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11月30日 08:10:03                                                         假辫子和官话                                                                 张鸣 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也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遇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既然学西方，而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 pigtail ），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嘲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不过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强权压着。强权压不住，就只能变通，明明知道这些人辫子已经剪了，硬是假装不知道。只要你肯装上一根假的，我就权当你是真的。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官话和套话，没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儿，私下里也说，他也不信。但到了官面上必须这么讲，不讲，政治上就不正确。其实大家都在装，上面则假装不知道大家在装。一个报告，一个文件，甚至一个课题，具体内容另当别论，只要按上一个官话套话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没问题了。就像东汉时期，孝道是人人都讲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爱，也要先讲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辫子也好，官话也好，都不应该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忠诚的象征。或者说，政治正确，没有什么象征。现代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确所在。如果总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着假大空谈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这样的假大空到处走，走在堂皇的庙堂之上，让百姓讲诚信，岂可得乎？

2012年11月28日 07:40:03                                                     微博的姿态和行动的逻辑                                                                     张鸣 微博存活了两年多了，各地各个机构的官方微博，是越来越多了。当然，这样的官方微博，有的开通之后，就音信杳然，有的则半死不活，也有的相当活跃。广东中山市检察院的官方微博，正义中山，就是一个早上向你问早安，晚上跟你问晚安的一个超级活跃的微博。姿态相当低，而且态度良好。不仅及时发布工作信息，而且还发起微博讨论，促进普法。 其实，一般的网民，对于各地的官方微博，都有诸多的期待，因为它们毕竟代表了权力部门，如果这些微博真能起作用，对于网民解决实际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而各地各机构的官方微博的开通，对于官民之间的沟通，改善官僚机构的形象，以及便民服务，方便民众监督，都有诸多的好处。所以，不管动机如何，只要能开通微博，而且维持运转，对于某些权力机构来说，就是好事。 但是，开通微博，仅仅是打开了跟民众互动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能否真正促进权力机关的工作，改善官民关系，还要看窗口里的人，是否有这个诚意。诚意体现在什么地方？没别的，就是看这个窗口能帮助民众解决多少问题。所以，一个单位的官方微博，仅仅发布本单位的工作信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信息，通过自己的网页也可以发布。所谓的微博，关键是要有互动，你来我往，你问我答。作为一个地方检察院，组织普法性质的讨论，当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涉及一些案件的民众需要解答的问题。当然，更应该通过微博的开通，整体上促进检察院工作的改进，切实做到把工作放在阳光下，接受民众随时随地的监督，消除民众对司法黑箱的忧虑，落实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 一个权力部门，有了官方微博是好事，官方微博姿态良好，更是好事，但把内容做好，才更重要。

2012年11月25日 17:40:03                                                         在官场，能挺也得有本钱                                                                       张鸣 都传说，曾国藩著有《挺经》一书，书分十二章，讲的是为官之道。坊间还真的出了《挺经》，据说还挺好卖的。反正这些年曾国藩就是为官的楷模，凡是讲官场怎么混的人，翻来覆去都讲他。凡是带曾国藩字样的书，都好卖，其实，官场中人，真正能看懂《曾正文公家书》的，都没有几人，坊间的演绎的白话本，基本上都不靠谱，大抵是书商攒出来的，包括挺经。所谓挺经的名目，不过是李鸿章晚年顺嘴一说，其实并无此书。 当然，作为晚清的名臣，干了大事，救下来大清的大功臣，曾国藩也的确有“挺”的功夫。在湘军大营，每天天一亮就起身，跟幕僚一起吃饭，尽管有些很有用，也很有资历的幕僚，如李鸿章老大的不乐意，该坚持就坚持。