……,整个政权日益黑社会化,甚至比黑社会更黑。 高利贷赌徒最终都会给自己留一手。“跑路”的老板绝不会“净身”出走,在“跑路”之前早已给自己或至亲家人留好后路。政治赌徒也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美好的明天”,早早地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被“演变”的西方国家,剩下做裸官的他们也早揣好了几本西方国家的护照。 高利贷崩盘之时,当局开出的一个药方是“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饮鸩以止渴。 连自己的银行都监管不好,有什么能力“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决策高层丝毫不愿治病先治根,及时有力惩治贪腐渎职的银行及其官员,及时真正放开早该破除的金融垄断,以及放开对更多的经济要素、政策资源的垄断,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规则,给充裕的民资更多的投资市场 。 对此,大陆时事评论家郎遥远尖锐地指出,以上述方式“救温州”,将要赔上整个中国,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单纯是中小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政治“高利贷”也一样,面对日益溃败的体制,面对无法约束、日益猖獗、肆意妄为的公权,除了政治良知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治改革”之外, 权力高层剩下的就只有“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视文化创新”等等敷衍加忽悠的空洞口号。他们丝毫不肯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不肯还公民以有效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竞选自由等公民权利,继续以民为敌,以人类先进文明为敌 。 最近,剧作家沙叶新博客新作《国家事 , 管他娘 ! 》,其爱国赤诚令人动容。他指出祖国不同于国家 , “我无条件爱我的祖国,但我只能有条件的爱我的国家。我绝不可能不爱我的祖国,但我很可能不爱我的国家。”当今中国,国的含义不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是政党。他又写道 , “祖国不会强拆你的祖屋 , 国家会推倒你的房梁 ; 祖国不会窃听你的电话 , 国家会阻止你上网 ; 祖国不会拒绝你申诉 , 国家会对你强行截访 ; 祖国不会抢夺你的耕地 , 国家会巧取你的钱囊 ; 祖国不会禁止你出境 , 国家会为你制造柏林墙 ; 祖国不会指控你有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安全罪 , 国家会控告你颠覆政府 , 反对裆中央。”试看震灾活埋的学童、结石宝宝、蒙冤访民、被夺房夺地的百姓,……直到两岁的小悦悦,便可知道这个社会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都走向溃败 , “国家”行恶已无顾忌。能遏止国家恶行泛滥 , 使其有所顾忌 , 全系于国人近乎绝望的呐喊和抗争 , 能拯救祖国危亡者,只凭中国人自己。 再来看善恶消长之一例:蒙牛乳品集团牛根生因毒奶宣称金盆洗手 , 日后投身慈善事业云云。岂知新颁的乳制品国家标准 , 因其营养和安全指标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 更比中国既往的标准大幅倒退 , 已招致各方猛烈批评。孰料近日爆出更大黑幕 , 这个低标准是蒙牛、伊利、光明三大乳品巨头排排坐吃果果定出来的 , 原来专家的草案仍维持旧标准 , 鲜奶乳菌含量每毫升五十万个 ( 欧美标准是十万个 ), 但三巨头最终拍板为二百万个 , 标准锐降四倍 !  此乃典型官商共治模式 , 足以放大到每个角落。比如中国能源标准及价格要由中石油、中石化来定 ; 被消费者讥为电讯业“最霸王条款”,系中国移动、中国电讯、中国联通联手制订……如此类推。至于什么消费者协会本来已由党组织领导 , 就连他们也被踢出局 , 至于普通百姓早已被“代表”了 , 更无缘置喙。如斯世道 , 实在太黑太恶 ! “国家”行恶已无底线 , 仍坚守道德底线者 , 只靠真正爱祖国爱同胞的公民。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国人对大陆金权勾结、 官商共治的“特色”模式 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大陆官方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 大陆官方在多年的愚民统治中,在破坏民族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一套党文化系统,党文化的迷魂汤,灌得人美丑不辨、良莠不分,灌得人稀里糊涂、迷迷糊糊 。 在看待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时,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其外在的观感上的东西,而容易忽视其内在的本质上的部份。实际上,它的内涵才是真正属于它自己的东西,这个内涵就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但大陆权贵为了推行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那一套,编造了许多谎言,不断向人民灌输,过程中不断强化其手段。 50 岁以上的人大多都记得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什么样的都有,现在已经证明全系事实造假。一般的就不提了,著名的雷锋走到哪里照片就留到那里,这要是放在照相机比较普及的今天还讲得过去,但在当时只有团一级才有照相机的时代有那么多照片可能吗?个人生活奢侈,皮衣、派克金笔都有, 大白天打着手电筒学毛著 ;《雷锋日记》里那些经典名言全系宣传人员创作。 《半夜鸡叫》被当地农民嘲弄:“半夜起来锄地,那是猫眼?!他是锄草还是锄苗?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水牢以及各种刑具等都为了配合形势的宣传造假。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等等诸多英雄故事皆有造假。 造假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无耻谎言 。 大陆治下的中国人被称为人民。什么都是人民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铁路、人民币、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为人民 ” ”、“人民公安为人民”等等。百姓也被忽悠的以为自己真是什么人民了。为什么把一切都称为人民?因为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敌人而言,不是个法律概念。只要是人民,就要什么都得听共产党的。而公民是个法律概念,讲公民,就要讲公民的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出版自由等等。 大陆官方只有在要求百姓听话的时候,它才提公民,比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除此之外,中国大陆没有公民,也没有自由;因为都被“人民”了,所以也就用不着什么权利与自由 。 无孔不入、无时不刻的洗脑欺骗宣传,把大陆人愚弄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许多人难辨正邪真假 。比如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秦城监狱 12 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刘少奇辞世 3 年后才在狱中得知消息。在这个中共建政来最大的个人冤案中,原本幸福的大家族, 6 人身陷囹圄, 4 人因迫害而惨死。甚至她 8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王光美在狱中想念刘少奇和孩子们时,只能看一看刘少奇的一双袜子。在经历了如此残酷的人间悲剧后,她还对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1972 年当第一次前来探望她的孩子们告诉她家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的时候,她竟然告诉孩子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建个新家!” 1984 年丁玲去世的前二年,已年近 80 、曾被中共关在监狱里遭受二十多年非人迫害,经历过人间地狱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她,却致信中共中央:“ 52 年来,我得到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被冤杀的张志新在被判无期徒刑后,她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然后拢拢头发,坐下来读《毛泽东选集》。…… 1970 年 1 月 5 日,云南发生里氏 7.7 级大地震。灾情涉及峨山、通县、建水等 7 个县,死亡 1 万 5 千余人,受伤 2 万 6 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灾害面前, 大陆当局不是积极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是紧急空运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泽东像章分送灾民 ,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精神抗灾,“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通海县黄龙大队吃的用的都不要,只收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每家都分有一堆!灾民们都表态:“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无处睡觉,还拒绝外援。地震期间,每天除了忠字舞不跳了(饿得跳不动),早请示、晚汇报照样进行,即使饿着肚子,有气无力,隔三差五的还在地震废墟前忆苦思甜,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 致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毛泽东当成是什么中国人的大救星,对自己极权下的奴隶地位浑然不觉。对这种骨子里的奴性,鲁迅曾在《坟 • 灯下漫笔》中就说过:“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 时至今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已在世界范围内被民众唾弃,但大陆还是通过各种手段向国人强行灌输它的那套邪理,继续愚弄百姓。如在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词条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份之一。是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也叫科学共产主义。”今天的大中学校学生政治课本,也都这样表述。即使学生认清了其本质,考试时也得这么回答。而事实上,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犹如过街老鼠;而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还如日中天,连大陆自己都在搞资本主义。这一套歪理还作为教科书的内容强行灌输给大陆人,不是强售其奸是什么?! 所以,马英九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的就职演讲中才讲:“ 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 。” 多年的洗脑奴化教育, 多年的党文化的灌输,中国大陆很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深陷在党文化氛围中,一切思维习惯、话语系统都是党的那一套 。当权者已经成功的把党文化绑定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中,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份。很多人张口就是党如何如何,甚至婚礼司仪在给结婚新人的新婚祝辞中都要说希望好好过日子,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根本无需做准备, “党”词鬼使神差的自动就跑出来了,就好像不是自己的思维一样,完全是无意识的随口就出来了。在大陆人的话语习惯中,“党”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党和人民”,……;“党 ” 永远在前面处于领先位置 。 60 年的高压政治,整体上,大陆人都有一种压抑感,那种无拘无束的展示自己个性的随意与率性,走遍中国大陆也遍寻不得。恐惧感如影随形,只是由于时间的久长,很多人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感觉了,因为它已经浸透到人的个性中了。你要给他更换一种生活方式,他还会不适应呢! 很多人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有的人天生的认命为奴,被人养在笼子里,习惯于这种违背人性的状态,把自由视为谵妄,把不自由视为应有的状态,甚至连想一想自由都有一种违法犯罪的感觉,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悲哀!大陆人已经沦为“共产幽灵”控制下的一具具行尸走肉,活得没有尊严,没有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自己却没有感觉 。 早在 1927 年,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就曾对国人的麻木痛心疾首:“ 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 。”而事实是,大陆人已经充分经历了炼狱般的极度痛苦,但他们 仍然是老老实实的党奴,规规矩矩的顺民,安安分分、不敢越雷池半步 ! 在这种大环境下, 北京怎么可能不输给台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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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许知远:“激扬”编辑部的故事