打了败仗，一般也不自杀，自杀也肯定有人相救。制定战略，定下来对付从武汉到南京摆开一字长蛇阵的太平天国，就是从上游向下游打，先打武汉，然后九江，再安庆，最后南京。太平军的李秀成谭绍光部，却于战略进行当口，进军苏南和浙江，把清朝的财赋之地一窝端了。朝廷只有湘军可用，接二连三下令要曾国藩去救。但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在被逼急了，就派李鸿章带上他的人马去应付一下。最后，这个牛角尖还真就是让他给钻通了。安庆失守之后，太平军全面被动，尽管有苏南浙江，钱粮不少，还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最后南京被围，大势已去。 只是晚年办理天津教案之后，有点没挺住。虽说今天看来，他并无过错，而且替朝廷分忧，解决了大难题，但在当时，却朝野人人唾骂，声望从天上直落地下。一向以他为自豪的湖南同乡，竟有嚷嚷开除他省籍的。虽说他的确是因病而死的，但铺天盖地的嘲骂，也是一个致死的缘由，人到老年，百病缠身，挺的功夫不够了。 这一点，他的弟子李鸿章比他老师要强些。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作为战区的指挥官，李鸿章当然要受处分，拔去双眼花翎，剥掉黄马褂，实职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都让给了别人。虽说因马关谈判的缘故，花翎和马褂都还了，但实缺却都没了。当时，朝中好些人，特盼着李鸿章就此告老还乡，连头上的大学士帽子也一并摘了。可是，李鸿章就是不走，偏要在北京待着。北京没有房产，就住在贤良寺。没有公务，不走，没人搭理不走，没人送钱，也不走。有人奉命前来劝退，不理。糯米团子吃得，猪肉肘子啃得。清朝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有定额的，六个大学士，六个协办大学士，空缺出来，后面的人才能补上。大学士在明代，属于内阁成员，近似等于宰相，人称阁老，位高权重。但到了清朝，内阁已经没有用了，所谓大学士，只是朝廷为了给特别有名望的大臣的一种名誉。实权，在军机处哪儿。但是，在朝臣的习惯里，还是把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称为“相”。这样的荣誉，人人想要。看见李鸿章失势，有人就打他那顶帽子的主意。可是，李鸿章老是老了，挺劲儿十足，硬是不让，偏不叫他不喜欢的人得意。能挺的李鸿章，最后在庚子惹祸之后，朝廷需要跟洋人谈判议和之际，再次有了机会挺朝廷了，最后挺完，自己也翘了辫子。但是，一直到死，都是一根硬棍。医生让他节食，硬是不肯，到死都要吃硬菜。 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能挺，也得有资本和有条件。太平天国兴起，漫天烽火，大清朝眼看就完了，八旗兵不行，绿营兵不行，连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不行了。是曾、左、李他们练民团，把个朝廷救了。这样的救命之恩，别人不清楚，西太后清楚。恰好这个西太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喜欢看戏，中了一脑门子知恩报恩的毒，凡是它觉得有恩于她的人，一律高看一眼。中兴之后，对别的臣子，西太后可以耍性子，摆威风，说撤差就撤差，说发配，就发配，说砍头，也就砍头了。但惟独对于这些中兴名臣，却从来都不使性子，无论怎样，都得给人留面子。所以，不管有多少人挤兑，多少弹章弹劾，李鸿章的大学士，都巍然不动。后来闹义和团，多少顽固派大臣要杀李鸿章，说他是大汉奸，儿子做了东洋人的驸马。西太后却放他去了广东做了两广总督，给了他一条生路。这一番君臣机遇，还真的不一般。当然，反过来，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甚至左宗棠也罢，所有的中兴名臣，对于这个当家的女人，也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如果真有挺经的话，他们也无非是先自己挺着，然后挺太后，挺朝廷。  

2012年11月22日 09:40:06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张鸣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更加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 19 世纪的 60 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由太平天国采用的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 1860 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甚至奕还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证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的头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之后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矮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要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的好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 2 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 60 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改革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 100 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的法术刀枪不入。