“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落街”吃饭。这个名字是对“多乐街”的戏仿,是小酒馆、服装店、卡拉OK、旅馆、旧书铺、网吧云集的商业街,大排档的桌子铺到了路中央,烤箱上的羊肉串正滋滋作响,麻辣鱼的油腻腻的香气,小店老板的叫卖声,霓虹灯招牌的五颜六色,一切都是那么拥挤、喧闹,似乎全中国的青年都集中在此,一起挥汗如雨的吃喝、谈话、大声的叫骂,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餐厅的更为简陋的包间,白墙像是几十年来从未粉刷过,薄薄的门板隔不住街道的吵闹和隔壁的酒瓶碰撞声。烤猪肘子、鸭,还有一箱最便宜的雪花啤酒,一切又像是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十年前的校园时光。倘若是咖啡馆文化奠定了近代欧洲大学的气质,那么脏兮兮的小酒馆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味道,这里无序、不洁,却有着生活中少见的自由,是一个洋溢着平等精神的社交场所,可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忧心忡忡…… 伴随着酒精的哲学谈话消亡了,我怀疑在这偌大的堕落街,除去这一桌的青年,还有谁关心尼采和张志新的命运。我记得隔壁包间里突然传来高声争吵,一个兴奋异常的女生说起自己曾是全县的高考第一名,她和一名男生争论起到底是谁的分数高一些,紧接着因过分兴奋而啜泣。很有可能,讨论高考的辉煌,是这些在大学中压力过大的青年最后的自我安慰与认同的法码…… 我们分手时,夜色已黑,人生依旧喧闹,赵岩准备去看一夜球赛,明天一早坐火车去珠海,而其他人要编辑5月份的报纸,很多人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搭进了编辑部,没时间去谈一场恋爱。 我们在街口道别,拍照留念,在一片乱糟糟的背景下,那些年轻的、带有醉意的面孔,生动、灿烂、天真……     (许知远,作家、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270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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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装和套裙,展露着职业性的笑容,急切的要成为既有游戏规则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处公告栏上,是连成一片的补习班小广告,关于雅思、TOFEL、研究生考试,偶尔还有几张来自一家论文发表机构,它宣称只要付几千块钱,就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你获得更好的职业前程…… 但这份报纸与众不同。它16开大小、12版、一版的跨栏照片——看得出,它是对《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的摹仿。也看得出,他们想摹仿不仅是形态,还有批评精神和关怀意识。在红色的报头“激扬”上,是他们的口号——敢想、敢做、敢承担。4月10日这一期的最重要的两条新闻是校园内三家并存的驾校的混乱状态和对宿舍保洁员的调查报道。“她们,是每个学生最熟悉的陌生人;她们,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又被我们忽略。一句话,可以使她们暖心;一个决定,也可以触碰到她们的生存底线”,在新闻标题下,是这样两行的导读。评论与文化,占据了12个版面中的大部分篇幅,其中既有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批评,又有知名学者徐友渔、肖功秦对当下中国的反思。大部分撰稿人都来自本校,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谈论台湾的命运、邓小平时代,甚至回忆了张志新的故事,思考未必成熟,却带着一份执着。最有趣的,仍是他们对于大学现状的批评。他们抱怨校园内的官僚气息的滋生,以阿寥莎的名义回答同学的困惑,还刊登了这样一幅讽刺漫画——两个女生在看宿舍楼道的广告栏,上面写着“华仁情东方丽人医院 早孕检测 腹部黑白超”——妇产医院的广告正取代原来的公益广告…… 12版的报纸,写满了对现实的焦虑、感慨、嘲讽、愤怒,还有一种对更宽阔、更丰富生活的渴望,在充斥着物质、时尚的校园里,他们想谈论精神、书籍和梦想,维系青年学生最后的尊严。 我们坐在戈雅咖啡馆的露天平台上。他们就像报纸上的文章一样,纯真、干净、富有朝气、也充满困惑。这份报纸早在2001年就已创刊,是一个彻底的学生行为。8年来,它由最初的4版、每学期一期,发展到如今的12版,每月一期。老同学毕业离去,新同学到来,编辑人员一直在流动,传统却意外地保留下来,并愈见成熟。只要对此刻的中国大学稍加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坚持是多么不容易。 他们带我去地质大学的校园,指着那头雄性特征十足的公狮子笑称,这是地大的标志。地质大学的另一个标志是,大门一长串的珠宝店,学矿石出身的人,知道如何鉴定珠宝。正是傍晚,校园中热闹非凡,运动场上挤满了青年人,到处散发着无休止的活力。 但是,他们中只有很少人知道校园中有这样一份报纸的存在。我记得这些年轻编辑们刚才的抱怨,当他们在校园里叫卖报纸时,没有太多的人响应。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他们大多来自新闻系,在这样一所工科院校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分子,而让他们兴奋不已的东西,又在校园生活中处于更边缘的位置。 真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地质大学是一个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宿舍的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的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张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就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的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了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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