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在朝廷的民粹鼓噪下的一种暴民的狂欢。而这种暴民，恰好被所顽固势力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 1894 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 1908 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经济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始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得接着面对。拖的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最终会败得非常难看。

2012年11月18日 15:40:03                                                                   照相这点事儿                                                                         张鸣 照相术发明不久，中国人就有福享用了。被照相的人叫耆英，鸦片战争过后，任两广总督。吃了败仗，满人中的开明人士，打算用怀柔政策对付洋人，耆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两广总督当时负责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办法是跟洋人套关系，争取建立私人联系，恨不得攀上亲戚。于是老跟洋人混的耆英，有了一张流传至今的小照，相片质量不高，但却是第一张中国人的老照片。 对于西洋的新鲜玩意，民间和上流社会，总是看法不一。民间对于轮船、火车和洋枪洋炮都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喜欢。但对于有线电报和照相，却心怀疑虑。不仅担心照相会把人的魂给摄走，甚至觉得那一排排的电线杆子以及上面的电线有蹊跷。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甲午前，洋人工程师在山东安装有线电报线的时候，德州有家人家孩子丢了，民间哄传是被电线摄走了魂魄然后被洋人拐走了。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各地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有人砍电线杆。但是，中国的上流社会，对于有线电报和照相，都十分感兴趣。北京算是很保守的地方， 1892 年第一个照相馆开张，很快就门庭若市。来的顾客，尽是王公贵族。 当年的王公贵族，都是旗人。当年的旗人，政治态度保守，思想也不开放。对于洋务运动，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至于戊戌维新，就反的更激烈。旗兵不喜欢玩洋枪洋炮，而旗人对于火车轮船也不感冒。但是，他们对于西方来的玩意儿，却一点不排斥。各式钟表，打簧表，鼻烟，洋烟，光学仪器，兼收并蓄。对于电报和照相，也着迷，充满了好奇。庚子之前，北京照相事业有两家店最为有名，一家叫丰泰，开办者叫任景丰，一家叫鸿记，开办者叫杨远山。这个杨远山，在当年也一个公子哥，风流倜傥，好玩，好交朋友。当年北京城里，上至公卿贵胄，下至书吏走卒，没有不认识他的。来往的朋友，都是好玩的贵公子。当时人称，京城二杨，一个是内务府大臣杨立山，一个就是杨远山。 那个时候，旗人公子哥喜欢照相，跟这些公子哥打得火热的伶人们，也喜欢照相。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就有好些是伶人装扮好的了“剧照”。伶人穿戏装照相，喜欢票戏的公子哥，当然也喜欢。一次，汉军旗的赵家三公子赵尔震、赵尔巽，赵尔丰和满人贵族三公子宝杰、宝梁、宝棻外出游治，吃花酒。酒酣耳热，被怂恿着照了好些戏装和道装、僧装的像。大家看着好玩，见者哈哈一笑，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社会上去了，人称“狭客群居像”。但是，有一张居然落到了宫里太监手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些公子很紧张。虽然当时官员不许嫖妓，不许登台演戏的禁令早已松弛，这副模样的尊荣，如果进了宫，被老佛爷看到，还是大有不便。于是马上花了大价钱，把相片买了回来。其实，这几位仕途不错的公子，有点过于神经过敏了。那个时候，宫里已经有人照相了。西太后照没照不清楚，但至少珍妃有张玉照。况且，即使是皇帝，也喜欢装扮成渔夫、樵夫、老道的模样，现在留下来的雍正的行乐图，都是这个样子，唯独没有装成戏子的。但是，也许是因为雍正不喜欢戏子，但当时的西太后老佛爷，比谁都喜欢戏子。恨不得让皇帝换上西装给她演戏，奴才们戏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庚子以后，想通了的西太后，突然之间对照相特别热衷了。这个老太婆，不仅喜欢换上各式各样的衣服拍照，各种摆拍，而且还拍了好些戏装照。自己扮成观音，让李莲英扮成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这样的观音、韦陀和龙女，毫无疑问都是戏里的扮相，所以，只能说是戏装照。到了这步田地，宫外的照相，就无法无天了，连公子哥在戏园子里票戏的照片也都有了。 有意思的是，庚子年义和团进北京，痛恨一切洋物，连用根铅笔都被视为二毛子的义和团，却没听说他们砸照相馆。跟杨远山齐名的杨立山，在此期间丢了脑袋，跟照相无关，只是因为他跟载漪拌嘴，不买义和团的账。大概，当年最欢迎义和团的是旗人，旗人喜欢的东西，义和团也就刀下留情了。 照相是个好玩的事儿，在晚清，凡是好玩的事儿，旗人都有份儿，不管它来自哪里。当年旗人中英语最好的张德彝，出使多国，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单单把人家的游戏，一项一项介绍回来。旗人之好玩，可见一斑。